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简介：

马拉，1978年生，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专业。中国作协会员，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上海文学》等文学期刊发表大量作品，入选国内多种重要选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余零图残卷》《思南》《金芝》《东柯三录》《未完成的肖像》，中短篇小说集《生与十二月》《葬礼上的陌生人》，诗集《安静的先生》。曾获《人民文学》长篇小说新人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广东省青年文学奖、《广州文艺》都市小说双年奖、《上海文学》短篇小说新人奖等奖项。

创作谈：

卑微而无限的事业

1.

为什么要写作，如何写作？无数前辈大师谈过，再谈无非重复，重复还是要谈，这并非倔强或缺乏自知之明。写作即生活，人活在时代之中，所有的写作都会刻上时代的疤痕，差别在于，有的深些，有的浅些。我不认为有脱离时代的写作，伟大的作品并不是指它脱离了所处的时代，而是它审视它所处的时代，开启了另一种可能。人类的生活因此变得丰富，发展成为可能。庸俗的写作停留在呈现，缺乏发现的能力。这也说明，呈现是写作的基本要求，它是伟大的基础。我们能够发现什么？能为人类贡献哪怕一个新词，也是值得骄傲的。我这么说，没有说新即是好，问题在于，我们身在俗世，世界丰富，缭乱多姿，它并没有提供足够的新奇感，相反，我们因为重复而厌倦。激情退场，我们试图找一个安静的栖息地，接受不断重复的命运。激进的人们认为，四十之后都是余生：我们已经历生、爱，只有死是未知的。然而，那是一个必将抵达的终点。爱或许在某些人生命中缺席，肉体成为消费一种，心灵是否充实还是一个未知数。为了消解对必然到来的终点的恐惧，人类需要一个词：信仰。

写作作为一种信仰，缺乏必要的约束力，它并不限定什么，但无形的边界控制着写作者。在远古时代，文字被认为是具有神性的。在我幼年生活的乡村，有“敬惜字纸”的说法，写过字的纸都是值得尊重的。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会成为禁忌。对文字的敬惜，影响着写作，写作被神圣化，日常生活不配被书写，它只记录重大的事件，对人类精神有规范性、指导性的内容。从这个角度讲，文字是精神的载体，而写作则规范着人的思维和行为。写作上的每一次突破，意味着精神领域的一次重大解放，或者现实生活的拓展。写作并未超越现实，它只是将某个隐蔽的部分予以呈现，或者强化、放大，使之成为日常的一部分。通常，惊世骇俗的作品并不在于它书写了一个新的世界，而是将现实世界强行展露出来，如同撕开一个伤口，鲜血淋漓，我们不得不正视它，不得继续忽略它的存在。例如《洛丽塔》，它所表现的内容，今天看起来如此稀松平常。《洛丽塔》出现之前多少个时代，多少个洛丽塔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我们并不知道，但一定有过。即使在今天，我们的写作同样需要布鲁诺维护真理般的信仰。有意思的是，生活或者观念并无绝对真理可言，昨日的先锋可能会是今天的笑话。

审视我们当下的写作，我有种强烈的厌倦感，它过于现实，过于机巧，我也是其中一份子。这两年，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应该如何去写作。如果我们将写作抽象化，它无非是将当下的境况文字化，我们试图将写作的根须扎进现实的皮肉。作为一个有着十多年写作经验的写作者，我看到周围有很多同行进入中年后，放弃了写作。开始，我以为是屈从于生活的压力，他们为面包放下手中的笔，我相信有一天，他们还会回来。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和面包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紧密。他们不再写，一定是意识到了某种虚空，他们在问自己，写作的意义到底在哪儿，我为什么要写作？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写作的重要性下降，面包的意义上升。是的，写了二十年，你发现，你写下的东西不值一提，你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仅仅只是沉溺于现实琐碎的书写，那些家长里短让人厌倦。爆炸、失业、财富梦想、股票、战争，发达的媒体时刻在直播现实。它如此贴近，如此冰冷，让人丧失书写的激情，似乎一切都被强大的资讯掩埋。写作，还能干什么？这个疑问压迫着写作者。

