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克，《作品》杂志社社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研究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意写作中心云山讲座教授，出版有《杨克的诗》《有关与无关》《我说出了风的形状》等11部中文诗集、4部散文随笔集和1本文集，并出版有6种外语诗集。

杨克喜欢种花草的名声在外。每每谈及杨克种花草的那些事儿，文友们最后一致归结到心灵和精神上来——杨克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心态平和，不激锐，尊重自然规律。曾经长期有多只野鸟在杨克广州从化家中的晾衣架上栖息，他也认为是自己“气场温和”所致。

杨克热爱种花草的态度，反映到诗作中，就是日常性、客观性、精神性的结合。

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我的祖国

硕大而饱满的天地之果

它怀抱着亲密无间的子民

裸露的肌肤护着水晶的心

亿万儿女手牵着手

在枝头上酸酸甜甜微笑

多汁的秋天啊是临盆的孕妇

我想记住十月的每一扇窗户

（《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第一段）

这首诗写于2006年，央视新闻主播李修平、王世林在2008新年新诗会上朗诵过。

石榴是杨克侍弄花草中的一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意蕴多子多福，是个很吉祥的符号。杨克的这首诗，紧紧抓住“石榴”与“祖国”这两个关键词。

石榴很大，我们国家也很大；石榴籽很多，我们中国人口也很多；石榴籽是透明的、亲密无间的，因而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儿女的心是水晶一般的；石榴打开来，里面是一瓣一瓣的，以微黄色的果膜分隔，而我们国家地理上也是一个个省份相邻的；石榴向东一面比较红，西面比较青涩些，我们国家也是东部发达，西部欠发达一些；高原上的女孩，脸蛋被紫外线晒出的“高原红”，圆圆的，红晕就像石榴一样；“石榴的一道裂口”与“龟裂的土地”“手掌的沟壑”，共证了我们国家发展进程中黎民苍生的艰辛付出，对底层人民的热爱，溢于言表。每一句诗，既可以说在指祖国，也可以说是在描述石榴。杨克通过颇具匠心的意象，表达事物间暗含的关联性，这种比喻上的相关联性，连接了“家国情怀”的主旨。

“双11”的前一天，我来到杨克先生在广州番禺的家采访。出了电梯，只见敞开屋门的入户厅窗前，一个身影正弯曲着。不用说，肯定是杨克又在侍弄他的花花草草。

我敲了两下门框，那弯曲的身影果然传来熟悉的声音：“进来，进来。”杨克直起身来，将双手在腰间擦了擦，伸出右手匆匆和我握了一下，算是打招呼，然后又躬身将一盆叫唐印的多肉植物，搬去客厅阳台晒太阳。

一个“行走”的诗人

有人酸甜，有人麻辣，有人喜原汁原味

八大菜系风靡神州，各不遑让

当周游列国，从巴黎到纽约

在刀叉下受虐一周的胃

所有人的味觉，瞬间全被唤醒

炒煮蒸烹的中餐佳肴就是我的祖国

（《我的中国》第一段）

这首写祖国的诗篇，是杨克今年8月在广州英国领事馆等待面签和按手印期间写出来的。在此之前，上海市作家协会的朋友希望杨克写一首跟祖国有关的诗，以供10月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朗诵会现场用。

关于祖国的诗，在杨克看来，13年前（2006年）写的《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几乎写尽了想象与联想。对于上海朋友给的创作任务，杨克一度认为无法完成。因为以杨克的风格，写祖国与创作其他诗一样，不能写套话、大话，相似的话，要寻找新鲜独一的角度，要具象而细致，可感可触摸。

“拖延”了一些日子，杨克收到英国利兹大学邀请他9月去参加诗会的函，在广州英国领事馆办理签证期间，杨克灵魂深处的记忆突然被唤醒，灵感倏然降临。

灵感来自于“行走”见闻。

杨克曾去江苏无锡参观过小娄巷。这条百余丈的短巷，历史上出过1个状元、11个进士、15个举人，当代科技文化名人也很多，有王选、钱钟书等，院士也不少。杨克认为这跟当地的“东林书院”有传承，由东林书院又想到了《诗经》《楚辞》，想到了屈原、杜甫，张载、辛弃疾、文天祥，再到艾青、闻一多，这些“家国情怀”都是诗歌绵延不绝的精神元素。

