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重要阶段的“十七年”文学之一翼的“十七年”儿童文学，一直缺少深度研究。“十七年”儿童文学的发展演进，既与整个大文学合辙同构，又有其自身的作为“儿童的”文学的特殊性：共青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双重管理的童书出版与儿童文学，少年队的文学与“共产主义教育方向性”的红色基因，苏联儿童文学从理论到创作的多方面影响，是“十七年”儿童文学最重要的现象，并直接规范与调整着儿童文学的发展演进。

关键词

“十七年”；儿童文学；文学制度；文学思潮；中外关系；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揭开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及其独立组成部分的中国儿童文学的崭新篇章。中国历史的巨大转型与变革，带给当代中国文学新的思想内涵、新的题材内容、新的描写对象与新的创作力量。“十七年”（1949—1965）儿童文学作为“十七年”整个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其发展思潮、文化语境、文学气脉、创作流变乃至顺逆曲直，既与整个大文学合辙同构，又显示出儿童文学自身的特殊性。考察“十七年”儿童文学，最能显示其作为“儿童的”文学的特殊发展规律与演进态势的是这样三种现象：就文学制度而言，是共青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双重管理下的童书出版与儿童文学；就文学思潮与创作气脉而言，是少年队的文学与“共产主义教育方向性”的红色基因；就文学的中外关系而言，受苏联儿童文学从理论到创作的多方面影响。

一、共青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双重管理下的童书出版与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的发展变革与整个文学具有一致性，在现代社会，特别与文学的体制管理、文艺制度以及传播出版机制密切相关。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先由共青团中央管理，以后中国作家协会才高视重视儿童文学并将其纳入重要工作，这是考察“十七年”儿童文学，尤其是1950年代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维度与入口。

1.新的文学与新的文学体制

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将“第三个十年”（1937年至1949年）的文学按照政治区域划分为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但作为“转折年代”，1940年代尤其是1945年之后的文学史，恰恰是上述区域文学格局发生变迁的历史过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解放区文学逐渐一统山河，发展为新中国文学的过程。像抗日战争初期一样，这一转折年代也出现了文学艺术家群体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但方向却截然相反，不是东部城市的左翼知识分子辗转投奔延安，而是解放区文艺工作者随军东进——1940年代中期从西北和华北农村根据地进入城市及工业最密集的东北地区，1940年代末又从北方解放区南下。超越区域限制的新中国文化正是在这一文化主体的流动过程中逐步全面建立起来的，解放区文艺工作者作为新中国文化的创造主体，如何接收和改造沦陷区、国统区的区域遗产，如何在对不同地方经验的处理中将诞生于特定地理环境的解放区文化发展为新的国家文化，这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转折年代里最为关键的文化景观。1

1949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标志着解放区与国统区两支文艺队伍的会师，这次代表大会“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与从新解放区来的两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赞成改造的旧文艺的代表的会师，又是在农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2。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650名代表中，属于既从事成人文学又从事儿童文学的“双肩挑”作家、评论家有郑振铎、叶圣陶、丰子恺、赵景深、高士其、张天翼、陈伯吹、严文井、阮章竞、苏苏、徐调孚、何公超、金近、胡奇等。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全国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声中闭幕，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受到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拥护，奠定了此后文艺为工农兵、为广大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195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的文艺政策，主要沿袭了战争年代的思路，把文艺作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条重要战线，对文艺工作高度重视，将其纳入革命和建设的总体目标。这势必出现新中国成立初以政权建设为依托，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文艺领导和组织机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盟简称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提出统一的文艺方针与政策，进行统一的规划和管理，为文艺发展提供了过去所不可比拟的条件，从而使新中国文艺发展逐步走上一体化体制的建设。3

2.共青团中央管理的童书出版与儿童文学

解放区文化发展为新的国家文化与文艺发展的一体化体制建设和管理，这是50年代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两个基本特征。但是对于新中国文学的特殊组成部分的儿童文学，新生政权则是采取了特殊的规划和管理方式，即把儿童报刊图书的出版与儿童文学事业交给了党的后备军：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1957年5月以前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中央受党中央领导。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是中国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少先队的创立者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13日是少先队建队日）。中国共产党委托共青团直接领导少先队。在这种垂直领导建制下，由共青团中央管理和领导直接影响亿万少年儿童思想道德建设与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少儿图书报刊与儿童文学事业，也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于是，由团中央管理并派出解放区干部接手童书出版，并进而规划儿童文学，自然成为50年代初期直接决定和影响中国童书与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现象。

对此现象，本文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按时间顺序整理出下列一份清晰的历史路线图：

1950年，党中央把发展青少年儿童读物出版业的任务，交给了团中央。团中央为此成立了团中央出版委员会，由李庚任主任，并立即着手在北京组建青年出版社4。李庚（1917—1997），福建闽侯人。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历任武汉全国学联、全国青年救亡协会负责人，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青年生活》杂志编辑，新四军3师地方工作干部。

1950年1月，青年团中央在北京创办青年出版社，1953年与开明书店合并组建中国青年出版社。李庚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中国青年出版社高度重视出版儿童文学，自1950年至1955年，出版了155种儿童图书。

1950年11月5日，团中央主办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报《中国少年报》（周刊）创刊，其前身是《中国少年儿童》。毛泽东主席亲笔为《中国少年报》题名。首任总编辑左林。左林，湖南浏阳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任苏北解放区华中少年出版社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特约记者。1951年后，历任团中央委员、团中央少年部部长。《中国少年报》的四大专栏人物“小虎子”“知心姐姐”“动脑筋爷爷”“小灵通”，深受少年儿童喜爱。

1950年6月1日，共青团西南工作委员会主办的综合性少先队刊物《红领巾》在重庆创刊。

1951年，据《华东地区公私营图书出版业名录（1951年1月至6月）》的统计，1951年中国出版重心上海以及江浙共有出版少儿读物的出版机构20家（18家在上海），其中国营出版社2家：青年出版社华东营业处、新少年报社，均在上海；公私合营1家：新儿童书店，在上海；私营17家：15家在上海，有人世间出版社、三民图书公司、大陆书局、大富书店、兄弟图书公司、东南书局、春秋书社、国光书店、国民书局、启明书局、童联书店、华光书店、万象书店、万业书店、艺术书店，浙江1家中国儿童书店，南京1家民丰印书馆。

1952年1月1日，团中央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决定，在上海成立“少年儿童出版社筹备委员会”，以上海的新儿童书店为基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参加。庞来青任主任委员，包蕾任秘书。庞来青（1899—1978），浙江宁波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中央直属的青年出版社华东营业处行政委员会主任。

1952年12月28日，由团中央主管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海成立，宋庆龄题写社名。这是1949年后我国第一个专业的全国性儿童读物出版机构。郭云任社长，陈伯吹任副社长。关于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筹建过程是：1950年年底，团中央出版委员会主任李庚，以上海军管会特派军代表的身份，接管了被官僚资本渗入的私企儿童书局，并吸收了几家小型私人儿童书店，组建成立公私合营性质的新儿童书店。1951年，又吸收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等的部分编辑出版人员，最终于1952年12月成立少年儿童出版社。1954年，又有启明、基本、华光、春秋四家私企书局并入，人员增至百余人。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业务由团中央领导，经营和党务归上海市委与华东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兼管。1958年8月，团中央将少年儿童出版社移交给上海市出版局，从此成为上海市属的出版机构。5

