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作为一个崭新的文学观念横空出世，并遂渐演变为一个热词，成为一种“文学行动”。可以预期，“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将在未来的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

“粤港澳大湾区”是继世界公认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这三大知名湾区之后的第四湾区。它既是经济的湾区，同时也应是文化的湾区，文学和审美的湾区。毫无疑问，“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是面向世界，面向现代，面向未来的文学但它同时也是植根于现实的土壤，是在特定文化传统的浸润、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文学。因此，在大力倡扬“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同时，我们必须去寻找一些传统和现实的“压舱石”，惟此，“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才有不同于别的湾区文学的特色，才能生机勃发，既充满活力和创造力，又能根深叶茂、沉稳扎实地前行。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第一块“压舱石”，我以为是岭南传统文化的“经学”注释与六祖惠能的佛学禅宗。如众所知，因气候、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不同，岭南文化明显不同于北方文化。举例说，汉代以降以陈钦、陈元为代表的“经学”注释，便明显不同于北方“经学”。北方“经学”内容深邃、结构宏伟、注释严密繁复，而岭南“经学”则呈现出生动轻松、轻灵简易的特点，因此被后世称之为“简易之学”。再如著名的六祖惠能，他为佛学禅宗注进了日常化、世俗化的内涵，使佛学禅宗变得可亲可感可爱。这就是岭南文化的特色，也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这种创新，不仅我们在研究岭南文化时要进行新的理论阐释论证，在倡扬“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时也要充分意识到，并融进我们的文学创作中，成为我们作品的血肉和精神养料。

在这方面，香港作家葛亮的创作值得我们重视。他的长篇小说《朱雀》、《北鸢》，将传统文化的基因融入到小说中，写传统文化在历史中的流转，在当代现实生活中的挣扎与飘荡。在葛亮的创作中，传统文化是他小说的一块重要“压舱石”，而当传统文化遇上异质的殖民文化、后殖民文化，便产生了一种独特的魅力。葛亮的创作经验，对于正在前行中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有着示范性的意义。他的作品，一方面不断地挑战文学的新高度；另一方面，在他的作品里面，十分鲜明地体现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些文学特点。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第二块“压舱石”，是岭南传统的哲学。在这方面，著名的明代大儒陈白沙主张“学贵知疑”，强调独立思考，提倡较为自由开放的学风，逐渐形成一个有岭南文化特色、注重实证的哲学学派。再如康有为的老师朱九江，其著述被称为“实学”，他倡导经世致用的实证研究，这一批评立场和方法，在后来的许多粤派批评家身上也清晰可见。比如黄药眠、钟敬文、黄秋耘、肖殷等的文学批评。他们既面向时代和生活，感受文艺风潮的脉动，又善于独立思考，敢于质疑时流。另一方面，他们既追求批评的理论性、学理性和体系建构，又注重文学批评的日常化、本土经验和实践性，以及对文本的实证分析和诗性呈现。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可以说是“粤派批评”最为鲜亮的一道风景线。在这方面，“粤派批评”几乎占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半壁江山，而且处于前沿位置，有的甚至成为这一领域的高地。总而言之，“粤派批评”的特色可以概括为：前瞻视野与务实批评结合，经济文化与文学批评合流，全球眼光与岭南乡土文化挖掘齐头并进，灵活敏锐与学问学理相得益彰，多元开放与独立的文化人格互为表里。“粤派批评”的这一特色，我以为对于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有借鉴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第三块“压舱石”，应是1840年以后的近现代文化。这是岭南文化最有价值的部分。我们知道，近代以来，在中国各个时间节点，岭南文化都是独领风骚的。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下，感受并接受多种文明带来的思想启迪。他们视野开阔，思维活跃，不安现状，积极进取，敢为天下先，所以他们能走在时代变革的前列。因此，“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要有大的发展和大的境界，就必须重视近现代岭南文化这份丰厚而多采的思想资源。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第四块“压舱石”，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的文学经验。熟悉广东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广东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时期出现了欧阳山、秦牧、陈残云、黄谷柳等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学大家，以及《三家巷》、《虾球传》、《香飘四季》、《艺海拾贝》等一大批名著，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三家巷》等作品的文学经验是：这些文学大家既歌颂新的时代和新的生活，写新的主题和新的人物，又注重岭南的日常生活、风土人情和地域特征；他们十分重视个人的经验，正视岭南地区复杂的文化生态语境，并将这种复杂性呈现在作品中。他们笔下的文字是有感情，有生命温度的。正是因此，《三家巷》、《香飘四季》等作品成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唤起了我们很多的想象。我们今天读它们，仍有一种朝圣般的感觉。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产生于东莞、深圳的“打工文学”，也是通过个人的真实体验，写出了人性中最柔软与最坚硬、最温暖与最无情的部分。因此“打工文学”受到了普遍的关注。作为“打工文学”之后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重要的是要写出人的尊严与人的价值，要提高人性关怀的高度，并通过个人的真实体验，呈现出三地既复杂又多元包容的文化生态和人的精神风貌。

