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泉不忘初心，从创作伊始就立下宏愿：要做一个有现实担当的小说家。迄今为止，他已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和为数不少的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枯湖》获得第八届敦煌文艺奖和第五届黄河文学奖长篇小说一等奖，长篇小说《沙尘暴中深呼吸》获第二届黄河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新近出版的《随风而逝》亦获得了甚多好评，为他的社会担当、文化担当的创作初衷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从《枯湖》到《随风而逝》，汪泉都以自己的使命担当以及自己独特的创作方式参与了当下中国文化生态的重建。他基本属于那种长篇、中篇和短篇几种文体都有创新尝试的小说家，尤以长篇为佳，更属于那种以“坚硬”的极具“内暴力”的叙述，发掘、表现生活的原生态的荒诞性，给出对生活的揭露力量的小说家，他常常在人与环境的动态的关联中，从人的偶然或常态的甚至是乖戾的行为和意识里，进入人的内心，描述生命的真实形态。《枯湖》一开篇就以“白骆驼长大了，她能驮两桶水了/白骆驼有心事了，驮着两桶水竟不觉得沉重了！”击中了读者的心，这样的文字叙述，既是拟人的，又是象征的，之后更以白骆驼的命运和书中所有人物的命运缠绕在一起，凸现了所有生命的不能承受之重。作品的最后，黑沙窝的胡杨林子里多了两个坟头，多了两块墓碑——穆刚老师之墓、李白老师之墓。一人一牲口，皆为救人而亡，而李白老师就是开篇的白骆驼，至于白骆驼如何成为李白老师，正是《枯湖》这部长篇小说中关键精彩的一笔，吸引着读者爱不释卷地去寻找谜底，而小说家坚硬、粗粝、大气、奇崛的叙述风格尽显其中，文本的思想力度和细节的重新编码，也令读者耳目一新。

到了新近的《随风而逝》，汪泉更是走在生活的地面上，笔墨紧贴着地面飞翔，小说描写的是在矿难中光怪陆离而又真实的人性，并以双视觉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去讲述矿难发生后，两个舅舅寻找两个外甥的故事。一个舅舅在故事的外壳，一个舅舅在故事的内核向外扩张，两条线索交汇处就是故事的核心和真相。但是，在这种灾难面前，真的有真相吗？真的寻找到了真相，人们又真的能接受吗？汪泉在此的笔触是不抒情的，而笔下的世界更是无情的，他的小说不会停留在细部和局部，不会停留在人物命运的迂回转折，不会停留在人性伤痕的审察与摩挲，他的着重点是以反思的深度模式去观照现今下世界的荒诞与黑暗，想从其中现实原点出发，梳理出现实逻辑，试图作出某种文化分析，给出某种答案，以便对当下有某种真理性的认识……但是，在《随风而逝》的结尾，汪泉只能给出了并非结语的两句话：“两个舅舅没有一个找到出口，和两个外甥一样/陷入深深的井巷中。”

这是多么惨痛的生活现实，这样写作的现实语境，更让人无法清晰地判断出其作品中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也许，汪泉就是要在虚实之间、生活世界的镜像中映现这个大千世界的种种让人悲愤的现场，展现它的坚硬无比，它的冷峻残酷，它的焦虑和烦忧，它对人的欲望的诱惑，以及它对人的希望的碾没。两个舅舅的执着寻找，实质上也是小说家对自己灵魂的苦苦寻找，欲望的大厦就是在精神的废墟上面缓缓升起的，但无论是时代之变与内心之变，我们对生活的取舍有多少是物质性的，又有多少是精神性的？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内心还留存有多少宝贵而不变的东西？我们在变动不羁的潮涌中怎样才能找到存在的信心和终极意义呢？

说实话，无论是在《枯湖》还是在《随风而逝》的小说文本里，汪泉还顾不上用许多的篇幅去作此种“天问”，那些戳盖在他童年、青少年时代大西北艰苦生活的个人记忆深处的时代印记并不容易消抹，那些覆盖在他生命灵魂之上的心理板结，也并不容易软化，因此，他的小说叙事往往是沉重的，粗粝的，有时甚至是黑暗的，写了黑暗中屈抑的人生，黑暗中变形的人性，黑暗中悲剧性的巨大悖论，有时让人不忍卒读。但好在还有“月亮孤独地挂在天上，为这灾后的黑沙窝射来一点微光。”（《枯湖》）还有“舒展的眉眼，挺直的鼻头，微翘的嘴唇，都和儿子神似，尤其那随时翘起来的嘴角，活脱脱就是小时候的儿子”。（《随风而逝》）生活里总归还有微光，总归还有下一代，不是什么都是枯败的，不是什么都随风而逝。在发现恶与绝望的书写中，汪泉最终还保留了对善的讴歌，积攒着生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