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崇正家在十二楼，从阳台望出去，可以看到不远处的白云山。走在陈崇正家里，不见书房，也分不清哪里是书房，因为哪里都有书柜，书房与客厅功能融为一体，四五个书架，整洁干净，书籍排列比较随意。陈崇正说，相比设计成一个独立封闭的空间，书房在客厅里的利用率更高。

作为一间文学编辑的书房，文学书自然是主角，其中有一排书架几乎全是王小波。陈崇正对记者说，自己多年来养成的癖好就是收集王小波不同版本的书，顺着这排书架往上看，另一排摆满了金庸作品集。

金庸和王小波，是陈崇正小说创作道路上的两位启蒙者。前者是许多读书人的集体回忆，后者被誉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兄长，但对当时生活在潮州的一个小镇少年来说，并不容易读到。

2002年，正在读高三的陈崇正才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王小波的名字。抱着对“王小波”的无限好奇，少年陈崇正踩着单车，走遍了潮州当时的所有书店，最后终于在一间小书店里找到了一本《青铜时代》。也许是冥冥中的缘分，这刚好是花城出版社的版本，12年后，陈崇正也到了花城出版社上班。

陈崇正还记得，那个暑假天气炎热，刚刚高考完的他，在医院陪伴一位生病住院的亲戚。病房外昏暗的走廊里，他躺在一张折叠椅上，在一闪一闪的灯光下读起了《青铜时代》。一本书启蒙一位少年，就像一扇门突然被打开了。

对陈崇正来说，王小波对他的影响无异于一次思维的解放，“我从金庸那里继承了一种编造故事的想象力，但是在王小波那里，他告诉我，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背后的思维操练。这对我的影响太大了。”

的确，从日后《半步村叙事》到《黑镜分身术》《折叠术》这些小说里，也能看出些许痕迹，陈崇正是一个不满足于讲故事的小说家，他希望将机智、困惑、审视、寓言通通“折叠”进故事的缝隙之中。

怀揣着文学梦想，陈崇正参加了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拿到了二等奖，大学毕业后，陈崇正来到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也一直持续写作。但今天回过头看，陈崇正有些“悔其少作”地说，当年写的都是青春小说，也不知道什么纯文学圈。随着年月增长，这种写作的局限逐渐显现，似乎已经触碰到了天花板，他眼前还有更高的山峰要去攀爬。

在中学校园里，陈崇正日常感受到一种明显的撕裂感：白天讲解课文，那些浅显的解读和自己下班后思考的文学问题并不同步。终于在2014年，陈崇正的中篇小说《黑镜分身术》在《花城》杂志发表，随后机缘巧合，他成为《花城》杂志的编辑，离开站了八年的讲台，参与到文学生产的第一线。

作为编辑兼作家，在与不同作家的交流中，陈崇正获益良多，他还专门设了一排书柜，拿来放朋友们的签名赠书，其中大部分是广东青年作家，包括王威廉、林培源、陈培浩、李德南、唐诗人、冯娜、郑焕钊等等。陈崇正说，这几年广东作家势头很猛，尤其是这一波80后、90后青年作家，保持很良好的态势，“写作是一条非常非常孤独的路，我很荣幸能有这些优秀的朋友作伴。”

【访谈】

南都：金庸对你有何文学意义上的影响？

陈崇正：相比外国文学，我的写作应该是从中国作家那里获益更多。小时候，我在一个乡村长大，村里其实没有很多书。因为家里老一辈有行医的，所以还有一些医学藏书，里面关于穴位的图案，当时对我来说很神秘，很有趣，一方面又影响了我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当我再去读金庸的时候，我接受起来非常顺畅，金庸小说里涉及到的穴位、五行、八卦，那时我都已经很熟悉了。

有一段时间我对金庸是非常痴迷。对一个乡村少年来说，金庸的小说为我提供了许多成长所必须的精神营养，其中有中国文化，有情感模式，还有更重要的是一个作家讲故事的方法，“原来还有一种小说这么狂野”，它有非常疯狂的想象，一个乡村少年的英雄梦就被激发起来，同时，里面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深深影响我，至今我作为一个写作者还是深深受益。

