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简介：

郭爽，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曾就职于南方都市报等。小说、随笔发表于《收获》《当代》《作家》《山花》《上海文学》等刊物。获德国罗伯特·博世基金会“无界行者”创作奖学金（2015）、第七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2017）、第二届山花双年奖·新人奖（2018）。出版作品《正午时踏进光焰》、《我愿意学习发抖》。

访谈：

写作是重新塑造自己的过程

□郭爽VS伍岭

体察他人的习惯早于写作

伍岭：你曾说过“写普通人就在于他身上有张力，这是小说追求的东西。”然而要发现他们身上的张力，是需要不断观察和思考，还是需要时刻记录？

郭爽：远藤周作写过一个角色是小说家，里面说他在决定当一个小说家时，就开始了努力去体察他人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努力去体察他人，早于我的写作。现在看来，观察可能是第一步，从观察到体察，中间需要调动作者自己的情感和经验去想象，然后才能有所“发现”吧。我不记日记，偶尔有灵感会记在笔记本上，但也不会马上写。

伍岭：普通人是艺术创作的切入口，也最能让读者产生共鸣。你如何把握他们在写作中的吸引力？

郭爽：在豆瓣网上，有读者评论我的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时说：“时代记住伟人，谁来记住我们？”所谓普通人，当他遇到大事情的时候，他的反抗是惊人的。中产阶层遇到幼儿园事件，所做的也就是在门口抗议，但一个小人物遇到这样的事情，他是会去拼命的。写小人物就在于他身上有张力，这是小说追求的东西。

还有就是，大家倾向于认为，一个做过记者的人去写小说，可能倾向于都市题材，但我不这么认为。白领的生活既没有诗意也没有热血。作家费力去写小说，还是希望能从中发现生活的真相。每个人都感受到过生活就像温水泡着你，但直到看到一篇小说，才觉得这种感觉落到实处，感到“就是这样”。我希望写出这样的东西，写出所谓的“无形之形”。写普通人，对我来说就是去发现、揭示和思考这种蕴藏在每个人身上的生存现实，也是生活的真实面貌。

具体在写作中，我和他们、我和笔下的角色们之间有种微妙的牵引，像是隐形的绳索。我们之间的共振让绳索摇摆。我努力做的，就是写出这种微妙的振动中自己真实的感受。

伍岭：你的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里，《鲍时进》和《拱猪》等篇目都用了大篇幅去写父辈的故事。作为青年作家，选择上一辈的故事去叙述，还力图写出细节的真实，其实并不容易。为什么选择这样不容易的方式创作？

郭爽：因为他们在消失。物理层面的消失、精神层面的消失、历史中的消失。所以我去造一个世界，把他们固定在其中。这样的写作，我觉得是了解他们的一个过程。为了细节的真实，我会大量查资料。把背景全部都搭建出来了，再去选取其中一个非常小的角落来写。可能最后查了很多资料，只写了一两句。我觉得这就是“笨”吧，是一种很老实的写作方法。

伍岭：现在很多青年小说家会大量用到现代主义的手法创作，读者阅读时会试图把这些明显的想象和虚构成分投射到作家想要表达的思想和现实中去。但你的小说首先是写实的，为什么如此坚持写实？

郭爽：一方面我觉得到现在，现代主义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了，现实主义里也有非常多现代主义的东西。比如我的小说《拱猪》结尾，伍珊长出了一个猪鼻子。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的写法，但这篇小说却不会标榜是现代主义的小说。所以可能广义上，现实主义现在成了容纳性最大的概念。

伍岭：你的小说里其实也有现代性，有隐喻，但故事本身流畅好读，有时候阅读时不会注意到这些现代性的部分，而是会先把它当作一个好看的故事读完。你好像很注重故事本身。

郭爽：对，我觉得故事是最内核的东西。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小说是什么”。我昨天还在和几个朋友聊，如果现在写一个70到100万字的大长篇，可能写成挪威作家克瑙斯高那样，自述式但是虚构与非虚构夹杂的，那样才是一个探索的角度。

但对我来说，我还是一个小说的学徒，在学徒阶段需要有基本功，故事都讲不好就去写抽象，那太“飞”了。如果把这个过程倒过来，一直写很“飞”的东西，然后到了40岁，想要讲故事，那就是上一辈先锋作家的经历，也非常艰难。

我开始得比较晚，现在做了这些，也许以后可以做减法，可以写短的、轻的东西。但我依旧天生有讲故事的欲望。

伍岭：你似乎是一个很注重练习技巧的人？之前看到一篇文章里讲到你进入写作的方式是很理性的？

郭爽：是，我没有一篇小说是随便写的。它可能会很自然，张弛有度，但不是随便能做到的。没有经过思考不可能做到，“自然”也是经过考虑的“自然”。

技巧的事情我不爱谈，因为我觉得那是评论家该做的事情。我是一个写作者，要讲对我重要的东西。分析自己的作品不是作家该做的事情，因为一旦你去给自己解释，就局限了某些东西，作品往往比解释更复杂广大。

