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讨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如何参与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图景的重新构建时，我们其实在讨论：身处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如何为文学贡献出自己独特的定义？如何以自己的书写回应人类共同面对的境遇？这一地域性的文化战略是否为我们创造更多的可能性？我想这样的建构是否需要厘清两方面的命题。

一方面，挖掘与拓展粤港澳大湾区的文脉，找到自己的精神谱系。

粤港澳大湾区的文脉核心就是开放进取，踏歌前行。诚如谢有顺所言：岭南文化最大的价值是在于1840年以后的现代文化。中国近代以来的各个时间节点，岭南都是领风骚的。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到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所谓“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精神，就是现代文化，这才是岭南文化对中国最大的贡献。

因此，当大湾区文学作为一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必须凸显自身的文脉，并在此方向前行。最为突出的开放进取是近四十年的大湾区的精神财富，随着深圳、珠海、东莞等现代城市的崛起，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移民数以千万计，在此落地生根，不同的文化也在这里激荡、生长、融合着。这种空间迁移、身份转移以及家园融入过程的欢欣与苦痛、奋斗与挣扎、卑微与自尊等等千滋万味，变成了他们心灵的倾诉，文学成了他们的精神家园。于是，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文学群体，新的文学版块，尽管全国各地都有，但以岭南为甚。可以说粤港澳大湾区是典型的中国社会转型期（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这在北京上海并不明显，虽然这些中心城市的移民人口也众多，但正因为它们是政治文化中心，是国人的语言和社会规范的风范之地，异乡人的感觉远没有在大湾区强烈，在中心城市融合是趋势。而广东作为岭南文化的中心，从语言到社会的习俗规范，都迥异于内地，但其中的开放的胸怀与进取精神兼容并包了这些新移民，这个群体便以他们新的文学经验和艺术个性悄然地改写着中国的文学版图，呈现出多元共长、杂花生树的喜人景象，既接续了岭南的现代文化又呈现出文学的时代感与丰富性，建构了大湾区新的文学版块。因此，开放进取成就了充满活力的大湾区文学。

另一方面，如何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宏阔的文学格局，为文学提供更多新的可能性。文脉也是磁场，辐射四方，还可沟通世界。

是的，在现代化的双刃剑下，人类许多充满个性的生活习俗已经渐行渐远，但岭南文化从语言到社会的习俗规范、日常生活，大都迥异于内地，而且顽强传承。因此，生活的差异性、思想情感的独特性也是岭南文学创作的丰富资源，而在差异性与独特性中探求人所共有的普遍性是岭南文学的优势之所在，毕竟，文学的艺术理想与标准是一致的，作为作家本应达到的高度也是一致的。因此，岭南地区这种可贵的共通性，使得经济相对落后的周边省区如广西，得以乘势而上，提出“东融”，融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地域性的战略中。岭南地区这种可贵的共通性，也体现在文学中，如对岭南的抒写，林白、张欣、张梅、黄咏梅、王十月、王威廉、林森、朱山坡、映川等不同省区作家的作品就有相通性。这在某种意义上对当下的汉语文学创作形成反哺，起码是相生相应的，这就为新时代的文学创造更多的可能性。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岭南很多边远民族地区变成了开放的前沿阵地、文化输出的大通道，这多少会给粤港澳大湾区注入活力，因此，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的增容势在必行，外延也应该是个无穷大的变数。

期待粤港澳大湾区宏阔的文学格局，即大的主流带着岭南各种各样的支流向前，朝着开放方向奔腾，创造出我们常说的文化多元性。是的，岭南文化留给今天最珍贵的文脉就是开放——当临海的一个个水道咽喉，进来，出去，打开世界便是开放；当移居而来的人们，生存，发展，创造新生活；当大湾区文化与世界对话常态化，思想、理论与方法必然会融通、会互为补充，取长补短，求同存异，文学成果的共享必然也会成为大湾区世界性的文学收获——岭南便会打开世界踏歌而行，这种雄阔与豪迈令人神往。开放，才可能获得世界视野，有所发现，有所自新，有所创造。

（作者为广西文联副巡视员、副主席、《南方文坛》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