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生活中，白族青年诗人冯娜的生活轨迹就像令人羡慕的候鸟，不停地诉说着迁徙的精彩，而在那个隐秘的精神世界里，冯娜更像一只长年在密林里奔跑的梅花鹿，她的诗犹如与生俱来的花斑，在疾驰中怒放成了一幅流动的织锦。

冯娜的诗不是单纯依靠技巧完成的文字拼贴，而是一种有着“实存感”的手艺活。她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属于她的独创。从诗集《云上的夜晚》《寻鹤》到《无数灯火选中的夜》，每一部作品都标注出她不一样的生命步履。

我认为《诗歌献给谁人》这首诗可以当作打开冯娜诗歌创作的一把钥匙，诗的最后两行是：“一个读诗的人，误会着写作者的心意/他们在各自的黑暗中，摸索着世界的开关”。诗人用诗表达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读者、评论者试图理解诗人的世界。所谓“开关”不是现实世界的两极，只是观念的悬设，“摸索”本身才是关于存在的表达。

冯娜的每一本诗集都是现实和命运交织而成的书，诗人的每一首诗都是关于“心灵自传”的一个片段。“五年前，被困在珠穆朗玛峰下行的山上/迷人的雪阵，单薄的经幡/我像一只正在褪毛的老虎，不断抖去积雪/风向不定 雪的意志更加坚定/一个抽烟的男人打不着火，他问我/你们藏人相信命吗？//我不是藏人，我是一个诗人/我和藏人一样在雪里打滚，在雪里找到上山的路/我相信的命运，经常与我擦肩而过/我不相信的事物从未紧紧拥抱过我。”这首《雪的意志》更像一部有着自传味道的意识流作品，诗中的那些惊心的遭遇除了暗示命运中的偶然性，更多的是在强调外在的事件如何作用于内心，并以此展示起伏的内心世界。结尾两句是诗人对“自我”与“现实”之间关系所作的精神认知和艺术表达。

这类自传意味较强的作品在诗人不同的诗集中都可以找到，《癸巳年正月凌晨遭逢地震》写“我”和母亲突遇一场因地震引发的雪崩：“母亲的手随着大地颤动/她抚摸过烛台 再抚摸过我的头顶/——我想我的脸上肯定盛满了光/我心愿了无//母亲的遗憾是没有年轻的男人在这个时候爱上我”。我相信人在危难之时，涌上心头的一定是最为珍视的情感，是一个人的生命所系。母亲在危急关头，心中念念不忘的事情和期盼已久的心愿，是希望自己的女儿保持美丽，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诗人对亲情的体验和表达十分独到，浓郁的感情没有顷刻流泻，而是犹如一盏微颤的烛光，缓缓溢出。

亲情的题材在诗歌中不好处理，情感的表达往往摇摆于“过”和“不及”的两端，很多细节无法像散文和小说一样精心铺展，只能在极大的限制中去捕获最具包蕴性的瞬间。冯娜在处理这类诗歌时，总能做到恰到好处。如《纪念我的伯伯和道清》一诗，短短四行：“小湾子山上的茶花啊/请你原谅一个跛脚的人/他赶不上任何好时辰/他驮完了一生，才走到你的枝桠下面”。诗作写出了“伯伯”悲情的一生，让一位值得尊重和怀恋的亲人长眠于美丽的茶花树下，永远地活在晚辈的诗里。另外，在《陪母亲去故宫》《苔藓》《父亲说它叫夜蒿树》《隔着时差的城市》等作品中总是通过生动的物象准确地传达出诗人内敛真挚的情感。

读冯娜的诗，有一个关键词不得不提：云南。大多数人应该认同，故乡似乎是命定的，是一个人命运的开始，更是一位诗人的生命底色。诗人自己说过：“我的诗歌经常被冠以‘地域性’、‘民族性’等评论，这些东西确实存在于我的诗歌当中，这是自然而然、非刻意的，但这不代表我基于它们本身在写作，只不过它们肯定是我精神源头的一部分。我想表达的共通情感、生命体验，有时可能确实借助了地域、民族的方式，但那是因为情动于衷，必须用这些方式来体现，而不是相反。”

我想说，冯娜很少“描绘”过云南，她是在试图“构建”自己心中的云南。她写的是自己所理解的“云南”，这种个性化的理解类似于一种独特的“发现”和“建构”。这才是冯娜作为云南诗人的意义所在，才是一位诗人对故乡的艺术回馈。印象中的云南近似于一幅色彩绚丽的油画，读了冯娜写的《云南的声响》，才知道，到了云南，除了要看，还要倾听，绚烂只是云南的肤色，众声汇聚的奇妙才是云南的生命之歌。这首诗里的声音，虚实相叠，有的是耳朵听得到的，有的是智识层面的，需要用心才可以感受到的。“失传的土话”是先民的诗语，诗人企望“沿途都有人尾随着它”，深藏于心的历史意识和文化忧虑流淌在字里行间。诗人爱故乡，即使写他乡，诗人有时候也带着故乡的视角，表达的还是隐忍不发的思乡情结：“没在湖边喂过红嘴鸥，就意味着没在云南过冬/大拨鸟儿啄食的记忆像雪花飞旋”。（《在外过冬》）

冯娜的一些抒情短诗自成一格。有些诗几乎是信手拈来，常见的举动在诗人的笔下变得饶有意味，切开一个水果如同“割爱”：“我舍不得切开你艳丽的心痛/粒粒都藏着向阳时零星的甜蜜/我提着刀来/自然是不再爱你了”。（《橙子》）

冯娜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掘艺术的价值。对于她来说，写诗已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其实，优秀的诗歌一直在找寻和挑选它的作者，我认为，冯娜是经常被选中的那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