不妨用科学领域打个比方。爱迪生和爱因斯坦，这两个大得不能再大的名字。如果让我们凭直觉选一个最伟大的，我想多数人会和我一样选爱因斯坦。这个问题值得分析，爱迪生作为一个伟大的发明家，他解决了无数现实问题，有力改变了我们的现实生活，比如电灯，比如电话，比如复印机，比如发报机……爱因斯坦的成就我们不太理解，但知道他打开了一个宇宙。显然爱迪生是在基础理论的支持下，创造了新的事物。爱因斯坦却是那个建立了基础理论的人，在他的基础上，发明成为可能。对多数作家来说，能成为爱迪生已经是值得骄傲的了，爱因斯坦是神一样的名字。这么说，答案已经清晰。作为一个伟大的写作者，他要解决的是基础的、根本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写作的根本问题？我以为无非是自由、平等和爱。这是任何书写的基础。写作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与人的发展一致的。一个有尊严，有追求的写作者，必须立足在这些根本问题之上，他的写作才会获得价值，才能足够的坚定。在这个大前提之下，需要精确地分析我们所处的时代，探索如何扩大自由、平等与爱的领域。把大词细化，让它产生具体，可触的生命质感，让它切入我们零碎的生活，从细小的事物中发现伟大的意义。这是项卑微而无限的事业。

2.

我写过一些创作谈，我想引用几个片段：

“小说是一个梦想，它的价值不在于是否反映了生活的现实，而在于它能否唤醒我们内心隐蔽的部分。在这个小说中，它的极端和残忍，都埋藏着深切的温情。我的目的并不在于展示血淋淋的伤口，以其奇崛吸引视听，而是想说明，即使在惨烈之中，人心依然是温暖而善良的。”

“我所认为好的小说是这样的，它是荒诞的，超越了庸常的可能性，同时又合情合理；它极端地表现人类生活的个别片段，从而显示出足够的独特性。对荒诞生活的想象，我们怎么想都不过分，因此生活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荒诞。我们必须明白，社会生活是人类想象力的总和，作为单独的个人，无法穷尽这想象之海。”

“那些一开始就为写作定了调子，或者说想写一点什么，表达一点什么的作家，注定只能在故事的层面徘徊，他们所进行的是经验的简单复制，犹如一个卑劣的画匠，给大自然涂上最蠢笨的光影。一个小说家可以偶尔蠢笨，但不可以一辈子蠢笨，除非他立定志向当文字投影工。一个优秀的作家，他的写作必须是经验的重新组合和提升，这个过程包括了作家的思考，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写作无异是灵魂的自虐，我所获得的快感跟我受到的伤害密切相关。一个坚持文学理想的人，注定是个受虐狂。我常常会想象一幅画面，在文学的麦田里，大师们收割之后，无数的孩子一遍又一遍地搜寻着属于他的麦穗，麦田如此空阔，一眼望不到头，但几乎见不到麦穗，那些提着篮子的孩子都有着倔强的表情，他们不肯离去。我能看到他们拾到麦穗时，欣喜的表情，我感同身受。因为我知道，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个。

3.

在朋友圈看到王敖的一句话“生命中总是有人庞大如食鲸动物”，这句话顿时让我伤感。就拿我的舍友严彬来说吧，他出了本小说集《宇宙公主打来电话》，这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他给我时，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不过是一本薄薄的小书罢了。等我看完，却有点震惊。他的准确和细腻，对情绪和场景的把握能力实在是太强悍了。伤感、幻想、失败和欲望构成他小说的主题，他就像一个敏感的小王子。那么精确和微妙，这当然也是一种巨大的能力。

我显然不是这种类型的小说家。在写作上，我有一种贯穿始终的焦虑感，如何写出适合自己的作品？我从来不认为一个作家能写出各种类型的作品，就像再好的匠人，也不可能精通一切手艺。这种焦虑的根源在于我并没有建立起对这个世界的判断标准，我只是模糊地触摸到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也许是建立价值观的基础，也许毫无意义，这就要看我的造化了。就像现在，我可以轻松地谈论文学，却不太好对某一个具体的作品进行阐释，尤其是自己写的，你怎么说都有自圆其说的嫌疑，而你在画这个圆之前并没有把握。

