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不同时期的文学史著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语境并回应着特定的历史关切与文化迫切性。洪子诚的文学史写作以建构论取代本质论，其写作实践使方法论成了考察文学史写作范式必须重视的要素。90年代的社会转型推动着知识转型并产生了在价值和方法上对“80年代”的反思，洪子诚文学史方法论的更新跟这个大背景存在密切关联。洪子诚反思“80年代”的本质化思维却继续秉持某种启蒙立场，他的史述提示着当代文学史家必须面对的三大困难：“当代性”异代建构与史述中立性的冲突；文学史著客观化追求与史述主体价值主观性的冲突；时代与知识转型激荡与修史者知识体系相对凝固化的冲突。

关键词：洪子诚；当代文学史；新文学史编纂史；90年代；知识转型

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是近现代社会文化转型的产物，是“晚清以来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五四文学革命提倡者的自我确证，以及百年中国知识体系的转化”还有“教育体制的嬗变”[1]的结果；也是“一部分知识分子书写历史、阐释历史、参与历史的‘权力’的一种确认”[2]。换言之，作为现代知识体系，文学史常被赋予为民族国家输出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使文学史写作承受着特定的话语规约，但文学史著又是史家作品，渗透着史述主体的立场和省思。话语规约常常通过主体省思的中介对文学史写作起作用，在规约与省思的博弈及时代奠基性话语的转移过程中，文学史的书写范式也发生着种种变迁。论说当代文学史书写范式更迭，无法绕开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该书在学术探索上得到众多肯定——当然也存在批评和争议，是多年来很受欢迎的当代文学史教材之一[3]。此书价值已被广泛深入论述，重提的因由是希望厘清洪子诚文学史写作与90年代知识转型的关系，既从文学史编纂史的纵向序列，也从文学史著与时代语境的横向序列中建立考察洪子诚文学史写作的意义坐标。质言之，它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纂史上发挥何种作用、居于何种位置？与时代知识转型之间有有何关联？在文学史写作多维探索、众声喧哗的时刻，文学史日渐从一种真实性、权威性话语转为一种建构性话语，“文学史已经终结”[4]的判断萦绕于耳，此时的文学史写作可以从洪子诚的写作实践中获取何种启示？为行文方便，本文将“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统一简称“80年代”“90年代”。

一 文学史编纂史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1999年9月10日，北大中文系举办了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讨会，谢冕、严家炎、钱理群、杨匡汉、赵园、蓝棣之、赵祖谟、温儒敏、陈平原、曹文轩、孟繁华、程光炜、李兆忠、李杨、韩毓海、乔征胜、高秀芹、赵晋华以及作者本人参加研讨。这是关于洪著文学史最早的集中评价，呈现了彼时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界的主要看法。意见主要有：一、肯定洪著冷静客观的史家笔法和“理解之同情”的史家立场；二、肯定洪著对文学史内部机制的研究；三、肯定洪著“抓现象”的撰史方式，并论及个人撰史的优势与局限。四、指出洪著融合专著和教科书的特点及其由此带来的文史冲突等问题。总体而言，与会学者热情肯定了洪著的学科探索价值。钱理群先生表述为“当代文学有‘史’了”，谢冕先生则指其为文学史写作和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范式启示[5]。这些评价准确把握了洪著的方法论和学科创新意义。新世纪以来，夏中义、陈晓明、戴锦华、程光炜、郜元宝、王光明、张志忠、许子东、王家平、姚丹、李杨、贺桂梅等学者都专门论述过洪子诚的文学史写作。这些论述有着眼于洪著范式意义、方法论启示以至文学史叙述伦理的肯定；也有批评和质疑，如李杨认为洪著“下篇不及上篇精彩”，以“一体化”的建构和解体结构“当代文学”存在二元论之嫌，谱系学方法运用不彻底[6]；贺桂梅认为洪著对某些文学现象“存在道德判断”[7]；郜元宝则指洪著未能准确说出80年代以来文学的性质，将两个不同性质的文学阶段强行并置于“一体化”概念下；以及重史轻文，是“没有文学的文学史”[8]。夏中义认为“当代文学”应包含当代作家创作的旧体诗词[9]，而洪著并未列入。这些评价涉及了“当代文学”的内涵外延及历史本质争议、方法论上建构论和本质论之争、工作偏向上的文/史冲突以及文学史著定位上的教科书/专著冲突，虽尖锐却发人深思。有些确触及了洪著薄弱之处，也有些需要继续讨论：如“一体化”作为整部文学史的基础概念，究竟是封闭性的还是开放性的？谱系化方法是否是客观化、学术化的绝对保障？完全去除价值立场的文学史叙述是否可能等问题。这种争鸣昭示着新世纪以来文学史研究在史观和方法论上多元共生的局面，蕴含着建构新的历史表述的活力和可能。在对洪著的评价中，李杨、贺桂梅、旷新年等学者一直坚持从方法创新角度解读洪子诚文学史叙事的转折意义[10]。李杨肯定洪子诚在50-70年代文学研究中，摆脱原有的文学史等级制，转向“对‘等级制’本身的质疑”[11]。贺桂梅则认为洪著破除了“当代文学”的自明性质，使“文学的历史”转变为“文学史”[12]。旷新年《寻找“当代文学”》等文章深受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影响，不将“当代文学”视为简单时间范畴中的文学总体，而是包含一系列建构的历史实践。这种思路具有更宏大的历史视野，切中洪著核心价值，值得在文学史编纂史视野下进一步论述。

