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琼，一位来自四川，扎根于广东，并蜚声国际诗坛的当代中国女诗人，她的作品已经被翻译为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日语、韩语、印地语、波兰语等十余国文字，成为中国诗人走向世界的见证，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这位1980年生，并于2001年来东莞打工的80后女诗人，其崛起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的。在最初，作为从四川漂泊到珠三角的底层打工者，她的命运和无数底层工人，特别是女工的命运一样，如水中的浮萍，随时会被江河的急流与旋涡吞没。

一个重大的改变是从文字开始的，这似乎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无数的才子落难而后科场高中并一夜成名故事的延续。奇迹是真实的，但奇迹的性质却产生了巨大变化。古代的才子搏取功名，光宗耀祖，衣锦还乡，那是一个男权时代的功名叙事和权力叙事，它展现着无上的权力带来的无上荣光，凡是能向权力中心趋近者，必能沾权力之雨露。郑小琼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叙事中的一个奇迹，却不再是搏取功名和光宗耀祖的权力叙事，而是展现着一批弱女子反抗体制性权力却又常常被体制性权力吞噬的无奈和悲凉。郑小琼的成功，不是向权力中心靠近获得的，而是她直接为自己和与自己一样的无数女工的命运发声，而被那样一个沉默的大众群体共同推出的。郑小琼的写作，意味着中国的女工真正有了自己的代言人。于是，郑小琼的奇迹，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她以自己的痛感和良知见证着一个时代的数亿劳苦大众的命运，她是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自觉其责任并展开书写的诗人。

郑小琼自从开始写作以来，她对于自我命运与底层社会的关注，她的冷峻的笔触，直陈其事的白描手法的运用，强烈的社会批判和现实关怀，让她的作品迅速赢得了广大读者和文坛的关注。这样一位并未曾受到严格的大学教育的作者，其诗歌散文却发表于《诗刊》《山花》《诗选刊》《星星》《天涯》《散文选刊》等众多名刊，其作品也多次入选年度最佳选本，获得“利群*人民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多项大奖，与韩寒、邢荣勤、春树等一同入选“中国80后作家实力榜”。与同时代的韩寒等高调的80后文学作者相比，郑小琼始终是低调的，但她却已然成为80后中国诗人的一面最重要的旗帜，她为广东和中国诗坛所做的奉献都尤其是令人称道的。古人云“功夫在诗外”，如果说，一般性的写作，还可以作假，玩弄辞藻，那么，最优秀的写作，则决定于一个诗人的格局、境界和胸襟。当代诗人多轻乎为人，而矜矜自得于技巧和辞章，他们的写作，不再是为生命的写作，而多成为玩弄符号、概念和语词的写作，个体性、民族性、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缺席，令太多的诗人难以进入诗之至境。在我看来，为文和为人的一致，就是小琼诗歌写作不断拓展和深化的真正力量源泉所在。

当诗人自觉其写作之使命，便不屑于人际的纠纷和所谓艺术的较量短长，不与人争，面对非议和嘲骂，她都只轻轻地撇过。真正的诗人就是真正的君子，只朝向存在的高处攀登，只为生命的低处而悲悯，只为人间的不公而抗诉，她可能无法说出一切的真话，她也无法在任何时候抵抗权力，她也无法不适当妥协，然而，她最有力的文字和最真诚的写作，却不是为着歌颂权力者的，也不准备与那些嘲骂者争辩的，人只要潜入生活的低处，却又能站在精神的高处，她（他）就自必成长为一棵大树。从《女工记》《黄麻岭》《纯种植物》《玫瑰庄园》一路写来，小琼诗篇的敏锐、深刻、多维、丰富，已不断得到呈现，你可以说她是一个底层打工诗人，也可以说是现代主义诗人，还是新女性主义诗人，每一次命名都无法概括其全貌，都只能如盲人摸象一样抵达她的诗篇丰富性中一个侧面。

当然，每一位读者或研究者都可以不断去命名，但我们应当小心，小琼是在不断超越着那些定名所指向的定在的。中国的哲学精神或诗学精神贵乎“化”，“与时俱化”，小琼可谓得之。当她在《女工记》中展示底层女工的群像时，她记录下了将近100位女工的名字，其中每首诗，都是以一位卑微的女工来命名，那些原本不会在历史和文学中留下名字的卑微者，就在小琼的诗篇里得以出场，并被世人铭记，并因这种铭记，而让更多的人们去关注这个底层群落，虽然这些苦难并不会因此而完全解决，但小琼的写作却开辟了一种道路，实现了一种创造，那就是中国文学史中未曾有的，以一整部诗集铭写那些没有任何丰功佳绩、瑰丽传奇或浪漫故事的底层女工，这既是底层写作，也是真正的女性写作，是边缘写作，也是介于乡村和都市之间的身份待定而难定的挣扎的写作，是具有特殊中国图景和意味的写作。

