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作《千万与春住》中，张欣再次聚焦光鲜亮丽的都市白领的精神困境，以精彩流畅的叙事和精湛细腻的心理描写揭开都会生命流光溢彩背后的慌乱和荒凉。一部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和丰富深刻的人物刻画皆是技艺，在此背后，如果不能触及某种命运感，如果没有更深刻的道与省思，这样的小说终究不能称为成功。必须说，《千万与春住》精彩故事背后大有深意存焉。

小说将一个古老桥段推陈出新，但戏剧性只是起点而非卖点和终点。多年前，匆忙移民美国的夏语冰将儿子临时托付给闺蜜滕纳蜜夫妇，孰料后来被她领到美国的儿子已被闺蜜夫妇调了包，出于对自身窘迫生活的不满，为了给亲生儿子一个更好的人生，滕纳蜜说服丈夫薛一峰，施行了这次对命运的“偷袭”。但命运之所以为命运，就在于你以为你凭借人力对其进行了篡改，可这种改写不过是命运更大图案的一部分。《千万与春住》内置了这种复杂的命运感。在“儿子”4岁的时候，滕纳蜜在商场里挑选电饭锅时将他弄丢了。这件事导致了滕纳蜜与薛一峰的婚姻难以为继，也导致了他们无法面对夏语冰、周经纬夫妇而主动断绝联系。多年以后，警方找到了“儿子”的线索，他已经成了山东青州农民邓小芬家的孩子王大壮。私心与拐卖推动下的二重命运置换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戏剧性机制，但依然要重申，戏剧性在这部小说中仅是起点，是一个扳机，扣动它是为了让子弹射向更驳杂幽微的命运奥秘。

假如一切如常，山东青州开长途货车的青年王大壮将在美国高级白领家长大，他在世俗尺度中拥有“更高级”“更体面”人生的可能性大概是不难想见的；而自幼患有自闭症，在美国优越医疗条件和夏语冰无微不至心灵陪伴中长大的“小桑君”将是一个广州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滕纳蜜和薛一峰的家庭大概不会解体，他的人生未必就一定更低层级。那么，伤害他们的是什么？是滕纳蜜对现实物体系及其价值观的完全认可，还是滕纳蜜对命运的报复心？

成年后的滕纳蜜价值观完全被物质体系所同化，当王大壮不愿认亲时，她对薛一峰说的是，这孩子为啥不知道我们才是能改变他命运的人呀？她在夏语冰面前深深感受到不同人之间牢不可破的命运壁垒。不管夏语冰做了怎样“触犯天条”的事情，终究有繁花似锦的幸福在等着她；而不管她滕纳蜜如何刻苦勤奋、手脚并用，她所暗恋的周经纬归国要来领走的女神依然是夏语冰。因此，她将儿子调包送到美国去，表面上是为了改写儿子的命运，深层的心理动机则是她对那道始终横亘在她面前的命运壁垒的偷偷回击。

命运以自身的宽广博大和云诡波谲回应了她。她倾心信仰的物质性伦理并不能说服所有人，至少邓小芬和王大壮就依然活在完整的传统仁义伦理中。小说展示了存在于伦理之间强烈的摩擦和碰撞。在高度理性、分工精密和现代都市价值观中，内蕴着不可置疑的进化性和等级性，比如都市必然高于农村，精英白领必然高于大货车司机。滕纳蜜的调包和周经纬执著要求王大壮去美国，都隐藏着这种自以为是的逻辑。而仁义则超越现实的朴素道德观。小说中，质朴而坚定的邓小芬、王大壮以朴素的传统价值观对来自都市的滕纳蜜们进行了一场情感和伦理教育。张欣并非简单地把“都市/农村”这组关系进行价值逆转，使农民成为神圣崇高的价值来源。她展示的是一种可贵的复杂性，一种复杂的纠结。假如没有夏语冰和薛一峰这两个深谙都市规则的白领精英的高效决断和人际网络，假如没有宫超医生所代表的理性高效的现代科学，邓小芬必然难保一命。可是，“都市”为邓小芬改了命，却依然无法征服和改写王大壮自主选择的司机命，或者说无法改造他内在的仁义价值观。正是在这里，“农村”又教育了“都市”。或许，作者想暗示的是：城市化的进程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但人类的生命在社会程序之外，依然有另一套价值程序。所以，命运的要义不仅在于使其关联至更高级的社会程序，更在于使其对接于自洽的价值程序。

张欣并不简单预设某种更好的命运。她不认为夏语冰必然比滕纳蜜“好命”，她更愿意甄别个体面对命运狂风骤雨时的不同的定力和修为。夏语冰几乎是小说中的一个理想型人格。她以勇敢、智慧、坚韧和耐心，承受着压力、疏远、欺骗、背叛和拒绝，她优雅干练地周旋并摆平各种突发危机，让生活延续着表面的繁花似锦。可是，她却是最后的孤独者。周经纬面对想象的“背叛”时可以再找一个女人来维持心理平衡，滕纳蜜面对命运的“不公”时可以活在坚硬的仇恨和报复中，只有夏语冰，才是真正被命运诅咒的俄狄浦斯王，前一刻还是万事俱全，转瞬间就一切土崩瓦解。可是，她没有被打倒，她愤怒却没有失去理智，她没有被恨所淹没。如果说邓小芬是传统伦理的守卫者，夏语冰则是真正代表了现代文明的都市女性。她代表了她们的困惑和难题，也代表了她们的理想存在伦理。生命有隆冬，但不要做隆冬的囚徒。生为现代女性，如何在命运的漩涡中与恨和解，保全心灵的坚韧力量和高贵尊严，这可能是张欣想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