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简介：

弋铧，女，现居深圳市，中国作协会员，已发表作品一百多万字，获首届鲁彦周文学奖，首届广东省小说奖，第七届深圳青年文学奖，第一届第二届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第二届“飞天”十年文学奖，第三届原创网络文学拉力赛铜奖等。出版有长篇小说《琥珀》《云彩下的天空》和中短篇小说集《千言万语》《铺喜床的女人》，作品散见于《当代》《中国作家》《花城》《天涯》《山花》《上海文学》《长江文艺》《长城》《清明》《世界日报》等刊物，部分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选刊》《海外文摘》《长江文艺·好小说》《小说精选》《作家天地》等杂志选载。

内在于世界的经验和写作

□李德南

读完弋铧的《难得有你》，一个想法跃然而生：内在于世界。这里头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指这篇小说所涉及的经验是在世界视野中展开的，是内在于世界的。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高度技术化的时代。技术的发展，使得空间的距离缩短了，或者说，空间的距离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世界就好像真是平的。就拿《难得有你》中的主角刘春平来说吧，他是一个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却可以每天通过微信群和生活在中国的同学们随时保持着联系——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密。小说是从刘春平如何关注同学群里的状况写起的，后面也有不少篇幅写到“群居”的生活。航空技术的发展，则使得刘春平可以自由往返于加拿大和中国，为着三十年同学聚会也可以专门回国一次。由此，地球，就好像真是成了一个村落，生活在各国的村民们随时可以互动和往来。

内在于世界还有另一层意思：《难得有你》式的写作，是一种内在于世界的写作。这篇小说同时写到加拿大和中国，还有更广阔意义上的世界。这种空间经验的扩展，并非仅是出于想象，而是有其现实依据。在这个时代，中国本身可以说是内在于世界的，在世界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就在世界之中。《难得有你》里头有中国故事，有中国经验，但这故事和经验，都是内在于世界的，而不是与世界割裂的，因此并不局限于中国。以文学作为考察对象的话则会发现，以往的中国作家大多是在中国的范围内以城市-乡村的架构来书写人们的生存经验，城市和乡村彼此互为参照。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新的生存经验已经撑破以往的城市-乡村的架构，作家们也开始在中国-世界的架构中描绘他们眼中与心中的文学图景。这种文学所写的人，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某个国族的人，而是在身份、在文化层面具有跨国族意味的人，甚至是“世界人”，或者用《难得有你》中的话来说，是一种“国际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已经不只是“中国文学”，而是一种“世界文学”。而这样一种写作，在今天变得非常有必要，就像扎尔卡所说的，“有些问题，在很多年前仅仅依赖于地方的、区域的或国家的措施予以解决，而在当下却需要放在全世界的范围来加以关注。”[ [法]扎尔卡：《重建世界主义》，赵靓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06页。]新的时代语境和现实处境需要有新的视野，也需要有新的文学。

这种内在于世界的写作，对于中国文学自身而言，自然是一种扩展。它为理解当下的世界、当下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也可以说是提供了不同的视野。《难得有你》当中，有着跨国度的生存经验，还有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它也尝试在一个历史的、比较的视野中，去理解中国人的爱与怕，去理解中国之心的困厄源自何处。小说中有一种历史的眼界，从中能够看到中国在最近几十年的一些变化轨迹，多少有些历史的纵深感。小说还有从当下出发，横向比较的视野。在这种比较的视野当中，以往我们所习以为常的东西，变得有些陌生化了。也仿佛是从这时候开始，我们才开始注意到它们的存在，才更清晰地看清了它们的存在。比如中国人对世代传承的执著，比如中国人在教育子女上的那种无条件的付出，在《难得有你》当中，都因为有比较的视角而显得突出。

我还想指出的是，《难得有你》是一篇在叙事伦理上有很强的分寸感的小说。它尝试不带偏见地看待小说中的每一个人，尝试理解小说中的每一个人。这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是挺难的。这要求小说的作者除了有热心肠，能够对人物所遭遇的一切感同身受，又要有足够强大的理智，不要因为过于浓烈的爱或恨而蒙蔽了心智。它还要求作者有高超的叙事技巧和叙事能力，能够眼到手到，能够在写作中落实自己的想法。要而言之，就是眼界要高，手艺也要高。