1998年洪子诚发表的《“当代文学”的概念》一文，也许是他治史历程最早具有方法论转折意义的论文。此文没有沿用过去文学史专注于“‘当代文学’的性质或特征”的本质论研究方法，转向“当代文学”“如何被‘构造’出来和如何被描述的”[13]的建构论思路。洪子诚发现“当代文学”并非一开始就被用于描述正在发生着的当下文学，最初担当此任的概念是“新文学”。变化“从50年代后期开始，‘新文学’的概念迅速被‘现代文学’所取代，以‘现代文学史’命名的著作纷纷出现。与此同时，一批冠以‘当代文学史’或‘新中国文学’名称的评述1949年以后大陆文学的著作，也应运而生”，“当时的文学界赋予这两个概念不同的含义，当文学界用‘现代文学’来取代‘新文学’时，事实上是在建立一种文学史‘时期’的划分方式，是在为当时所要确立的文学规范体系，通过对文学史的‘重写’来提出依据。”因此，“当代文学”并非是承接着“现代文学”而后产生的概念，而是在同一逻辑下同时产生。洪子诚指出，从“新文学”到“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命名转变中，镶嵌着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转换而来的“多层的‘文学等级’划分”[14]，在毛泽东经典的政治论述中，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被划分为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阶段，“在文学史的概念问题上，这一论述引发的结果，是赋予‘新文学’（后来便用“现代文学”来取代）以新的含义，而作为比‘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文学’更高阶段的文学（它后来被称为‘当代文学’），也已在这一论述中被设定”[15]。

此文显示洪子诚的文学史思维从本质论向建构论的转换。“当代文学”在洪子诚这里不仅是一个“人民文学”取代“人的文学”，或“人的文学”颠覆“人民文学”的某一历史范畴，而是“一个从40年代开始被设计、规范，通过文学运动而不断生成，在50年代后期得到命名又在文革时期的激进实践过程中遭遇困境，而在80年代进入另一个转折时期的历史范畴”[16]。此处，洪子诚超越了对革命或启蒙的价值认定，首次在史述上启动了建构性方法论，这为日后的文学史写作提供了启示和参照。黄修己先生将中国新文学史的编撰模型概括为“进化论的阐释体系”“阶级论的阐释体系”和“启蒙论的阐释体系”[17]。这种概括如今依然并未失效，然而“启蒙论”文学史并不能描述90年代以后文学史写作的内在差异。重要原因在于，黄修己的概括仅基于“史观”这一变量，而洪子诚的探索则使方法论成了考察文学史写作范式时不能忽略的要素。如果考虑史观和方法论二个变量，会发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包含了以下四种最基本模式：阶级本质论模式、启蒙本质论模式、启蒙建构论模式和阶级建构论模式。如果说王瑶、朱寨的文学史基于阶级本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基于启蒙本质论的话，洪子诚的文学史则将启蒙史观和建构论结合起来。故而，李杨等人与洪子诚在“史观”上虽有差异，却一致肯定他的文学史方法论创新。

如果说1949年之前的新文学史著在进化论史观与循环论史观博弈中获取新文学的合法性的话；50-70年代则通过将“新文学”拆分为“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建构“当代文学”对“现代文学”的价值优势；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又与此前的“阶级论文学史”构成意义对冲，把阶级论所建构的价值秩序重新颠倒过来。在洪子诚看来，这二套叙事策略和评价系统，依然是90年代当代文学史的主要叙事方式，他的文学史写作希望跟此前的“阶级阐释论”“启蒙阐释论”这“两个不同的文学史系列，两种文学思想评价系统”[18]构成对话。对话结果，大概可以描述为将建构论引入史述，在不放弃启蒙价值立场的前提下，尽可能警惕自明的二元认识论可能的陷阱；使历史的修辞性和历史的真实性，谱系学的方法论和新启蒙的价值论得到更学术化的结合。此前基于阶级阐释论和启蒙阐释论的文学史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探索，它们回应了特定的历史关切和文化迫切性，在时代转折之后也暴露了本质论作为知识思维的局限性。洪子诚率先将建构论引入了当代文学史写作实践，自觉走出文学史史述的意义对冲模式。从具体影响看，建构论在新世纪日益受到文学史研究界重视[19]，洪子诚于这种值得重视的文学史方法论实有筚路蓝缕之功。

