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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钦丨往事越千年

更新时间:2019-10-28 来源:黄国钦

住在广州,总想知道,广州的前世今生,番山在哪里,禺山在哪边,中轴线在哪个地方,城市如何变化。

自从有了这个念头,我就变得有点不安分,有点不由自主,有点情不自禁。在一个个华灯璀璨的夜晚,又一个个市声喧嚣的白日,顺着一座座骑楼相接的连廊,我走向历史,走向时间指引的深处。

一座赭色的城堡一样的建筑,横亘在骑楼的后边,沉稳、肃穆。从对面的大楼俯瞰下去,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张开的口,对着天空,要诉说一段远去的历史。

一个人,就是这个时候,从赭红色的城堡里走出来,赵佗。城堡曾经是他过去的王宫——南越王王宫。如今,城堡是南越王宫博物馆。

走在赵佗前面的还有一个人,任嚣。对,任嚣。广州有城的历史,就是从这个人手上开始的。

任嚣没有想到,公元前214年他督兵营建的任嚣城,历二千二百三十二年后,如今,依然是皇皇广州的城央。

现在,广州城里,很多人都不知道任嚣是谁了,也没有几个人愿意去了解,任嚣,做过哪些。但是,英雄不会落寞,有人,总会记得,这片土地上开疆拓土的先人。

任嚣是历史上广州建置的第一任首长:南海郡尉。再往前,就是岭南的部族部落时期——百越中的一支南越。岭南不像中原、江汉、淮海,有商周、有春秋、有战国。秦朝以前,岭南没有历史的记载,没有民风的采集,只有人们印象中口传里的瘴疫、蛮荒、异俗。秦灭六国、败匈奴以后,始皇帝雄视天下的眼睛,就一次次越过五岭,扫描这片波涛汹涌的南方。

当时,广州只是珠江口内的一片丘陵、洼地,山冈起伏,林莽遍布。越人,就栖居在这片阳光强烈、雨露沛足的水边山林,渔樵狩猎,椎髻箕踞,夜伏昼出。

战争,就在一个阴晦的早晨,在五岭的一个隘口,短兵相接。那个短兵相接的晦暗的早晨,是公元前219年,始皇帝纪元的二十八年。这一年,应该是一个和风细雨的丰年。经过十年摧枯拉朽的征战,灭韩、灭赵、灭魏、灭楚、灭燕,最后灭齐,又休养生息了两三年,始皇帝统一天下,征服百越的壮志雄心,又如火如荼。这一年的春末,还是夏初,是雪霁,还是轻风,都已经不要紧了,要紧的是始皇帝在几个不眠之夜以后,在一个黄道之日,在咸阳章台宫中,拜屠睢为国尉,发兵五十万,分五路大举进攻岭南。

历史,从这次战争起就进入了拐点,岭南,开始了与中原的互动,不管这种互动是什么形式,开始了开发的步伐,不管这种步伐是如何的踉跄、曲折。《淮南子·人间训》当时这样记载这次秦朝的军事行动: 

“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杀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

那时候,黑衣甲胄的秦兵,旌旗猎猎,军容肃整,挟灭六国之威,败匈奴之勇,五路铁骑兵车,滚滚而来。

东边一路,自今江西向东进发,攻取瓯越、闽越;居中二路,直指南越,其一经今南昌,越大庾岭入广东北部,其二经今长沙,循骑田岭直抵番禺;西边二路,一路由萌渚岭入今贺县,一路经越城岭入今桂林,攻西瓯、骆越。

秦瓯战争的风云,自公元前219年起,就在百越,此起彼伏。先不说东边的一路,当年就攻下瓯闽,把浙江福建,纳入秦帝国的版图。中、西路两广的越人,却不像闽浙那样轻言放弃,他们依据险岭高山,荆棘丛林,溪涧峡谷,与秦军相持游击,回旋拉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是所向披靡的秦军所没有料到想到的。灭六国的时候,一年两年,就下一个国家。强大的赵国、楚国,也只是两年多一点点的时间。而今,深陷岭南,已经漫漫五年,依然毫无胜算。《淮南子·人间训》载:“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历史,就是从这种字里行间,向我们打开了一线缝隙,让我们窥到了嗅到了一种战场的气息。这种战斗到底,决不投降的血性和气概,让秦军恐惧和失措。

屠睢,就是在这个时候,暴露了他的蛮勇和一意孤行。王翦、王贲、蒙恬灭六国、败匈奴,是进退有据,恩威并施,攻心为上,每战必胜。居中欲下番禺的屠睢,却没有像他们一样审时度势,胸有成竹。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在气候炎热、水土不服、地形不熟、士卒劳倦的情况下,要命的是粮食匮乏、虫蝎侵袭,蚂蟥和山蜈蚣防不胜防,仍我行我素,涉险深入,终于在西江畔的三罗地域,也就是今天的罗定郁南,中了越人的埋伏,在乱箭之中,被毒矢射杀。

