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催生了波澜壮阔的打工大潮，也催生了方兴未艾的打工文学。打工文学的诞生源于这样的时代背景：打工者白天在流水线上从事简单机械的劳作，晚上下班后常怀“机器人与木头人”的感叹。现实艰辛与文化饥渴激发了打工者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欲望与激情，被业界专家命名的“打工文学”即由此而生。30多年来，安子、张伟明、王十月、盛可以、戴斌、徐东、陈再见、萧相风、郭建勋、曾楚桥、阿北等打工文学作家的持续努力与创作实绩，让打工文学成为深圳新城市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打工文学”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共名”的新生事物。打工文学已然形成一个绕不开的文学现象，在新世纪文学画廊里，也已经有了“打工者”的艺术形象，成为这个变迁时代民族心灵史的一部分。当代生活中的打工者形象的特殊历史内涵和鲜明时代特色也有目共睹。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发端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打工文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确已积聚了一定的人气。打工文学的活跃与打工群体的痛苦体验，让打工作家们在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省、转型社会中的矛盾冲突与复杂现实的博弈与对撞中，激发了不可遏止的创作冲动与文学灵感。打工文学真实地反映了成千上万打工一族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的独特心路历程和酸甜苦辣。

相较于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古老城市，深圳在文化积淀上先天不足，文学创作形势也比前者落后很多。加之深圳知名作家群体发声的分贝相对强大，打工文学作家群在早期很难获得自己的话语权。但中外文学发展史证明，小发展为大，弱者变成强者，不是不可能的，只是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气候，所谓“天时、地利、人和”。1打工文学作家群体有一个共性，即他们有着“不得不说”的真挚情感、鲜活的底层生活内容，沉痛的底层生活体验，这些元素一经融入新的思想，便催生了新的文学创造。在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新世纪以来，打工文学继承现实主义传统，融合其他文学创作方法、思潮，在拓展自己的审美视野，突出作品的文学性和现实性上，有了比较突出的特色。

研究成果表明：打工文学的第一阶段为1984－1994年，深圳创办《特区文学》杂志，率先发表打工文学作品，随后出现一批反映打工者生存状况的文学作品与代表作家：安子、张伟明、林坚等是比较突出者；第二阶段为1995－2000年，打工文学作品市场化，打工文学评论也见诸报刊，第二代打工作家以王十月、戴斌、盛可以等为代表；第三阶段是从进入新世纪开始，打工文学开始受到政府支持，并逐渐融入主流文坛，第三代打工作家以徐东、陈再见、郭建勋、阿北等为代表。这三代打工作家几乎全部在宝安区各街道生活和创作过。

打工文学作家王十月堪称其中代表。他曾长时间在宝城31区租房居住。不久，叶耳、卫鸦、徐东、韩三省、曾五定、曾楚桥、孙夜、杨文冰、于怀岸等人也先后来宝安定居。他们的文字和对文学的坚守在纸质媒体和网络上开始受到关注。郭金牛在广东、福建等地，从事过建筑工、搬运工、工厂普工、仓管等工作，也摆过地摊。2013年9月，获得国际华文诗歌奖，让打工诗人郭金牛一举成名，并引发西方媒体关注。郭金牛说，我现在开始思考媒体对我的评价，我不排斥他们称我为“农民工诗人”，但是我不愿它成为一种标签，诗歌与身份无关，任何人都能成为诗人。

作为一个普通保安出身的打工者，郭建勋较早离开家乡外出务工，孤独感让他常有强烈的表达愿望。而文学给了他这种机会，他也因此认识了很多朋友，并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郭建勋30岁开始文学创作时，没有像样的文凭，也没有专业训练，但非常喜欢看书。书是他最好的和最重要的老师。他自己写的第一本书，是与深圳有关的纪实性小说。当时就想快点把书稿卖掉赚点钱果腹。还可以举出很多打工作家，限于篇幅，就此打住。

