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朋友家吃饭，电视上刚好在播周星驰主演的电影《武状元苏乞儿》，那是将近30年前的老电影了，记不得我是第几遍重看，但依然看得津津有味。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和情感渲染，都堪称港片经典，完全可以给学生当剧本教材，电影背后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直抵人心。

扮演苏乞儿父亲的吴孟达，在片中的身份是一位广州将军。儿子上京考武状元，他做出了一个惊人举动：举家搬到京城。于是家里的荔枝树被连根拔起，和墙壁、窗户一起搬迁运走，不计成本，阔气得很。这广州将军腰缠万贯却大字不识，性情放荡不羁，做事飞扬跋扈，关键时刻还能吓退身份显赫的王爷。

对广州将军这个人物的塑造背后，是一种南方土豪的自嘲式黑色幽默，也代表着改革开放之初，内地人对这些讲粤语的南方人的某些普遍观感。彼时粤语歌曲火遍大江南北，香港电影如日中天，那种不装不作的幽默大度深入人心，几乎让人忘记这是娱乐业的工业生产模式。

对香港文化的仰望背后，是对香港经济发展的心理确认。这些年广东经济逆袭，当然离不开对“学霸”的不断学习。40年过去，广东经济发展迅猛，成绩斐然，广东人不再提起当年游过海港到对岸讨生活的艰难记忆。这40年，对广东而言是经济上的华丽转身，也是苦苦求索文化自信的艰辛路途。

若论文化气象，岭南一直在仰望北方。很多岭南人会觉得自己站在贫瘠的土地上，仿佛拿一把洛阳铲在北方随便铲铲都能挖出历史，但在南海边一铲子下去，大概只能挖出红头船。岭南很长时间被视为南蛮之地，韩愈来过潮州，苏东坡来过惠州，但都因为贬谪被迫南来。

其实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广州曾是“一口通商”政策之下的唯一一个呼吸口，南粤子民都是可以与大海交谈的人。不必说早在公元前两百年，南越王宫就已经出现曲水石渠构建的人工园林水景。我们只需将眼光往前回望到100年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是从广东走出去，从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从经济上看，所谓“北上广深”四座大城市，广东已得其二；但从文化上来看，却常常有些尴尬。单就文学而论，若文有南北，则北是北京所代表的广阔北方，南则是上海与江浙所构成的大江南，仿佛没有广东什么事了。诚然，在文化层面，广州、深圳都显得太年轻了，从来没有在中原文化的版图之内。广大的新南方并没有被当成南方的必要补充，新南方勃勃生机的文化态势很容易被视而不见，只剩下钱多人傻的广州将军形象。

回头看去，欧阳山《三家巷》、陈残云《香飘四季》和秦牧《花城》依然被奉为经典。几十年来，广东成为人口流入最多的省份，广东作家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加上电脑和网络的发展与普及，我们可以看到广东文学新的形态：一直培植无功的广东本土作家开始涌现，而移居多年的外来作家也深深在此扎根，已经比广东人更了解广东了。南海之滨虽无巨木，但眼下大树小树也已经郁郁葱葱了。

时隔多年，南海边又画了一个圈，一个叫“粤港澳大湾区”的圈。40年前画了一个小圈，便让深圳蝶变为大都市，也激活了整个广东。如今画了一个大圈，若能促进经济腾飞，无疑是民之福祉。大圈划定，发展可期，那么不妨静下心来，思考大湾区未来的文化气象。

既然画了一个圈，粤港澳大湾区又以粤语作为共同地方方言。有人便提出，在文化上应该也画一个圈，求同存异，形成更为统一的文化景观。这种思维模式乍听有理，细思却不太妥当。在我看来，发展求同，文化存异，异质性是创造力的基础。与求同相比，存异对于文化来说简直就是生命线。单以我熟悉的文学而言，百花齐放，便是桃花、梨花、李花、茉莉花皆可开放，所以也就有桃子、梨子、李子可以吃，还可以闻闻茉莉花香，多好的事。这样的道理说起来简明如常识，但却需要不断重申。

从更宏观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有别于厚重庄严的北方文化，有别于典雅优美的江南气息，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新南方文化将会以更多元、更灵动、更科技的形式展现新魅力。在“求同更应存异”的新南方文化思维下，应该提供一个全新的空间给大湾区的文化人，使之以更开放的态度，以敢闯敢试的精神，去书写描绘大湾区的未来。100年前，蔡元培给了北大“兼容并包”的思想，是以北大成为北大；100年后的今天，南海之滨的有识之士，若能达成“存异”的共识，允许在文化上的大胆尝试，则思想汇聚而成江湖，对江湖的反思也将并存。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像“武状元苏乞儿”这样绝处逢生的故事才会成为可能。

广东人喜欢周星驰的电影，喜欢他电影中幽默的反讽和侠义之气。海滨渔村贸易之地，若起争端，先得以幽默化解之，再不行就只能以武侠解决之。周星驰深谙此道，掌握了幽默和武侠两种武器，这两种元素遍布他所有电影，所以他的电影如此好看。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心目中的大湾区文化愿景，那便是香港少林足球队、澳门赌圣和广东食神围坐在一起喝酒，最好有令狐冲在旁边弹一曲《笑傲江湖》。

（作者系作家、副编审，著有《折叠术》《黑镜分身术》《半步村叙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