我是在解放路迎宾馆的任嚣墓上,缅怀任嚣的。这是一个抔土为冈的小丘,冈上一座红柱绿琉璃瓦的小亭,亭中有一方墨色的石碑,写:故秦南海尉任君墓碑。

屠睢死了,三十万大军伏尸流血,秦兵大败。任嚣,就是这个时候,进入始皇帝的眼光。公元前214年,任嚣和赵佗,率兵五十万,又重新挥师岭南。

关于任嚣征战岭南,史书记载不详。古今史家大都主张任嚣与赵佗,一正一副,率军南来。广州文史、考古专家麦英豪却考证分析,认为岭南是赵佗打下来后,任嚣为秦始皇委派,空降到岭南任职。我认可麦先生的这种分析。公元前214年,秦征服岭南,置南海、桂林、象三个郡。任嚣,就是在这一年,从咸阳出发,舟马劳顿,奔赴番禺。书读到这里,我才明了了秦始皇经略岭南的用心良苦。秦朝建置,郡设郡守、郡尉、监御史。始皇帝在反复斟酌,反复掂量之后,做出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三个郡均不设郡守,只设一个南海郡尉,统领三郡,桂林、象仅设监御史治之。始皇帝这一招,说白了,就是,任嚣,岭南交给你了,就看你了。也可以说,始皇帝还没有想明白,那么遥远的山后边,那么格格不入的族群,天朝应该怎么管,先放一放吧。

任嚣到了番禺,第一件事,就是选址、筑城,建南海郡治。筑城,就像安营扎寨。安营扎寨是临时措施、临时思想,随时都要开拔、转移、出发。筑城,是安身立命,建立政权,管治一方。任嚣的不世之功,就是为广州城,选定了一个两千多年不变的城中心。世界上,历两千多年城市中心没有挪移的,只有广州、罗马、埃及的亚历山大,然后,你再看看,还有谁呢?!

我无法理解,现在的人们,大多也无法理解,任嚣,是怎么做到的呢?

徘徊在北京路上,我一直在想,任嚣那个时候,珠江简直就是一片汪洋,江面,足足有两公里宽,北岸就在现在的中山四路中山五路,南岸,一直到了现在河南的同福路。叫做任嚣城的番禺城,就在现在仓边路、越华路、吉祥路、中山四路中山五路四至之间。绕着这一圈四至走走,总有一些历史的蛛丝马迹,可供追踪。站在北京路口,面对着财厅,面前的中山五路,是原来的珠江北岸,视线越过财厅大楼的穹顶,隐隐看去,是越秀山的五层楼。对了,这就是任嚣的选项。番禺城前有珠水,背有靠山。

说到山水,就要说说广州老城的原始地形,说说广州城区高低起伏的地形地貌,说说广州,是如何从半岛的形状,演变成了陆域,也说说任嚣,如何堪舆。两千多年前,任嚣筑城的时候,珠江还尚未成形,后来的珠江三角洲,在那时,还是茫茫南海靠近大陆的临界部分。番禺城,就在出海口的北岸,这是一小片特别适宜于古人类聚居的平原。平原的北沿有丘陵,丘陵附近有茂密的林莽,这丘陵后来就被称作越秀山。越秀山下的平原分作两脉,一脉从西麓往西南方向延伸至海边,形成半岛,半岛的南端有小山岗,叫坡山,这半岛就被古地理学家称作坡山半岛。平原的另一脉从东麓往正南方向也延伸至海边,形成了另一个半岛,半岛的南端也有小山岗,叫番山,半岛也就称作番山半岛。番山半岛和坡山半岛中间隔着个小小的海湾,叫海珠湾,到了东汉,海湾淤成了洼地,两个半岛连成一片。

如今番山的遗址,就藏在我身后的文德路,坡山的痕迹呢,就在广州西边的五仙观。

其实,任嚣任南海郡尉之前,赵佗跟他并没有什么交往。赵佗在20岁弱冠之年,就已经奉命率军攻越。他没有时间,去认识他这位后来的上司。与凶狠蛮干、好胜逞勇的屠睢不同,赵佗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从公元前217年接过屠睢殒命、秦兵大败、伏尸流血几十万的烂摊子,到公元前214年略定岭南,赵佗显示了行军打仗和戍边安境的两种才能。你看,战争的四年时间,他更多的是开道路、移民、边贸、和传播中原先进文明。他让内地逃亡的罪犯、卖身的奴隶、做买卖的商贩、贬谪的官员来到岭南戍守,还向始皇帝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读书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一个失笑,还有谁这样打仗的吗?!但真的,这样一个一个落脚点推进,使秦军变客为主,无有了后顾之忧。