杨克认为，外国也不乏“家国情怀”的大地之歌，比如惠特曼《我听见了美洲在歌唱》，莱蒙托夫的《祖国》，聂鲁达的《马楚·比楚高峰》，肖邦也因为《波兰舞曲》被称为钢琴诗人。今年7月，在纪念莱蒙托夫的晚会上，杨克上台朗读《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就是为了呼应这位俄罗斯先贤。

自1999年起，杨克受邀参加过日本、英国、挪威、芬兰、哥伦比亚等众多国家的诗歌交流。每次出国几天后，杨克最怀念的就是中餐，最亲切的就是看到中文听见乡音，这让他找到了《我的中国》这首诗的写作路径。

再联想到几乎所有的中国神话传说，都是与最高的神这个主宰抗命的，这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杨克认为，这首诗既写民俗习性、中华经典，也应该写山川，写土地，写黎民苍生，写慎终追远，写自我，写内心，写梦呓，写卑微的生活……浮想联翩，一一涌来。

于是，一篇气吞万象、八面贯通、层次分明、秩序井然、纵横交织、经纬相连的《我的中国》诗作出世了。

“很欣慰，同一题材，我竟然写出两首不同的诗来。”杨克说。

赞叹之余，我更钦佩他有一个“行走”的大脑。不少文章和诗歌，都是杨克在高铁、机场或者飞机上，用手机写的。杨克也很欣赏那些去哪里都带着笔记本和笔、随时记下几句的人，但他走到哪里有了灵感，就直接在手机备忘录上创作、修改。

杨克说，每到一个城市，都喜欢逛商场。“很多文人会喜欢逛书店，但是我跟大多数人不一样，会更喜欢关注那个城市。因为我写作的很多素材都来自于日常生活，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发现或者见识。我觉得，这个城市的书店跟那个城市的书店，其实差别不大。但是商场恰恰是代表了这个城市跟另一个城市生活品质的不同，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是不同的。正如我十几年前去越南逛商场，我就觉得他们的商场跟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差不多，这样我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大致水准，生活的某种变化。再者说，走在商场里，看到一些好东西，并不表示我要买下它们，光看着也觉得挺舒服。比如去美国，我也会花两三个小时去逛奢侈品大卖场。”杨克说。

《在商品中散步》《天河城广场》《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生命的轨迹》《洋山港》《晨过石蠔村兼怀杜甫》《人的一生总有某个时刻像丧家之犬》等诗歌，都是杨克“行走”出来的，都是从小处着笔，体现出他的一种底层关怀意识。杨克认为“民间是诗人的精神立场和写作的出发点，是诗歌的在场”“很多年生活底层的经历，奠定了我的诗追寻存在意义的基调”。民间的立场，其实也正是杨克“灵魂观察”的立场。

作为有意味的追求，杨克写了不少先锋语言实验和意象缤纷的诗作。他的诗歌具有另一种超越性，这种超越性在于不管写作对象是老百姓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杨克对环境或空间有着敏锐的认识，社会变化在他的诗歌里有鲜明强烈的反映，他敢于面对现实，承认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与危机，乃至用叛逆者的眼光，对某些现象提出怀疑。怀疑之余，杨克并不停留在矛盾、徘徊、苦恼中，而是以细腻生花之笔，大胆地探求光明，让人们看到生活的希望与美好。

“我想说写作是个人化的，但既要表达个人感受，也要表达这个时代，表达这个公共空间。”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杨克的写作始终有一条主线，就是跟中国和这片土地有密切的关系，他的写作不是公共合唱，而是个人发声。杨克并不排斥外部公共空间，他坦陈自己表达的是心灵，既有诗人的独特感受，也要找到与人心相通的那个柔软的心灵，但这心灵也是外部空间的一种折射和反映。虽然是个人发声，但关注外部的世界，当然也关注我们的内心世界和我们的精神和灵魂。这一点，与马尔克斯（代表作《百年孤独》）的“空间叙事”写作不谋而合。

一个面向未来的诗人

“创新”是个永不过时的流行词。杨克说文学观念也要有创新，跟文学有关的新的事物我们更要接纳，因为这关乎文学的审美。

一个诗人不要因为写诗就只读诗。这样读书，营养非常单一，应该看杂书。包括中国古代的建筑、民居，有关战争的，哲学的，还有民俗的剪纸、菜式，等等，杨克认为都应该有所阅读。“有一次看微信，一个小学生说《西游记》的确是吴承恩写的。因为吴承恩是江苏淮安人，无论孙悟空取经走到哪里，小说里写的菜基本上都是淮安菜。我认为这个小学生的阅读角度就很好，通过淮安菜来求证《西游记》作者，这就是文学阅读的一种创新。”杨克说。