情感的东西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本书背后，一定有非常强烈的情感驱使，才会让你有持续动力。甚至你表达什么都不重要，你相信什么，最后还相信吗？这才是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么强烈的情感驱动，是无法完成写作的。

我看过胡迁的一个访谈，他说最好的小说永远都不是设计，是献祭。我一样是这样认为的。

“想象”这事件需要勇气

伍岭：《我愿意学习发抖》这本书给人一种“当代童话”的感受，你激活了古老的童话，同时也让童话给予当下的生存启示和指引。你是如何在非虚构写作里完成童话中的现实再造？ 

郭爽：这本书的第一个故事叫《汉斯，为了叫你欢喜》。故事的主人公特蕾莎带领我走进她的世界，告诉我她最喜欢《幸运的汉斯》这个《格林童话》里的故事。跟她这种奇妙的联结，让我明白童话虽然在生活中肉眼不可见，但它储存在读过它的人心里。与其说我是要去唤醒这些古老的童话，不如说我试图去触摸一颗颗心。这个坐在你面前的、活生生的人，她的心在记忆着些什么。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始终以这个问题来引领自己落笔的方向，我想也是童话流传、讲述的根本动力——我听到了这个故事，并被打动，想要讲给好朋友听，我会如何去讲？

童话最初的诞生，并非是印刷在纸上的静态文本，而是在一个或多个场合里，听某人亲口所讲故事的整理和记录。所以童话本身是流动性的。听和讲这两个动作之间，有每个讲者的遐思、情感和想象。这是我理解的“再造”，事实上童话需要再造，再造让童话充满活力。

伍岭：童话意味着什么？

郭爽：菲利普·普尔曼说过，“讲童话故事所需要做的全部事情，不过是巧用人类的想象力。”然而这件事，“对孩子们来说轻而易举，但对大人们而言，实在难于登天。”

关于想象力，说起来似乎抽象，但大人为什么会觉得一则童话里充满了bug？或者觉得童话片面？就是他在阅读的时候，没法放飞想象。他对照现实和自己的经验，然后觉得童话不过是荒诞无稽。

但是，如果我们有一张会自己开饭的小桌子，为什么不痛痛快快使用它呢？啊，你会发现，想象这件事，并没有那么容易，它需要勇气，需要不受社会规范约束的一颗自由天真的心。而自由，大概是写作最重要也最需要的事。

伍岭：那你觉得文学创作是否也是对其他文学再造的过程？

郭爽：我写过一段话，关于文学传统与创新之间关系的思考，是这样的：写作的未来与过去紧密相连。我迷恋朱利安·巴恩斯说的一个意象，他觉得文学史并非直线、代代相承，而像一张大圆桌，各个世纪的作家围坐桌边，有进有出。但丁、莎士比亚、李白、杜甫、卡夫卡等目前仍未离场，坏笑着时不时瞟一眼门口，想看看下一个破门而入的家伙长什么样，有怎样的音色和脾性、能坐多久。

踏入时间的河流，写作者在里面辨认人类的来路和去路，在传统里发现个人才能，再把目光投向未来。从观察和体认现实，到重构和创造真实，每一代、每一个写作者的努力，都是为了越过时间的障碍，抵达人存在的真实。

对我来说，写作是生命的共振，是每一个写作者用心去感知别的心、重新塑造自己生命的过程。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这条道路漫长，艰辛，但走着走着，我们拥有了全新的世界，同时，我们也听见古老的声音。

所有写作都为了拓展 “叙述”的场域

伍岭：你怎样理解虚构和非虚构的关系？

郭爽：作为一个读者的时候，我不会太考虑“虚构”“非虚构”这样的词，而把他们看作出版类别。马尔克斯有一本书，翻译成中文叫《活着为了讲述》，如何讲述才是最重要的。在当代整个世界范围内，可能虚构和非虚构的边界一直是作家试图打破的，让小说看起来像真的，让非虚构看起来像小说。因为现实本身并不那么真实，或者说越来越不真实。如何去捕捉和表达这种微妙的感受，如果文学还能作为一种有活力的艺术形式的话，需要去面对和处理这个重要的问题——如何用文学来拓宽我们的认知边界。

我的一位朋友的说法让我很有启发：盖伊·特立斯的《邻人之妻》是典型的非虚构（报道式）写作，如果我们谈到非虚构另外一个类别“非虚构小说”的时候一定会提到卡波蒂的《冷血》。卡波蒂是小说家，胜在文体和语调；特立斯是记者，胜在题材和挖掘的力度。所有的非虚构作品都要面临时间的检验，五十年后如果读者还去读它，不会是因为他们写的题材有多么特异，而是作家怎么去讲述、如何创造一种独特的讲述方式。

但根本上，一个写作者，你不能只考虑题材，而要考虑语言。每天我们的日常语言和写作语言都在受到现实的侵占和攻击，你怎么拥有一种自己的语言，用这种语言去进行最大限度抵达真实的讲述。