我想,赵佗这样的攻略百越,任嚣应该是时有所闻,欣赏备至,这是日后,他们付托、结盟的基础。我在南越王宫博物馆,就感到了他们两个人的默契。

南越王宫博物馆,准确的名称,应该是西汉南越国王宫署博物馆。刚开始看到这个怪诞的名称,很多人都觉得诧异,我也讥笑这个命名的人,文字不通,逻辑也不通。宫是帝王居住使用的地方,署是官员办公居住的处所。宫就是宫,署就是署,这样泾渭分明等级森严概念完全不同不能混淆的字眼,怎么能搭配一起组成词组呢?后来我知道是我浅陋了,该笑话的人是我。几出几进西汉南越国王宫署博物馆之后,我算弄清楚了,任嚣筑番禺城以后,这一处地方,这一圈范围,发生了多少我们应该会很感兴趣的故事。数给你,西汉南越国王宫、五代十国南汉国王宫,还有三国吴国广州州治、两晋广州州治、南北朝广州都督府、隋朝广州刺史署、唐朝岭南道、岭东道节度使府、清海军节度使司署、宋朝经略安抚使司署、清海军大都督府、元朝广东道宣慰司都元帅府、江西行中书省、明清广东行中书省、广东承宣布政使司署,所有的官署都在这里面。

陶侃搬砖,见诸于《晋书》《世说新语》,还有唐初宰相房玄龄写的笔记。房玄龄写道: 

侃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其励志勤力,皆此类也。

讲的是东晋将军陶侃,远任广州刺史,朝搬百砖于屋外,暮搬百砖回屋内,日复一日,勿使自己闲逸荒嬉的典故,原来也发生在这片宫署里。广州人太用心了,宫、署,宫署,一个复合词组,解决了两个不能并列的难题。

两千多年前的广州,真的带给人许多遐想。我总是在琢磨,那些先贤,给广州,带来了什么?!

任嚣真是一个开疆拓土的先人,他带给广州的,不仅是一座城池,还有远见、胆魄。远见和胆魄是两种范畴,并不容易兼而有之。任嚣把远见和胆魄,运用到了极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会稽,病死沙丘,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起义。任嚣当时扶病,面对如此突发事件,他马上反应——独召龙川县令赵佗到番禺,告以天下形势,并嘱托后事。任嚣说: 

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邦、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兴兵聚众,虎争天下,中国之乱,未知所安,豪杰叛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到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

任嚣的远见与胆魄,就是找一个胜任、放心的合作者继承者,告诉他,马上发兵据守五岭通道,切断交通,杜绝任何作乱的军队乘势进入岭南,保一方平安。岭南有地理优势,也有人才储备,不得已的话,立国自治。接着,任嚣发布通告,把南海郡尉的职守和印信交给了赵佗。又两年后,公元前207年,秦二世三年,任嚣听到赵高杀死二世,子婴捧传国玺出降,秦朝灭亡,溘然而逝。

是年,赵佗30岁。又四年,赵佗击并桂林、象郡,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

赵佗的这个举措,后人有种种评说。但是,在那样的历史关头,换做你呢?作为广州的后来者,我非常喜欢这位岭南的先贤,你看,他完全不拘一格,用财物与东边的闽越,西边的夜郎、句町睦邻,又以攻为守,出兵攻打长沙,使南北划岭分治。对内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允许越族部族自治,汉越通婚,越人出仕。他自己又以身作则,弃冠带,魋髻箕踞,从日常生活和习尚方面与当地族群融合,消弭隔阂。经济上他请戍守的移民示范,大力推动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变越人为定居生活。还有什么比和平稳定与生产发展、生活改善更能让人悦服呢!

心态奇好的老先贤,活了102岁,在位67年。历经了秦始皇、二世、汉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武帝八朝,于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去世,在越逾82年。

赵佗走了,给我们留下的,仅仅是一座南越王宫博物馆吗?

南越国的灭亡,有什么历史教训?古老的中国,为什么每一次政权更迭,就要放一把大火,人类的文明,不能让它存续下来吗?

不知怎么回事,还是要写到它。本来,一个王朝的终结,还是不写的好。

吊诡的是,那五路大军,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奇啵,也是五路大军,真让人不能释怀。汉武帝真是千古一帝,与善骑射的匈奴比拼过骑兵,现在,又要与擅水战的南越比拼水军。五路汉军沿着水路朝番禺进发。第一路以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从长沙国的桂阳下湟水,自今湖南进入广东连州,沿北江到石门。第二路以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郡,下横浦关,从今江西通向广东南雄至北江。第三路以归义候郑严为戈船将军,第四路以归义候田甲为下沥将军,在湖南零陵分二路,戈船将军通过灵渠下漓江,下沥将军取道富川江、贺江顺流,二军在封开江口会合,沿西江直通番禺。第五路以驰义候何遣率巴蜀的罪人和夜郎的军队,自贵州沿牂牁江从红水河达西江。一场由南越国宰相吕嘉挟南越王、杀汉使者、擅权乱政、谋私误国的不义之举,终于酿起祸端。公元前111年秋,珠江大战,番禺城破。