二 洪子诚文学史写作的转型心路

李杨从洪子诚文学史写作中辨认出一种“反思80年代”的转折意味：80年代的主流文学观念“都是通过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模式加以建构的”，“洪子诚对80年代的反思，正是通过对这一已成时尚的二元对立模式的质疑开始的”[20]。李杨通过《问题与方法》中的诸多例子证明了洪子诚在拆解二元对立、反本质主义方向上的努力，他深知洪子诚的知识转型与“自身的经历有关”[21]，却并未回答其如何转型问题；贺桂梅认为这源于洪子诚对19世纪俄国文学精英性和批判性的服膺：“洪子诚一直秉持着一种精英主义的启蒙立场，强调个人精神的创造性和社会批判性。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由此解释洪子诚对80年代‘新潮’的不满；更进一步过度诠释，也可以说他90年代对左翼文学的重新理解，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22]姚丹在考察洪子诚精神资源时，则特别强调“人道主义”的作用[23]。这些观察别出心裁，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洪子诚对左翼文学的同情及对启蒙立场的执着，却不能解释洪子诚文学史方法论的转型问题。构成洪子诚文学史知识论的三大支撑：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的叙事性质）、知识谱系学（强调知识的建构性以及知识考古方法的优先性）和文学社会学（强调从文学制度、社会语境等外部要素考察文学建构过程），显然都不能从19世纪的批判性文化中获得。毋宁说，专业认同（很早就专门做文学史研究）、个性特质（严谨谨慎，强调史料的搜集积累），以及对时代转折下知识转型的敏感，才构成了洪子诚文学史写作超越80年代知识立场的前提。

事实上，80年代末期，洪子诚就开始意识到“当代文学”的建构性。1987年，一次在和张钟聊天时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共和国一成立，当代文学就开始？‘当代文学’是怎么回事？揭开它的‘历史巨手’又是什么？”[24]这个提问意味着他对“当代文学”的发生学产生了兴趣。《问题与方法》作为一部以课堂讲稿形式出现的文学史方法论专著，道出了洪子诚文学史认识论转变的某种轨迹。发生于1988年夏天在北戴河举办的“文学夏令营”多次被洪子诚提及，提示了某种知识转向的“前史”。活动中，严家炎等先生都作了演讲，不过对于有的学者的讲座，“他显然对西方世界的个人主体的独立、自由的状况，做了相当理想化的描述。乐黛云老师就不太同意他的看法。她举了很多例子，说明所谓个体的‘自主性’其实是脆弱的，我们是生活在‘他人引导’的世界中。她举了美国一些教授的生活和学术研究做例子，说明这些看起来很‘自主’的决定、路向，都受到社会环境、学术体制的严格制约”[25]。这说明，在后学尚未成为潮流的80年代，洪子诚就开始从教学和生活中体验到主体的脆弱性以至“当代文学”的建构性。洪子诚自称，对浪漫主义主体论的疑惑，“主要还是基于生活经验，主要不是在理论上。关于历史的叙事性质，最初也是从当代生活境遇、经验中模糊获得的”[26]。一种理论资源化入接受者的思域，先要跟其生存经验取得共振。洪子诚文学史认识论转向的重要特征便是理论习得与生活经验的结合，他并非那种从纯理论学习上获得知识转向契机的学者。当然思维转向跟理论阅读也密切相关：

比如韦伯、杰姆逊、本雅明、阿尔都塞、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葛兰西、赛义德、福柯等，都很不系统，有的就没有读完，有的不求甚解······因为研究当代文学，像卢卡契、胡风等的书，甚至托洛茨基等的倒是看得仔细，也读了像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薇依等的书。有的书是很偶然机会得到的，却偶然地从中得到很多“灵感”，比如美国基督教神学家特蕾西的《诠释学·宗教·希望》，还有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我读苏珊·桑塔格的理论作品是很靠后的事情了，但感觉很亲切。我比较认同的是，承认历史的叙事性质，但不是导致删除“真实”和“希望”，导致让人们对历史真实失去信心。[27]

“很不系统”“没有读完”“不求甚解”是自谦之词，也透露了一种理论接受上的合目的性策略。这里的合目的性不是功利的，而是说洪子诚期待理论跟他的生存经验产生共鸣。理论照亮了现实，“感觉很亲切”，他才更愿意去系统读完。自身的生命经验其实综合了相当丰富的历史信息，它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甄别理论有效性的标准。洪子诚的理论接受的务实性和切身性导向了他后来对佛克马“叙事历史学”观念的接受。1993年佛克马在北大授课，后来根据课程记录出版的《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一书对洪子诚有重要影响。佛克马虽强调历史作为“叙事形式”——即“历史叙事形式并不是一扇洁净明亮的窗户，人们可以没有阻碍地透过它去看过去”——却并不否定历史的真实性，“我们不能够因为强调历史的‘叙事性’，而否认文本之外的现实的存在，认为‘文本’就是一切，‘话语’就是一切，文本之外的现实是我们虚构、想象出来的。即使我们承认‘历史’具有‘修辞’的性质，我们仍然有必要知道，‘哪些事是历史上实际发生过的，它们具有何种程度的历史确切性’”[28]。这段话解释了洪子诚历史叙述观念的接受源头，同时也解释了他文学史写作强调历史叙述性，但并不丧失对历史真实之认同的由来。他接受“叙事历史学”，是在佛克马、特雷西的意义上的接受，是基于自身历史体验而做出的知识选择，而非从理论到理论的思想进路。这或许可以稍微解释何以洪子诚将“80年代思维”拆解成本质认识论和启蒙价值论，有所扬弃也有所继承。这被李杨视为“80年代思维残余”，却是基于他愿意随着时代语境和文化迫切性的转变而更新知识，却不愿意让城头变幻的理论话语宰制鲜活切身的生命经验。这种理论的现实感，似乎也值得我们深思。

