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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述卓:重视新时期 面向新时代

更新时间:2019-05-24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艺理论走过雄迈而壮阔的道路,尽管相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文艺理论的建设成果还没有那么彰显与瞩目,但我依然用“雄迈而壮阔”去形容它所走过的历程。如今,“新时期文艺理论”与“新时期文学”一样,迈过21世纪第十七年的门槛就进入到“新时代”了。在走入新时代的起步期,回望新时期中国文艺理论取得的经验,对走好未来的发展道路至关重要。重视新时期,面向新时代,就成为我们构建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的起点之思。

新时期的中国文艺理论之所以是雄迈而壮阔的,重点就在于它对改革开放进程的呼应。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发展是那样地奇峰林立,万众瞩目,那么,文学批评的相随相伴与文艺理论的开放探索也同样是成果灼灼的。比如,音乐界对通俗音乐(其实是流行音乐)的肯定,美术界“85美术新潮”对西方当代美术理论的引进,反过来又成为文艺理论界在1985年与1986年“方法论热”的导火索。文艺理论家朱立元充满激情地回忆起他参与“方法论热”的过程,对这场思想革命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说:

它不仅在深层次上营造着新时期文艺美学的基本生态,在一定程度上孕育、规约着其后文艺美学发展的可能态势及走向,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曾经那么深地激荡、构筑、拓展着拨乱反正后那一代学人的心灵、精神、观念等,它潜移默化地形塑和生成了他们的现代思维方式和理论视野,提升了他们的精神境界和学术品格,重构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话语谱系,使他们及后来者有可能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做出更重要的贡献。

他从文艺理论学科基本生态的营造以及从事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的人才培育两方面,高度肯定了这场文艺理论界“思想革命”的杰出贡献。

向国外文艺理论敞开开放的胸怀,用国外的理论来激发出文艺理论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并以此作为构建中国文艺理论的养分和基础,突破了过去僵化的文艺理论体系,使文艺理论学科成为当时最活跃的理论领域,这正是新时期文艺理论的重要经验。

也正是在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的催动下,文艺理论界相继出现过像“主体性理论”、“向内转”、“古代文论现代转换”、“文化诗学”、“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新命题与新话题,同时也催生了许多新的学科分支,如文艺心理学、文学人类学、叙事学、性别诗学等等。至于在对国外文艺理论的译介和引进方面,正如周启超指出的,40年来将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欧陆文论、英美文论、现代斯拉夫文论、涵盖日本和印度以及阿拉伯文论的多声部外国文论都引进到中国做了一次“东方式旅行”。

新时期文艺理论的经验与精神就在于开放的胸怀与探索的勇气。虽然40年来我们在引进方面多了一些,消化与构建本土话语方面少了一些,但并不能由此而否定已走过的路。没有开放和引进就没有如今的基础和局面,也没有今天的反思与重构。开放—引进—消化—反思—创建,正是我们已走和正在走的路。在今天这种经验和精神我们不但不能抛弃,反而应该重视,并在此基础上来谈创新创造,就有了学术原则上的规避,以免再走只引进不消化的弯路。

其实,认真地说起来,就是在引进西方文论的过程中,在一些领域也不乏消化与构建的尝试:

比如叙事学,既有像赵毅衡、傅修延、申丹、谭君强等人的译介与研究,也有像陈平原、杨义、张世君等将叙事学运用于本土化构建的尝试与探索,“中国叙事学”的构建虽然不完满,但至少有了初步的形态和一些重要话语;

比如叶舒宪、方克强等人主张构建的中国文学人类学,也在汲取西方文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同时进行了本土化的探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又比如王建疆的“别现代”,也是在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对话中提出来的另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张江关于“中国阐释学”的构想,也是建立在对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反思后的新创想。而这些都离不开新时期文论开放与引进所打下的基础。

 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步伐明显加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出现了崭新的甚至是快速的变化,“一带一路”、媒体融合、人工智能、粤港澳大湾区、精准扶贫、美丽乡村建设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了不少前所未有的中国经验与中国道路的实践案例。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文艺理论围绕着文学“讲好中国故事”的推进,又将如何做出应对和新的理论构建呢?其构建途径又将如何规划呢?

