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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诗歌:从最多的可能性开始

更新时间:2019-01-29 来源:文艺报 霍俊明

2018年,诗歌写作美学及其生产和传播形态以及多样化的文化功能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多样态的诗歌观念和写作实践的互动又呈现出介入感和及物状态的广阔社会空间,以及差异性现实的精神想象力和修辞能力。

在诗歌越来越碎片化的情势下诗坛所需要的正是总体性、方向感的具有穿透时空的精神膂力的写作。任何一个时代都在严格地筛选着诗人,诗人也在自己的时代创造了精神生活和想象性的世界。

对于一年的诗歌来说,繁多的诗歌现象以及处于频繁变动之中的诗歌现场使得任何言之凿凿的定论和总结都不可能是周全和完备的,但是一个显豁的事实则是诗歌写作美学及其生产和传播形态以及多样化的文化功能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可能性。诗人的写作身份越来越呈现出非专业化的特征,诗歌介入社会以及大众参与诗歌的程度不断加强,诗歌不再单单是密室独语和精英隐喻的产物。与此同时,多样态的诗歌观念和写作实践的互动又呈现出介入感和及物状态的广阔社会空间,以及差异性现实的精神想象力和修辞能力。旧体诗词的创作也出现较为繁荣的局面,创作人数众多,诗词刊物和传播渠道日益拓展,诗人越来越关注用传统的诗词形式表达丰富的现实经验和广阔的时代感受。

开放性的对话结构

谈论2018年度的诗歌创作以及种种现象,给人印象最深的仍然是诗歌的活动化、传播的日常化、公众化和电子化、诗集出版的多元渠道以及体量庞大的诗歌创作人口和诗歌产量。从民刊、传统纸媒、正式出版物到网络论坛、博客、微博以及微信,其变化和衍生足以超出人们的想象,而诗歌内部的分蘖以及功能在媒介革命中的变化也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网络和新媒体平台上首发的诗歌产量(包括旧体诗词)一年内已接近一亿首。涵括近千首诗作的《中国先锋诗歌年鉴:2017卷》显然是以文本最大化和美学多样化的方式展示和认定优秀的文本。然而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诗歌平台由于缺乏必要的筛选、编辑机制,很容易变成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大杂烩。值得注意的是,曾经呈井喷状态的“微信读诗热”在2018年出现了冷却和退潮现象,“为你读诗”两年前其每期推送的阅读量基本都在10万以上,如今常常只有一两万。日趋冷静和理性的阅读氛围正在形成,但是也必须注意的是诗人和诗歌的双重失范成为普遍现象。

与此同时,诗歌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开放性、对话式的结构。频繁的诗歌活动以及新媒介的参与使得诗歌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诗歌升温”、“诗歌回暖”成为持续讨论的热点话题。诗歌与日常生活、公共世界、社会文化空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诗歌文体的融合还是诗歌的跨界传播,其跨学科、跨文体的对话能力是前所未有而又有目共睹的。

诗歌的开放性还必然体现在诗歌的跨语际、跨区域的交流和传播。诗歌译介在打开诗人眼界的同时也使得现代汉语诗歌保持了一定的活力、开放性、对话性和有效性。而“译介的现代性”和“转译的现代性”直到今天都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诗学难题,新诗如何能够达成个人性、本土性、汉语性和世界性的融合显然还将是一个长期实践的过程。《广州文艺》2018年第11期推出李以亮、黄灿然和舒丹丹关于诗歌翻译的三篇文章《翻译的年轮——以诗歌翻译为例》《朝向更好的汉语——我的翻译经验》《种子移植与审美再现——我的诗歌翻译观与翻译策略的选择》,他们以各自的译介经验谈到诗歌翻译的历史、跨语际书写的差异和互文、文化背景、异质感、语言特质、诗体建设、现代汉语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文化等诸多重要问题和现象。尤其是黄灿然谈到的“有目标地翻译”、“查词典”、“利用互联网”、“查资料要有耐性”、“回到上下文里思考”、“原作者引述错误”、“避免先入为主”、“广泛阅读原著”、“修改的准则”、“朝向更好的汉语”等10个方面的技术性和操作性问题对于翻译者来说具有参照价值。

诗歌译介及其研究在2018年表现出持续的热力。这是以诗歌为基点而辐射到文化、意识形态和国家形象的“走出去”和“走进来”的跨语际、跨文化、跨国别、跨民族的多元对话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与中国诗歌的译介及其影响和效果史有关,又与中国对所谓的世界文学体系的想象、参与、反应和评估有关。例如加拿大皇家学院院士、诗人蒂姆·柳本认为西川、翟永明和欧阳江河是中国的“曼杰施塔姆一代”。