不同于80年代那些跟朦胧诗、寻根派、第三代诗人、先锋派等同代文学现象结伴同行，为之摇旗呐喊、提供理论阐释的批评家，洪子诚带着一定距离观察和冷静判断的特点很早就表现出来。然而，彼时洪子诚所使用的思想资源很大程度同步于80年代的主流文学资源。以《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为例，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卡莱尔、苏珊·朗格的影响。在反思80年代中国文学的感伤化倾向时，洪子诚多次借助于卡莱尔《人论》《语言与艺术》的理论判断，他也借苏珊·朗格的观点来反思中国文学对艺术“构型”的忽视。卡莱尔和苏珊·朗格在80年代中国被接受，很大程度上内在于他们与“主体性”及“纯文学”话语的关系。写于80年代的“《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在表达着对新时期文学的失望和对更好的文学的展望时，问题的症结被归结为‘创造者的精神结构’和‘独立的文学传统的建设’”，“90年代展开的文学史研究，却以某种似偶然又似必然的方式，绕开了这一研究思路可能的局限，而形成了新的研究格局”[29]。理论资源也影响着作者的表述方式，在反思80年代文学“处理关于个体心灵对有限的、确定的生活领域的深入把握与对有限、确定的生活领域的超越这一关系”时表现出的“窄狭”与“疏隔”两种倾向时，洪子诚说道：“一切忘记人的感性存在和对具体人生的深入把握以求‘超越’的努力，都是虚空的、靠不住的。”[30]拒绝人的丰富感性被某种概念所提纯和化约正与“主体性”话语形成合奏，这种立场洪子诚90年代以后并未放弃，但“一切······都”这种强判断句式是否正是他所谓“放在现在，便不会再用”[31]的呢？90年代的知识转型既是洪子诚的个人努力，也不能脱离于整个90年代的时代语境。下节将重点分析。

三 90年代的知识转型

如果将洪子诚文学史写作置于90年代中国知识转型背景下观察，不难发现其个人探索跟时代转向之间密切的同构关系。对于很多学者而言，90年代并非作为80年代的自然延续，而是诞生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新质，“‘80年代’是以社会主义自我改革的形式展开的革命世纪的尾声”“‘90年代’却是以革命世纪的终结为前提展开的新的戏剧，经济、政治、文化以至军事的含义在这个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32]。社会转型对知识界的影响，汪晖描述为“市场化进程加速了社会科层化的趋势”“1980年代的那个知识分子阶层逐渐地蜕变为专家、学者和职业工作者”[33]。这种转变事实上在很多学者创痛剧烈的经验中展开。钱理群先生谈到进入90年代的惶惑：充满了问题和困惑，不复是当年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那般的自信酣畅。仿佛从堂吉诃德变身哈姆雷特，“我无法认同我们曾经有过的现代化模式”，“但我却无法说出我到底‘要’什么，我追求、肯定什么”[34]。90年代的王晓明“常觉得自己无话可说，因为找不到一个能令我真心服膺的批判立场”，而且在文学乃至社会学、思想史研究领域，类似的立场缺乏、精神失语现象，“也相当普遍”[35]。这种困惑其实是时代转折下知识转型空档期的焦灼不安，社会转型吁求着知识转型，在新生社会经验面前，如何重构把握小至学科、大至世界的新方法和新知识，这是对整个知识界的挑战，知识界需要就此做出调整和应对。李泽厚将90年代知识界的变化描述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36]，进入90年代的文学研究者普遍存在“从批评到学术”的转移，内在于这种研究阵地的转移的是知识方法和知识认同的变化。

80年代文学界的那批风云人物，从90年代中期就或先或后转型了。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三位学者，并没有将他们的理论转变为具体的文学史著。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钱理群、陈思和继续编写文学史外，陈平原、黄子平、王晓明等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重要人物都没有写出打通20世纪的文学史。即使是钱、陈二人，一个写《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个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依然是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既定学科规划中写作。这跟二部文学史的教材特性有关，是否也跟作者在90年代知识转型中不复当年自信相关呢？陈思和影响甚广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在很多方面推陈出新，也有学者指其依然是80年代知识方法和价值理念的衍生物[37]。日后作者苦修德语，希望在比较文学方面再开创新的研究领域，这种选择跟90年代知识转型这个大背景也许有着内在关联。80年代与陈思和一起倡导“重写文学史”的王晓明，90年代也经历严重的思想资源困境，在新世纪后转向“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在保留了80年代介入现实的可能性之余，在知识方法的丰富性、复杂性上显然大大区别于从前。此外，李陀、蔡翔这些当年倡导“纯文学”的批评家，新世纪之后理论话语更丰富多样，转而在现实焦虑推动下试图重新激活“革命中国”思想资源，构成了告别80年代的重要景观。

