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标题

内容

广东作家网 > 粤评粤好 > 批评进行时 > 谢有顺:作家是改变时间的人

谢有顺:作家是改变时间的人

更新时间:2019-01-29 来源:谢有顺说小说(微信公众化 )谢有顺

◈ 一 ◈

改革开放以来的这四十年,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极为重要一个阶段。四十年是一个不长也不短的时间,如何认识、评价这一时期的文学,中国作家如何表达这四十年里人的生活处境,如何书写自我的经验、他者的经验,是一个既复杂又现实的问题。但在今天的文学研究的谱系里,最迫近、最当下的经验往往最复杂、最难书写,也最不值钱。小说、影视界重历史题材过于重现实题材;学术界也重古典过于重当代。厚古薄今的学术传统一直都在。也不奇怪,当下的经验芜杂、庞大,未经时间淘洗,对它的书写,多数是不会留下痕迹的。

我想强调的是,没有人有权利蔑视“现在”。真正有价值的写作,无论是取何种题材,它都必须有当代意识,必须思考“现在”。

持守这个立场,就是一个作家的担当。

波德莱尔曾经把能够描绘现代生活的画家称之为英雄,因为在他看来,美是瞬间和永恒的双重构成,永恒性的部分是艺术的灵魂,可变的、瞬间的部分是它的躯体——假若你无法书写当下、瞬间、此时,你所说的那个永恒,可能就是空洞的。所以,好的作家都是直面和思考“现在”的,当然也包括好的批评家、学者,同样有一个如何思考“现在”的问题。当年胡适说自己的思想受赫胥黎和杜威影响最大,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则教他“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我想,正是这“顾到当前”的现实感,使胡适成了那个时期中国思想界一个敏锐的触角。钱穆说晚清以来中国文化的衰败,很大原因在于文化成了纸上的文化。而春秋战国时期,能迎来思想的黄金时代,得益于那时的思想有巨大的“现实感”,而不仅流于回忆和空谈。

切近现实问题,切近当下,永远是新思想和新艺术的源泉。

◈ 二 ◈

作家急需重塑现实感,甚至建立起一种“现在”本体论,以通过思考“现在”来出示自己的写作态度。

一个对“现在”没有态度的作家,很难赢得世人的尊重;而身处“现在”,如何才能处理好如此迫近、芜杂的当下经验,最为考验一个作家的写作能力。尽管人的主体性可能得用一生来建构,人是什么,只有他所经历的事、走过的路才能说清楚。但文学作为时间的艺术,正是因为意识到了“现在”的绵延之于一个人的重要意义,人类才得以更好地理解在历史的某个特定时刻自己是什么。

福柯说:“或许,一切哲学问题中最确定无疑的是现时代的问题,是此时此刻我们是什么的问题。”文学也是如此。

不少人都已经意识到,今日的文学略显苍老,尤其是新起的很多网络文学,虽然是在新的介质上写作,但骨子里的观念却是陈旧的,甚至是暮气重重的,说白了,其实就是少了一点少年意识、青年意识,少了一点反抗精神和创造精神。“五四”前后的先贤之所以精神勃发,就在于梁启超、陈独秀、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人,内心都充满着对青春中国的召唤,他们当年反复思考的正是今天的我们是什么、中国是什么的问题。

这种青年精神改写了中国的现状,也重塑了中国文学的面貌。

◈ 三 ◈

作家何以能思考普遍的人的状况,首先在于他面对和思考“现在”;一切有意义的历史关怀,都是“现在”的投射。许多时候,逃避这个世界,逃避自我审视,最好的方法就是搁置“现在”。

这令我想起,我每次路过中山大学里的陈寅恪故居,看着立在他故居门前的塑像,就会思考一个问题:像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何以晚年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心血写巨著《柳如是别传》?他通过柳如是——钱谦益的侧室——的人生,固然表达了生活中需要坚守的一些价值是比功名、利禄甚至生命更重要的,但更潜在的意图中,也许饱含了陈寅恪对“现在”的看法——当时他的那些朋友、同行,都在接受批判,多数人丧失了自我,言不由衷或谀词滔滔,这固然是时势使然,有时不得不为,但作为一个对历史有通透看法的大学者,陈寅恪也必定知道今后的历史将会如何评价“现在”。陈寅恪似乎想说,一个小妾,当年尚且知道气节,知道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我们现在多少学富五车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反而完全没有自己的话语和坚持,不汗颜么?陈寅恪在诗中会说“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胜颂红妆”,这未尝不是一个内在因由。

可见,即使是个研究古典的学者,也应该有一种思考“现在”的能力。无借古喻今、以史证心这一“现在”的情怀所驱动,陈寅恪不会突然写《柳如是别传》。一个学者,不一定要研究当代,但至少要有一种当代意识,要有处理和面对“现在”的能力;作家要处理好这么复杂、丰富的当下经验(对于历史的长河而言,四十年也不过就是当下、就是现在),更要有一种当代意识,有一种直面“现在”的勇气。

写作既是对经验的清理和省思,也是对时间的重新理解。

◈ 四 ◈

从时间的意义上说,这四十年的中国经验作为一个重要的写作主题,不仅是历时性的——不是一种经验死去,另外一种经验生长出来,而有可能是几种完全不同的经验叠加在一起、并置在一起。认识到这些经验的复杂构成,生活才会有纵深感,才不会被描写成浅薄的现象组合。