首先,新时代的中国文艺理论必须保持一种与时代相向而行的理论情怀和炽烈激情。

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充满着激情的年代,那么,面对新时代的火热生活,文学以及文学理论更应该体现时代的温度,回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中国的理论理应回答与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围绕中国问题和时代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理论更能接地气显特色。不容讳言,有的作家与评论家、理论家对文学与时代关系的阐释总是躲躲闪闪模糊其辞的,有的主张对时代要若即若离,似乎文学与理论一旦与时代太贴近就会掉入陷阱。但新时期文学与理论的经验恰恰证明,有时代气息的作品与理论总是那么激荡人心,使读者难以忘怀的。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以及理论界的“主体性”理论。而当今的文学创作也有了可喜的现象,如科幻电影《流浪地球》虽属虚构,但却因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而被观众热捧。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因紧扣人民关心的反腐大事,为观众追看。连过去沉溺于“穿越”“虚幻”的网络文学,也开始做观念上的调整,以敏锐的现实关切把握时代的脉动,开始现实题材的创作。因此,文学理论如果只是满足于理论的自娱和自足,就会失去“理论之树常青”的激情。理论创造一旦失去激情与理想,便成了一种“圈子文化”,难以走进人民心中,难以融入时代大潮。评论家洪治纲在最近的文章《刍议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里呼吁,要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必须回到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去,并对文学实践本身产生范导性作用,不要让理论探讨不自觉地变成从理论到理论的“知识旅行”。这种呼吁就是针对文学理论难以逃脱“失语症”魔咒而开出的药方,也是针对理论失去对时代的回应与关注的严厉批评。在新时代的开端,我们必须尽快扭转理论脱离时代脱离实践的暮气多显的局面,重新焕发理论的青春与热情。

其次,新时代的中国文艺理论必须在深植本土文化之根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全球化视野。

如前所述,新时期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包容开放使中国理论家具有了一种强烈的文化交流意识和全球化意识,然而,在与外国文化交流中,却还是引进来比较多,消化得还不够,走出去则少得很。一句话,单向流动趋势明显,双向互动缺乏。更为严重的是,理论界还存在一种“话语迷失”状况,即多使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问题,往往出现文化错位和强制阐释现象,这种“话语迷失”的产生,究其原因并不仅仅只是理论本土化过程的缺失,更重要的是在于引进的国外理论没有适应本土文化,因而造成文化身份的迷失。拿先锋文学来说,它在新时期因为向西方学习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发展到上世纪末期,多数先锋作家却发生了困惑,显出疲惫,有的则发生了向本土古典传统或者现实主义的回归与转向。从事先锋文学批评与研究的评论家与理论家也因为话语的难以为继而转向。这种现象表明从身份迷失到向本土文化回归是一种必然的过程。在当今全球化日益加速的情态下,由于交通、网络与通信的快速发展,信息的即时共享使得文化的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多元文化与全球意识不仅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事实存在,也是我们没有其他选项的选择。文明因交流而精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只有将文化交流扎根在本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筑固本土文化之根,我们才会更好地进行双向的互动互鉴式的文化交流。当然,在这种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还需要我们具有强大的文化整合能力,即既不忘“本来”,又能借鉴“外来”,还能面向“未来”。有了文化的整合,才可能谈得上创新创造。在这里,我强调的“继续保持”,既是对新时期经验的重视,也是对未来理论构建的期许。在新时代我们要达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没有一种包容开放的胸怀和全球化视野是做不到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这应该成为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面向未来进行文化交流的指南。

再次,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要保持一种创新创造的勇气,理性地寻求建构有中国特色话语的实现途径。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艺理论界有一种积极探索的理论勇气,也有创新创造的愿望,但由于理论方法的偏向,在理论建构方面并没有形成太多具有标志性的成果,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就更为稀有。文艺理论界也曾寄希望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但由于语境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转换也只限于理论上的可能,实际运作则难度甚大。从途径上说,要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理论话语,古代文论的话语只能提供某些理论因素和理论养料,而在理论话语上要实现所谓的“灵根再植”或话语的直接转换则是不现实的,只能是在思维方式上和精神上的继承与对接。因此,在新时代我们只能理性对待这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指导下,在依托并研究中国经验的环境下,将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论以及当下的文艺创作形成的创作经验等经过文化整合,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的理论话语。在这里,依托并研究中国经验并不是一句空话套话,而是一种理论策略,因为在新时代,文学艺术所依存的条件与环境都与20世纪有着明显的差别,互联网的升级、媒体新业态、媒体融合乃至人工智能,都将使人们获得更新鲜的体验与感受,视觉文化、听觉文化的发达以及阅读方式的新变化,将给人们带来新的阅读与观看体验,并带来新的审美经验,这将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领域。但是,在这个文化转型加速的时期,新的审美冲突也将不可避免。如何建构新的理论话语去阐释与缓和这种审美冲突,既是理论家的焦虑,也是理论家创新创造的契机。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9年5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