进入90年代，在对时代新质的辨认过程中，“80年代”也在价值论和方法论上成为被审视和反思的对象。90年代初就有评论家提出“后新时期”以宣告“新时期”的结束，“后新时期”提出者张颐武等人又将从“现代性”到“中华性”的转移指认为90年代新知识型的探寻[38]，这其实是对以现代性为价值内核的“80年代”进行的反思。此外，一批学者也开始了对作为方法的“80年代”的反思和超越。上文援引了汪晖对90年代转型的描述，他试图在国家日益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背景下宏观把握中国的思想转型，他的论述也包含着某种知识方法的转变。汪晖80年代以鲁迅研究为学界瞩目，不过就其研究范式、知识类型而言，依然内在于80年代主体性话语。所以，《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显然是汪晖知识和学术转折的结果。此文中，汪晖使现代性从一种思想武器变成一个被分析的问题，这里包含的转折也许正是从启蒙话语向后现代谱系学的转变。他在重新思考80年代的现代化想象时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以西方现代社会及其文化和价值为规范”，中国现代性话语的最为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诉诸“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的语式来对中国问题进行分析[39]。这里自觉运用超然的谱系化方法把现代性作为一个审视对象，显示了把握世界方法的变化。

90年代初影响甚广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对80、90年代社会文化转型导致的文化危机的回应，其间的思想碰撞和话语交锋，主要体现为以新启蒙为核心的80年代话语与以后现代理论为核心的90年代话语之间的对峙和较量，从中不难辨认出一种以谱系学为核心的知识方法的崛起。这场讨论后来辑成《人文精神寻思录》一书，各种不同意见文章超过一百篇，“进入90年代以来，知识界如此热烈而持续地讨论一个话题，大概还是第一次吧”[40]。在当时的语境下，站在新启蒙立场哀叹人文精神失落的持论者因着某种末路英雄的文化悲剧感而引发众多共鸣，可是日后看反而是那些站在后学立场上的持论者其知识思路逐渐成为主流。当年的新锐评论家陈晓明犀利指出：“八、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学人退守书斋，皈依国学或是反激进、持新保守主义立场，不过是回避现实的特殊策略。这种无可奈何的逃避，在意识形态语境中，被历史之手改写为一代学人的自觉。显然，人文价值、终极关怀等等特别适合这种历史情景。反之，这种历史背景也赋予了人文主义立场以真实的现实含义，并且强化了这种话语的衍生。”[41]当年的陈晓明在知识方法上已然有别于80年代主流，他自觉地将“人文精神”作为一种叙事和话语来看待，人文精神“不过是知识分子讲述的一种话语”，“在这里，知识谱系学本身被人们遗忘，说话的‘人’被认为是起决定支配作用的主体”[42]。这里，80年代那种统一整全的“人”话语终结了，替之以对这种整体性话语的反向审视。这里的知识谱系学正是后来被李杨视为文学史方法论不二法门的知识考古。另一位当年青年才俊张颐武则将人文精神视为“最后的神话”，对人文精神无视“‘知识’的有限性”，以为“任何学者只要具有了‘人文精神’，就能穿透‘遮蔽’，无限地掌握世界”[43]的本质论神话提出尖锐的质疑。当时一般读者看来不无艰涩的知识方法如今已经成为学界主流，而这批携带着后学理论武器登临学术界的新锐学者日后也成为学界中坚，他们无需面对知识转折那种自我剥离的噬心之痛，但那些在80年代内化了启蒙话语的学者，却必须经受一种群体性的身份危机和知识底座的艰难重构。李杨便称，“对于洪子诚这一代在80年代获得新生并开始自己学术生涯的学者来说，反思80年代，却意味着艰难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44]。

90年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反思80年代的典型产物当推“再解读”现象，它不是沿着80年代文学史研究方法进行的补充和丰富，而代表了一种方法立场的转折和重构。90年代以唐小兵《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和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三部著述为标志，“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为‘再解读’的学术现象”[45]。再解读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表现出如下特征：一、重新解读左翼文学经典的热情；二、将包括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等多种批评方法结合于经典重读的方法导向；三、从阐释经典转变为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46]的建构论转向。如果说80年代的“重写”是新启蒙对于阶级论的反叛和重构的话，90年代的“再读”则包含着对80年代启蒙文学方法论上的丰富，以及知识范式上的深刻转型。在这种范式下，人们不再倾向于说出“什么是好的文学”，而倾向于追问“为什么它被视为好的文学”。从“什么”到“为什么”的转换中，更加细致入微的理论辨析和更加复杂丰富的理论方法建立了一套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学术化”规范。上述三书都被列入洪子诚《问题与方法》参考书目，可见它们与洪子诚90年代文学史研究的共振关系。事实上，90年代年界五旬的洪子诚，和很多更年轻学者一起进入一种“同时代”氛围，探索并完成自己艰难的知识转型。洪子诚说：“我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同时间的论文的写作，当时主要的想法是，批判性（自然不是否定）处理80年代的‘新启蒙’的立场和思想方法，包括主体性、人道主义、审美等问题。主要是将这些命题从‘本质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认识它们都是‘历史’的产物。”[47]