行文至此,我才恍然,脑海里盘旋的,不是五路大军,是船和珠江,是船和珠江对于广州的命运。

珠江北岸的岸线,自这次大战以后,是渐渐地南移了。

先是移到了今西湖路一带,晋代,又移到了惠福西路北,唐代,岸线移到了玉带濠一带,宋末岸线又移到了一德路、万福路,清初移到了北京南、珠光路,还有……

岸线一次次的南移,江面一次次地缩窄,真应该坐下来,好好思考它的因果、祸福、利弊。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真佩服古人,早早地就懂得利用河流,征服河流,驾驭河流。南越王宫博物馆里,有一处秦代造船遗址,三个造船台,由北而南,枕木、横阵、滑板、墩木,一一具备,还有弯木地牛,等等。《山海经》曾记载:“番禺始作舟”,说的就是岭南,最先发明了造船术。秦代造船遗址,恰好做了一番物证。看官你想想,在没有公路、铁路、航空的时代,河流和船,对于人类,对于城市,意味着什么。而一个秦代造船遗址,对于远古的人们,对于远古的城市,又意味着什么,说明着什么。

北京路西拐,西湖路南侧,还有一处遗址,也与珠江有关。这是一处水闸。埋在地下两千多年了,有一天忽然被惊人地发现。水闸我去看了五六次,越看越有滋味,越看越有兴趣。为什么呢?我们看过石砌的水闸,看过混凝土的水闸,就是还没有看见两千多年前夯土垒木的水闸啊。我弯腰瞧瞧那些硬得像石头的凝固的夯土,换个角度,侧个脸,再琢磨那些横一根竖一根垒在夯土里面的原木,干什么的呢?

考古的人们高兴,说据此可以确定南越国都城的南界,一个精准的坐标。水利的人有点失望,说原理跟今天的水闸一模一样,没有什么稀奇。

我倒是开心的笑了,原理跟今天一模一样,你说是古人聪明智慧,还是后人两千多年裹步不前?

再说一说秦代造船遗址。有过争议,但争议之声有点空泛乏力。不管怎么说,遗址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我呢,更看重的,是它的标志性意义。

岭南河网密布,溪多流急,造船、用船,必然成为民生和军需的必须。班固写的《汉书》,里面就有一个很搞笑的记载:“入越地,舆轿而逾岭。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汉军征伐南越,水军需要肩背扛着拖着船只,攀山越岭。这种军事行动,只有在岭南才会有。这是《汉书·严助传》卷六十四的记载。严助曾到会稽监督水军,深知闽越南越一带的地理水文,是他大力建议汉武帝攻越。

也有人想当然,说这里制造的是供海外贸易的商船。这也未免高估了当时对外贸易的规模。遗址发掘的三个船台,长度都超过100米,其中2号船台最大,宽2.8米,造出来的船,底宽能够8米,长几十米。这样子的船,怎么能够远洋呢?最近看到一本书,《羊城旧事》,作者持论,认为这是一座兵工厂,生产内河和近海作战的小型战船。这是一个大胆的推测,却并非异想天开。

最先发现秦代造船遗址的不是当下,而是460年前。《广州城坊志》和《广州轶闻》,均转载了明末广州学者黄佐编簒的《广东通志》里,一条极不起眼的记载:

嘉靖戊午十一月,广州城隍庙后五丈,有大榕树,頽朽久矣。其根下壤又丈余,有穴。道士扣之,其声洞洞然,曰:“中必有藏物。”发之,得桬木板数十片,皆两两相对立,多不可致,且近神像,乃封之。盖唐宋以来完缮橹板干也。

嘉靖戊午,是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广州城坊志》和《广州轶闻》,断句稍有不同,个别字眼也有差异,但意思完全一样。择其要说,就是广州城隍庙的道士,秋天的某个清晨,在庙后大榕树下三四米深的土洞里,意外发现了几十片老久怪异的木片,因觉得像神像,生敬畏,又把它们埋回土里去。

黄佐的故居在今北京路青年文化宫,距城隍庙仅一箭之遥,记载当为亲眼所见,黄佐的学识更让人佩服,凭目测即能明确指出那些霉烂木片是修缮船橹所用的材料。只不过,年代估得保守咯。

从造船遗址还要再说到南越国水师。楼船将军杨仆下令攻城,城破,南越王及宗室、官宦踪影全无。这就匪夷所思。

后来探马报,吕嘉挟南越王赵建德、王室、朝廷,逃亡海上。

吕嘉的打算,未尝不对。一个王朝,总有它的几十万军队。汉军径取番禺,南越国大军,大多赶不及勤王。现在退避海上岛屿,总还能喘息、歇气,寻余地周旋。

我也觉得,此行有可操作性。

奈何天不助也。吕嘉一行来不及舶到海上,汉军已循迹追至。结果你知我知,南越国覆灭,吕嘉被杀,赵建德被俘。

这最后一战的详情,史籍无载。

但对于楼船将军杨仆,司马迁称之为“酷吏”,屈大均评之曰“惨暴”,让人悬想。

悬想归悬想,问题却不容回避。以越族人为基本兵源组成的几十万南越国军队,特别是擅长水战、擅长造船的水师,哪里去了?