1953年9月，中宣部专门召开了研究少儿读物出版的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国营及公私合营出版社出版的儿童读物太少，从1950年至1952年三年中，国营及公私合营出版社出版的儿童读物只占全部儿童读物种类的27.56‰，占印行册数的53.22‰；私营出版社占种数的72.44‰，占印行册数的46.78‰。”.私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大多粗制滥造，内容非常恶劣。为了改善儿童读物的现状与存在问题，会议要求教育部来管理儿童读物；要求少年儿童出版社提高儿童读物的种类和数量；要求对私营出版社的儿童读物适当的加以限制；进一步加强对私营出版社的整顿改造。6

1954年，全国基本完成了对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新版、再版少儿图书1260种，印行1369万册，其中国营出版社及公私合营出版社出版的品种占60‰，印数占80.4‰。

历史文献表明，1949年至1954年，在共青团中央的管理与努力之下，新中国已在几乎一片废墟的基础上，重建了完全崭新的少儿出版报刊体系，儿童文学的新气候、新作为正在逐渐形成。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收获是新中国第一家专业少儿读物出版机构——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海高规格成立，同时重要省市地区的团委创办了一批少儿报刊，如《中国少年报》《新少年报》《红领巾》《少先队员》《中学生》等。当时中国的童书与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版发表，北以中国青年出版社、南以少年儿童出版社为中心，再加上一批少先队报刊，这使儿童文学作家有了一展身手的平台，推出了共和国最初的一批优秀作品。如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张天翼的儿童小说《罗文英的故事》、高士其的科学文艺《我们的土壤妈妈》、秦兆阳的童话《小燕子万里飞行记》、冯雪峰的人物传记《鲁迅和他少年时代的朋友》、郭墟的儿童故事《杨司令的少先队》，这5部作品荣获“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1949—1953）”的奖项，囊括了全部一等奖。

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的童书与儿童文学归口共青团/少先队系统，很难引起广大作家、艺术家的关注，再加上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双肩跳”传统——一大批儿童文学作家，同时也在现代文学创作领域卓有建树，而不是专业为儿童写作，如叶圣陶、冰心、张天翼、严文井等，而新生的年轻儿童文学作家还未成长起来，这就势必造成本土原创儿童文学的薄弱，因而不得不依靠外国儿童文学尤其是苏联作品的翻译。1955年9月，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请为少年儿童写作》，指出国内儿童读物的内容“采自苏联作品的在80‰以上”，批评“大多数的中国作家们并不重视儿童，因而也就不重视儿童文学”。这是符合当时实情的。儿童读物奇缺，儿童文学亟须花大力气发展，这已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呼吁。

3.毛泽东主席的批示促使中国作家协会重视儿童文学

1955年是中国童书出版与儿童文学事业的管理体制发生重大调整的时间节点，也是共和国儿童文学出现快速发展的转机之年：中国作家协会开始重视儿童文学，并将儿童文学纳入作协的重要工作之中。发生这一转变的契机是毛泽东主席高度重视儿童文学的一份批件。本文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按时间顺序整理如下：

1955年8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编印的《情况简报》第334号刊载了《儿童读物奇缺，有关部门重视不够》的材料，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林枫向毛泽东主席报告：“主席：过去未及注意此事。现即着手了解情况，集中意见，设法解决之。方案定后再报。”材料介绍：

中国少年报社最近召集有关部门座谈关于儿童读物问题，会上普遍反映儿童迫切需要的作品和中国儿童文学奇缺，许多应该有的读物没有，在仅有的读物中，又多半只适合小学四、五、六年级的学生阅读。（毛泽东主席在这段话的旁边批注：“书少。”）.造成此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一）各地文化、教育部门和团委不重视儿童读物的创作和供应，各地出版社都没有编儿童读物的干部和出版计划。（二）一般作家不愿给儿童写东西，也有些作家觉得搞儿童文学“糊不了口，出不了名”。（毛泽东主席在这两行旁批注：“无人编。”）（三）全国多数书店不卖儿童读物，有的虽推销，也不积极，只停留在少数门市部，没有面向学校和孩子们。（四）书价过高，一般的儿童读物价钱都在一、二角以上，有的翻译作品需七八角甚至一元，孩子们没钱买。（毛泽东主席在这一行旁批注：“太贵。”）...8月4日，毛泽东主席将这份《情况简报》批给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林枫：“林枫同志：此事请你注意，邀些有关的同志谈一下，设法解决。”7

同年8月15日，团中央书记处向党中央呈报了《关于当前少年儿童读物奇缺问题的报告》，报告在汇报了河北、江苏、山东等地有关情况后，提出了“大力繁荣儿童文学”和“加强儿童读物出版力量”的措施。团中央决定在继续办好归属团中央管辖的在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加强小学中年级及学前儿童读物的出版外，在北京创办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加强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学生读物的出版；同时建议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等15个省、自治区的人民出版社设立儿童读物室，加强全国儿童读物的出版。报告还提出适当提高稿酬标准、加强发行和宣传工作、增设儿童阅读场所等建议。

同年8月27日，党中央批转了团中央《关于当前少年儿童读物奇缺问题的报告》，要求全国有关方面积极地、有计划地改善少年儿童读物的写作、翻译、出版和发行工作。8

同年9月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宋庆龄《源源不断地供给孩子们精神食粮》。面对少儿读物“奇缺”的情况，她号召文艺家们把儿童文学创作列入每年的创作计划中。

同年9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陈伯吹《关于儿童文学的现状和进展》。提出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这几年虽已出版了2800多种、发行了6000多万册的儿童读物，但仍“远远地落后于客观的殷切的需求”，期望有着“人类灵魂工程师”崇高称号的作家们、教师和辅导员们等一起来推进儿童文学事业。

同年9月1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让孩子们有更加丰富多彩的读物》。

同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社论指出，目前少年儿童读物奇缺，种类、数量、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少年儿童的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是目前少年儿童教育事业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社论作了如下批评：“中国作家协会很少认真研究发展少年儿童文学创造的问题，各地文联大多没有关于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计划，有些作家存在轻视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错误思想，专业的少年儿童读物出版社的出版编辑力量很薄弱，而各省市的人民出版社又忽视这一工作，有的甚至从来没有出版过少年儿童读物。”社论提出为了不断加强儿童文学创作工作，“首先须要由中国作家协会拟定繁荣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计划，加强对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领导”，一方面要建立一支能起骨干示范作用的专业儿童文学作家队伍，另一方面要在“团干部、教师、辅导员、国家工作人员当中”大量培养新作家。社论期望，各有关部门应当认真对待这件事情，确定改进少年儿童读物创作、出版、发行工作的计划，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基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使孩子们有更多的书读。

同年9月16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请为少年儿童写作》。郭沫若指出国内儿童读物的内容“采自苏联作品的在80‰以上”，批评“大多数的中国作家们并不重视儿童，因而也就不重视儿童文学”。郭沫若认为“文学在陶冶道德品质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上是很好的工具”，“一个人要在精神上比较没有渣滓，才能做得出好的儿童文学”。.

