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后，我仍记得第一次“出粮”（发工资）的金额：二百五。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靠自己双手赚钱。

难忘的二百五。一些与之关联的人和事时常浮现。

1

那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第一份工，是在一家港资企业做文员。

企业位于深圳西乡臣田村，专事生产纸业包装，如纸箱、纸盒、不干胶等等，净是些干巴巴的商品，典型的工业初级产品，谈不上太多的美感和设计。

初来乍到，什么也不懂。对于什么是报表，什么是出货单，什么是模具，什么是报关，什么是验货，什么是出关，统统一头雾水。

老板娘是个香港婆，泼辣、能干，我们称她为“王太”。老板王先生约莫六十岁，是一位慈祥和蔼、儒雅斯文的香港老头，每次见我，都客气地叫我“虞小姐”，我亦礼貌地唤他“王生”。王生平时啥都不管，每周例牌到厂里巡一下，然后就约上几位朋友去酒楼喝茶、按摩。

老板娘手下有一批忠心能干的主管，还有几百号特能吃苦的工人。中方厂长古先生来自惠东，他老婆是深圳原住民，西乡本村人，古先生算是入赘的女婿，于是他顺理成章出任本村工业区的中方经理。

2

工友谢小姐带我找到宿舍，一间八人住的集体宿舍，里面有四张铁质“碌架床”（上下铺）。天花板上挂着两根光管，在夜里，发出惨白惨白的光。一间八人间，不带洗浴室，不带洗手间，不带自来水的“原始”宿舍，用水要自己到楼下的水井打。房里没有电视机，没有风扇，更勿谈空调。连一张写字台和椅子都没有，我的书信和阅读，只能在那张只有一米宽的上铺进行。

同宿舍的工友以普工居多，就只有我一个是文员，也是这个厂子唯一的一名大学生。工友们多来自台山、湛江、茂名地区，最远的有来自山西和山东的。平时大家碰面言语不多，各做各的活。

我犹记得那个女工组长，黑黑瘦瘦的一个台山女孩。只是不太记得她的名字了。每天清早都是她唤醒嗜睡的我，带我到楼下地坪上的一口井里打水，用来刷牙、洗脸。每天清晨，地坪上已是人声鼎沸，工友们忙于打水、洗漱。周边几个厂的工友也挤在一起，稀里哗啦打着井水。由于臂力不够，技术也不够，我总打不上来水。望着那口黝黑的深井，我一筹莫展，无从下手。

女工组长每次都能熟练地把拴着绳子的铁桶往井里一丢，一横一撇，吸一口气，“呼”地一下猛地一提，半桶水就上来了。

“把你的水桶挪过来”，她倒了一半水给我。我胡乱漱了口，洗了一把脸，万分感激又有点羞愧，觉得自己真是手无抓鸡之力，连半桶水都打不上来，亏我还是来自山区的人。

到了下午收工时间，换成另一间宿舍的女拉长带我到井边打水，有时，她还帮我把水提到冲凉房里。工业区里的自来水管网还来不及装，满村子的工厂就已经开始招商了，到处机器轰鸣。曾经静谧的一个小村庄一下子涌来大批外地人，多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

同厂的员工大多是省内各县乡的农村妹、农村仔，多是小学和初中毕业，中专生和大学生都凤毛麟角。

模具师傅除了有本省的，有几位是西北省份来的。他们原先在内地的国营厂工作，后企业转制，他们下岗，就南下深圳谋生。

我记得，有一位模具师傅的月薪是一千五百元，他来自陕西。小伙每月都把钱寄存到老板娘那里，说是等过年时带回家给母亲保管。那时周边的银行网点还很稀缺。老板娘总在我们面前夸他：好有孝心，好耶，系个好仔（是个好儿子）！

3

我们的生活比白开水还白开水，嘴巴、眼睛、耳朵、鼻子都能淡出鸟来。

工厂的条件非常艰苦，没有货梯，工人们的劳动强度非常大。每天看到那些女工和男工靠着肩挑背扛，完全依靠人力上下楼地搬货和卸货，一个个大汗淋漓，就心生悱恻。每次看到他们身水身汗地出货、入货，我就黯然叹息，同情那些干重体力活的女工们，觉得她们太辛苦。但她们貌似很满足，也许每个月她们都可以攒到钱寄回家去，寄给尚在上学的弟弟、妹妹，寄给更劳碌辛苦的父母。

女工们总是加班，我们彼此碰面的机会不多，话题也少。我与工友们碰面时大多只是点头、微笑一下的情分，谈不上什么交情。她们也累。较于她们，我心在曹营身在汉，总想找机会跳槽。每天做着报表、出单、复印、打杂的事，没事就偷偷看书，写点小东西，再偷偷投投稿。

到了周日，我便到县城里找女同学玩。我们一起去少年宫，去图书馆，我们还加入了当地的宝安县团委文艺队。有时晚上或周日，会抽空参加排练，然后到周边的村里、厂里做公益演出，每次演出都是人山人海。当时的打工仔打工妹也几乎没什么娱乐活动，碰到一场免费的演出，就会出现万人空巷、水泄不通的“圩撼”（火爆）场面。