《难得有你》的叙事重心，主要是落在刘春平身上。刘春平是这篇小说的主角。这是一个有奋斗精神的人。“他一贯把搞音乐的和堕落的青春联系起来，摇头丸，大麻，乱淫，飞扬跋扈的青春。他的青春不是这样的，他的青春不是堕落和沉沦的，他的青春全部用来拼刺高考，过独木桥，成为天之骄子，从农村到大城市，再从大城市到海外。”刘春平还有坚韧的意志，也有一定的能力。他的运气并不算特别好，在海外也生活得挺委屈。《难得有你》写到了他的委屈，对他有同情，但又并不回避他的问题。“李凡也不是没察觉，她这样出众的女孩子，从初中就有大把的男生垂涎欲滴，她根本没把刘春平放在眼里，这个长相一般，有时候甚而带点委琐气质的小镇青年——说是小镇，家里却还是务农的。小城市，地区，乡镇，农村，这些在大都市生大都市长的女孩子李凡看来，都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是一个阶层的，根本和她不在一个段位上……小城来的也就罢了，偏偏还爱巴结人，见谁有价值就巴结谁，虚头巴脑的人物，却是李凡这种世故的大都市姑娘最讨厌的。班主任连教授的家几乎就是刘春平的劳动场所，扛煤气罐，背大米白面，帮助连教授的孩子拨弄自行车，夏天安装电扇，冬天跑着领大白菜，天啊，哪有这么没骨气的学生？”李凡是刘春平的前妻，当弋铧从李凡的视角入手去写刘春平的过往时，李凡的叙述中虽然不乏偏激的成分，但是她也未曾没有注意到刘春平身上有一些实实在在的优点。如果说刚才引用的李凡的那段话多少有些偏激和个人偏见成分的话，那么下面这一段，则可是说是更为客观的分析和叙述：“刘春平缺乏好多东西，英俊的相貌，倜傥的身材，幽默的谈吐，丰厚的家世，但唯一不缺的，就是他的毅力和恒心，他为着目标誓不罢休的努力和奋斗，埋首进取，百折不屈，穷追猛打，他要得到他认为自己该得到的东西。”这是一种近乎客观的分析，它出自小说的叙述者，从整篇小说所透露的信息而言，它可能也代表着作者的态度和立场。

《难得有你》中对事物的认知，也力求客观，最起码也提供多个角度的认识。比如小说中写到深圳。刘春平并不喜欢深圳，觉得太紧张也太功利。“现在那边的年轻人除了房子和赚钱，基本没有别的话题，连爱情都带着创业的功利性，先要算算折损率。”小鹤则不认同，“得了吧，你又没在深圳待多长时间，老觉得那城市像暴发户。其实深圳挺好的，至少吃的东西比温哥华多。而且天气也不错啊，永远都是夏天。”

《难得有你》对人物的分析，对事物的认知，有着平实的、朴素的意味，并不刻意追求深刻和独到。然而，这种中正的、不带偏见的叙事伦理，是当下文学创作中非常缺乏的。对于文学世界，对于正在变动中的世界，这样的认知和立场，可以说是非常有益的。实际上，弋铧也没有让这种认知仅仅局限于文本，而是将之视为一种认识世界的立场。小说中还有一个人物很值得注意，那就是小鹤，她是刘春平的第二任妻子。初到加拿大时，小鹤并不是十分适应加拿大的环境，但是她的观念转变得比较快，甚至能很清楚地看到刘春平所存在的问题：刘春平固然可能在加拿大受到歧视，但是他本人也缺乏足够开放的心态。比如同样的建议，由白人律师之口说出，刘春平其实是不太能接受的，可是当它由华人之口说出，刘春平就接受了。面对这样一种情景，小鹤说道：“你这样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成为国际人，国际人是什么？就是不带偏见地看待任何事，没有任何感情地去判断任何事。”这一番话，让我想起阿皮亚所提倡的“不带偏见的世界主义理念”，觉得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在《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一书中，阿皮亚谈到这样一种处境：“世界越来越拥挤：在今后的半个世纪里，人类这个曾经四处寻食的种类，数量将增加到90亿。根据不同的情况，跨越国境的对话可以是愉悦的，也可能是令人烦恼的；不过，无论它们是愉悦的还是令人烦恼的它们都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现象。”[ [美]阿皮亚：《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苗华建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6页。]由此，阿皮亚提倡建立一种世界主义的、具有普遍性的规范。在他看来，世界主义理念本身并不是什么特别高深、特别高贵的存在：“世界主义不应当被视作某种高贵的理念：它不过是始于人类社会（比如一国之内的各个社会）的一种简单思想，我们需要培养共存的习惯，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按照‘对话’的原始含意，养成共同生活、相互提携的习惯。”[ [美]阿皮亚：《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苗华建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2页。]在一个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时代，跨越国境的生活无疑将会变得更为普遍，各种价值观的互动，也将会变得更为普遍。而以开放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尝试不带任何偏见地看待任何事，这是一种朴素的、甚至可以说是古老的理念，也是不断变化的全球化时代中大多数人，尤其是世界公民或“国际人”所需要具备的实践理性。