当我最近为四川存在先锋派诗人作特辑推荐时，我总是时时想到这位离开四川本土已二十余年的四川诗人小琼，她虽然已经不在四川存在诗派的阵营中，但她其实仍在精神上是属于存在先锋诗派的，那是四川所代表的华夏大陆精神与气象，在朝向海洋的行进中的激烈遭遇、巨大断裂与缝补伤口。在上世纪90年代突然席卷而至的中国打工浪潮中，郑小琼和一批来自内地的诸多打工诗人一起，真正遭逢了古典性和现代性断裂的阵痛，他们或者以叙事的、口语的，甚至反修辞的写作，直接切入了华夏民族最新的痛苦。这让我想起远在四川的第三代诗人尚仲敏、李亚伟、向以鲜等，他们打破了上世纪80年代朦胧诗的唯美意象化写作方式，而为此后存在先锋诗派的到来做出了理论和艺术上的准备。

郑小琼《女工记》的写作是前沿和先锋的，并开启了当代中国诗歌写作的新的艺术范式。对于这种全新的艺术范式，我们是无法舍弃其关联着的历史内容与时代精神的。那种仅从底层打工生活的见证与痛苦写作来言说小琼的艺术创造，或仅从修辞角度来谈其艺术特征，都是难以发现《女工记》的真正独创性的。一个诗人的写作，是不是独特的，必须放到时间性、历史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位置去考察。这种考察就涉及到文体、题材、主题、语言、修辞、情感、义理、结构、意象的综合立体的效果。《女工记》在文体上采用了诗歌和散文结合的形式，这是一种互文见义的写作手法的自觉运用；在题材上完全取自于女工的真实生活；在主题上直写底层女工的不幸遭遇，以指向潜在的对于不公正的制度与权力的控诉；在语言上近于口语化的实录展现；在修辞上，较少运用比喻，或运用比喻但不至于淹没所叙述的生活真实与残酷事件本身；在情感上则既是进入女工的内在痛苦却又跳出这痛苦来叙述生存的悲凉和辛酸；在义理上，小琼的写作可谓得乎大雅之正，而不落入奇僻邪怪，有所谓得中正之道、风人之旨；在结构上，《女工记》的诗篇基本上不特别分节，而是对每一位女工进行生平履历式写作，从她离开故土或打工生活写来，一种从头到尾的记述，间或以我的眼光来进行观照，但并不做出流俗的道德评判或价值判断，而只是让真实裸露出来。

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琼的诗在很大程度上是拆解意象或非意象写作的，或者因着文学的需要，她的诗篇也形成了某些特定的意象，但这些意象却不再是中国古典诗人经过心灵的主体融化而后再重新构象成图的具有审美体验的表达，也不是朦胧诗派虽然内蕴着时代痛苦与伤痕却仍旧具有强烈的抒情主体惯性特征的传统艺术的运用，而是完全开辟了一种新的意象书写形式，这种“意象”书写在“是”意象而“非”意象之间，谈其“是”，是因为《女工记》中纷乱之物，确也有着诗人强烈情感的投射；谈其“非”，则是因为这些纷乱之物无法得到诗人情感的必要形式元素提取，而直接以其异质形态裸露在诗中。因此，小琼的诗篇，更准确的说是“物”的写作，这“物”摧毁了个体，也瓦解了意象。每首诗篇虽然以一个女工的名字来命名，但这些女工随着纷乱之物的涌现，就经历了一个不断被物吞噬的过程，这些“物”不是三代文化中的“物象”或“物灵”，也不是秦汉以后诗歌中的“意象”或“形象”，而是现代工业文明改变古老中国的“物质”或“机器”。人成为机器或物质的附庸，这正如《谢庆芳》这首诗所写到的：