90年代文学史方法转型全面表现在洪子诚文学史研究的各种形态中：文学史研究论文（如《“当代文学”的概念》《当代文学的“一体化”》等）、文学史著作（如《中国当代文学史》等）、文学史方法论讲稿（如《问题与方法》）、文学史料选及笺注（如《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材料与注释》）。并呈现出如下特征：一、文学史考察重心从主体性向体制性的由内到外转向。众多研究者已经指出文学史体制考察在洪子诚研究中的重要位置。由于深刻意识到“文学史的‘写作’所具有的‘叙事’性质”[48]，洪著文学史放弃了“盖棺论定”的诉求。如洪子诚所言，很多当代文学史第一页“通常就会以确定的语句指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或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宣告了‘当代文学’的开端，中国新文学进入一个新的时期”[49]。相比之下，洪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则深入40年代腹地去描述“当代文学”前史，借以阐述“当代文学”一系列规则的发生背景。由此，他将“当代文学”是什么的本质设置转变为“当代文学”为什么发生的机制演绎；二、构史方法从本质论向建构论转向：对敞开文学史建构性的执着。这种建构论思路贯穿于《“当代文学”的概念》《中国当代文学史》当论文和著作中，也体现于他的近著《材料与注释》[50]中。这部由原始文献和注释构成的独特文本开创了文学史写作的新体例，已经引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敞开文学史叙述性的做法在此著也极为明显，以书中涉及周扬的《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张光年谈周扬》《1966年林默涵的检讨书》等篇为例，它事实上将3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的文学语境并置起来，要求读者在历史连续性中解读文本。脱离30年代左翼文学阵营“二个口号”论争很难看清1957年对冯雪峰的批判；而离开60年代诸多批判周扬的文本，也难以看到1957年批判冯雪峰的内在纠葛。洪子诚以材料编排敞开历史的岩层结构，他不急于以史家身份下一个断语，却在连续性历史语境的营构中让历史文本相互驳诘和穿透；三、史述语气从坚定的强判断向犹疑滞涩的弱判断的转向，形成洪子诚史述上对微弱叙事的坚持。所谓微弱叙事是指对任何绝对化强判断的警惕，微弱叙事形成了洪子诚史述语气上的谨慎、犹豫甚至与“滞涩”（郜元宝语），但微弱叙事不仅关乎史家个性才华，更关乎一种论史立场。1999年，洪子诚曾给钱理群写过一段话，表达了某种困惑：“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搁置评价，包括审美评价？或者说，这种‘价值中立’的‘读入’历史的方法，能否解决我们的全部问题？”“各种文学的存在是一回事，对它们作出选择和评价是另一回事。而我们据以评价的标准又是什么？这里有好坏、高低、粗细等等的差异吗？如果不是作为文学史，而是作为文学史，我们对值得写入‘史’的依据又是什么”“当我们在不断地质询、颠覆那种被神圣化了的、本质化了的叙事时，是不是也要警惕将自己的质询、叙述‘本质化’、‘神圣化’”“是不是任何的叙述都是同等的？我们是否应质疑一切叙述”[51]······多年以后重读这段话，洪子诚觉得当年使用的排比句式不无矫情，足见其思维中牢固的犹疑和自省，这使他对任何反“历史化”的绝对立场都十分警惕，他以“一体化”描述50-70年代当代文学体制，却始终强调这种描述自身的限度。所谓弱叙事就是一种自我设限的叙事，这种自我设限的意识很可能正是90年代知识转型的深刻结果。

90年代的社会转型中，知识界前沿热切地寻找描述和把握这种转型的知识立场，这种转型同样潮涌于人文社科领域中。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和90年代的“再解读”现象都是知识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共振，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也是此番知识转型的产物。然而，身处90年代，很多学者虽意识到80年代知识资源与新语境的冲突，但真正在理论思维上完成转换的并不多。至今不乏文学史家依然坚持80年代的启蒙论文学史立场，洪子诚称《“当代文学”的概念》最初在研讨会上宣读时也不被理解。如今回望似乎可以清晰看到90年代知识转型的脉络，但身处现场的学人却置身于各种话语相互碰撞的迷雾，反而有“身在此山中”的迷惑。还必须指出的是，在文学史写作上完成方法论转型远比在单篇论文或某个现象研究上进行方法探索困难得多。将建构论落实到“当代文学”叙事中，既考虑“当代文学”如何被建构的主线，又不忽略纷纭复杂的运动、思潮、现象；既注重文学体制研究，又不忽略重要的作家作品；既抓住不同阶段文学“当代性”的区别，有注意其内在连续性。这些问题即使是耕耘当代文学几十年的洪子诚处理起来也依然不无争议。就此而言，我们不难想象方法论转型落实在文学史写作上的操作难度和学科意义。

