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五部作品，代表了过去四年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就。其中，由上海的文学杂志《收获》三度北上约稿、完成全国首发并率先举行研讨会的《应物兄》荣列于榜单，既为广大读者和写作者呈现了中国文学写作的开放性与可能性，也体现了上海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峰作品灌注热情、倾力扶持与提供举荐平台的眼光、作为与魄力。《应物兄》在长篇小说艺术上作出了怎样的探索？它的获奖是否体现了文学创作上的先锋性？对未来写作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几位文学评论家有话说。

“杂语小说”与“换韵”解读

谢有顺（中山大学教授）

李洱善写知识分子，《应物兄》也是如此。但这部85万字的长篇小说，不同于《儒林外史》《红楼梦》，不同于《围城》《废都》，也不同于索尔·贝娄、戴维·洛奇、约翰·威廉斯、翁贝托·埃科等人的作品。这种不同，并非只是出于作家的个性差异，更在于他们处理问题、思考路径、叙事方式的巨大差异。李洱面对的是此时、此地，是一群自己非常熟悉而又极其复杂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有同时代的各色人等。他试图在一种巨变的现实面前，把握住一个群体的精神肖像，进而辨识出一个时代的面影——小说看着像是由许多细小的碎片构成，拼接起来却是一幅有清晰轮廓的当代生活图像。

这样的写作，暗藏着一种写作雄心，也昭示了一种写作难度。

要写好当下中国的社会现状和精神议题，谈何容易。这些年，社会的急剧变动、人群的大规模迁徙所带来的经验的流动、思想的裂变，是中国历史上所未有的；而这种流动着的“现在”，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新现实，也是文学所面对的新问题。中国作家长于写历史，写家族史，写有一定时间距离感的生活，而很少有作家能处理好直接进入小说的此时、此地的经验。因此，必须要充分肯定敢于直面“现在”的作家。那些芜杂、丰盛的现实事象，未经时间淘洗，作家若没有良好的思想能力，找到自己的角度来梳理、择取，并出示自己面对现实的态度，便只会迷失在经验的海洋中。人的主体性的建构并非只由他所经历的事、走过的路、思考的问题所决定，除了历史，“现在”对于一个人的自我确证同样重要。福柯说，一切哲学问题中最确定无疑的是此时此刻我们是什么的问题，“当康德在1784年问‘什么是启蒙’的时候，他真正要问的意思是，‘现在在发生什么？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正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这个阶段，这个时刻是什么？’”文学是时间的艺术，它对“曾经”“现在”“将来”这三种时间形态之生活的讲述，由“现在”所统摄；文学看起来是在讲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人与事，其实真正探索的，一直是此时此刻“我是谁”以及“我是什么”的问题。

李洱似乎想创造一种以“言”为中心的叙事，至少，他想把小说改造为一种杂语，把叙与论，把事情与认知融汇在一起。所以，《应物兄》里许多地方是反叙事的，叙事会不断停顿下来，插入很多知识讲述、思想分析、学术探讨。很多人为这种小说写法感到惊异，我倒觉得，这种杂语小说更像是对日常说话的模仿。日常说话中，没有谁是专门叙事，也没有谁是专门议论或抒情的，他的语体往往是混杂的——说一些事情，发一些感慨，同时夹杂着一些抒情，几种语体交替出现，说话才显得自然、驳杂、丰富。很多早期的典籍都还原了这种日常说话的特征，比如《论语》，是由门徒记录的孔子的言与行，多是真实的日常说话；讲一件事情，说一个道理，记述一次出行，交织在一起。这种杂语体本是文体分隔之前作文的基本方式，在文体严格区分之后，才有清晰的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等文体的边界。但这个边界是否合理？能否逾越？许多文体探索的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应物兄》发表之后，不少人认为这是一部向《红楼梦》致敬的作品，而我以为，就文本话语方式而言，《应物兄》更像一本向一种古老说话体典籍致敬的大书。

李洱在《应物兄》里这样写道：“传统一直在变化，每个变化都是一次断裂，都是一次暂时的终结。传统的变化、断裂，如同诗歌的换韵。任何一首长诗，都需要不断换韵，两句一换，四句一换，六句一换。换韵就是暂时断裂，然后重新开始。换韵之后，它还会再次转成原韵，回到它的连续性，然后再次换韵，并最终形成历史的韵律。正是因为不停地换韵、换韵、换韵，诗歌才有了错落有致的风韵。每个中国人，都处于这种断裂和连续的历史韵律之中。”“换韵”一说，颇为委婉而优雅，它是对历史演进的一种正面解读，旨在激发我们的信心。浅薄、混乱、悲哀、痛苦之后，会有新的精神迎风站立，因为在一个文化巨变的时代，一种绝望从哪里诞生，一种希望也会从哪里萌发出来。这是李洱留给我们的一丝真实的暖意，正如《应物兄》的末了，应物兄遭遇车祸之后发现“我还活着”，读来令人百感交集，看起来已经命若游丝，其实还坚韧地活着。我想，在任何时候，人类都不该失去这份坚韧和希望。