人生被拆成流水线 螺丝钉

她觉得自己像机台 转动 衰老 露出一截

油腻的未来 稚嫩的眼神浮出斑驳的光影

真相似乎尖锐 像铁刺头扎进肉体

敏感的疼痛像树枝在血管里生长

时光磨损眼里的单纯 十六岁的年龄

纤细的手指慢了半拍 露出乡村的胆怯

眼神里有铁锈样的羞涩 斑驳而灰暗

现实与梦想隔得如此遥远 她无法看清

窗外是异乡的树木投下墨色稠汁的夜晚

疲倦的阴影摇动她稚嫩的脸 从喉间

涌起的累像江水迸涌 真相往往比铁刺头

更尖锐 生活原本不是生存的本身

像你被机器吃掉的三根手指 如果生活

只是活着的本身 未来像遥远的星光

你的哭泣无法渗透工业的铁器与资本

你无法把握住生活的本相 断残的手指

无法握住农具与未来 痛渗透了心灵

现实的真相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相

法律的真相也并非条例的真相

渗透了政策 人情 吏治 世俗 道德

虽然庞大的人生是不合时宜的主题

赔偿更像遥远的星光 无法渗透现实的云层

“操作不规范 没有赔偿”真相是

悲伤的盒子装满的悲伤 你眼神里的浊意

饱含人生的迷雾

现代工业铁器不断碾压卑微的生命，其复杂、纷繁、凌乱、浊重、暴力、冰冷、坚硬的形式，如炸弹轰炸一样猛烈地撞击着诗人的主体心灵之镜或心灵的湖面。铁器、机器，是女工直接遭遇和面对的，生冷、坚硬、重浊，它像切割机和粉碎机一样直接摧残着女工的身体。在一个工业时代的到来中，不仅神消失了，人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有肉身的无法忍受的疼痛，自然的生命刚刚含苞待放，就被工业铁器所磨损。“你眼神里的浊意/饱含人生的迷雾”，这既是女工所见的昏暗世界，也是诗人郑小琼无法整合的被拆解的破碎世界。与古典诗人笔下“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万物皆著我之色彩相异的是，现代世界已被去魅，失去其灵魂，而被坚硬物质所充满，“你的哭泣无法渗透工业的铁器与资本”，这是不但失去灵魂，也斩断身体与世界关联的无机的世界，“断残的手指/无法把握住农具与未来”。诗坛不乏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小琼写作的成功，在于一种时运巧合的新闻性和事件性，这种观点是有失片面的，因为大多数新闻，都并不能成为文学；历史的事件，却有待于诗笔和史笔。没有司马迁“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恐怕那些在早期华夏民族历史上的诸多重大事件也将黯然失色。一个民族的历史，必有待诗人和良史去书写。司马迁正是在因应历史和时代巨变中，开启了他的互文见义等诸多具有空前艺术创造的通史写作，并成为后世中国史书之楷式。小琼于中国当代诗歌，岂非也有马迁于中国史学之位置乎？

郑小琼《女工记》的写作，就是在当代中国文明的特定境遇中，又实现了对于中国传统古典诗歌的意象式抒情性写作的创变。现代的破碎、纷繁、坚硬的生活形式，在诗人的心灵之镜或湖面的投射或再现都以完全迥异于传统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农业时代的古典诗人虽不乏苦难，但却是在缓慢的时间节奏与总体生态环境和谐中的心灵之镜或湖面的更趋向于安顿和沉静，并能以“意象”写作的方式涵化那些外在形式的冲击。然而，在现代世界中，诗人的主体心灵已经变得动荡，甚至有时难免浑浊，对于这种外物与心灵的复杂状态，很多诗人也有注意到，但以这种全新的是意象而非意象化写作，并从结构、语言、题材等各个方面，来进行一种现代诗体的创变，却是以郑小琼的《女工记》最为典型，这是真正的工业突袭侵入农耕生活中的痛苦写作。小琼知道，她必须把这些因着式业时代到来强烈冲撞过来的坚硬和暴力之物的形式，再甩出来，她才能赢得喘息之机，她要带领那些女工们一起甩出现代挖掘机与粉碎机施加于她们心灵再也无法承受的剧烈和集束的炸弹碎片，只有甩出的碎片愈多，心灵之湖和心灵之镜，才不至于被完全击碎与污染，这是一种怎样的写作？那是在这个时代之前，从未有过的严峻体验与严峻书写。无疑，已经有太多的女工，无法甩出砸伤心灵的碎片，导致了她们的失血过多而窒息或死亡，或许，她们的身体还活着，但心灵已经失去了能力，在这里，小琼的诗篇，就是不仅着眼于身体之痛苦的，而且是着眼于灵魂之当下急救式的治疗的。小琼的《女工记》写作，就是一次中国文明的急救式书写。

后记：2018.1.25日，在“抒情时代-诗与远方”微信群，见小琼所分享的作品，颇有感触，遂即兴论诗，谈及小琼为人和为诗的契合，谈及诗人和学者当秉持的某种理想和态度，而后深论诗歌之历史性、民族性和时代性之诸元素，诗歌写作范式必与其个体感悟历史和时代之契合中而成其创造。今日有暇，遂整理而成文。是为记。2018.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