2018年的诗歌译介和研究大体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诗歌经典在外国的译介,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以及少数民族诗歌在国外的翻译,新的翻译模式比如“合作自译”现象,百年视野下的诗歌对外翻译,对译介的媒介、途径、渠道和形式的讨论,海外汉学家译介中国诗歌的情况,翻译的现状、生态、新变以及出版市场,自译和“以译代作”现象,翻译的技巧、语言问题和文化问题,民族文学、文学传统、抗译性和交流性问题,译介的多层次以及重心的转移等等。例如杨沁的《诗歌回响在神奇的国度——印度现当代诗歌一瞥》一文从底层的现实精神、斑斓的地域风貌、亲密的人神关系、深邃的哲学思考、诗人与语言的深刻联结等5个方面分析了当下的印度诗歌状况。

2018年度诗歌翻译中“磨铁诗歌译丛”以及“蓝色东欧”、“巴别塔诗典系列”、“俄尔甫斯诗译丛”等值得关注,代表性译本有《如果我忘了你,耶路撒冷:阿米亥诗集》《灿烂的星,愿我像你那样坚定——英美十四行诗选》《菲利普·拉金诗全集》《杰克·吉尔伯特诗全集》《里尔克诗选》《希尼三十年文选1971—2001》《消失的岛屿》(希尼)《卡斯蒂利亚的田野:马查多诗选》《某晚当我外出散步:奥登抒情诗选》《兰斯顿·休斯诗选》《一握砂:石川啄木诗选》《一封谁见了都会怀念我的长信:石川啄木诗歌集》《叶芝诗集(增订版)》《我们生活的故事:马克·斯特兰德诗选》《我曾这样寂寞生活:辛波斯卡诗选》《给所有昨日的诗》(辛波斯卡)《所有亲我亲爱的人》(安妮·塞克斯顿)《花与恶心:安德拉德诗选》《在寂静如语的梦里:罗塞蒂诗选》《砌石与寒山诗》(加里·斯奈德)《斧柄集》(加里·斯奈德)《奥麦罗斯》(沃尔科特史诗)《两座城市》(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最美自然诗集》(7册)《水中的音符》(济慈)《米沃什诗集》(4册)《阿赫安托娃诗文集》《观察:玛丽安·摩尔诗集》《我知道怎样去爱你:阿赫玛托娃诗歌精选集》《灵魂访客:狄金森诗歌精选集》《大象:劳伦斯诗集》《悄无声息的爱》(卡罗丽娜·伊莉卡)《寺山修司少女诗集》。而王家新最新翻译的《没有英雄的叙事诗:阿赫玛托娃诗选》则在出版后受到了业界一定的质疑和争论。

总体感、方向性与长诗创作

在诗歌活动化、媒介化成为常态的今天,诗人如何写作、如何维持写作的难度和精神深度是常说不衰的问题。

青年写作群体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青年诗人已然成为文坛新的持续增长点。这既与其整体性的写作面貌有关,又离不开各种平台的大力推介。以“90后”和“0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诗歌和校园诗歌被诸多刊物和传播平台着力推出,《诗刊》《扬子江诗刊》《星星》《诗歌月刊》《江南诗》《汉诗》等众多诗歌刊物以及《天涯》《大家》《山花》《长江文艺》《西部》《作品》等综合性文学刊物纷纷推出专栏和评论专辑。《我听见了时间——崛起的中国90后诗人》(上下卷)《中国首部90后诗选》《中国90后诗选》《贵州90后诗选》《中国大学生诗歌年选》等相关诗选以及诗刊社的青春诗会和“新时代与‘90后’诗歌”研讨会、《星星》的大学生诗歌夏令营以及《中国诗歌》的“新发现”诗歌夏令营都对青年群体的写作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对于正在生成、分蘖的“90后”诗歌我们能做到的也许更多的就是群体性展示和个案分析。当一代人以集体和集束型的方式展示的时候,其优势在于整体性的庞大面影会越来越具体,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关于一代人对代表性诗人和标志性文本的期待与焦虑。我们早已经听惯了一代又一代人在高分贝中的“崛起”,但是一代人最终留下来的只能是极少数的幸运者。质言之,无论是个体风格还是整体景观,我们对“90后”诗歌并没有获得足够完备的认识。对于前景和问题,对于优劣短长,对于及时性的赞扬或者否定,都需要我们耐下心来先读读他们的作品。