结语：“当代文学史”的可能前景

在一次访谈中洪子诚说：“大家都在说‘新时期文学的终结’，其实，在我看来，‘当代文学’好像也已经‘终结’了。”[52]“当代文学”的终结也许可以如是理解：一、从内涵上说，洪子诚所描述的具有特定内质的“当代文学”，即“一体化”的建构和解体过程的文学进程结束了。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包含了迥然有别于此前六十年的历史本质。对未来“当代文学史”而言，如何辨认、提炼和确认新的“当代性”，建构新的当代文学史叙述，无疑是一项崭新的任务。贺桂梅说：“当我们把‘当代性’作为问题提出时，需要意识到怎样的历史转型在发生、新的当代性构造的历史条件，以及隐含在背后的历史诉求到底是什么？”[53]那时确立的“当代文学”，已然不再是洪子诚意义上的“当代文学”了。也许正是重新感受到“新当代性”的存在，洪子诚才发出“当代文学”终结的感叹。二、从命名上说，正如很多学者所言，“当代”文学不可能永远“当代”下去，它所涵盖的时间已经超过“现代文学”二倍有余。“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命名的模糊性召唤着更具确定性的新命名。“当代文学”命名上的更迭冲动，也是“当代文学”终结的另一含义。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史”研究界，在命名冲突[54]、文/史冲突[55]、史观冲突[56]、范式冲突[57]的多重矛盾中呈现了新左史观的崛起、民国机制的探索、当代文学文献学转向以及文学史权力弱化带来的多元撰史模式并存的复杂现象。

回眸现当代文学史编纂史会发现：文学史写作并不能自外于时代性的思想潮流，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文学史写作因用着时代文化迫切性而备受瞩目，引发全社会关注、争鸣，比如80年代由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位学者提出的“二十世纪文学史”概念就由于其现代性想象与80年代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呼应而广受认同，开启了日后大量“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实践，成为走在时代前沿的学术新创；但新世纪以来诸如“民国文学史”“汉语新文学史”“新国学”等新的学术概念，虽也包含着鲜明的学科问题意识，但由于与整个时代思想潮流没有形成对焦，便无法溢出文学研究领域而获得全社会关注。不管在何种状态下，文学史写作一直处于多种话语的控辩、博弈和争夺之中。比如民国时期，既有胡适基于进化论史观写就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也有钱基博基于文化保守主义写就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也是在90年代的时代转型和多种话语博弈背景下产生的，就此而言，它以知识分子的学术坚守回应着时代性的思想脉动，从而成为此一阶段文学史探索的重要样本。

未来的当代文学史将以怎样的形态出现？贺桂梅认为未来我们面对的也许不再是一部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史，“在我们这个社会分化加剧、知识立场的分化也趋于激进的时代，也许将更多地出现的，会是某一种文学史：左派的文学史，纯文学的文学史，或新媒介的文学史”[59]。这种倾向事实上已经出现，在文学史叙事日益多元的时代，除了内生于大学教育体制的文学史著之外，还有大量的阶层文学史、类别文学史甚至于“一个人的文学史”。文学史的写法上也千差万别，如王德威哈佛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则是“星座图”形式的文学史[60]。

也许未来的当代文学史将不再命名为“当代文学史”，已发生变化的文学情境和历史诉求也要求构造当代文学新的史述。此时回首洪子诚的文学史写作，其意义不仅在于他敏感于90年代的知识转型，在文学史编纂史的历程中贡献了自己的方法论更新，更在于他留下的尚未解决的问题：其一、面对“历史本质”的异代建构，当代文学书写者该以什么样的学术立场和方法去捍卫“当代性”的中立性？这个问题，洪先生在自觉揭示和实践，却依然受到某些质疑，因而值得未来的史家继续深思。其二、如果说文学史研究倾向于客观化、学术化的话，那么书写主体的价值立场该在何种程度上被容留。洪子诚新世纪以来对启蒙史观的坚持其实在提问：一个完全超越性的知识主体是否是可能的？又是否是更好的？其三、面对急剧变化的时代和知识转型，文学史写作主体该以何种学术状态和修为去转化时代的挑战和营养。这或许是洪子诚文学史写作更超越性的启示。

作者简介：陈培浩，1980年出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韩山师范学院副教授，新诗研究所所长，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八届客座研究员。近年已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文学史料》《文艺理论与批评》《南方文坛》《当代文坛》《文艺争鸣》《中国文学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及《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权威报纸发表论文几十篇。论文多次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已出版《迷舟摆渡》《阮章竞评传》《互文与魔镜》《歌谣与中国新诗》《岭东的叙事与抒情》《穿过词语的丛林》等著作。曾获《当代作家评论》年度优秀论文奖、首届广东青年文学奖文学评论奖等奖项。近年与吴义勤先生联合主持《广州文艺》“当代文学关键词”栏目；与王威廉联合主持《鸭绿江》“新青年·新城市”栏目。

注释：

[1] 陈平原：《“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假如没有“文学史”》，第3页，三联书店（北京），2011年版。

[2] 杨庆祥：《“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第15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8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初版多次加印，2001年5月已是第五次印刷。该书修订版于2007年6月出版，同样多次加印。2010年收入“洪子诚学术作品集”出版，至2015年8月第7次加印。该书的销量之巨，“在中国9年时间里卖出了将近50万册”，据张隆溪《中国学术在西方》，《中华读书报》，2009年2月11日。