让人搓掌踱步,百思不解。

答案终究慢慢浮现。失去了指挥中枢之后,除了投降者,不管是暂避风头,还是图谋东山再起,身在兵船上,其去向,只能按越族人吕嘉的既定方针,逃亡海上。日后广东独有的民系——疍家,遂由于这场内战而诞生。

闲暇时间,我们披阅书册,踯躅古迹,回味历史,咀嚼的总会有苦果。汉越战争那曲悲歌,几多年后,依然余音袅袅。

想想,汉军稳定了岸上局势,北方移民陆续南来,但相当长一段时间,逃亡海上、擅长水战的那些南越人,必不会安于浮家泛宅的状态,他们总会出其不意地袭击骚扰那些战胜者。而胜利者对他们的围剿、追捕,肯定难免。

时间慢慢地推移,创伤悄悄地平复。随着这种非常态渐渐地演变成固定的生存格局,岸上人和水上人起源于军事性质的相互对抗,也渐渐演变成民俗性质的互相敌视。

此后数百年,史书上不见这批逃亡者的踪影。但《晋书》中的寥寥数语,仍依稀透露出个中的讯息:“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宾服者五万余户。”

民间,疍家的传说、故事,不绝于耳……

八 

广州的变化,是一个一个朝代,广州的脉络,却一直在北京路。宋元三城也好,明清新老二城也罢,都是依据北京路东拓西扩。

沿着北京路,我总想再走一走,找一找,再看一看岁月留下的遗迹。可是,高楼阻挡了我搜寻的眼光,簇新的街景恍惚着我脑子里的印象。新和旧,其实也是喜和忧,它让我生出惆怅,和长长的感喟。城市在变,但城市历史不变,城市肌理不变。拐进越秀书院街,走到底,大马站。朝南,可以看到大佛寺的觉慧楼,朝北,折向中山五路,走几步,却是在西湖路寻了很多次都寻不着的小马站。一头钻进去,一条窄窄的小巷,仅容两人并排走。一边,是建筑工地的围墙,一边,是青砖勾缝的老宅。进巷就有惊喜,一块硬木木匾,挂在一座大厝的门口墙上,木匾上几个遒劲的大字:濂溪书院旧址。楷体,阴刻,扫绿。风雨吹蚀,木匾的油漆褪尽无存,也不知那年那月那个谁张罗挂的。木匾的隔壁,墙上镶着一块石匾,尺寸短了一半,也有一行娟秀的楷书:周濂溪祠地界墙。大小马站,过去书院遍布,书声琅琅,占尽羊城风流。小马站是条断头巷,尽头,西拐,便是流水井。兜兜转转,都是广州的文脉,广州的底蕴。广州标榜岭南文化中心,说到底,历史上的核心,也就在这方圆。

有人好事,考证大小马站,是过去的驿站,飞马传讯,换马歇驿,说得头头是道,有根有据。我不信。哪有驿站设在城中心。就是秦汉隋唐,南朝两宋,这里也不是郊外长亭。再说,哪个又会把两个驿站,并排一起,比肩而立?倒是一个调皮鬼的说法,让我莞尔。他说一队骑队过来了,他们被这里的热闹吸引了,勒马,将军的大马站在队头,传令兵的小马站在队尾,于是,大马站的地方叫大马站,小马站的地方叫小马站。

小马站拐过的流水井,依然古色古香。流水井的庐江书院,在何家祠道里边。广州明清的书院,眼前就数它保存最为完好了。我四次踏访,敲门,道明来意,保安就是不解人情。

反而玉带濠大度,任我来去。

玉带濠,挑明了说就是广州城南的护城濠。广州从任嚣筑城,经秦汉隋唐,四至大抵都在原来的地方。只有东晋的鲍靓,有个大胆的突破。鲍靓是个著名的道家,曾任南海郡太守,从丹阳随他来罗浮山炼丹的葛洪,就是他的弟子和女婿。鲍靓来到广州,公元319年在越秀山南麓建了座宏大的道观——越冈院,明朝以后称为三元宫。鲍靓的传说很多,在广州的靠山建这样一座规模的道观,于广州城的格局,有什么深意焉?

广州大规模的建城,是在宋朝。其实,也就是在任嚣城的东面,再建一座东城,在任嚣城的西面,再建一座西城。这样三城并存的格局,充满着绝无仅有的喜感,就像那个发明大马站、小马站的调皮捣蛋鬼。明朝的建城,就让人有点难以启齿。永嘉侯朱亮祖出镇广东,征发三万军民,拓建广州北城,建越秀山镇海楼。此人暴戾枉法,多行不义,被朱元璋鞭死夺爵,不说也罢。

从玉带濠返回北京路,只是举步之劳,我的脚步,却有一点点迟滞,我的内心,有一点点忧伤。甘溪水、六脉渠,年年岁岁,带着广州城的晓风残月,春红秋霜,从玉带濠排向东濠、南濠,汇入珠江。现在,喧腾的玉带濠成了暗渠,见惯了两千年天日纪年的玉带濠被蒙上了眼睛,地底下的流水,还流淌着古韵么?还是汩汩着呜咽?