而一定程度上长诗可以作为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综合性指标,尤其是在“个体诗歌”和碎片化写作近乎失控的时代正需要重建诗歌的整体感和方向性。2018年是长诗创作的丰收之年,比如代表性的吉狄马加《大河——献给黄河》、于坚《沙滩》《大象十章》、欧阳江河《宿墨与量子男孩》、雷平阳《送流水》《吴哥窟游记》《图书馆路上的遗产》《湖畔诗章》、叶舟《敦煌纪》、胡弦《沉香》、海男《幻生书》、沈苇《德清散章》、梁晓明《卧龙岗》、王家新《安魂曲》、王单单《镇雄诗篇》、蒋浩《喜剧》、沉河《黄梅诗意》、谷禾《白纸黑字》、龚学敏《三星堆》、江雪《小镇诗人》、郑小琼《水湾》、黑陶《在阁楼独听万物密语——布鲁诺舒尔茨诗篇》、吕约《外公的诊所》、金铃子《立春书》、冰逸《废墟的十二种哲学》、李郁葱《潴野泽》、任白《情诗与备忘录》、吴春山《灵魂笔记》、三子《堪舆师之诗》等等。

关于长诗写作的问题,《扬子江诗刊》2018年第1期刊发霍俊明、沈浩波、颜炼军和王士强关于当代长诗创作及文体的对谈《“当代”长诗:现象、幻觉、可能性及危机》。《作家》第10期发表欧阳江河的《宿墨与量子男孩》(共计25节)。在科技炸裂以及人工智能化的AI时代,我们的生活方式、现实结构甚至包括未来都发生着巨变,很多科幻文学都试图对此做出个人化的想象和精神回应。而在此过程中诗人却是整体缺席的。《宿墨与量子男孩》处理的是近乎抽象的“科学”命题,而诗人对此完成精神对位并不断深入探问的过程体现了一个当下诗人介入现实的能力以及对未来时间和可能的想象力和理解力。与此同时,这首枝蔓纵生的长诗即使对于专业读者来说也是一次不小的挑战。陈亚平从历史序列、语言特质和内部构成等方面的阐释给予该诗高度评价,“根据诗人思想和诗化彼此混合的模型,作品中大量使用片段性、空间化的板块型句群、不流畅性、极端古汉语、自创气韵、语音和节奏不对称、追求事物瞬间印象、语境和词境飘忽朦胧的技术形式,表现处处互不相连又相隔很近,但结构上没有后现代主义的整体碎片性,也没有新古典派的逻辑诗意。”(《新一代长诗:诗化和思艺的古今相接——欧阳江河后期诗歌的深层重构》)

新诗的得失与前景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的历史证明诗歌越来越成熟和多元化了,也逐渐形成了属于中国现代诗自身特有的传统和文化属性,其影响力、公信力也在逐渐增强。

学界和媒体对新时期诗歌的回顾、研讨和总结成为持续的热点,比如“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今天四十年》(北岛、鄂复明编选)纪念文集发布会、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百年纪念大会”。四川大学成立的“刘福春中国新诗文献馆”则以资料的形式见证了百年新诗的历史以及当下诗歌的整体成就。从诗歌史叙事的角度来看,谢冕耗费10年心血撰写完成的《中国新诗史略》以及张桃洲的《中国当代诗歌简史(1968—2003)》具有代表性。《诗刊》《扬子江》《星星》《诗选刊》《诗歌月刊》《诗潮》《诗林》等专业诗歌期刊展示新时期以来40年的诗歌成就,推出大量的相关诗作和评论文章。2018年也是穆旦诞辰100周年,中国人民大学等主持了相关活动,其中谈论最多的是现代性、中国性、译介、本土经验和原创力等问题。这些问题并不只是针对穆旦和过去时的诗歌,而是对当下的诗歌写作具有同样重要的指涉性。

诗歌的接受和评价涉及到美学标准、现实标准、历史标准和文学史标准,甚至还包括了所谓的“世界诗歌”的标准。1990年汉学家宇文所安发表了在后来影响甚深的《什么是世界诗歌?》,在他看来包括北岛在内的当代诗人都在一种想象中的“读者”(比如“世界读者”“未来读者”“瑞典读者”)和“世界诗歌”的途中,使得诗歌的语言、意象、修辞、写法以及想象方式都不断向“可译”的“世界诗歌”靠拢,从而使得诗歌的地方性、民族性受到很大遮蔽。这涉及当代汉语诗歌形象以及合法性问题(自然涉及新诗与古典诗学和外国诗歌传统的关系问题),“现代性”“西方性”“中国性”“汉语性”此后被反复讨论。余旸《文化帝国的语言》通过对张枣“汉语性”概念的分析进而试图揭示这一概念背后的文化身份焦虑和思想背景,“中国当代诗歌最多是一种迟到的用中文写作的西方后现代诗歌,它既无独创性和尖端,又没有能生成精神和想象力的卓然自足的语言原本,也就是说它缺乏丰盈的汉语性,或曰:它缺乏诗。”(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当代中国诗歌的元诗诗歌结构和写者姿态》)当代汉语诗人也不断试图找回汉语的自信。