伍岭：非虚构小说是非虚构文学里的一种流派吗？

郭爽：在西方现代文学中，非虚构小说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流派、而非文类。它是随着1965年杜鲁门·卡波蒂的《冷血》的出版而正式确立的。但现在这种提法已经过时了或者说不再作为一种流派、概念而提出了。在《冷血》的影响下，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夜幕下的大军》、亚历克斯·哈里的《根》等等都可纳入非虚构小说范围。而之后以汤姆·沃尔夫为代表的新新闻主义崛起，反对卡波蒂认为的非虚构不能使用第一人称的做法，而是把作者的观察和经验更多地融入传统新闻的叙述手法里去，用第一人称来行文也不再罕见。

所以可以把非虚构小说和新新闻主义都视作几十年前就已发生过的文学思潮，不过它们现在仍然启发和影响我们如何去写作。

在我看来，卡波蒂是小说家，汤姆·沃尔夫是记者，他们虽然都以真实的人物、事件为原型来写作，但出发点和效果截然不同。当然，他们都拓展了“叙述”这个大的场域。

现在我们已经不会说一位小说家是意识流小说家或者象征主义小说家了，这些曾经的流派都已经成为广义的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的一部分，被大量使用在写作中，像呼吸一样自然。中文写作也在这个大的文学语境里成长和变化。

写作是尝试回答——人类是什么？

伍岭：有哪些作家或学者对你产生过影响？

郭爽：过去三年我不断重读这些人的书，我想他们或多或少影响了我：莎士比亚、契诃夫、卡夫卡、汤显祖、普鲁斯特、T·S·艾略特、鲁迅、远藤周作、卡波蒂、伊丽莎白·毕肖普、福柯。

伍岭：除了这些影响你的作家之外，目前还有哪些阅读方向？有没有特别想要攻克的比较难的书籍？

郭爽：我习惯阶段性地读一个主题的书。比如去德国之前，读了不少关于神话、中西传说比较、童话研究的书。前年我一度想写一个关于闽南地区民俗的题材，就跑去泉州两次，小时候我也在那儿呆过，有些记忆和感受，然后又去了台湾南部。看了很多关于闽南和台湾的民间信仰、口头传说、建筑等等方面的书，甚至包括他们的玩具啊方言啊这样的书。

去年我读得最久也最认真的一本书是奥尔巴赫的《摹仿论》。

今年因为要写远藤周作的题目，目前书桌上堆了很多本书待读。

伍岭：你觉得这个时代的青年作家应该去关注哪些问题？

郭爽：去年，89岁的哈贝马斯接受采访时说：“我仍旧是老派观点，哲学应该继续尝试回答康德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知道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人类是什么？”对我来说，把“哲学”替换为“文学”，把“康德”替换为“契诃夫”或者“卡夫卡”同样说得通。对文学来说，可能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问题——人类是什么？

所谓关注，我想是从自我经验中深刻思考锤炼的结果，每个写作者也只是在这个时代和国度里活着的一个个体。大概这样的“关注”，才是靠得住的吧。

伍岭：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文学梦想的？又为什么能让你一直坚持？

郭爽：我想可能我的文学启蒙很早，童年时期就感受过文学的美和力量，所以一直渴望能从事文字工作，不一定是自己创作，包括新闻、出版这种传播、服务型的角色也让我觉得有意思、有价值。做一个读者是幸福的，微信群刚流行的时候，我张罗过几个喜欢阅读的朋友建了一个群叫“普通读者”，后来不了了之，大概阅读也好写作也好终归是个体的事情。

与我的同龄人相比，我的写作开始得比较迟。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从小立志、然后坚持的结果，而更多的是命运神秘神奇的牵引吧。

创作年表

●2014年2月，短篇小说《把戏》刊发于《上海文学》。

●2015年获德国罗伯特·博世基金会“无界行者”创作奖学金。2015年2月、9月，2017年5月三次赴德田野调查，以童话为线索书写当代生活。2017年1月-2019年2月，此系列作品陆续刊发于《作家》《山花》《青年文学》《西湖》《单读》等刊物。获《思南文学选刊》选载。

●2017年8月，中篇小说《拱猪》获第七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

●2017年9月至今，中短篇小说《鲍时进被偷走的四十年》《拱猪》《蹦床》《饲猫》《九重葛》《清洁》《死亡练习》陆续刊发于《山花》《作品》《青年文学》《当代》《收获》《广州文艺》等刊物。获《小说月报》《小说月报·大字版》《长江文艺·好小说》《中篇小说选刊》等刊物选载。

●2018年11月，出版首部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获第四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青年作家提名、第二届做书奖年度原创小说提名、第十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潜力新人提名。

●2018年12月，小说《九重葛》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19年小说排行榜中篇小说前十。

●2018年12月-2019年1月，中短篇小说收入《2018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2018中国短篇小说年选》、《2018中国中篇小说年选》、《岩层：2018中国青春文学》等选本。

●2019年1月，出版《我愿意学习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