以出世精神成就入世关怀

吴俊（南京大学教授）

我把《应物兄》读成一部当世的寓言之作。

寓言之作的要义，是以出世的精神写出俗世的故事而成就入世的关怀。我曾经也是这样来看庄子寓言的。寓言性决定了《应物兄》的思想境界和审美趣味，说它写的是俗世故事，它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日常；但寓言性的故事显然并非现实，而具有超现实的架构和走向，比如“农夫与蛇”的故事，既是日常的，却又非现实，所以太对照实际地读这样的书，在故事理解和修辞上恐怕就会陷于误读。

出世的精神，是指作家的思考思辨，更多是指他的想象。他的想象在于如何摆脱故事的俗世面，不失故事的真切性而又具有空灵超然之思，这在叙事上同时提出了一个修辞美学上的挑战——写在实处，归于哲思。这也就是我所理解的庄子寓言的美学。这种美学对一个作家而言，就是他的文学观和世界观。这样的作家不纯是一个写故事的人，也不是一个高蹈玄思的世外哲人，之所以要以出世的精神写出俗世的故事，根源仍在他的入世情怀。

李洱写出了《应物兄》，仅在于表面上像庄子一样，用恣肆放荡的文辞写一个寓言，以显示自己的博学或叙事才华吗？或者，只是像“农夫与蛇”一样，写了一个精简生动又能充分阐明道理的小品？还是犹如伊索寓言，体现了俗世高人的智慧？能写俗世故事，能成为小说家；能以俗世故事体现入世关怀，则是一个出色的小说家；能以出世精神写出俗世故事而不失其入世关怀的内衷情怀，那就是杰出的小说家。按此要求，提到古代小说，我们就会想到《金瓶梅》和《红楼梦》，这两部书堪称具有大俗大雅趣味、以出世精神写出俗世故事而不失其入世关怀的杰作。我不敢说《应物兄》就在《金》《红》两书之间，但李洱的企图和野心或就在此。为什么要谦虚呢？《应物兄》实际就是想挤在上述两书间，成为一部当世寓言之作，或成为一部写尽了荒唐的荒唐之书。我以为李洱真的得了这两部书的神髓。

当代文化人从精神到日常世界的全景式图谱

李掖平（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评委们在阅读讨论中涉及的话题非常广泛。从长篇小说的题材选择到主题指向，从结构形式到情节铺设，从人物形象塑造到语言修辞表达，从题材处理的难度、深度到故事的缝合与完成，从写作的当下意义到对未来文学走向的引领，可以说方方面面都有人发表意见。“茅奖”的评选，真的是一次认真严谨的评审活动。

李洱的《应物兄》以具有真诚和狡黠两面性格的“应物兄”筹备儒学研究院为情节线索,从这个中心人物向外辐射，描画了一幅当下社会生活和当代文化人从精神状态到日常举止的全景式图谱。举凡大千世界的方方面面都被作者勾连在一起，经史子集式郑重其事的叙述方式，加上荒腔走板调侃戏谑语调的交相辉映，再加上旁逸斜出各种细节的随处可遇，造成了这部长篇小说明显的戏剧化间离效果。

与其说作品由此拓开了一个具有百科全书式丰富意味的文本空间，倒不如说作者借此表达了内心深处难以释怀的一种广邈浩远的忧思或者说忧患。置身于这样一种丰富而复杂的生活环境中的应物兄和你我他，到底应该如何自处、自省、自知、自醒、自洁？这种忧思和忧患，源自骨子里令人敬重的高贵，至少对我而言，小说是有这种镜鉴作用的。

区分偏激攻击与理性批评

陈晓明（北京大学教授）

《应物兄》此次获得“茅盾文学奖”，是实至名归。

一开始，大家对《应物兄》的评价就非常好、非常高。它确实是一部重要作品，也引起过争议，我觉得是好事。一部作品如果没有反响，说明无足轻重，没有产生冲击力。在评审过程中，评委们对《应物兄》的评价是非常一致的。

我稍加关注过人们在评价中的分歧。绝大多数评价是非常积极非常正面的，也有极个别人以非常偏激的方式来评价这部作品，摘文摘句地用一些片面而极端，甚至于非常刻毒的词来表述它，我觉得这都不是——至少来说不是作为常年研究文学的人会认同的态度和方式。那种方式会极大地伤害到文学和文学生态。不是说作品不能批评，批评是在一个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在合情合理的意义上展开，不能牵强附会，不该望文生义，更不能脱离上下文的语境。

比如，有一些批评纯粹指向《应物兄》写性。写性是一个什么尺度呢？许多文学作品里都写到性，中国古代小说、西方小说中都有。也有人说到《应物兄》的语言问题，我们应当看到作家对语言有各自不同的处理方式。当年对莎士比亚作品的语言也有各种批评，比如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就有过很多批评，而“白银时代”的作家又对托尔斯泰有过一些批评。这些批评，时过境迁再看，有些是苛求了，有些是基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有分歧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以用探讨的方式，但是不要人身攻击，不要摆出要把作品“整”死、把作家打入另册的架势，我觉得这种批评是不可取的。如果一种批评一看就是被仇恨所占满，那么它是很难让人认同和理解的。

我想，评委们的投票、选择以及评价，也表明了非常人性、客观、公正、全面地来评价文学作品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态度是积极的、正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