在文艺发展史上，历来存在着综合与创新，中国传统，作文必尊《诗经》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写诗词则宗唐或宗宋。而另一种审美，则强调创新。南北朝时的刘勰就曾大力倡导“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文心雕龙·通变》），就是要作者根据自己的“情”和“气”，不拘于前人，采取通变而有创新，创新才能产生好作品。

杨克认为：“谈及中国的诗歌，不能只有现实主义或者现代主义一个标准，既要和中国古典文学有某种呼应，也要有一种开放心态去吸纳当代世界文明的精华，包括从《荷马史诗》到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的作品，都应该成为当今写作的一个视野和标杆。”五四以来的新诗，至今令人诟病的一种文体，叫“翻译体”，“我觉得这也要辩证地看，除了读起来别扭的弊病，其实它们也丰富了汉语表达的另一面。写作首先要回归纯正的汉语，也要适当地吸收一些翻译体，使现代汉语更丰富。”

其实现代汉语的很多词语已经不是中国古代汉语词语，它是日本人先用汉字翻译了西方现代词语，后来由鲁迅那代最早留学日本的文化人带回中国，形成了很多汉语新词语，包括人们经常使用的“爱情”，都是古汉语里没有的。所以杨克认为翻译体，也有部分合理性。

对于近年来兴起的网络文学，杨克认为“网络文学将‘想象力’发挥得很好，想象力是文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元素。传统文学既需要关怀现实，也要跟网络文学学习‘想象力’。”影响中国人几千年价值观的，不仅仅是精英文化，还有很多民间、民俗文化，比如仙侠、玄学、传说、传奇，网络文学就运用了“三侠五义”、“民间故事”等表现形式，尤其是经过商业操作后扩大了传播。杨克说：“网络作家也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将‘快餐式’文化做成经典，要注重表达人文精神价值观。”

文学的希望在年轻人身上

唐诗宋词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都堪称文学经典。这些经典之所以流传至今，就是它们具有文学美、韵律美、音乐美，经宫廷、民间、市井朗诵、传唱、转抄，渐渐就广泛传播并流传下来。

杨克也希望中国未来的诗歌，在语言上要更加注重音乐性，或者是语言的声调、语调、语气和语感。“我认为这是新诗一百年来的不足，当然这也是翻译带来的问题。”

杨克认为一个诗人的写作，就像剪刀要有两翼，一翼是得到批评家、教授、学者和同行等专业人士的认可；另一翼是语言表达的多元化，用词的具体化，传达了人的普遍情感，中外读者都可以代入或者置换，外国汉学家比较容易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也许，这也是他多次被国外邀请参加诗歌活动交流的原因。

杨克参加过一些国际诗会，包括说英语的诗人，觉得他们的诗歌里有很强的节奏感，他们是拼音文字，注重轻重音。比如英国年轻一代的诗歌，能够表演，因为他们有莎士比亚戏剧的传统，这样的诗歌表演有的还有冠名赞助。从这点来说，杨克谈及他的以及其他诗人的作品，不仅应该接受在微博、微信、公众号上这些新媒介传播，未来也要在音乐感上多下功夫，争取将更多诗歌搬上舞台，或者图书馆、影剧院，还要有在广场甚至百货商场大厅表演的勇气和水平，“本来，最早的诗歌就是行吟或者传唱的，我只是希望再做一个回归的工作。”

文学的普及工作是作家的义务，是人生的一个部分。作为国内有影响力的纯文学刊物《作品》期刊社社长，他一直以来不遗余力地为青年写作者提供平台甚至开辟专栏，难怪有人说“纯文学刊物中，《作品》发布90后文章是最多的。”杨克透露，2020年，《作品》将开设高校栏目，每期都发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小说、散文和诗歌。每一篇都要求有老师写推荐语，年底还要进行评奖。

杨克觉得90后乃至00后这一代年轻人，比之前辈作家，他们的视野更开阔，外语非常好，对世界文学的了解更充分，年轻人应该发挥这个优势。其二，写作除了表达个性进行文本实验，一个作家应该立足中国的现实，关心国家的进程。如今中国经济世界第二，这对中国作家国际地位的提升是有帮助的，世界更关注中国，更关注中国的变化和发展，更关注中国发生的事情，那么也更关注中国的文学。杨克说：“我相信，青年一代中肯定会有出类拔萃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