同年9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少年儿童组干事会召开干事会议，讨论关于少年儿童创作问题。

同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举办儿童文学进修班，导师为儿童文学教研室主任穆木天教授。

同年10月5日，文化部发出《关于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情况和今后改进意见的请示报告》。

同年10月27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十四次理事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作家协会关于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计划》。《计划》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加强对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领导，要求各地分会成立儿童文学组，作协与各地分会的文艺刊物经常发表儿童文学作品与理论、评介文章，并于1956年下半年召开全国少年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二是决定组织丁玲等193名在北京和华北各省的作家、理论批评家，在1956年每人写出一篇（部）儿童文学作品，或译作，或研究性文章；各地分会也应完成一定数量的儿童文学作品与理论文章；作家为写作儿童文学作品，可申请中国作协“创作贷款及津贴暂行办法”的帮助。三是通过讨论、讲座、报告等形式，大力培养儿童文学创作的新生力量，要求《人民文学》与各地分会的刊物编辑部，把发现、培养儿童文学创作的新生力量，当做自己的重要任务。

同年11月1日，毛泽东主席批阅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林枫关于少儿读物的来信。林枫信中说：关于改善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和发行等问题，我们根据主席和中央的指示，曾和文化部、教育部、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保卫儿童委员会、团中央以及有关出版社的负责同志进行了座谈。现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改进少年儿童读物创作问题的报告、文化部党组关于改进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发行工作的报告及教育部党组关于少年儿童读物问题的报告送请审阅。毛泽东主席批示：“林枫同志，此信已阅，附件还来不及看。你们可以照你们的布置去做，不要等候我提意见。”9

同年11月18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十四次理事会主席团会议（扩大），专门讨论了发展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问题，会后向全国各地的分会下发了《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并制定了1955—1956年有关发展儿童文学创作的具体计划。《指示》就发展儿童文学的重要性、现状及繁荣创作等问题作了具体部署。《指示》指出：“少年儿童文学是培养年轻一代成为优秀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强有力的工具；发展少年儿童文学创作，是关系着1亿2000万少年儿童的精神食粮的极其迫切的任务。但长期以来，作家协会对少年儿童文学不够重视：很少研究儿童文学创作的情况和问题，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组织作家为少年儿童写作，各级机关刊物也很少发表有关少年儿童文学的稿件。为了使少年儿童文学真正担负起对年轻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庄严任务，必须坚决地有计划地改变目前少年儿童文学读物十分缺乏的令人不满的状况。”为此，中国作协要求各地分会“应该把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问题列入自己经常性的工作日程，积极组织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纠正许多作家轻视少年儿童文学的错误思想，组织并扩大少年儿童文学队伍，培养少年儿童文学的新生力量，并加强对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思想指导”。.《指示》并就少年儿童文学的题材内容、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形式和体裁、童话科幻也必须以生活真实为基础，以及作家和科学家合作、为少年儿童创作科学文艺、名人传记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

同年11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少年儿童文学座谈会，张天翼在会上作了《关于作家深入少年儿童生活问题》的发言。

同年11月26日，新华书店总店发出《改进少年儿童读物发行工作》的通知。

同年11月，《长江文艺》11月号发表社论《为孩子们拿起笔来》。

同年，冰心在《人民文学》8月号上发表《一人一篇》，响应郭沫若在《请为少年儿童写作》中关于“一、二年内，每一位作家都要为少年儿童至少写一篇东西”的倡议，并呼吁作家们反省“社会上对于我们的批评和指责”，“大多数的中国作家并不重视儿童，因而也就不重视儿童文学”。

同年，《文艺报》第十八号发表专论《多多地为少年儿童文学写作》，专论接受《人民日报》社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和郭沫若等文章中对中国作协不重视少年儿童文学创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紧急的号召”，呼吁广大文艺工作者“多多地为少年儿童们写作吧!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孩子们能够读到一批批的新书，能够不断有新的歌子唱，新的电影和戏看吧!这是我们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光荣的责任”。

1956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召开“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袁鹰在会上做了《关于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些问题》的长篇发言，论述了“去年秋天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视而掀起的重视儿童读物的高潮”，儿童文学创作的成绩以及发展空间。

1956年6月1日，共青团中央在北京成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这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专业少年儿童读物出版社。叶圣陶之子叶至善担任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

4.共和国儿童文学迎来黄金时期

历史文献表明，正是由于毛泽东主席高度重视儿童文学的一份批件，从1955年以后，儿童文学开始走上良性发展的快车道。儿童文学对于民族下一代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对于“培养年轻一代成为优秀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强有力的工具”，引起了上上下下的充分关注与重视。中国作家协会、团中央、文化部、教育部以及出版部门，在短时期内密集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落实中央精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青年报》等中央媒体纷纷发表社论，呼吁全社会特别是文学界与出版界拿出切实措施加强儿童文学建设；郭沫若、宋庆龄、冰心、张天翼、陈伯吹等名家发表文章，力倡儿童文学与为儿童写作。特别是中国作家协会，制订了1955—1956年有关发展儿童文学创作的具体计划，部署各地分会都来切实重视抓好儿童文学，规定了190多位作家的创作任务。可以说，1955年是“中国儿童文学年”。从1955年以后，儿童文学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与影响迅速得到提升，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作家的创作热情，并由此迎来了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首先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走过来的，再加上三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第一代与第二代作家，他们正处于人生的中壮年时期（虽然有的并不是专写儿童文学），如叶圣陶、冰心、张天翼、陈伯吹、严文井、何公超、贺宜、金近、苏苏、包蕾、黄庆云、郭风、鲁兵、圣野、田地、施雁冰等，可以说开启了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二春，他们依据厚实的艺术功底与对新时代的满怀憧憬，在短时间内发表了一大批蜚声文坛的精心之作。

冰心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一人一篇》，响应郭沫若“一、二年内，每一位作家都要为少年儿童至少写一篇东西”的倡议，并带头动笔，很快出版了小说《陶奇的暑假日记》（1956）、《小橘灯》（1957），故事《我爱劳动了》（1956），还写出了系列散文《再寄小读者》，主编《1959—1961儿童文学选》。张天翼在继小说《罗文应的故事》（1952）、儿童剧《大灰狼》（1954）之后，出版了童话《不动脑筋的故事》（1956）、《宝葫芦的秘密》（1956），重版童话《大林和小林》（1956），还创作了小说《给孩子们》（1959）。陈伯吹的创作热情十分高涨，不但写出了小说《毛主席派人来了》（1956）、《一个秘密》《从山冈上跑下来的小女孩子》（1957）、《中国铁木儿》《飞虎队和野猪林》《最好的一课》（1959），还出版了童话《一只想飞的猫》（1956）、《小火车头上学校》（1957）、《哈叭狗和红天鹅的故事》（1958）、《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1959）等。严文井的童话创作也出现一个小高峰，继出版《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蜜蜂和蝴蝶》（1950）以后，创作的新作有《三只骄傲的小猫》（1954）、《小溪流的歌》（1956）等。老舍在创作《龙须沟》《茶馆》之后，满怀热情地为孩子们写了两部童话剧《宝船》（1961）、《青蛙骑手》。黎锦晖的两部著名儿童歌舞剧《喜鹊和小孩》《小小画家》，也在1957年修订出版。