玉带濠无语。

反倒是北京路,坦坦荡荡,敞开胸怀,让我在榕阴的婆娑中,在知了的鸣叫里,在钢化玻璃的光影下,看到了一双双迎面走来的步履,听到了一声声拂耳而过的回音。

毫无疑问,北京路只是当下的一个称谓,一个标记。历史上,它的名字多着呢。是的,不变的,是它的传统中轴线,变化的,是它的一个一个曾经的名字:布政司前街、承宣街、承宣直街、广府前、双门底、双门大街、双门底上街、双门底下街、雄镇直街、永清街、永汉路、汉民路、北京路。

每一个命名,背后必藏有一段渊源、一个缘由。说来话长。但改名字是你愿意的吗?你知道改名字的初始是欣喜还是喟叹?永清街改永汉路是革命的结果,永汉路改北京路是“文革”的狂欢。宋仁宗皇祐四年,侬智高反,攻广州甚急,援军就是从东江顺流而下,由大南门入,解广州之危。大南门,是城门,也是地名,在今北京路。清文宗咸丰七年,英军炮击拱北楼,攻入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拱北楼,鼓楼、更楼,地名,也在今北京路。地名的深处,还有多少暌违的历史,多少难忘的往事?为了了解宋军解围,由大南门入,走的那段北京路,宋朝时候叫什么?查遍历史资料,阙如。宋元以前的路名街名,一概没有。也好,一种历史,一样方志,一些典故,留给有心人了。

拱北楼,是明清时期的叫法,在更遥远的时候,叫清海军楼。读史真是有趣,就像一个顽童,执着一个望远镜,在向着远方,东张西瞧,一处处远去的风物,就被扯到眼前。

就说清海军楼。

唐末天祐三年,清海军节度使刘隐扩大广州南城,着人凿低南门两侧的番山、禺山,在南门上建清海军节度使楼。

十一年后,五代十国,刘隐之弟刘龑据广州称帝,建南汉国,广州改称兴王府。那时的刘龑应该是雄心勃勃。你看他在番山开山,在禺山平地。开山平地,取的石头,就在禺山原址稍东,垒起了双阙。阙,皇宫大门前,两边供瞭望的楼。开山垒阙,多大的气魄。番山遗址今在吗?在文德路孙中山文献馆的番山亭。禺山遗址在哪里?北京路,“广百大厦”的脚底下。更有意思刘龑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皇帝,他在双阙的门上面,依然挂着“清海军楼”的大牌匾,把双阙变成了清海军节度使司署的大门楼。

双阙认起真根本不是城楼,也跟城门无有一点关系。却有人偏偏穿凿附会,演绎出两个城门洞的笑话,并且传遍四面八方,后人以讹传讹。笑话说双门是两个城门,说广州是府城,按规格可以开两个城门洞。这让我一直狐疑、纳闷,见过了南京城的三个城门洞,见过西安城的三个城门洞,舍此,莽莽神州,州府之多,城池之多,哪见过有双城门的?为什么唯独广州有双城门呢?问遍广州多少有识之士,概莫能答。

一座双门拱的古楼,生出多少历史烟云,是非纠葛,思辨拷问。

我还是喜欢楼北的那一段官道。夕阳西沉,红云映在财厅的穹顶上。钢化玻璃下的一层一层官道,苍苍茫茫,又似乎活泛起来,一个个人影,一声声招呼,从唐、宋、元、明、清,又擦肩而来。我看着他们。南汉国的官员,最守着规矩,从宫阙里是走路来着。其他朝代的官吏,有限制骑马或者坐轿吗?我盯着钢化玻璃下的官道,一个一个朝代,青砖铺砌儒雅,却没有答案。

官道沉寂,但广州城却令人满意。他们把一条千年古道,掘地剖开,完完整整地捧在你的眼前,清清楚楚地让你看个明白,让你自己去抚摸、去倾听、去对话。这才是广州城,出人意料的豪举。

九 

广州的历史,说起来有点意思。三朝十帝。南越国,五帝,南汉国,四帝,南明,一帝。又都是兵荒马乱,顺应形势,择地举旗,挥写史书。

南明的灭亡,最值得嗟叹,不是清军打败南明,是南明自己内讧。广州一个皇帝绍武,肇庆又冒出一个皇帝永历,清军压境,他们都没把心思放在抗清之上,而是互相叱骂,互相火并,互相攻伐。可叹明朝已经退无可退,两支明朝的军队,却对峙三水。广州城防空虚,一切皆成定局。

1646年12月15日,清军奇袭广州。

城破,绍武帝朱聿鐭被俘。1647年1月20日,朱聿鐭与兄弟共25人一起,在双门底被杀。也有一说,朱聿鐭自缢殉国,广州城内的二十四个明朝藩王,也悉数被杀。

朱聿鐭死后,永历帝朱由榔,成为南明唯一的皇帝。

这段屈辱,本来不想再去提起。可是想想,又何必呢?刮骨疗毒,见微知著,温故知新,又有何惧!

六月的一个下午,有雨。撑着一把雨伞,沿着双门底,我走向西湖路。这条马路,来来回回,不知走过多少回了,反而是有口皆碑的西湖花市、西湖夜市的热闹,我一次没有来过。

看过南汉王宫的遗址,心里痒痒的,就总想也看看药洲,看看九曜石。南越王宫的宫苑,在南越王宫博物馆里:曲流石渠。南汉王宫的宫苑,其实就是药洲,以及九曜石。曲流石渠是考古发掘,它的震撼,我以为不及那根孤零零的地层关键柱,也不及那些边长、宽95厘米,厚15厘米的大方砖。1085度的烧成温度,那是烧瓷器呀!两千多年前,坯泥、成型、收缩率、窑炉、装烧、燃料,怎么解决啊?!