这就是本雅明的观点,他认为时间是一个结构性的概念,时间不完全是线性的,而可能是空间的并置关系。如果只理解线性时间,而忘记了时间的空间性,可能很难理解今天这个多维度的中国。只有一种平面的视角,就会错以为生活只有一种样子、一种变化的逻辑;多种视角下的生活,才会显露出生活在多种力量的纠缠和斗争中的真实状态。

并非每个人都生活在构成自己的经验里,也并非每个人都生活在同一个“现在”之中,哪怕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不同的人也可能在经历不同的时间。

并置反而是生活的常态。

比如,我们经常讲的深圳速度,是一种时间;但在一些偏远的农村,农民经历的是另外一种时间,更缓慢的、甚至一成不变的时间。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其实是有人在经历不同的时间,这种时间的空间性,使得作家的感受经常是断裂的、错位的。

作家不是通过一致性来理解时代的,恰恰是在疏离、断裂和错位中感知时代,不断为新的经验找寻新的表达方式。

◈ 五 ◈

海德格尔说,新的表达往往意味着新的空间的开创,而这个新空间的开创,既有敞开,也有遮蔽。当你意识到某种时间的空间性的时候,你的表达是在敞开,但是,这种表达背后也可能是在遮蔽。海德格尔在一篇题为《艺术与空间》的文章中说,空间既是容纳、安置,也是聚集和庇护,所以空间本身的开拓,是持续在发生的事。它一方面是敞开,就是让我们认识到了新的人,新的生活,新的经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遮蔽,遮蔽了许多未曾辨识和命名的经验。

在敞开和遮蔽之间,可能才是真实的生活景象。

而这种“空间化”,如果指证为一个具体的城市,于不同的人,意义也是不同的。有人视城市生活为“回归家园”,有人则觉得“无家可归”,更有人对它持“冷漠”的态度。确实,一些人把城市当作家园;一些人即使在城市有工作、有房子,也依然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漂泊感;也有一些人,他在一个城市,既谈不上有家园感,也谈不上流浪和漂泊的感觉,他只是处于一种“冷漠”之中。认识并书写出一座城市或一种生活的复杂和多面,这就是文学空间的开创。

◈ 六 ◈

任何新的文学空间的开创,都具有这种“敞开”和“遮蔽”的双重特征。

以前些年的青春写作为例。当时出现的很多代表性作品,往往都有时尚的元素、都市的背景,主人公普遍过着一种看起来很奢华的生活。如果这一代作家只写这种单一的时尚生活,势必造成对另外一种生活的遮蔽,这些带有时尚都市元素的小说,如果被普遍指认为就是当下年轻人的生活,那么若干年后,以这些文学素材来研究中国社会的人,就会误以为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在喝咖啡,都在享受奢侈品,都在游历世界,都在住高级宾馆。可事实是,在同一时期的中国,还有很多也叫八〇后和九〇后的人,从来没有喝过咖啡,没有住过高级宾馆,更没有出过国,他们有可能一直在流水线上、在铁皮屋里,过着他们那种无声的生活。这种生活如果没有人书写和认领,就会被忽略和遮蔽。

我把这种写作状况概括为“生活殖民”,一种表面上繁华、时尚的生活,殖民了另外一种无声、卑微的生活。有的时候,生活殖民比文化殖民更可怕。这也是我为什么肯定一些打工题材作品意义的原因,它们的存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反抗生活殖民的作用。

写出了时间的空间性,才真正写出了文学的复杂和多义。仅仅把时间、空间理解成是一个物理学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存在,写作就还没有触及本质。文学的时间与空间,它除了是物理学、社会学的,也还是审美、想象、艺术的,当然也是精神性的。正是这样一种多维度、更复杂的对时间、空间的重新思考,会使我们对中国文学这四十年的发展有新的理解,而不会简单地以为我们只是在经历一种进程,一种节奏,还会看到另外一些之前不为我们所知的、被遮蔽的东西。

◈ 七 ◈

从这个层面上讲,作家既是书写时间的人,也是改变时间的人。

当他意识到时间的某种空间性,当他试图书写时间当中某一种被遮蔽的或者不为我们所知的部分的时候,他其实是改变了时间,这意味着,他把现在的这个时间和另外一种时间形态,或者和我们经常说的永恒的事物联系在了一起,和真正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

而这一切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建构一个有意义的“现在”。

只有一种“现在”,这个“现在”就是日常性的、物理的、平面的;发现很多种“现在”交织、叠加在一起,并进行多声部的对话,“现在”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精神品质。

这个坐标的建立,对于确证我们是谁、中国是什么,意义重大。

当代文学中何以充满陈旧的写作,甚至很好写作者可以多年在帝王将相的故事中流连忘返,就因为没有“现在”的视角,更没有来自“现在”的负重——我们是什么,我们面临着怎样的精神难题,我们如何被一种并非构成自身的经验所劫持,我们如何在一种无意义的碎片中迷失自己,这些问题在写作中都得不到有效的回答。多数作家也拒绝面对和回答。

现实如此喧嚣,精神却是静默的;作家常常为历史而哀恸,惟独对“现在”是不动心的。“时间总是不间断地分岔为无数个未来”,这种景象在当代文学中并不常见,时间似乎丧失了未来的维度,只是用来回望的;作家正在丧失面对“现在”的勇气和激情,此时的经验也正在被蔑视。

我想,当代文学的一切苍老和暮气,多半由此而来。而我更愿意看到思考“现在”、书写“今天”的写作,渴望从“现在”的瞬间中看到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也只有这样的写作,才是时间里的写作,也是超越了时间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