此外，如贺宜的童话《小公鸡历险记》（1956）、《鸡毛小不点儿》（1958）、《小神风和小平安》（1959），何公超的童话《龙女和三郎》（1955）、小说《波浪里的孩子》（1958），黄庆云的童话《奇异的红星》（1956）、《七个哥哥和一个妹妹》（1957），金近的童话《小鲤鱼跳龙门》（1957）、儿童诗《小队长的苦恼》（1955）、《在我们村子里》（1956）、《中队的鼓手》（1958），包蕾的童话《火萤与金鱼》（1959），郭风的散文与散文诗《会飞的种子》（1955）、《洗澡的虎》（1956）、《在植物园里》（1956），以及李季的儿童诗《幸福的钥匙》（1956）、《三边一少年》（1959），周而复的小说《西流水的孩子们》（1956），周立波的小说《腊妹子》（1957），阮章竞的童话诗《金色的海螺》（1956）、《牛仔王》（1958）等，也都是在这个激情迸发的年代创作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文艺领域，从刚刚获得解放的工农群众中培养写作者，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新的文学力量”，变成一项自觉的文艺实践。在新的社会语境下，这一文艺实践在工厂、农村、部队中普遍展开，并相应地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党的各级文艺部门不仅有自觉的理论倡导，同时也制定长期规划，且有周详的制度安排。在整个“十七”年时期，无论是各地文学创作小组的成立，通讯员制度的实施，短期培训班的举办，还是文学讲座、文学会议的召开，老作家的专门辅导，新人作品集的出版，专门文学院的设立，等等，都为文学新生力量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

对于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史而言，特别应当记得的是这一时期涌现的一大批年轻儿童文学新人，他们正遇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春天，又遇到从中国作协到团中央、教育部等多部门齐抓共促培养儿童文学新人的时机。尤其是中国作家协会，1956年3月，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会议通过的《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纲要》，明确将“培养青年作家”定为作协的重要工作，并列出十条具体实施细则。在当代中国，1956年是“青年创作者”群体的兴起之年，中国作协主席茅盾在1956年作协理事会所作报告《培养新生力量，扩大文学队伍》中指出，这支“青年创作者”群体多数来自“工厂、农村、部队、学校、机关”，他们是不同于上一代作家的直接扎根于社会基层、生活在第一线的新生文学力量，同时在社会上有很高的美誉度10。须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直至70年代，“文学青年”“青年创作者”，甚至“业余作者”，在社会上都是被高看一眼的，是青年中的佼佼者、精英。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第三代，正是在这一时期快速出道、起飞的。他们中的代表作家、诗人有：萧平、柯岩、徐光耀、袁鹰、胡奇、郑文光、杲向真、刘真、任德耀、任大星、任大霖、任溶溶、洪汛涛、葛翠琳、邱勋、宗璞、刘饶民、熊塞声、张有德、张继楼、刘厚明、李心田、揭祥麟等，以及更年轻的孙幼军、金波等，评论家有蒋风、束沛德等。

这一批年轻的儿童文学“青年创作者”群体，一经登上文坛，用他们对新生共和国的挚爱、信念与担当，用他们那一颗颗充满青春、浪漫与理想的心灵，用他们既脚踏生活一线土地又想象力无边飞扬的职业与年龄优势，从1956年至60年代初，短短五六年间，便创作了一大批秀华光发的作品，几乎在儿童文学的各种门类，都奉献出了精品力作，有不少是传之久远、影响数代人的经典。

小说如徐光耀的《小兵张嘎》、萧平的《三月雪》、邱勋的《微山湖上》，杲向真的《小胖和小松》、刘真的《我和小荣》、胡奇的《五彩路》、任大星的《吕小钢和他的妹妹》、任大霖的《蟋蟀》、揭祥麟的《桂花村的孩子们》；童话如洪汛涛的《神笔马良》、葛翠琳的《野葡萄》、任溶溶的《“没头脑”和“不高兴”》、钟子茫的《孔雀的焰火》；儿童诗如柯岩的《“小兵”的故事》《“小迷糊”阿姨》，袁鹰的《彩色幻想》《时光老人的礼物》，儿歌如张继楼的《夏天来了虫虫飞》；儿童剧如任德耀的《马兰花》；科幻小说如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等等。

柯岩走上儿童文学道路很有意思，她的丈夫是著名诗人贺敬之，1955年的一天夜里，贺敬之为响应中国作协为儿童写作的号召伏案作诗，但写了一夜也没写成，柯岩说她来试试。二十一岁的柯岩由于十分熟悉儿童生活，童心活跃，当天一口气就写了九首儿童诗，贺敬之读后大为欣赏，其中的三首很快发表在《人民文学》1955年12月号上11。柯岩以前是从事戏剧创作的，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走上了儿童文学道路，为孩子们创作了《“小兵”的故事》《大红花》《最美的画册》（1956）、《“小迷糊”阿姨》（1959）、《我对雷锋叔叔说》（1963）、《打电话》（1964）等一系列儿童诗和诗集，成为当代中国儿童诗的代表诗人之一。柯岩走上儿童文学道路偶然中蕴含着必然，正是50年代举国上下重视儿童教育与儿童文学的时代氛围把她推了出来。她的诗满含着对新时代的生活激情，善于从平凡、琐碎的小事中发掘出富有情趣的充满诗意与时代精神的东西，揭示出孩子们的童心童趣与生活理想，有着自己的诗歌美学。如《大红花》：“我家有两朵大红花，/挂在毛主席像底下的这一朵，妈当模范得的它。/那一朵，爸当英雄得的它。/我天天抬头看红花，/夜夜做梦梦见它。/快长大吧快长大，/长大也戴大红花。”

茅盾曾高度评价1950年代崛起的“青年创作者”群体：“这些新的作者，给我们的文学带来了新的声音，注入了新的血液。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新事物具有敏锐的感觉，对生活和斗争怀有充沛的热情。他们不愧为我们文学事业的生力军。”12中国儿童文学史需要再加一句：他们也不愧为我们儿童文学事业的生力军!他们的创作成就与迎来第二春的上一代作家的创作成就汇聚在一起，掀起了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第一个黄金时期的澎湃大潮。

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20世纪20年代是本土原创儿童文学跨越式发展的第一个奇迹，它的驱动力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人“儿童观”的变革，并借助文学研究会发起的“儿童文学运动”得以实现。20世纪50年代则是本土原创儿童文学跨越式发展的第二个奇迹，它的驱动力是新生共和国新的社会文化、新的社会变革带给文学全新的一切与希望，诚如鲁迅所期待的那样：“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的发荣滋长的。”13

二、少年队的文学与“共产主义的教育方向性”

儿童文学是一种特殊文学，其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它的生产者（创作、编辑、出版、评论乃至讲解）是主宰现世社会运转的成年人，而消费者（购买、阅读、接受）则是天真未凿的孩子。一件儿童文学作品，只有经过成年人接二连三地用文化规范的尺度和理性判断的筛子过滤之后，才能最终送到孩子手里。这种由上而下的单向给定方式，势必受制于成年人心目中的“儿童观”，也即成年人怎样看待和对待儿童的观念。一部儿童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成年人“儿童观”的演变史。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就有什么样的儿童命运与社会地位，也就有什么样的儿童文学价值尺度与美学判断。“十七年”儿童文学，突出体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完全不同于以往时代的“儿童观”及其影响下的“儿童文学观”。50年代初期共青团中央直接管理童书出版与儿童文学，则从团的工作实际出发，将儿童文学纳入少先队工作的目标。

1.少年队组织与少年队的文学

新中国崭新的社会制度把少年儿童看作“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更把少年儿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要求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0年代儿童文学创作第一个高峰期，正是在这样的基本文化语境中出现的，而共青团与少年队组织则在当时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195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主要传媒《中国少年报》《中学生》《红领巾》《少先队员》《儿童时代》以及全国两家专业少儿读物出版社——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1952年成立）与北京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56年成立）均隶属于共青团组织，其中的两社一报（《中国少年报》）则是团中央的直属单位。共青团以此作为依托和基地，实施一系列直接影响1950年代儿童文学建设的举措，同时接受苏联儿童文学的思想影响，奠定了少先队的文学与儿童文学创作的“共产主义教育方向性”原则。