去药洲,最好是走北京路,边走边看,白沙居、盐司街、越秀书院街,到铜壶滴漏那地方,拐过西湖路,直走,转向教育路,三二十步,就到了。我却喜欢,折进流水井,穿过何家祠后边那条小巷,瞄一眼考亭书院、冠英家塾,再从南方剧院门口走过,迈入药洲的大门。

药洲现在,已经没有昔日南汉宫苑的风光了,那一片浩浩瀚瀚的湖景,只能供熟读史籍的人去遐想了。

转转走走,总是药洲春晓那几个字,浮在脑际。岭南的园林,不像京畿、吴中,大处着眼,步移景换。这里的园林自成体系,自成一格,不堆山造景,也不破墙开窗。经营药洲的高祖刘龑,还有后来的经略使陈岘,学使惠士奇、翁方纲、姚文田、翁心存,都是此中大家,他们实处着力,务实去虚,以一处处实景,营造了一片皇家宫苑,和后来的官家园林。

风过处,有几声鸟声。有点点禅意。在一处檐下坐下,我闭目歇息。刘龑的身影不见了,士大夫泛舟觞咏雅集的身影不见了,《请石篇》《留石篇》的佳话不见了。睁开眼睛,葛仙井、秀阴亭、拜石亭、筠川亭、濯鳞堂、瑞芝堂、华远堂、奉真观、华佗庙、千秋寺、环碧园、水石清华舫,一个个佳景也不见了。

拍拍衣服。幸好米元章的手迹还在,药洲、西洲的名气还在,九曜石也仍存其八。这就好了,这样也能够留人。还有那一泓幽幽的水面,那几条曲折的石桥,那一带蜿蜒的碑廊,那一树参天的古木,还有那两扇明红的月亮门,门后边那一方寂静的天地,高邈的天空,都是凭吊、怀古、追远的好地方。

十 

去大佛寺,要看那三尊铜佛,还是听一阕梵音,一时还拿不定主意。自从在广百新翼看到觉慧楼的背影,心里就有一股涌动,想看看这座与众不同的寺庙。

身处闹市,大佛寺真是多灾多难,兵灾人祸,躲也躲不过。一座对应天上星宿的寺庙,真该是明明灭灭?大佛寺真的无语。

历史却有心,向我们揭开了一串秘密,大佛寺的兴兴废废,要从南汉国说起。

南汉国立,刘龑以天上二十八星宿对位,在广州城东南西北,建了二十八座庙宇,西南角兴建的庙宇,叫新藏寺,这就是大佛寺的前身。宋元数百年,二十八座庙宇烟飞灰灭。只有新藏寺,孤灯一盏,晃晃悠悠。终于还是熬不过人事的更替,敌不过世俗的风尘。元代寺毁,收缩为福田庵,明代有所起色,扩建,又改名龙藏寺。佛家的智慧,就在这个藏字,你进我退,你退我进,与官家玩起了捉迷藏。奈何世事难料,宿命难违。明末,庙产归公,龙藏寺改为巡按官署。风光几天,一场大火,又把官署夷为平地,空留一声叹息。

大佛寺,就是在这声叹息声中,开始了自己的命定。因缘因果,都由这三个人起,佟养甲、李成栋、尚可喜。

佟养甲,一个旗人,却是汉族,汉军正蓝旗。满清入关,佟养甲参与了倾覆南明弘光朝、占领南京城之战,随后,他被清廷任为主帅,带领明朝降将李成栋,挥师福建,摧毁南明隆武朝,接着,他又和李成栋奇袭广州,半天之间消灭建都于此的南明绍武朝。如此跃马挥戈,征东扫南,聚功于身,入城甫定,便被授予两广总督。

可叹佟养甲,改朝换代的疾风骤雨,既要面对广西实力尚存的南明永历政权,更要弹压广东境内彼伏此起的反清起义,何有一日好日子过。在双门底,他砍杀了绍武帝一家二十余口,在四牌楼,他腰斩了民族英雄陈子壮,活剐了民族英雄陈邦彦。天命无常。一年半后,致死佟养甲的,恰恰是他的副手,广东提督李成栋。

李成栋,宁夏人。西北人豪气干云,慷慨赴义,西北人也有小人无耻,一生反复。李成栋早年随李自成起义,后又随高杰降明,累官至徐州总兵。清兵渡黄河,李成栋献城投降,授吴淞总兵,引领清兵破扬州,杀史可法。史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后人笼统说清兵所为,铁鞋踏破,却是李成栋的降兵,屠杀自己的同胞。清兵陷福州、广州,主力部队,仍是李成栋的明朝降兵。呜呼!人心不足,祸起萧墙矣,便在此时。

清兵据粤渐定,李成栋想,自己功大于佟,反屈居其下,恨海翻腾,又生反意。1648年6月,李成栋在越秀山镇海楼发动兵变,杀尽辽东籍汉八旗兵千余人,宣布反正,向广西永历朝称降,受封惠国公,处死佟养甲。建大佛寺的那个人来了。

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率另一支辽东籍汉八旗兵入粤,经过十个月的攻防胶着,近一个月的猛烈总攻,城破,屠城能少得了的么?!叹粤人惜笔,少有记录。《番禺县志》有云:“死者七十万人”,不知能取信乎?