较之已经固化和经典化的古诗词的评价体系(西川《唐诗的读法》一书为重新解读唐诗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对《全唐诗》、随身卷子与进士文化、偈颂与非主流诗歌、儒家道统与杜甫和韩愈、唐代诗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写作现场、古人对唐人写作的描述进行了解读),新诗的标准和评价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综合系统和不稳定的动态结构。正是这种复杂和不稳定性使得新诗的评价一直缺乏最大化的共识,而往往是歧义纷生、争论不止。每年的诗歌排行榜和选本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在读者中争得共识,而是扩大了诗歌美学的差异性,这也可以视为新诗写作的诸多可能性,当然这种差异性和可能性对读者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中国好诗”(第四季)、“中国桂冠诗丛”(第二辑)、“第34届青春诗会诗丛”、“东大陆青年诗丛”、“漂移丛书”以及《天天诗历》《阳光打在地上——北大当代诗选1978—2018》《有声诗歌三百首》《中国当代诗选》《20世纪中国百名诗人作品集》《中国先锋诗歌:“北回归线”三十年》《一首诗的诞生》《新世纪诗典》《山湖集》《新世纪先锋诗人三十三家》《2007—2017中国诗歌版图》《中国乡村诗选编》等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呈现和总结当下整体的诗歌创作。陈仲义的《现代诗:接受响应论》则针对新诗的接受困境和难度进行了问题化的澄清,对新诗接受的特异性、开放性、有界性进行了深度论述。

目前新诗的体式和形式已是非常多元和复杂,这对于读者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比如一般意义上的抒情诗、小诗、主题性组诗、长诗、长篇叙事诗、诗剧、剧诗(舞台诗)、广场朗诵诗、政治抒情诗、广播诗、散文诗,比如双行体、八行体、新绝句、截句(四行之内)、歌谣体、民歌体、自由体、格律体、新格律体、儿童诗等等。尤其是近年来新疆地区的木卡姆诗歌创作,西北地区受花儿民歌文化以及古波斯诗歌文化影响的创作。

而如何理解和评价以及总结新诗的得失、新诗与传统、诗歌观念以及阅读的懂与不懂、诗歌的大众化和精英化、诗歌的散文化和音乐性成为被重新讨论的话题。整体社会文化系统与诗歌发展之间的极其密切的互动关系是显豁的事实,比如后工业文化、城市文化、后现代文化、消费文化、地方文化、跨语际文化、译介文化、全球文化、媒介文化、公共空间文化对诗歌整体生态乃至新变的种种影响。在复杂的文化系统中诗歌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回避。

无论是从个人精神生活还是从时代整体性的公共现实而言,诗人都不可能做一个完全的旁观者和自言自语者。谢冕认为诗歌在大众化的程度上仍然存在不足,“对当前诗歌总体评价我和大众一样,诗歌界不能提供大众心中的诗歌,大众失望,我有同感。诗歌界认为新潮就是好,一味读不懂就是好,诗人们互相吹捧,像皇帝的新衣,大众读不懂,这就是潮流、时尚。我不听这一套,大众有大众的道理。”(《新诗与时代同行》)小海在评价吕德安诗歌的音乐性时(《胸前扎着野花的诗人——从古典诗歌中的民间传统到当代诗歌中吕德安的创作》)谈到了古典诗歌中的民间传统(包括民歌、谣曲)以及民歌对当代诗人的一些影响,也强调更多的写作实践证明现代诗的音乐性(音调)越来越内在化。于坚《在金华谈艾青》强调诗歌的碎片化和小品化削弱了“群”的功能,“今天的中国诗歌为什么如此孤立,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群,越来越成为自恋者们的修辞游戏。碎片化就是物化,物就是彼此孤立不亲、不仁的碎片。碎片化的结果就是诗的小品化,诗不招魂,不群,它只是小品,修辞小游戏,小聪明。艾青的诗,到今天,还是有一种被团结、召唤的号召力。”

结 语

关于这一年来的诗歌综述差不多是浮光掠影式的,而诗歌的可能性、广阔的前景以及历史教训都值得我们不断重视和讨论下去。“进行时”当中的新诗必然处于不断地纠正和调校的过程,人们对新诗的批评、不满,应该和理解、宽容比肩而行,而诗人也应该躬身自省、砥砺前行。诗人为自己的理想世界和精神净土效忠,诗人和现实以及社会的关系也应该处于开放的互动结构之中。尤其是在诗歌越来越碎片化的情势下诗坛所需要的正是总体性、方向感的具有穿透时空的精神膂力的写作。任何一个时代都在严格地筛选着诗人,诗人也在自己的时代创造了精神生活和想象性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