少年队组织是影响当代中国儿童精神生命成长的最广泛、最深刻的群团组织。可以说，当代中国儿童从一入学开始，就全面接受少年队组织的教育、引导与展开的各项活动。“十七年”儿童文学集中笔调，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少年儿童在队旗下的生活，力图形象地、艺术地揭示“儿童组织”在儿童生活和儿童教育方面“不可取代”的作用。“少先队的文学”是当代中国儿童文学极其重要的文学现象，既以其鲜明的时代生活内容与教育方向性区别于以往“革命范式”的儿童文学（如1930年代的左翼儿童文学创作），也有别于以后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文化语境中的校园文化与校园文学。

以充满感激、崇拜、青春的激情，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新中国，歌颂英雄先烈，歌颂新人新事新社会，立志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这是少年队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这也是“十七年”儿童文学尤其是1950年代儿童文学创作的突出特点。阳光、春天、鲜花、海浪、骏马、燕子、和平鸽、小树苗、向日葵……这些洋溢着蓬勃生命意蕴与朝气的词汇，是1950年代儿童文学最常见的诗歌意象。诗人们一往情深地歌颂祖国的春天与青春的祖国：“春天，/她像一个美丽、幸福小姑娘，/快乐地走遍了/祖国的每一个地方。”（田地《祖国的春天》1954）诗人们用诚挚、朴素的感情“吹出了对故土的深沉眷恋，/吹出了对于故乡景色的激越赞美，/吹出了对于生活的爱，/吹出了自由的歌、劳动的歌、火焰似的燃烧着青春的歌”。（郭风《叶笛》1955）袁鹰的《在陶然亭，有一棵小松树》一诗，是1950年代儿童文学突出的“主旋律”，体现当代中国社会对民族未来一代进行文化设计与文化规范的典型之作：

在陶然亭，有一棵小树苗，/这棵小树苗是我亲手栽下。/我把它插在小坡上，/用清清的湖水灌溉它。∥在陶然亭，有一棵小树苗，/太阳呀，你要多多照着它。/今天它是一棵幼苗，/明天就会开一树鲜花。∥在陶然亭，有一棵小树苗，/我时时刻刻想念它，/昨夜里有一场秋雨，/你又该长高了些吧!∥陶然亭的小树苗，/快快跟我一同长大，/绿化首都，建设首都，/每天都在催着咱们哪!

“小树苗”在党和人民的阳光雨露沐浴之下，迅速成长，成为建设首都、建设新中国的栋梁。“小树苗”是一种意象、一种期待、一种喻体，同时也是1950年代儿童文学写作姿态与美学风格的缩影。

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第一个十年，一大批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以颂歌般的满腔激情、昂奋乐观的格调、清新浏亮的风格，营造了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第一个高峰期的基本旋律与审美意象。这些作品有：郭沫若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袁鹰的《丁丁游历北京城》《篝火燃烧的时候》《我也要红领巾》，郭风的《火柴盒的火车》《叶笛集》《月亮的船》，田地的《和志愿军叔叔一样》《明天》《他在阳光下走》，贺宜的《四季儿歌》《仙乐》，田间的《向日葵》，韩笑的《战士和孩子》，金近的《我真想入队》《小队长的苦恼》《中队的鼓手》《在我们的村子里》，李季的《幸福的钥匙》，乔羽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刘御的《小青蛙》，刘饶民的《打钟》，鲁兵的《不落的太阳》，熊塞声的《马莲花》，邵燕祥的《八月的营火》，柯岩的《“小迷糊”阿姨》《帽子的秘密》等。

2.在“队旗下”的精神成长

浓墨重彩描写少年队生活，描写新中国一代儿童在“队旗下”的精神成长，表现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儿童的新思想、新风貌，这是1950年代儿童文学的主要景观。诗人袁鹰的经验可以概括少年队文学的美学目的，他说他的作品“都是为红领巾而写的，写的也是少先队的生活，少先队员的欢欣和苦恼、希望和追求”，用以“反映我们祖国新一代的生活和理想、爱和憎”。14

热情投入这一题材创作的除了老作家，主要是1950年代出现的一批年轻作者，他们熟悉学校生活，深入少先队活动，有的本身就是教师或少先队辅导员。这些作品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描写了1950年代儿童的生活世界，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代表作有：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冰心的《陶奇的暑假日记》、袁静的《小黑马的故事》、胡奇的《五彩路》、萧平的《海滨的孩子》、杲向真的《小胖和小松》、马烽的《韩梅梅》、张有德的《五分》、任大星的《吕小钢和他的妹妹》、魏金枝的《越早越好》、任大霖的《蟋蟀》、谢璞的《竹娃》、揭祥麟的《竹林牛会》等，推出了罗文应、陶奇、陈步高、韩梅梅、大虎、吕小钢等一批新的少年人物形象。

袁静的中篇小说《小黑马的故事》（1958），以小黑马、牛牛、大眼猴等天津流浪儿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对比描写，刻绘了新社会的新道德、新风尚如何将社会下层的小乞丐、小偷儿感化教育成为热爱集体、热爱劳动的国营农场优秀少年，小说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以情感人，深接地气，堪称中国版的“苏联小说《表》”（鲁迅译）。

军旅作家胡奇的中篇小说《五彩路》（1957），将现实与幻想融为一体，三个藏族少年勇于探索，翻越雪山，忍受困苦，去远方寻找传说中的“五彩放光的路”。小说描写了解放军艰难修筑的康藏公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年轻共和国欣欣向荣的建设事业，体现出“勇敢者的道路就是幸福生活的道路”的哲思。《五彩路》以散文诗般的语言与童话般的神奇色彩，使作品充满浓郁的西南地域色彩，表达了作者自身深远的艺术眼光。

对集体与集体主义精神的歌颂，是少先队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描写少年儿童在集体（少先队、班集体、合作社、公社）生活中所接受的教育和帮助，克服缺点，进步成长，关心集体，热爱集体，为集体做好事，向破坏集体（如合作社、生产队的财产）的行为作斗争等，是儿童文学小说创作中不断被演绎、深化、重复、张扬的基本内容。例如，爱占小便宜的小学生陈步高在教师的耐心启发和解放军叔叔的模范行为教育下，终于认识和改正了缺点（《越早越好》）。淘气贪玩不爱学习的小学生吕小朵，也是在少先队集体的帮助与哥哥吕小钢的影响下，有了上进心，得到了进步（《吕小钢和他的妹妹》）。决心立志务农做合作社新农民而又贪玩爱斗蟋蟀的小学毕业生吕力喧，在小伙伴和集体的帮助下，终于扔掉心爱的蟋蟀，挑起助理会计的担子（《蟋蟀》）。如何在集体的帮助教育下，克服种种“缺点”，最后得到进步，这似乎成了1950年代儿童文学“问题小说”的一种创作“模式”。类似的作品还可以找出很多，而且都是当时产生较大影响被作为优秀作品来评价的。