具体到小说。小说虽有其基本规制，但对其基本任务，不外乎创造经典人物或表现世道人心几种说法。我都赞成。落实在写作上，我更偏向于诱导。小说家就像一个骗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所有的技法最终都是为了实现效果，让读者相信小说家所创造的世界，并感同身受。如果小说家打算说出真理，他肯定不是赤裸裸地兜售真理，他会抛出一个故事，讲一个人，让这个故事，故事里的人替他把真理说出。人和故事都是诱饵，写小说不过是制造诱饵，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更愿意把小说理解成诱导的艺术。进而不妨做一个推论：所有的艺术都是诱导。作为生产者的艺术家，努力完成诱饵的制造，这是他所提供的最直观的产品。至于产品的使用效果，这就要看艺术家的生产质量了。

孙频在她的一个创作谈里写到“我越来越反感‘生猛酷烈’的标签”，“所以人对自己的认识本身就是一个深渊，平静的水面之下不知道有多少暗流涌动，又不知道有多少沟壑纵横”。这肯定是一个成长的过程。生活并没有那么激动人心，也没有那么生猛酷烈。如果把一个人的一生剪辑成一部电影，高潮可能不过只有那么几分钟，多数时间被无聊和平庸所充斥。这并不可怕，这是我们所能接受的最好的命运。作为一个小说家，我们会不甘如此。如何深刻地表现日常，也许并不是要写得多么生猛酷烈，而是我们是否能够提供一种新鲜的体验和情绪。好的作家永远在创造和发现情绪，他们在开发我们的感受力，而感受力会让我们成为更丰富的人。在我的小说中，我试图发现有价值的情绪。有还是没有，裁判权不在我，而在读者。每一个读者都是一个复杂的情绪集合体，也许有的读者能够感受到新的情绪，也许没有。这也没什么好遗憾的。

创作年表：

●短篇《非非之死》发表于《青年文学》2003年第9期

●短篇《一个寻找天堂的人》发表于《青年文学》2004年第12期

●中篇《家住亲嘴楼》发表于《小说界》2005年第6期

●短篇《未完成的肖像》发表于《山花》2005年第5期

●短篇《水云轩寓言》发表于《江南》2005年第6期

●中篇《碉堡》发表于《长江文艺》2006年第10期

●长篇《死于河畔》发表于《江南》2006年长篇小说专号春夏卷

●中篇《念奴娇》发表于《大家》2007年第1期

●中篇《蒿里》发表于《大家》2008年第3期

●短篇《小艾》发表于《百花洲》2009年第5期

●短篇《爱别离》发表于《山花》2010年第5期

●长篇《未完成的肖像》发表于《作家》2011年第3期

●短篇《夏商函先生》发表于《上海文学》2011年第12期

●长篇《果儿》发表于《收获》2012年长篇小说专号春夏卷

●长篇《亡灵之叹》发表于《江南》2013年第2期

●中篇《广厦无根》发表于《小说界》2013年第3期

●中篇《青瓷》发表于《山花》2013年第7期

●短篇《莫思归》发表于《上海文学》2013年第11期

●短篇《送释之先生还走马》发表于《人民文学》2015年第9期

●短篇《鲸鱼记》发表于《作家》2016年第11期

●长篇《思南》发表于《十月·长篇小说》2017年第4期

●短篇《刺虎》发表于《青年文学》2017年第9期

●短篇《仙鹤图》发表于《作家》2018年第2期

●短篇《地鼠》发表于《上海文学》2018年第4期

●长篇《余零图残卷》发表于《十月·长篇小说》2018年第3期

●短篇《凋碧桐图》发表于《山花》2018年第7期

●中篇《创业史》发表于《青年文学》2018年第11期（中篇小说）

●短篇《鲨鱼》发表于《天涯》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