打工文学的存在与成长，一大批草根作者的顽强努力和属地基层政府的扶持功不可没。以深圳龙华新区为例，作为宝安区的组成部分，1995年由政府拨付专项资金资助出版第一本打工作者专集《南漂之梦》，受到省内外文学界和媒体的瞩目与好评。《大鹏湾》杂志荟萃了打工文学的一大批作家，张伟明、安子、郭海鸿、谢湘南、安石榴、戴斌、王十月、郭建勋、叶耳、陈再见、阿北、袁子弹等打工文学作者的成长，几乎都受益于当时的打工文学摇篮刊物《大鹏湾》以及《佛山文艺》《江门文艺》和宝安日报的《打工文学》专刊。2005年开始，深圳市文联和读书月组委会合作，每年在深圳举办全国打工文学论坛；2008年，该论坛移师北京，由中国作协和深圳市委市政府联合举办，深圳市文联带领10位打工作家与全国著名的作家、评论家面对面交流，引起较大反响，标志着深圳打工文学走向新的里程。

二

论及打工文学的现状，可用马斯洛的理论印证之：先谋求生存，再致力升华；这两者当是相辅相成、互补互动的关系。生存乃升华之基础，升华是生存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汹涌浪潮席卷了数以百万计的南下打工者，反映这一深刻社会变革的打工文学便应运而生，它真实地反映了百万外来工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生存状态与奋斗历程。打工文学作品反映鲜活的现实，抒发打工者的心声，表现来自底层的打工群体的精神诉求，已经发展成为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

深圳打工文学作者群体生理年龄普遍比较年轻，他们不再以传统的手写方式写作，他们掌握着当今时代先进的信息接受与传达工具一一电脑，虽然居住在“城中村”，但互联网的资讯发达与快速反馈，让他们与世界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甚至都有自己的博客，他们都用键盘写字，这一切让他们有了发表作品和推销作品的时尚先进方式。与第一批打工文学作者完全不同的是，他们大多受过较好的教育，不同程度地接触了文学、历史、哲学等知识，文学准备相对比较充足。因此，他们就不仅仅只是打工群体身心痛苦的代言人和言说者，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关注的可能不止是打工者讨不到工钱、加班过长、给老板当消遣工具等等的卑微和猥琐。他们中间的先知先觉者的写作触角，转向更为深广的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以较为宽大的胸怀关注和剖析人性的复杂与善恶，涉及到社会以、人类、环境等深层次的问题。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他们的作品开始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全国各大刊物上，并开始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　　

深圳打工作家是幸运的，他们遇上了难得的好时机。深圳将打工文学作为作为文化强市的重要内容之一，各级政府、文化团体这些年都伸出扶持之手，举办各种活动，发现文学新人，并投入一定的创作扶持资金等等，极大地促进了打工文学的萌芽和生长。以宝安为例，打工群体的麇集为打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创作人才资源。而打工生活的辛酸、苦涩、寂寞、压抑，则为打工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资源，深圳市、区两级党委政府、宣传文化部门、文联、作协团体适时跟进，予以积极的支持与推助，使得该区的打工文学如春苗出土，茁壮成长。2

多年以来，深圳文艺主管部门不定期地请来全国知名作家一对一扶持有重点选题的作家，并制定政策给一些有成就的打工作家调进户口，还与宝安日报社合办中国首份报纸类文学刊物《打工文学》周刊，为打工作家提供发表作品园地。宝安区出台《深圳市宝安区打工文学作品奖励办法》等文件，每年对打工文学作者的奖励达20万元以上。仅福永街道就涌现出几十名作家。街道出资创办文学刊物，如《沙井文化》、《羊台山》、《新城市文学》、《凤凰山》、《石岩文化》等，吸引来不少打工作者积极投稿，这些杂志所在地无形中形成了一个个没有牌匾但被公认的“作家村落”、“诗人村落”。值得称道的是，这批打工文学作家已经完成了文学创作的升级转型过程，如今正在向打工文学的高端化、精细化发展，也就是说，时代已然为打工文学“赋形”，也已经为她“赋神”。相信不久的未来，会出现“形”貌更加姣好、也更加提“神”的打工文学。

打工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是现代社会转型期中特有的、过渡性的文化新事物。其基本元素是城乡二元冲突，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伦理、道德、人权、性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其情绪基调是农村人在努力适应城市的过程中心理的紧张感、异化感和断裂感。打工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是独特且重要的，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人文关怀色彩。即使在低俗化的冲击中，严肃的打工文学仍然倔强存在并曲折成长着。