反映少先队生活的儿童诗也不例外。如管桦的《在果园里》，通过老爷爷的教诲，使孩子懂得“有了友谊才有团结”的道理。汪静之的《少先队员满海滩》，教育孩子要有大海一样宽广的胸怀，而孩子身上的缺点和错误，则在诗化语言的善意批评中得到了消解。金近的《小队长的苦恼》，说明脱离同学、自以为是的工作方法搞不好少先队工作。

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张天翼的短篇小说《罗文应的故事》与袁鹰的儿童长诗《刘文学》。六年级学生罗文应具有通常男孩一样的好奇、好动、好玩、好看热闹的天性，经常被各种有趣的事情吸引，因此分散了精力，影响了学习。在解放军叔叔的期待和同学们的集体帮助下，罗文应终于“管住了”自己，学习成绩进步了，最后加入了少先队。罗文应的转变得益于集体的力量和少先队的帮助。这篇被誉为1950年代儿童文学典范之作的小说，由于作家纯熟的表现技巧与对儿童心理、儿童语言的生动刻画，因而避免了“说教”模式。但把好奇、好玩的儿童天性作为一种“缺点”加以批评，则是忽视儿童精神个性的反映。

袁鹰是一位浓墨重彩地热情讴歌少年队生活的诗人，他认为：“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少年儿童、少先队的多彩多姿的生活，以及表现在生活中的思想和情感，永远是一切儿童文学、包括儿童诗在内取之下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少先队员的生活和成长，是袁鹰儿童诗创作的重要题材，他发表的一大批叙事诗、抒情诗、朗诵诗，多角度地抒写了少先队员的学习、生活与斗争，成为“十七年”儿童诗的一种精神标本。袁鹰“写少先队员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生活的诗（《彩色的幻想》《在陶然亭，有一棵小松树》《什么花红红开满山》《夜晚，在丝瓜棚下》《少年队员游鞍山》《点起豆油灯》《说不清的志愿》《小姑娘养猪》），写少先队员缅怀革命先烈、继承革命传统的炽热情怀的诗（《烈士墓前》《篝火燃烧的时候》《井冈山上小红军》《忠魂曲》《在毛主席身边长大》），写那些勇敢同阶级敌人战斗、勇敢保卫集体财产的少年英雄事迹的诗（《保卫红领巾》《刘文学》《草原小姐妹》《大巴山上小青松》），写少先队员们渴望着走向未来、成长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诗（《献给英雄的长辈》《红领巾十年》《时刻准备着》《沿着雷锋叔叔成长的道路》）”15。

袁鹰的叙事长诗《刘文学》，以新中国第一个少年英雄刘文学（1945—1959）的真实事迹为素材，讴歌了小英雄短暂而宝贵的一生。1959年冬，四川省合川县（今属重庆市）渠嘉乡双江村少先队员刘文学，为保护集体财产，与偷盗生产队海椒的坏人展开斗争，终因年幼力薄，被坏人活活掐死，年仅14岁。刘文学的事迹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全国各地少先队开展了“学习刘文学，做党的好孩子”的活动。长诗《刘文学》将英雄叙事与诗性抒情熔于一炉，描绘了少年成长与特定时代的风雨洗礼，留下了那个年代在“队旗下”成长的少先队员人物传奇。诗的结尾这样写道：“黄桷树啊根深叶茂，/刘文学你活在我们心里。/就像那岩边大树，/郁郁葱葱永不老。”《刘文学》在1980年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

3.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

50年代儿童文学中的小说创作题材，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革命历史题材，二是少先队校园内外生活题材（主要是校内）。加强革命传统教育，表现理想主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是这一时期少儿小说创作的主脉。作者既有参加过革命与救亡的过来人，也有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亲历与体验、想象与虚构的交织，革命传统内容与现实教育意义的合奏，将现代中国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演绎成充满传奇色彩、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乐观精神的生动文本，成为对少年队员和广大儿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忆苦思甜教育、政治思想教育的形象教材。

影响较大的作品有：袁静的《红色少年夺粮记》，徐光耀的《小兵张嘎》，胡奇的《小马枪》，郭墟的《杨司令的少先队》，王愿坚的《小游击队员》，杨朔的《雪花飘飘》，王世镇的《枪》，杨大群的《小矿工》，崔坪的《饮马河马》《红色游击队》，颜一烟的《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韩作黎的《二千里行军》，鲁彦周的《找红军》，周骥良的《我们在地下作战》，萧平的《三月雪》，李伯宁的《铁娃娃》等。

韩作黎的中篇小说《二千里行军》（1955）是对1947年延安保卫战与撤离延安的宏大历史叙事。作品描写延安解放区保育院小学的孩子们，从延安出发，历经千难万险，一次次摆脱敌机和军队的围追堵截，行军二千里，终于胜利转移到华北解放区。小说塑造了赵铁生、李红梅等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少年形象，同时刻画了全身心保护孩子们转移的校长、老师们的感人事迹。《二千里行军》是50年代广受欢迎的畅销儿童小说。

小兵张嘎是“十七年”儿童文学塑造的一个突出的典型形象。小说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最残酷年代冀中平原的斗争场景，以“枪”为线索结构故事，从游击队老钟叔送给张嘎一支木头手枪始，到区队长亲自颁奖真枪终，中间经历了嘎子爱枪、护枪、缴枪、藏枪、送枪等一系列情节，突出描写了村公所遭遇战、青纱帐伏击战与鬼不灵围歼战三次对敌斗争高潮。作品将人物放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正面描写战争的艰苦性、复杂性，在运动中塑造了张嘎这样一位既机智、勇敢、敢爱敢恨，又顽皮不驯、野性十足、满身“嘎”气的少年英雄形象。真实可信的人物性格与环环相扣、一气呵成的故事情节，使《小兵张嘎》赢得了小读者的广泛喜爱。小说改编成电影后，更传遍全国五六十年代成长的一代儿童中。

与《小兵张嘎》《二千里行军》强调故事性可读性不同，刘真的《我和小荣》《好大娘》，胡奇的《小马枪》《琴声响叮咚》以及萧平的《三月雪》等，一般都不正面描写战争，而是以一种抒情化、散文化的笔调，注重人物心理刻画，抒发少年儿童对战争与革命、革命队伍中同志之爱与群众之情的感受、感动及其精神成长，在充满人情味的艺术氛围中，表现出革命战士的人格魅力。尽管战争残酷无情，但依然流动着乐观昂奋的基调，并不失儿童世界的天真、单纯与稚拙。

4.追求民族化、儿童化的童话

50年代是童话创作特别活跃、佳作叠出的时期。从我国传统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中吸取丰富的艺术营养，借鉴民间文学的题材、形式，强调童话的民族特色、中国气派，注意拓宽幻想空间、张扬游戏精神以及营造作品整体的审美效果，这是50年代童话创作的显著特色。代表作品有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1956），严文井的《小溪流的歌》（1956）、《“下次开船”港》（1957），陈伯吹的《一只想飞的猫》（1955），贺宜的《小公鸡历险记》（1956），金近的《小猫钓鱼》《小鲤鱼跳龙门》（1958），包蕾的《火萤与金鱼》（1959）、《猪八戒吃西瓜》，洪汛涛的《神笔马良》（1956），葛翠琳的《野葡萄》（1956），黄庆云的《奇异的红星》（1956），任溶溶的《天才杂技演员》《“没头脑”和“不高兴”》等；此外，任德耀的童话剧《马兰花》（1955）、老舍的童话剧《宝船》（1961）、阮章竞的长篇童话诗《金色的海螺》（1955），也是可圈可点的童话文学佳作。50年代还出现了一大批直接从民间文学嫁接转化过来的优秀之作，塑造了“葫芦娃”“九色鹿”“渔童”“阿凡提”等深深植根于一代孩子记忆深处的艺术形象。