[4] 洪子诚和吴俊都有相关说法，相关文章见洪子诚、贺桂梅：《穿越当代的文学史写作——洪子诚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0年第6期；吴俊：《新媒体语境与“文学史的终结”——兼谈文学批评的现实困难》，《文艺研究》2016年第6期。

[5] 此次研讨会纪要发表于《当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6期，并收入《当代文学的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11][18] 李杨、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其相关问题的通信》，《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7][12][16][22][29][53][59] 贺桂梅：《文学性与当代性——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文艺争鸣》2010年第5期。

[8] 郜元宝：《作家缺席的文学史——对近期三本“当代文学史”教材的检讨》，《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5期。

[9] 夏中义：《当代旧体诗与文学史正义——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编为研讨平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10][20][44] 李杨：《为什么关注文学史——从<问题与方法>谈当代“文学史转向”》，《南方文坛》2003年第6期。

[13][14][15]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17]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9] 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史研究最引入瞩目的方法创新体现在李杨、贺桂梅、旷新年运用知识考古的谱系学方法对一系列当代文学概念的溯源和程光炜教授及其团队运用历史化和文学社会学方法所进行的“重返80年代”的文学史研究中。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最引入瞩目的则是李怡等学者致力于民国社会文化体制对文学的影响“民国机制”研究。这些文学史研究思路，或许都有着洪著《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影响。

[21] 洪子诚：《问题的批评》，见幺书仪、洪子诚《两意集》，第333页，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

[23]姚丹：《一个人的文学史——洪子诚学术研究的范式意义》，《南方文坛》，2010年第3期。

[24][26][27][52] 洪子诚、贺桂梅：《穿越当代的文学史写作——洪子诚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0年第6期。

[25][28][48]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增订版）》，第35,44，4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0][31] 洪子诚：《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第150，1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2]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第1页，三联书店，2008年版。

[33][39]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现状与现代性问题》，《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该文1994年初刊于韩国《创作与批评》，《天涯》1997年第5期摘要发表，《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全文发表。

[34] 钱理群：《矛盾和困惑中的写作》，《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

[35] 王晓明：《太阳消失之后——谈当前中国文化人的认同困境》，《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5期。

[36] 李泽厚：《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李泽厚对话集：九十年代》，中华书局，2014年。

[37] 昌切：《学术立场还是启蒙立场》，《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38] 张法、张颐武、王宁：《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40] 王晓明：《人文精神寻思录·后记》，《人文精神寻思录》，第270页，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

[41][42] 陈晓明：《人文关怀：一种知识与叙事》，《人文精神寻思录》，第122页，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

[43] 张颐武：《人文精神：最后的神话》，《人文精神寻思录》，第138页，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

[45] 旷新年：《文学史视阈的转换——论1950、1980和1990年代的文学史叙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期。

[46]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前言》，《“灰阑”中的叙述》，第2-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47] 见洪子诚先生与本文作者的邮件通信。

[49]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

[50] 洪子诚：《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51] 洪子诚：《我们为何犹豫不决》，《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54] 张福贵提出文学史命名上从“意义概念”返回“时间概念”，以“民国文学/共和国文学”替代原有的“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观点。见张福贵《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香港《文学世纪》2003年第4期。“民国文学”后来发展为李怡及其团队更有范式意义的“民国机制”研究。但即使单从命名上说，“民国文学”也是带着特定政治内涵的命名，而非纯时间命名，所以这种命名由于内生的政治复杂性而充满疑难，也存在不少争议。见郜元宝《“民国文学”，还是“‘民国的敌人’的文学”？》，《文艺争鸣》2015年第8期。

[55] 高玉新近发表的文章从文学教育角度指出文学史写作存在的重史轻文弊端。见《文学史作为中国文学教育基本模式之检讨》，《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文史冲突一直是文学史写作存在的重要矛盾：“是更强调对文本的‘文学性’分析，还是更关心文学现象产生的文化机制，甚至把文学当做文化现象的一部分，这是当前文学史写作中‘文’‘史’冲突表现的另一方面”。见洪子诚《问题与方法》，第45页，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版。

[56] 在李杨、贺桂梅等人对洪子诚当代文学史的意见中可以辨认出一种新左文学史观对启蒙文学史观的挑战，2013年韩琛《“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范式冲突》，显然也是新左史观对启蒙史观发出的争鸣。韩文见《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

[57] 在撰史模式上，是传统的思潮现象加作家作品，还是建基于深层文学制度；是以“抓现象”为主，还是以作品解读为主；是具有俯瞰性、整体性的概观纵览，还是以点带面的“星座图”，文学史的修史范式上也充满了各种论辩。

[58]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0] David Der-wei Wang,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按王德威的描述：这部文学史“由150篇小文章组成，每篇不超过2000字。每一位写作者从某个时间点开始写，每篇文章包含一个引题或是引语，然后才是题目。”“每篇文章只写一个时间点，讲一个故事，深入浅出，然后这150个不同的时间点汇集成一张“星座图”崔莹：《王德威：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腾讯文化，2015.3.6http://cul.qq.com/a/20150306/05729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