南都：同时作为一个潮汕人，潮汕文化本身就是一种非常传统的文化。

陈崇正：我在潮州生活了二十多年，到大学毕业才离开，但其实我一直在跟潮州的文化保持距离，我一直努力地从这一切我所熟悉的文化氛围中抽身出来。但是，等到人到中年才慢慢发现，自己身上的潮汕文化因素在不断地发挥作用，它已经深深影响了我，比如某一天我忽然发现，早上起来我会喜欢先冲一杯功夫茶，这样一个生活习惯我之前没有觉察。潮汕文化既传统又封闭，就像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活的标本，我是在这个标本里泡了很久，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南都：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之外，你的小说还有一股先锋的气韵，曾被邱华栋评价为“卡夫卡和马尔克斯的附身”，你怎么理解？

陈崇正：邱华栋老师应该是希望读者能够理解我作品中的先锋性，才给我这么高的评价。谈到先锋气韵，还必须从我的阅读说起。刚才我们谈到金庸，金庸的小说深深影响了我的想象力。我天然地抵制那些没有想象力的作品，这是一种个人的审美取向。特别在我遇到王小波之后，我更坚定内心的判断。在王小波那里，他告诉我，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背后的思维操练。

我沿着王小波的步伐慢慢打开了对更广阔的西方文学的认识。他喜欢卡尔维诺，我就一下子读完“祖先三部曲”，如果喜欢一个作家，就跟随他的脚步，这也许是一条省力的道路，但是，当大学毕业后，发现自己的文字语感上跟王小波很像，我意识到是时候应该挣脱王小波对我的影响，而且一定要挣脱。一个老师带你入门，但是你不能成为他，如果被人说你是第二个王小波，第二个莫言，第二个余华，第二个苏童，那意味着你是失败的。所以我不断在探索文学的先锋表达，才会写出“变形三部曲”：《分身术》《折叠术》，还有尚未出版的《悬浮术》。

南都：作为一名文学编辑，你买书的时候会留意一本书的哪些方面？

陈崇正：文学编辑逛书店，关注的东西就多了，除了看书的内容，还会留意装帧、定价、目录编排，甚至留意不同的书在书店里摆放的位置，有什么特别的营销手段等等。不过，现在逛书店的时间越来越少，更多是在网络上逛书店，网络上经常会有图书打折，但米贱伤农，其实对出版行业和写作者来说，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南都：你的阅读习惯是怎样的？

陈崇正：我可以说是一个散漫的读书人。在我看来，所有的书无非是读书人的玩具。没有必要把图书神圣化，它就是用来阅读的。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新书刚买回很激动，觉得要翻一下，要看一下，但没读完就放起来了，就像一个玩具一样。其实也不必太认真，如果不做学问，随意的阅读是很愉悦的。反正就随手翻翻，有些感触了，就记录下来。翻得多了，你就会看到，原来这一个作家曾经这么思考问题，那一个作家曾经那样讲故事，这些作家曾经把故事讲得这么漂亮，还有人能把句子写得这么好……所以，读书也是玩书。新的玩具玩腻了，回头看看老的玩具也不错，读一些前辈作家，就会反思：我们当下很多写作，真的比几十年前的写作更进步吗？有时候也不见得，有时候是停滞不前，甚至有时候是后撤的。你当下读到一个很新颖的笔法，也许隔一些年回头看会发现，其实你所认为的新颖，所认为的创新，也是相对的。

南都：未来有没有全职写作的打算？

陈崇正：作家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全职专业写作，但是不太现实。对我来说，当文学编辑已经是对写作伤害最小的一种职业了，毕竟还是跟文学息息相关，不会像其他职业有那么巨大的冲突。

我并不主张一个作家完全变成职业作家，尤其对于一个年轻作家来说，社会阅历很重要，同时有一份工作，有一个社会身份，不管是教师、律师，甚至是一个厨师也好，你可以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物，感受到社会边缘的颤动。那些角落里的人物如何生活，是写作很重要的视野和角度。像我当文学编辑，至少知道有一些稿子好在哪里、坏在哪里，至少我不断在跟中国最前沿的作家交流，这些交流很重要。写作中有一些波动暗涌是具有方向性的东西，文学思潮正是在每个个体的创作中汇聚到一起最后形成的。

比如说最近许多严肃作家写科幻题材，关注未来，关注AI的话题，像这样一些热潮是暗暗涌动的。作家们突然意识到应该关注未来，关心人类，反映了作家们的共同思考，这些思考只有在社会交往中才能得出结论和判断。作家很难完全挣脱职业的束缚，但是职业的束缚有时候也会提供另外的营养。

陈崇正，1983年生于广东潮州，著有《折叠术》《黑镜分身术》《半步村叙事》《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正解：从写作文到写作》等多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17年入读北师大与鲁院联办硕士研究生班；现供职于花城出版社《花城》编辑部，兼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导师、韩山师范学院诗歌创研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