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相关资料显示：“粤港澳大湾区（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缩写GBA）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九个地市组成，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2018年末总人口已达7000万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其主要定位是：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这基本上是一个以“政治、经济和民生”为核心诉求的区域发展规划。

在这一规划里，虽然“多元文化的共存发展”也被相关文件提及，但总体而言是被轻轻地一笔带过。与可以高度数字化和图表化的技术、经济相比，文化显得过于抽象，但如果不借助文化的书写和赋形，大湾区作为一个全新的“空间”也许就无法得到充分的落实和呈现。

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全新的“空间”概念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经济体和国家行政规划的结果，而更应该视作是现代空间的一个重新开启。德国著名哲学家施密特将人类对空间的开拓视作一个历史性的过程：先是大地，其次是海洋，最后是天空。一部人类的历史，正是人类对大地、海洋、天空进行不断区隔、分割和占领的历史，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各种的契约、规则和政治法权。遗憾的是施密特没有看到我们的大湾区，否则一定会修正他的理论。大湾区几乎是一个“并置式”的空间，换句话说，它几乎同时对大地、海洋和天空进行了新的“归置”，如果这么说还有点含糊的话，也许可以举一个象征性之物——港珠澳大桥——为例，这一大桥同时占有了陆地、海洋和天空。在这个意义上，港珠澳大桥几乎就是“大湾区”作为全新的现代空间的形象代言。它超越了施密特的“陆地——海洋——天空”的现代线性发展轨迹，而是同时将这三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全新的装置——在这个意义上，这里面确实有一种“新时代性”。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说，“大湾区”是一个试图融合不同的社会文化形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特色经济）和主体诉求的“超空间”结构。这就是大湾区作为全新空间的“新时代性”。

这一全新的时代性和空间需要新的想象方式和书写形态。我目前思考到有如下几种新可能：第一，“大湾区”从语言的角度看主要是粤语区，同时又有英语和普通话，这几种语言其实背后都有强大的历史传统和政治诉求，因此，如何在这三种语言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联系？甚至，有没有出现一种粤语经典文学的可能？并以此特殊性与世界文学对话。第二，“大湾区”是一个带有强烈未来感的空间，这种未来感与新科技、新思维密切相关，因此，是否可以有一种“大湾区未来文学”或者“大湾区科幻文学”？第三，“大湾区”与更广义上的南方构成什么关系？是不是可以将“大湾区文学”纳入到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新南方写作”（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中去？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