以上是我认知中关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四块“压舱石”。当然，像这样的“压舱石”还可找出很多。我想强调的是：如果我们无视或遗忘了这些“压舱石”，那么，“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说：“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地具有他完全的意义。”这就是说，只有在传统的参照系中，受到传统文化的滋润熏陶，一个诗人和作家的成就，才能被准确地确认并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其实，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也是如此。我们试图以新的视野建构一个“文学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应是在传统文化和前辈写作经验的支持下，以文脉沟通世界，以文学的力量筑构起“粤港澳大湾区”审美和精神的脊梁。因为完全没有传统经验的支持，“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艘航船，是不可能开到世界性和现代化的大江大海中去的。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文学概念已引起了各方的注意，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还处于破题的阶段。它还缺乏清晰的界定，它的内涵还有待发掘。的确，如果我们仅仅把粤港澳这一区域的作家和作品统统叫做“大湾区文学”，那是没有太多实质性意义的。所以，我们必须弄清“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本质与核心，它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它为我们未来的文学提供了什么样的可能性和发展的空间？

首先，这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也是一个多元的、包容的文学概念。从空间来说，粤港澳处于中国的最南端，它有一种先天的海洋性的特征，即是说，它是向外的、开放的，也是最有利于与世界交流和融合的。这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先天的优势，也是内地的文学书写者无法获得的一个地理上、心灵上的广阔空间。从文化和文学多元包容的角度看，粤港澳三地已形成以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移民文化与海外文化、商业文化与精英文化良好交融共生的关系。这无疑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一种融合了粤语、国语、英文、葡萄牙等多种语言杂糅的极复杂的多元文体的产生，将给华语的文学版图提供了非常广阔的想象空间，也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可能性，甚至有可能使处于文学的边缘粤港澳变为文学的中心。

其次，在当今全球经济语境中，地域文化应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边界，不能局限于特定的地域，即如以往所理解的那样：认为凡是生活于粤港澳三地的作家所写的作品，都属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在我看来，严格意义上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应有高标，应有更开阔的视野、胸怀和境界。即是说，它植根于特定的地域，但又超越地域的局限。它以全球化视野，将世界先进的文学经验以及现代性理念，与地域文学、传统文化、本土经验相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能代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能与世界文学对话的高端作品。

第三，“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本质与核心，我认为应是助益“湾区”的经济建设，构建一个文化的、审美的、富于人文精神的和谐社会。而和谐社会主要体现在“自我和谐”和“社会和谐”建设两方面。就自我和谐方面来说，一个和谐社会既要讲社会生态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应讲人与自我的和谐，只有作为社会一份子的每一个人做到自我和谐，这个社会才能变得美好和谐；而就社会和谐方面而言，只有构建一个文化的、审美的、富于人文精神和公平正义的社会，而且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自觉主动的参与到和谐社会生态文化的建设之中，我们每个人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与和谐。显然，在自我和谐与社会和谐两方面，文学都是大有可为、肩负重任的。这正是文学与经济接轨的理由，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本质与核心之所在。

（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