但如果严格地审视，不能不说，目前打工文学整体上仍是一种平民化、粗加工的文学，还有提升的空间。从发展的角度讲，打工文学与其他题材的文学不应有本质的区别。之所以出现“打工文学”的名称，大抵是针对其创作题材、创作群体及创作水准而言。现在，打工作家群里已有不少作家作品已经渐入佳境。普遍认为，从1990年到1995年，是打工文学的滥觞阶段，而到了世纪之交乃至新世纪以降，打工文学便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甚至一批打工文学作家通过写作的途径，直接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与职场状态。

三

毫无疑义，打工现象将会继续和长期存在，这已经不成问题：现在中国各大城市汇聚着多达1亿多的农民工，具体说是1.3亿，且不远的将来会有几亿农民进入城市，农村城市化的趋势将是不可逆转的；打工文学的生存也已不成问题：它有着创作主体即打工文学作家们自身的自我实现欲望和素质能力基础，也有着外部因素的支持即政府、文学界、社会和广大读者的热诚扶助。打工文学作家及其作品应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于现有的基准上再接再厉，总结经验教训，向着更高的水准发起新的冲刺，使之得以升华。这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唤，更是打工作家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

打工文学作家们笔下的人物痛苦与其说来自物质的贫困，毋宁说是来自精神的、文化的、体制的压抑，诸如身份命名的歧视、城市霸权的胁迫、文化权利的缺失等等。他们从现实中提炼出的意象性细节，颇具象征意味，隐喻着底层的精神诉求共性。打工者在城市用血汗浇铸脆弱的希望，承受着生命之轻，生存环境恶劣，生存空间狭窄，心理生理受损，是这个底层群体的挥之不去的梦魇。

应该指出的是，现在评论界对整体意义上的“打工文学”虽然有所期待，但怀疑者也大有人在。客观地说，不能说打工文学没有好的作品，比如王十月、盛可以、郑小琼、陈再见等人的小说、诗歌作品，已经上升到了较高的审美层次，跻身国家主流文学行列，有的甚至荣膺国家级文学大奖。这是打工文学光鲜的一面。与此同时，打工文学也有其灰暗、沉滞的一面。读打工文学文本，感觉为数不少的作品仍停留在诉说底层故事的层面，就像一条条苦兮兮的鱼浮游在泥浆水塘而非碧蓝海洋之中，它们张开着各自的嘴巴，费劲拔力地拼命往外倾吐着他们被灌满一肚子的苦水。无论是写城市农民工还是写家乡人事，一些打工作者还是习惯于从概念出发，去演绎一个个可以引来廉价的悲悯泪水或叹息的泪血故事；或从先验入手，以“苦难”作为某种“论据”来图解一种底层经验；还有的作者往往依从理论界的某种说教与诱导，将笔下的人物拔高或者矮化。至于如何从那些故事里抽取、升华，使之具有审美性、思想性、精神性的艺术作品，我们很难看到有什么突破的新气象。

打工文学作家所从事的“打工文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锋性写作，它不仅在思想探索上具有先锋性，而且少数成功者在审美原创上也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文学的根本精神就是先锋性，打工文学作家需要的不只是激情，不只是要“保持打工文学作家原有的粗砺”，不只是要故步自封地徘徊于“主流文学大门之外”并引此为豪。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深圳已经有了戴斌、陈再见、曾楚桥、郭建勋、庄昌平等相对成熟的打工文学作家，但就打工作家群体来说，思想性和艺术性很强的力作并不多。造成打工文学作品质量平庸的原因不一而足，一是市场经济改写了文学的尴尬局面，打工作者向现实的妥协是无奈选择，经济的困境严重制约了作品的升华，不少打工作家的作品充其量只能算是精神快餐。

值得警惕的是，随着打工文学在舆论界的不断升温，打工文学被出版商们肆意炒作，海量作品戴着打工文学面具，内容却被别有用心机地偷换成猎艳、猎奇的故事，描写赤裸裸的欲望，行文也相对直白、浅表化，停留在身边琐屑生活、自我情感倾诉，苍白的思想和稀薄的审美含量等等较低层面，更何况粗制滥造的作品充斥着一些民间小报、小刊等“在野”传媒载体，难以登上文学的台阶。打工文学作家的综合素质参差不齐，创作水准亟待升华，也是一个为文学界所公认的共性症候，亟待打工文学作家本身与文学理论批评界的纠偏与提升。