能够打通文学和现实的边界，让现实和文学可以互相滋养的文学，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缺少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始终看重《难得有你》这样的作品。

李德南，上海大学哲学硕士、中山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青年学者、专业作家，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导师等。入选羊城青年文化英才、广东省青年文化英才。

触手可及的此刻——秘密

——弋铧小说论

□项静

本雅明说普鲁斯特的形象是文学与生活之间无可抗拒地扩大着的鸿沟的超一流的面相。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依然是这样若即若离、模糊的,逃匿于我们渴望透视的眼睛。每一个写作者都在艰难地寻找接近或者把握的方式,去经历捕鱼者那种拖曳的艰难,体会沉甸甸的嗅觉、触觉和肌体全部的内心活动。在文学作品面前讨论生活本来的样子,应该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话题,处处是陷阱,生活以快于我们感知的方式消失,我想记忆可能是我们唯一的方式,在对记忆的珍重上,弋铧是一位特别平实的写作者,她孜孜矻矻于“过去”的故事以及自己的谦虚谨慎的理解。在我所看到的小说中,始终能感受到一种对世界的谨慎和畏惧。

比如《一九七九年的一次出差》,小说的开端是平时不怎么打交道的老师的忽然热络,周围的人们像被磁铁吸引了一样,聚集到“我”的家庭中来,她不厌其烦地交待从各个角落汇拢而来的攀牵,只不过是为了母亲的一次去往大城市的公差。人们对陌生繁华之地的向往,对物质的热爱,封闭之地人们关系之无间已经为熟人社会的摩擦蓄势。这是一篇非常立体的小说,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一次出差从根本上讲只不过是引子,引出了许多琐碎的故事,周围的人们纷纷加入进来,爱美、自私、闲话,在封闭的环境里发酵酝酿,人们的内心生活都获得了一次展示的机会,连小孩子的内心世界都被搅动了,一发而动全身,搅动了一潭死水。小说的高潮是出差归来莫须有的绯闻让爸爸妈妈的婚姻破产,首先是闲言碎语带来的舆论压力,这是我们熟悉的庸众的世界；其次出差后遗症也的确在妈妈身上产生了变化,她更加亲近技术人员,热爱打扮,与爸爸的世界越来越远,一次出差让世界整个缓慢但无可阻抑地改变了,以至于产生了深刻的后遗症,爸妈的婚姻就像整个时代一样走向剧变,而最为重要的是这甚至更改了一个普通人的感觉系统,若干年后,爸爸连对我的职业评价都是基于能否出差。《一九七九年的一次出差》撇开时代背景,其实是一次日常生活流的临时转折,揭开了在惯性生活中看不到的生活的真相。是那种类似于震惊或者惊诧的存在。这也是弋铧小说中喜欢使用的桥段。