张天翼以童话形式表现当代少年儿童现实生活的中篇童话《宝葫芦的秘密》（1957）是“十七年”儿童文学幻想艺术的高峰之作。童话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用来表达和满足人类愿望，特别是儿童的愿望，现实世界上难以实现的愿望与梦想都能轻而易举地得到满足，这正是《宝葫芦的秘密》之所以能广受孩子欢迎的重要艺术因素。但是，当王葆发现自己愿望的满足竟然是宝葫芦通过不择手段甚至触碰道德底线来实现时，这自然违背了他本性向善的性格，宝葫芦不但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反而使他陷入巨大的精神痛苦与纠结之中，因而故事的最终结局只能是王葆与宝葫芦一刀两断。《宝葫芦的秘密》将幻想的“宝物”与校园生活自然地融合起来，小男孩王葆性格的双重性（追求进步而又想不劳而获）与最后的转变（丢弃宝葫芦）自然合辙，符合人物性格的逻辑发展。整部作品构思奇巧，以虚写实，幻极而真，既很好地呈现了童话的艺术想象力，同时又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性，与“十七年”中国社会倡导的劳动光荣助人为乐、反对不劳而获损人利己的社会精神一脉相承，在今天依然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1963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将《宝葫芦的秘密》摄制成同名故事影片，2007年中国电影集团重新投拍了同名彩色动画影片；此外，还有同名电影版图书与同名歌曲。《宝葫芦的秘密》影响了中国几代少年儿童。

严文井的作品善于在运动中创造美，较好地把握了运动的美学观点和儿童思维不稳定的特点。《小溪流的歌》《“下次开船”港》《蚯蚓和蜜蜂的故事》等，都是通过“在运动变化中进行对比”来完成童话人物性格发展的。这里有动与静的对比、动的形象与静的形象的对比、虚与实的对比、美与丑的对比等，让小读者感受到童话的幻想魅力与艺术形象的亲切感、真实性。

50年代为当代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尽管当时已出现某种为“赶任务”而写的公式化、说教化的倾向，但从总体上看50年代儿童文学的基本精神是健康的、向上的，充满青春、乐观、清新、浏亮的基调；50年代儿童文学的写作姿态是认真的、严肃的，张天翼提出儿童文学的两个标准：一要“孩子们看了能够得到一些益处”；二要“让孩子们爱看，看得进”16，陈伯吹提出的儿童文学作家要用儿童的眼睛看、耳朵听、心灵体会的著名的“童心说”17，代表了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主体观念与审美走向。

5.教育儿童的文学与“中心”“任务”结合

“教育儿童的文学”与各项“中心”“任务”结合，这是“十七年”儿童文学进入1960年代以后的一个不断被强化的基本理论话语，导致出现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但在60年代早期也出现了以孙幼军的长篇童话《小布头奇遇记》（1961）、金波的儿童诗集《回声》（1963）为代表的一批扎根现实土壤的优秀作品。

关于对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的认识与理解，儿童文学界在1950年代就已作过讨论。严文井在《〈1954—1955儿童文学选〉序言》（1956）中提出：“为了教育少年儿童，应该告诉他们多方面的生活，特别是当前的各种重大斗争”，但必须克服“由乏味的说教代替生动的形象”的倾向，“不应该在作品里只见议论，不见形象，不应该用概念代替形象”。冰心在《〈1956儿童文学选〉序言》（1957）中强调“童心”之于儿童文学的意义。所谓童心，冰心认为“就是儿童的心理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天真活泼、强烈的正义感、深厚的同情心、崇拜名人英雄、模仿性、乐群、爱美、充满好奇心等。只有针对儿童心理特征，用“他们所熟悉，能接受，能欣赏的语言”，才能写出小读者喜闻乐见的好作品，而那种为着“赶任务”而“拼凑”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就会枯燥、生硬，人物没有性格，以说教代替感染”。陈伯吹在《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1956）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1950年代中期，严文井、冰心、陈伯吹三位儿童文学前辈先后一致提出了“童心”的重要性，对于当时儿童文学创作中那种已露苗头，脱离儿童世界，以说教代替形象的现象进行了严肃批评。然而，三位重量级作家力倡的儿童文学精神并未形成气候，相反倒是不愿被看到的东西愈演愈烈。

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接踵而来的是“三年困难时期”。从1961年开始，各个领域出现了反思1958年以来的成就与失误的议论。在儿童文学领域，作为当时文化部负责人与中国作协主席的茅盾，于1961年6月写了《六零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18的长文。

茅盾在阅读了有关1960年批判陈伯吹“童心论”的大部分争辩论文及几乎全部的少儿文学作品和读物之后，直截了当地指出：“1960年是少年儿童文学理论斗争最热烈的一年”，但也是“创作歉收的一年”。儿童文学创作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是题材单一。为了配合各项政治运动，内容“几乎全是描写少年儿童们怎样支援工业，农业，参加各种具有思想教育作用的活动”，脱离儿童，尤其是低幼儿童的理解接受能力。二是用概念、说教代替形象。虽然从表现上看，似乎“五花八门，实质上大同小异；看起来政治挂帅，思想性强，实质上却是说教过多，文采不足，是‘填鸭’式的灌输”。三是由于批判“童心论”，使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丧失殆尽，无论是人物形象、语言，写出来都“不免令人啼笑皆非”。茅盾尖锐地批评说：这些作品“绝大部分可以用下列的五句话来概括：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

造成当时儿童文学这种局面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则“牵连到1960年所进行的少年儿童文学理论的争论”，即批判陈伯吹的“童心论”，“这一场大辩论（几乎所有的中央级和省级的文学刊物都加入了），有人称之为少年儿童文学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茅盾就“童心论”“儿童情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要反对资产阶级儿童文学理论家的虚伪的儿童超阶级论，可是我们也应当吸收他们的工作经验——按照儿童、少年的智力发展的不同阶段该喂奶的时候就喂奶，该搭点细粮时就搭点细粮，而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开头就硬塞高粱饼子。”不应该将盆中的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茅盾的《六零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一文，是认识1960年代前期儿童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及理论批评复杂状况的重要文献。

三、苏联儿童文学对“十七年”儿童文学的影响

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与外国儿童文学的关系，从来就是一个开放交流、双向互动的关系。但就与具体国家、民族的儿童文学交流的密切程度与所受影响而言，则受制于1949年以后共和国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对外关系与文学思潮。具体考察则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也即三种交流路向：

一是1950年代与苏联、东欧儿童文学的交往；二是1980年代、1990年代与欧美国家为主流的西方儿童文学交往；三是1980年代、1990年代与东南亚华人文化圈为主体的世界华文儿童文学的交往，以及与日本等亚洲国家儿童文学的交往。1950年代与苏联、东欧儿童文学的交往是中外儿童文学交流的重点，苏联儿童文学对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响。