4

这个户籍人口只有三十来万，面积、人口、经济都不曾显赫的农业边陲小县，一下涌进数以百万计的人口，物价飞涨。

那时候，菜市场里的青菜居然能卖到四五元一斤。西餐厅里，一杯奶茶要十几元，一份西多士盛惠二十六元。KTV夜总会的价格贵得离谱，非普通市民有能力消费，打工仔、打工妹们更是负担不起。去这些场所的客人几乎都是港商、台商和外商，他们在里面“一掷千金”。

那是一个“乱世出英雄”的时代，也是一个暴发户的时代，好像做啥生意都能赚钱，处处纸醉金迷，笙歌不断。

有人笑道：“那个年代，路边一个卖狗屎的都能发达。”这有点夸张，但捡破烂发达的我倒是听说很多。

一男同事干脆辞工，与老婆开了一家服装店。据说收入令他很“满意”，用“盘满钵满”形容也不为过。

内地鲜见的港式茶餐厅，总有英式下午茶的缱绻时光。喷着香水，身穿雪白衬衣，笔挺西裤，铮亮皮鞋的港商、台商大量进入，他们身边似乎从不乏女孩。各式港资厂、台资厂纷纷入驻这个曾经田野纵横、满地牛屎的乡镇，为我们带来憧憬和向往，还有不一样的感官刺激。

那时，满街青春靓丽的女孩子。她们多来自四川、湖南、湖北、四川、江西、河南、东北等地，有着岭南地区不一样的异地风情。

印象中，那个同厂的女会计，高高瘦瘦，一头乌黑的头发，剪成清爽的学生头。一袭牛仔裤和T恤，像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不久女会计被厂里的一位男主管看上，一个年纪与她父亲几乎一样大的香港男人。

后来他们结婚了，按国内简约的婚礼仪式，搞了一个茶话会，请写字楼的同事吃了喜糖。记得那天新娘穿了一件类似婚纱的白色长裙，略施淡妆。一旁的新郎目不眨睛地盯着她。女会计似乎没有太多的喜悦，也没有太多的不喜悦。

后来我八卦地问了下那位香港男主管的月薪：七千港币。

我的月薪二百五。

厂里包吃包住，二百五是我的零花钱，但“鸡嗉”这么少的薪水，连买件好点的衣服都不够，更谈不上其他的消遣娱乐。常常到了月中就“月光”，余下的日子只能挖空心思，东挪西凑，草草打发。然后每天眼巴巴等着下个月出粮的日子。

5

在没有任何文化娱乐的工业区里，觉得一切都百无聊赖。要出去消遣，却苦于没有任何正规的交通工具。路上跑的只有私人承包的中巴，一元车费。冒着黑烟到处兜客的中巴，常常挤得脚不落地。没有空调，乘客们一身臭汗，还总是被卖猪仔。当时的中巴卖猪仔成风，他们过了一个镇，就把乘客赶下车，换到前面候着的另一辆中巴，然后继续往目的地走。

满载乘客的中巴到了路口，拉客仔会大叫“踎低、踎低”（蹲下），于是车里所有站着的乘客，一律蹲下，躲避交警的查车。据说超载要罚款，罚款交现金。

那时深圳的村与村之间大多尚未开通公交线路，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就属摩托车，上车三元。摩托车师傅个个身手敏捷，他们钻窿钻旯，上坡拐弯，毫无难度。当时满街满地跑的摩托车，后来因为衍生出大量的飞车抢夺，深圳的摩托车终被禁。

我不知道这个小镇如何解决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这些大问题的。在我印象中，当时的地方政府也是手忙脚乱。

那时的抢劫案、偷盗案层出不穷。当时没有监控，也没有网络，假身份证、假毕业证满天飞，破案完全靠经验，很多无头案子，根本无法破。警力不足，警察疲于奔命，治安案件一路飙升。

本地人对外来人又爱又恨。

我的宿舍里不能存放任何值钱的东西，贵重物品必须随身携带。

那张从大学宿舍带来的绿军被晒在阳台上，下班回来，不翼而飞。

到处草木皆兵。

于是更坚定了离职的决心。

在一个适当的时候，我抽身离去，到了一家镇属事业单位，做一份尚属喜爱的工，美曰其名：群众文化。

依然领着二百五的薪水，工作并不太忙，也有了更多的时间看书、写作。

一年后，工资涨到三百五。可每月还是捉襟见肘，物价年年看涨。我的小豆腐块文章也开始见诸深圳及珠三角地区的一些报刊杂志。

一年后，我再跳槽，应聘到深圳东部的一个小镇。面试、填表、入选，工资每月四百五，工种依然是“群众文化”。每天面对的依旧是当地的社区居民，工厂的打工妹、打工仔。我和同事们为他们演出，唱他们喜欢的粤语歌，跳他们喜欢的民族舞和现代舞，演消防和计生题材的小品，享受他们的掌声和安科声。我们还到厂里、村里教工人和村民跳交谊舞，喜欢听他们恭敬地称自己为“老师”。

三个月后工资涨到六百元。

一年后，入户深圳。

再后来……

当然，工资收入也不可同日而语。遗憾也是有一点，比如没有跟那位中方老板告别，还有那位港方老板娘。最自责的，是没跟同宿舍的那位女组长告别。

故事平凡无奇，我只是在深圳谋生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回望属于自己的青涩与艰辛，照见属于那个年代的人间烟火。

二百五，是人生段落的某个起点。感谢二百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