《爱在左,情在右》写了一对日日相守的夫妻之间的隔膜,两个人平静如水的生活之下,丈夫谢峻出轨但并未影响家庭生活,他对此也没有什么内疚,因为他十分清楚爱和性的关系,他对妻子十分有把握,也享受妻子对自己的依赖。打破生活惯性的是妻子的一次出差,妻子在一个跟她告知的地点完全不同的地点车祸身亡。真相开始裸露,他对妻子的欺骗完全无法理解,他想揭开这个谜底,查看妻子的日记,探访她的朋友,寻着线索一步一步去接近事实,其实也是一个重新了解妻子的过程,妻子成了自己身边的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妻子是文艺青年,热衷文学活动,但丈夫谢峻对此始终抱着无所谓的心态,她引以为傲的文学事业,对谢峻而言,只是闲暇时的一种玩票,一种与别的吃饱喝足无事可干的女人不同的附庸风雅的兴趣。小说的结尾,并没有出现通俗小说中常见的妻子出轨的套路,妻子一直保持着对婚姻的忠诚,但最凄凉的是妻子与丈夫之间感情的距离,妻子一直渴望和追求的“梦想中的世界”,对于丈夫来说,完全是个陌生之地,他以为她每根头发丝都熟悉的女人却原来和他有着如此远的距离。夫妻之间谈论的话题通常是一天中的日常事情,有关工作的、孩子的教育、金钱等问题,他们从来没有谈论过希望与理想,而且最致命的是他觉得毫无必要,而妻子只能在别人那里寻找欣赏和尊重,这让丈夫受到了深深的刺激。这篇小说是非常有现实感的情感小说,隔膜和距离让一对夫妻分别从精神和肉体上出轨,小说没有任何道德批判的调子,而是对这种现状表达了一种懊恼之情,我们是怎么走到这条道路上来的,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们的理想和热情是如何被生活给磨平了,这其实也是弋铧其他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关于理想和坚持。

《无名女郎》写了一位白富美女孩的遐思,很多年前,洛洛曾经很想成为一个歌手,拿着把吉他,浪迹天涯的那种。她想把歌声留在她的流浪里,在以后回忆起的日子里,她的不堪回首的人生充溢着伏特加、行为艺术、颠三倒四和醉生梦死。但是梦想永远只是一介梦想,她成了最好的学生，拔尖的优秀生,数理化门门第一的尖子生。她知道她永远也成不了一个艺术家,虽然没有人会把流浪的歌手当作艺术家,但是当电视新闻里在回顾MJ的一生的时候,她看着那个曾经样貌多么隽永,瞪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的黑人孩子,因为白化病的痛苦折磨,经受了那么多舆论和媒体无情的嘲讽,仍在坚守着自己的音乐的神圣的时候,她绝望、痛苦得直不起腰身。这辈子她注定在一个自己完全不会喜欢的领域里去驰骋了,她会慢慢成功,凭着自己的能力和家庭的背景,她会成为某个领域的领军人物,一个商会里的领头羊,甚至一个政协委员，一个功成名就最后只致力于慈善事业的翘楚。可是所有的人生都是矛盾的,她想做的,仅仅只是用那种“什么都可以牺牲的”态度去幻想和向往。这篇小说特别像一篇散文,一位挣扎在理想和世俗之间的女孩,无法控制地被裹挟进世俗的价值观,但又分裂地梦想着另外的生活,其实是另一种灵与肉分裂的痛苦。

《衣道》则是在时代洪流中有坚持的人的生活写照,一位手工缝纫师傅,守着自己一间小小的铺面,坚持着自己固执的理念,连他的个人形象也成为格格不人的、彳亍独行的一个人,任谁也进不了他的心。他不肯妥协的认真把顾客都赶走了,但即使沦落到做睡衣和寿衣,他依然一丝不苟,依然坚持手工缝制,做工仍是精致的。小说中处处隐藏着对这个坚持衣道裁缝的忧虑,不知道如何赋予这种逆时代潮流的技艺以价值,又不想它消失掉,任这个时代走向平庸。

弋铧小说中的这种痛苦都是时代带来的个人生活投射,这种感情其实并不好把握,生活有变和常的差异和轮回,有时候文学叙述的方便会诱导我们走一条浅显简单的路,这条路不会有大错,但也实难有殊异的风景；在变和常的生活哲学里,我们很容易受惠于自身经验写出生活是什么样子来,但却不容易跳脱个人视野呈现出为什么会这样。相对来说,个人生活史的写作是更容易把握的,有一种低姿态的平实和在同一个频道的顺畅稳妥。

