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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以武:书写人间烟火味

更新时间:2019-11-06 来源:羊城晚报

著名作家、第二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得主章以武近日出版小说选集《朱砂痣》。就此,这位年逾八十仍精神抖擞的老作家,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讲述这部都市味满满,既接地气,又时尚活脱、折射时代亮光的新作的诞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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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生活的有心人

羊城晚报:这本小说集的侧重点是什么?

章以武:这本小说集的中短篇小说全都写都市生活。日益膨胀的都市中,随处可见同样的梦想,不一样的人生。爱的不老,情的清贵,生命旌旗的舞动,无不折射时代亮光。这就是我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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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说集同名的中篇作品《朱砂痣》,是正面写抑郁症与情爱的故事。抑郁症是生理疾病,也是心理疾病。我把抑郁症和情感连在一起写,同时也反映了我们社会对患者的人文关怀。

《暖男》,写高校生活。我长期在高校工作,对学府的静水深流颇熟悉。主人公田边草是一位出身清苦的青年俊才,他奇妙独特的爱情与奋斗历程令人赞叹。他遭受许多偏见与不公,所以此文有批判意义。不过总体来讲这是个正面形象,我赞美他,赞美正能量。

《太老》这个中篇,也是来自于生活。我的朋友给我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做媒人。男的52岁,女的38岁,都是文化人。两人见面后给媒人的答复竟然一致:都嫌对方太老!这很耐人寻味。应该说,当今社会婚恋观已发生变化,年龄不是问题,不是拦路虎,关键是价值取向,彼此是否说得上话。

你说他(她)太老,我说正好!以这样的思路去结构故事,作品就有社会意义啦。平时我对当下生活中的情爱故事,爱听,爱记,特别是具有烟火味的细节,因为故事易编,细节难觅啊。

羊城晚报:小说集的题材涉及心理疾病、高校职场,还涉及一些城市观念的变化。您如何观察、表现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变化?

章以武:我觉得,作家首先要做生活的有心人,《朱砂痣》里有的情节,就来自饭局中的闲话:女的将出国,就将自己的闺蜜介绍给男友。她认为肥水不流外人田。女的说,只许你跟我的闺蜜好,不准跟别的女生好,这样我就心理平衡些。

我认为,把小说的人物写活最难。因为我写过电影《雅马哈鱼档》、电视剧《南国有佳人》等,很讲究现场感、画面感,也很讲究语言的精炼、活脱。所以我爱在生活里寻找素材。有一次,我在二沙岛一家西餐厅看见一对男女,男的帮女孩戴耳环,男的笨手笨脚,半天也没戴上去。这是细节,很动人,很生活,很日常!正是我需要的。

作家要做到“心要上去,脚要下去”。心要上去,就是把握时代的脉搏,讲具体点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比如说大湾区,对大湾区的来龙去脉要心中有数,为什么中国要搞大湾区,为什么这么紧迫,世界上有很多湾区,中国的大湾区有什么特色?

所谓脚要下去,就是做生活的有心人,关注周围人的故事、命运,因为我们周围的人都是普通人,都是草根,他们工作生活在火热生活的第一线,他们最有发言权。作者若不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梦想追求,与他们情感同步,可谓寸步难行。

羊城晚报:这次选的作品和之前的作品有什么不一样?

章以武:过去的作品主要是正面写广东的改革开放、人们的观念转变。天还是这个天,地还是这个地,为什么珠江三角洲发展这么快?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观念的变化。顺德人有一句话:转得快,好世界!很深刻。在珠江三角洲,普通的村镇干部,市场观念烙在心间,念念不忘。 

例如上世纪90年代我去中山采风,一位乡镇企业家的客厅里放了一架锃亮的钢琴。他说,我不会弹,我是附庸风雅。这说明洗脚上田的农民的思想在变,懂得钢琴象征着有文化。

而这本书,则涉及都市的新题材,有高校的,有抑郁症的,有婚恋观念转变的,有爱慕虚荣攀比的,等等。这些方面我也不陌生,因为我自己生活在都市里。而且我这个人喜欢折腾,喜欢交朋友。许多闲谝中的故事,深究细想,其背后都具人生况味,都是作者求之不得的宝。

小说集中有一个短篇叫《唏嘘》,没有在广东发表,我怕人家对号入座。小说写了有的青年干部很想有所作为,很想创新,但是在旧的陈腐观念制约下,很难发挥其能量。满腔热情的年轻人,想干一番事业,情况却往往不是那么简单。上面也想这样做,但是到了具体的单位,错综复杂,一言难尽。

广东文坛有良好的创作氛围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您的创作与身边环境的关系?

章以武:我所以能够写点东西,跟广东文坛的大环境是有关系的。我觉得广东文坛有一个良好的温暖的创作氛围,这对一个作家的成长太重要了。2015年,我被评上第二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这是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作家协会、广州市文联对我文学创作的肯定,对我是极大的鼓舞。

在深圳展出的广东改革开放40年成就展,播放《雅马哈鱼档》,我凝视影片,心生波澜,好感动。还有,羊城晚报成立粤派批评工作室,对本土作家的创作给予支持、评论与鼓励,也令我大受裨益。

而文友们的喜爱、帮助也十分重要。比如说《头发上停着许多蚊子》,缘起于2017年,我作为颁奖嘉宾,参加羊城晚报主办的花地文学榜。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斯奋跟我说,坐在他前面那个女同胞,头发刚做过,很多蚊子飞在她的头发上,很有趣,可以写个短篇。

回来以后,他的话始终挥之不去。怎么写?我后来想出来了,一定要和社会上发生的故事结合在一起。现在很多女孩爱慕虚荣、攀比,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她们甚至为了美容,把脸搞坏了。

写出来后,我把稿子发给刘斯奋看,他说可以增加喜剧效果,增加荒诞味,这样更过瘾。我觉得有道理,把它往喜剧上靠,然后就变成了现在这个作品。

又比如,我写成《暖男》初稿后,请七老八十的著名作家陈俊年、范若丁来“会诊 ”,前者是“盲人”(有眼病),后者是瘸子(小中风)。他俩看得细,意见具体,可操作性强。我感动不已!

还有,花城出版社对本土作家的作品特别热心关照。我这书稿发至花城社,不到一个月,就让我去签合同。该社张懿副总编辑说:教授学生多,送书20本太少了,后边加个零吧。多暖心窝,多有气度!

书生老矣,自然规律。不过,我初心不改,手痒痒,仍然会写点短小的作品,仍然会力所能及地往下走,仍然会笑眯眯、慢吞吞地扛着“舢板”去寻找“河流”。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陈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