日子匆匆,心路茫茫,十四年后,1664年,尚可喜抵不过内心的煎熬,在高人指点下,捐出俸禄,于龙藏寺旧址,建大佛寺。

大佛寺的鼎盛,也就在尚可喜在世的那几年。多少风光,难以逾越:尚之隆与和硕和顺公主省亲,汉满藏蒙僧人喇嘛四十九天无遮胜会,安南王赠送的楠木巨柱,岭南名刹最大的铜佛、最大的大殿。此后,林则徐广东禁烟,办公就在这里,周恩来培训北伐军高级政治干部,也择地于此。

再往后,多少劳神伤心事,不说它了。

岁月悠悠。

三百多年后,大佛寺仍在续建。

十一

万木草堂一直就藏在我的心里。

1991年夏季,我住在文德北路的一栋楼里,那时候,就常常听说长兴里的万木草堂了。很想去看看,但不敢去。一个书院,一座祠堂,后来变成了大杂院,四十几户,上百号人,挤住一起,看什么看?

心仪万木草堂,主要是康有为、梁启超,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在近代中国,那是一个什么分量。

那时候,中山四路的妙奇香茶楼还在,我们就在二楼的南窗坐下,吃粤式茶点,聊妙奇香的掌故,说说毛泽东、鲁迅在这里吃茶,周恩来邓颖超在太平馆婚礼,再起身,望一望南窗下的长兴里,遐想一想康有为。日子里有些怀念,有些话题、趣谈,也是蛮惬意哦。

万木草堂,就只是一个念想。

谁都不会想到,一座没落、废弃的书院,也会修整重光。前些年,去北京路,路过中山四路,就看到长兴里敞亮出来,邱氏书室的山墙门面,也显山露水,灰脊青砖,黛瓦黑檐,在四周高楼广厦的簇拥中,焕然夺目,不同凡响。这样的襟怀作为,真让人舒心宽慰。

康有为那一辈人,读书都是私塾、书院。一个老师,对于一个学生的教诲引导影响,是一辈子一世人。就像三味书屋对于鲁迅,礼山草堂对于康有为。我曾经数次去过南海,去拜谒康有为的祖居,和他读书的礼山草堂。康有为是南海人。在民国以前,广州市还没有建置建制,广州城是以北京路为界,东边的属于番禺县辖,西边的,是南海县辖。这样的管辖格局,可能只有广州,别的地方,好像还没有听说。不要小看这样的格局,因循下来,沉淀累积,就会变成一种文化,一种心态,开放、宽容、包容、接纳、共享的心态,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会泾渭分明,井水河水。

前一次到万木草堂,是一个上午,去年年末。草堂寂静,阳光从南墙筛落下来,洒满一地石板。康南海的气息还在,万木草堂的中堂匾,就是他的手泽。有清一代,康有为也是著名的书家之一,他提倡碑体,用北魏的雄强,扫涤清代帖体书风的萎靡和馆阁体的呆板笨气,是振臂一呼的书坛健将和理论雄镇,他用茅龙笔写的北碑书法,今人很难企及。我笑对先生的书法,大有心得。万木草堂,先生用的是破体,万是草书,木草堂是楷体,带行。

当下一段时间,书坛纷纷扰扰,对破体书法大加鞭挞,大加抨击,孰是孰非,可不可以,岂止是只听某些人的臧否,倒不如看看晚晴书坛领袖的身体力行,听听他用作品的示范宣教。

万木草堂是一面镜子,北京路街区,因为它的存在,而显得不那么世俗,那么烟火味。它给人一种悠远,一种旷达,一种精神的淘洗,文化的抚摸。康有为也有那种魅力,文化盟主的身分,让人总想与他亲近。

半年后的一天,我又来到草堂。下雨,大雨。人们总爱用风、雨,来形容某种心情,描叙某种瞬间、某种历史断面。滂沱大雨之中,我坐在大厅用板壁隔开的后厅,面对着河南堂的一溜座位,面对着雨帘中崇经堂额上的一方天空,遥想过去。草堂的南墙、后墙外,就是文德路,当年,写《三家巷》《苦斗》的欧阳山、写《香飘四季》《羊城暗哨》的陈残云、写《艺海拾贝》《社稷坛抒情》的秦牧,都工作、居住在这里。

雨滴时小时大,檐声滴滴答答。康先生在这里做完《长兴学记》《万木草堂口说》之后,也是一个雨天,走向风雨如磐的中国。

大半个小时以后,雨有点消停,我淌着雨水,向城隍庙走去。城隍庙,又是广州城的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