小说《葛仙米》写了一个家庭中两个女孩之间的感情关系。作为养女和生女,由于父母的刻意消弭差别,却失衡地制造出另外一种偏斜,结果给两个女孩都造成了心理压力。养女蒙蒙被旁人和社会潜移默化地教导着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她被人们赋予了巨大的回报反哺的压力,甚至是她成长下去的唯一动力,但由于她自身的资质和能力,没有如愿成功过,甚至连自己的工作,也得靠妈妈的牺牲才能争取。而这种被施舍的世界正是她痛苦的根源,她自责和伤心,“在每一个微笑得没心没肺显现出快乐的白日后,在那些寂寥的夜里她是多么的痛苦和绝望啊”。而亲生女儿“我”却由于父母的牺牲精神和无私的爱,几乎是在缺失母爱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小说的最后两个女儿都选择逃离来愈合自身的创伤。这是以爱的名义制造的伤害和黑暗,两个女孩的成长史,是与黑暗的斗争史,这里可能是在潜意识里讨论爱与伤害,讨论世俗对爱的扭曲变形,爱的施予者与承受者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才能走向健康之路。但也有可能,这篇小说只不过是一次情感释放,不关涉任何更高更深的情感指向。

《千言万语》在这个意义上，跟《葛仙米》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篇小说也是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两个不同背景下长大的女人,完全不同的世界，但又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刘冬由于外婆的“风流”历史,被妈妈规训着走着一条中规中矩的路,而胡丽君则像野生的花草,肆意地张扬自己的女性魅力,她像刘冬的另一个自我,是刘冬自始至终羡慕的对象。人到中年,两个人各自有了生活的归宿,在单位的新年联欢晚会上刘冬是逢场必邀胡丽君的,她喜欢胡丽君的张扬,喜欢胡丽君散发的咄咄逼人的霸气,整个晚会的中心全是她,所有的男人都围着她,所有的女人眼里都喷着火，她把刘冬从小的梦想都显现在了眼前,她唱着,她舞着,刘冬的血脉都喷张了。胡丽君是她想象的一部分,也是在恢复自己慢慢死掉的那部分，但两个人其实都是生活的失败者，只不过一个离经叛道,另一个墨守成规,刘冬把自己和胡丽君的生活都看在心里,像发酵一样等待一个互相靠近的机会,最后在一个脆弱的时刻,两个人打破距离,抱团取暖,“刘冬把胡丽君拥在怀里,用力紧了紧,她感觉到她的一点挣扎,有点仓皇的,有点下意识的,如果胡丽君推开她,刘冬也许就立刻放了她,比她挣脱她的劲还要大,还要无辜,还要张皇,可是胡丽君没有,她偎在刘冬身体里,鲜活的肉,软软的沓。刘冬悄悄地吁了一口气,她想,她已经喜欢她多少年了。这个结局可能有一点同性之爱的暗示,也有可能是人终于找到另一个自我的拥抱。弋铧好像特别适合写这种细腻的情感,两个女孩或者女人之间,窸窸窣窣的微细感情和往事,从各个角落里钻出来,她们从不张扬,甚至还有一点懦弱卑怯的神情,但是无一例外又内心坚定,循着自己的方向一点一点积蓄力量,等着那爆发的一刻,比如蒙蒙精心设计的逃离计划,比如“我”义无反顾地远赴重洋,而刘冬不动声色地对胡丽君的接近和最后那一次结实的拥抱,都恰似无声的惊雷,是蔫人的豹子式爆发。

弋铧的《于秀和她的黑》回到具体而厚重的乡村世界,回到一种诗意与宽阔之地,无论是小心翼翼的语气，还是那种抚摸式地扫描万事万物的日光,都仿佛在恭候地母精神的降临才能把苦难演化成坚韧的承受,甚至是无声无息地消失。于秀这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几乎集各种生活苦难于一身,生了一个脸面五官漂亮却有星白斑驳皮肤的大闺女,二女儿的智商连《春晓》都背不流利,她还有每月要花五百块钱治病的婆婆,整天胸有大志无所事事的丈夫,她四十一年来从未出过县城。到此为止的生活,以及接下来的漫长岁月,在某个疲惫难消的深夜,突然以无意义或者重压的形式出现,于秀在祖宗坟场大哭一场。在于秀的生活中,她是一个事实上的孤独者,没有人给她安慰和支持,就像这个孤独冷清的坟场,而那只叫黑的狗,是她生活中唯一的亮色。

庞大的中国国土上,一定有为数众多的弋铧这样的写作者,他们不为时代潮流写作,不为批评家写作,甚至也不为一个明确的读者写作。他们可能只为自己写作,在其中本能是最为饱满的，我们几乎体会不到恨和恶意,当然，包容、美和诗意都未必能带来文字之美和世界的丰富,但他们的写作却让我感受到了文学初心。

项静，女，上海大学文学博士，就职于上海市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