1.大量译介苏联儿童文学

苏联曾是世界儿童文学的重要创作基地与“出口”大国。据1980年代统计，苏联国内有70多家出版社，用各民族52种语言出版少儿读物。数量已超过100亿册，并大量向国外译介，苏联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几乎都被译成世界所有语言出版。苏联儿童文学对中国儿童文学一直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苏联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苏联文学及其儿童文学也是如此。1930年代、1940年代，苏联儿童文学与理论话语逐渐进入中国，高尔基、马尔夏克、盖达尔、班台莱耶夫等人的著述深受中国儿童文学界的欢迎。1950年代初期，由于中国奉行“学习苏联老大哥”的“一边倒”政策，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儿童文学蜂拥而入，大量翻译苏联作品几乎成了一种浩大的运动。苏联儿童文学不但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少年儿童的精神成长，而且几乎左右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走向。

史料显示，大量译介苏联儿童文学是1950年代中国少儿出版界、翻译界一道最为生动抢眼的风景线。共和国成立之初，有关部门曾对少儿读物作过多次较大规模的清理，认为有不少读物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不适合新中国儿童阅读。清理后所出现的阅读空白与当时向苏联学习的一整套决策相适应，于是大量译介苏联儿童文学以解中国儿童的精神饥渴，自然成为195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活动。

1950年代的苏联儿童文学翻译、出版，以上海、北京为基地，而1952年成立的新中国第一家少儿读物专业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则是其时的译介中心。主要翻译家有任溶溶、陈伯吹、李俍民、曹靖华、汝龙、草婴、黄衣青、戈宝权、梦海、吴墨兰、鲍倏萍、吕漠野、穆木天、楼适夷、张广英等，经过短短几年努力，就将苏联儿童文学的主要作品译入了进来，用任溶溶的话说是“眼前展现了一个新世界”19。这种翻译热情虽然后来在1960年代、1970年代因“反修防修”及“文革”而中断，但“文革”后又很快被接续。

2.以小说为主体的苏联现实主义儿童文学

在苏联儿童文学创作中，以张扬现实主义精神的少年儿童小说取得的成就最大，盖达尔、尼·诺索夫、阿列克辛是三位最具代表性的小说作家，1960年代后的重要小说作家则有阿列克赛耶夫、巴鲁兹金、热列兹尼科夫、雷巴科夫、李哈诺夫、波戈廷等。“人与大自然”一向是苏联儿童文学的传统内容，也是出版量最大、最稳定的少儿读物。被誉为“动物文学大师”的比安基、曾与肖洛霍夫一起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提名的帕乌斯托夫斯基，以及酷爱旅行、探险、农艺的普里什文是俄苏大自然文学的三位巨匠。

苏联儿童文学中的诗歌与幼儿文学创作也有相当成就，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马尔夏克、米哈尔科夫等都为孩子们写过优秀的诗歌。相对而言，苏联童话创作比较薄弱。经过中国翻译家持续不断的努力，苏联儿童文学已被广泛译介进来，从普希金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到比安基的《森林报》，从卡塔耶夫描写卫国战争的少年小说《团的儿子》到盖达尔的《远方》《丘克和盖克》，从阿·托尔斯泰为儿童编写的俄罗斯民间童话到曾被苏联禁止发表作品的作家如安·普拉东诺夫的小说《还有个妈妈》等，都走进了中国孩子中间。外国儿童文学研究专家韦苇认为：“论及外国儿童文学对中国儿童文学影响之深广，是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与俄罗斯相匹比的。1985年前，第一流和接近第一流的俄罗斯儿童文学作品大都被译成汉文出版。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汉译工作做到这一步的，唯俄罗斯一国而已。”20

如果我们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柯斯莫杰敏斯卡）、《普通一兵》（茹尔巴）、《古丽娅的道路》（伊林娜）、《儿子的故事》（柯舍娃娅）等描写苏联红军战士、青年英雄的青年文学读物包括在内，苏联青少年文学的汉译书籍出版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1950年代、1960年代的中国少年儿童可以说是在苏联青少年儿童文学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当时不少学校里有“卓娅班”“保尔·柯察金班”“铁木尔小组”等班组。21其中对中国青少年影响最大的是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在血与火考验中成长起来的穷苦家庭出身的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用深刻、细腻的笔触塑造了红军战士保尔·柯察金的生动形象。保尔最根本的人生主张与理想是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献身，他那战胜困难、战胜自我、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人格魅力以及在坚持信念、坚持真理上表现出的超越死亡的钢铁般意志的“保尔精神”，深深感动了几代读者。据资料统计，这部小说自1945年译入中国后，从1952年至1995年的44年间共印刷57次，光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发行了近300万册。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在北京举办的“感动共和国的50本书”群众投票评选活动中，该书位居第一。

3.“苏式文论”对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影响

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曾深受“苏式文论”的影响。“苏式文论”既有哲学基础，又有基本范畴和成套概念（如本体论、作家论、作品论、创作论、文体论、批评鉴赏论等），同时又有严格的逻辑程序和相对完备的体例，有可供阐释和验证的经典文学作品，因而“苏式文论”有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为中国文坛，尤其是高校的“文学概论”课所吸纳接受，甚至全盘照搬。有意味的是，“苏式儿童文学文论”也是如此，而且由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基础本身的薄弱，更为儿童文学界看好。

50年代，中国出版了15种左右的苏联儿童文学理论书籍，重要的有密德魏杰娃编的《高尔基论儿童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柯恩编的《苏联儿童文学论文集（第一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版）、格列奇什尼科娃的《苏联儿童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凯洛尔等的《论苏联儿童文学的教育意义》（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年版）、杜伯罗维娜的《从儿童共产主义教育的任务看苏维埃儿童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版）、伊林的《论儿童的科学读物》（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版）、费·爱宾的《盖达尔的生平和创作》（少年儿童出版社1959年版）等，此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穆木天等编的两卷本《儿童文学参考资料》（北师大1956年出版）也以五分之三的篇幅收录了苏联儿童文学的重要论文。这些翻译的理论著作在当时整个中国儿童文学界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并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初期。

苏联儿童文学忠实于由别林斯基建立起来的，后经高尔基、盖达尔等完善的传统。构成苏联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四大基本话语——坚持儿童文学的共产主义教育方向性原则；主张文学作品应适应少年儿童的年龄特征；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必须通过“巨大的艺术感染力”，用艺术的力量去“撬动少年儿童心理上的巨石”；张扬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帮助少年儿童树立正确的生活理想——不但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基本观念与理论框架，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被内化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价值判断与审美尺度。如果说1950年代、1960年代由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薄弱，基本上是照搬照抄苏式儿童文学文论的话，那么到了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则是对苏式文论进行加工改制，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但在大框架上依然没有摆脱苏式文论的格局。例如，1982年出版的北师大等五院校合著的《儿童文学概论》（四川少儿出版社出版）以及蒋风著的《儿童文学概论》（湖南少儿出版社出版），仍然把“教育的方向性”和“儿童年龄特征”作为儿童文学的两大基本特征。

在这里，我们一方面看到了“苏式文论”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强势影响和支配性，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身儿童文学理论的重要性。苏联儿童文学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尤其是对“十七年”儿童文学的这种强势、复杂、胶着状态的影响关系，是其他任何国家的儿童文学所不能相比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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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韦苇:《俄罗斯儿童文学论谭》,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19.例如,据2000年3月3日《北京晚报》第一版报道,50年代北京男五中、女中就有两个“保尔”英雄班,各三届学生,共300多人。“当年能进‘保尔班’是一件最荣誉的事,选拔十分严格,全校进行评选,德、智、体都得一流。班上的同学都以集体为荣,努力在各方面为集体争光。”

王泉根，男，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专家，终生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长期从事儿童文学研究，著有《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新观察》《中国儿童文学概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