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幻小说肇始于1900-1903年梁启超、鲁迅等人翻译的科幻作品。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杂志上发表了《新中国未来记》，改写自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在19世纪末写的《回头看纪略》。1903年，当时还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先后翻译了两本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这是法国科幻作家凡尔纳分别于1864年和1895年发表的。可见科幻小说在中国落地生根之初，是以梁启超、鲁迅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以文艺建设社会和国家的方式之一。至刘慈欣凭借《三体》三部曲（又名“地球往事“三部曲，是2006年至2010年连载、出版的硬科幻小说系列，由《三体》《黑暗森林》《死神永生》三部小说组成）获得第73届世界科幻大会颁发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则标志着新中国科幻小说在世界科幻小说领域取得了重要地位。从1929年引进国外科幻电影到1939年第一部国产科幻电影《六十年后的上海滩》上映，再到2019年《流浪地球》引发重大反响，中国科幻电影在曲折中前进，终于迎来发展黄金机遇期。“科幻”无疑是2019年度电影和文学的重要关键词。

科幻和古代神话同质，是人类面对强大力量、未知世界和人类自身之谜而编制的故事。科幻小说源自西方，是一种想象文学，中国古代神话也是一种想象文学。二者存在相同的逻辑关系：在物质贫乏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人类对世界充满敬畏、恐惧和疑惑，于是利用想象中的巨人、利斧、各种点石成金的技术手段为世界祛魅。而现代社会，人类已经真的掌握了各种点石成金的技术手段，日新月异的科技让我们看清世界，但是关于世界和人类自身的知识越丰富，就越明白地球只是茫茫宇宙中的一颗星星，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人类越发孤独。但是二者同中有异，中国古代神话主要指向世界和人类的起源，是以想象中的创造发明来提升生活质量的技术理想；而科幻主要指向浩瀚无垠的宇宙，是对理想生活的想象，对未知世界的探究。

科幻是人类对“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不断进行探索和反思的文艺形式，是人类对自身和时间空间及其关系的哲学思考。时间和空间是哲学上的恒久话题，但中国古代重视时间甚于重视空间。把空间概念带给人类的是伽利略等一批科学家。他们告诉世界，包括地球在内，人类生活在一个无限宽广的空间内，除了时间无穷无尽，空间也是无穷无尽的。到了互联网时代，数字技术正在改变世界和人类的存在方式。在数字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加持下，人们在现实和虚拟空间穿越往返，虚实不分，平行空间得到了进一步强调。网络架空小说干脆开辟一个独立于世的空间，对时间语焉不详，而在对空间的开拓中实现自身的文学价值。科幻小说，是重视空间甚于时间的文学类型。康德说过，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科幻小说就是对“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不断进行探索、追问和重新定义的一种文学类型，它将眼光投向浩瀚无垠的宇宙和灿烂星空，思索和定位人类区别于外生物的本质特征，探索人类的理想生活形态。

中国科幻小说和电影里的理想空间是人类所能抵达的极远之地。中国近现代科幻小说主要建构了一个群治理想的乌托邦。这是知识分子被晚清以后的腐败政治和颓败国势激发出来的对现实的失望和建构理想的国与民的向往。在中国近现代科幻小说里，外患内忧、贫弱交加的中国或是变成了科技文明昌盛的世界（《生生袋》（支明）《元素大会》《鸟类之化妆》《中秋月》），或是进化为政治清明、繁荣昌盛之邦（《新年梦》《乌托邦游记》《新中国》），或是展现科学时代新女性的形象（《女娲石》《女博士》《中国之女飞行家》）。这些文本营造的理想（乌托邦）空间，基本上都指向了科学救国、启蒙民众、政治寄托、女权思想等。“导中国人群以行进，必自科学小说始”，鲁迅的这句话，反映了19世纪初译介、创作科幻小说的用意。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思想进一步解放，科幻作家们试图通过小说构建的世界反省现实，表达对社会创新理念的思考，探寻人类现在和未来发展的可能。韩松的《地铁》、刘慈欣的《三体》以及猫腻的《间客》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科幻小说的想象紧密关联人类的生存发展现状和前景，它是对人之存在和世界之存在的思考，是人类能够抵达的极远之地，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这样的文艺形式，值得尊敬、品读和评论。关注科幻的人越多，说明人们对生存环境和人类存在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和探究，这是一个好现象。“五四运动”后，科幻在中国逐渐式微，变成了一个非常小的文类。可喜的是，最近几年科幻小说迎来了非常好的发展时期。《三体》等多部科幻小说获得国际大奖，重工业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在2019年春节档引发了一个观影狂潮，甚至有人说2019年是“中国重工业科幻元年”。种种文化现象说明，中国科幻小说、电影，大有可为。

（作者：王金芝，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第二届全国文艺评论新媒体骨干培训班学员，供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