四

  分析可知，打工文学的分流或两极分化现象（即向上走媚雅路线和向下走媚俗路线）乃是应该引起文学界和打工作家自身警惕的两大走向，打工文学作家提高自身文化品位、增强自身的文学主体性，是一项不必置疑的重要长期任务，打工文学作家们应该更多地描写农民工在社会、经济转型下灵魂的嬗变痛楚，表现人的自尊、觉醒，让打工者成为健全的自我主体。就创作者姿态而言，应该更多地把笔触放到表现精神世界上去。打工者在由蓝领转变为白领之后，在自身发展强大之后，在外界的诱惑与压力之下如何保持自我的原初性、本质性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大问题。打工文学作家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面对现代文明的挑战，面临显然的整体上的文化哲学修为不足，应该在美学、哲学、历史、人文等方面加大“充电”与“补钙”的力度。当然，“补钙”是不能期望靠吃“钙片”，还应该“多运动”（加强创作实践），多“晒太阳”（吸收经典名著的光辉）等多方面进行。

目前，深圳打工文学作者已近万人。他们中的一些有志者，因坚持阅读与写作而从工厂流水线上脱颖而出，成为小有名气的打工作家。打工的苦涩经历逼迫着他们成长，在收获文学创作果实的同时，也让他们的人生轨迹得以改写。这也正是打工文学能在深圳牢牢扎根、蓬勃生长的客观条件和内在理由。与“打工”同步的“文学”，已经和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打工作者们的生活乃至命运。然而与此同时，一个巨大的悖论也浮出了水面：那些锅盖上的小米一一熬出来的打工作家，一旦告别了忙碌而辛苦的流水线生活，告别了打工的苦闷与压力以及由此催生的“文学”写作冲动，也许打工文学的“后劲”也就荡然无存一一这正是当前打工文学的危机所在。诚如有的打工作家指出，“有些打工出身的作者，有了名气之后，内心就会排斥打工文学，觉得层次太低。3另外，也有作家随着收入的增长，职位提升，渐渐也写不出像样的打工文学作品了。”尽管打工文学取得了文坛瞩目的成就，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一些打工文学作家社会地位的提升，反而打工文学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打工文学发轫时期的那种粗砺、蛮野、不羁、呼喊、抗争等等，也莫名其妙地呈反比地渐渐变弱，乃至难觅踪迹。

甚至可以这样说，真正意义上的颇具思想力度和审美水准的打工文学，目前还十分稀缺。所以，面对政府、媒体、文学界的期待与扶植，面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挑战，面对自己的生存条件、社会地位的变化，如何保持励精图治、卧薪尝胆的写作姿态，自觉进行思想与审美的磨砺与刷新；如何从自我倾诉的狭窄领域中拔出脚步，迈向广博宏大的宏观世界；如何将打工文学的本质力量体现出来，这也许是回答打工文学“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些哲学层面问题的答案所在。

                                    五

从发展角度而论，打工文学亟须要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让广大的民工群体获得自我心灵的救赎。它应该追求能使人变得自我高大的东西，而不是对人性进行简化和污化。打工文学作家们应对自己的打工生活和乃至艰辛人生多做思考，遵从鲁迅先生的教诲：选材再严格一些，开掘再深一些；不要满足于咀嚼身边的小悲欢，并把这小悲欢看成是全世界、全人类的感受；也不应停滞于对眼泪、汗水、悲哀的浅层次展示，而应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思想水平以及文学表达水平。打工文学作家要站得更高，要将沉重艰苦的打工生活与深沉悠远的人生理想有机结合起来，让读者从中看出人生的希望、奋争的乐趣以及哲理的睿智。要使读者从你们的作品中领略到不仅仅是底层人们的压抑与无奈，还可以体会到劳动者的自豪感和幽默感。

打工文学应该也可以写出更多的亮点、亮色和亮丽来。毕竟，时代不同了，打工者也是这个社会的主人。当前文学界的一个共识是：现在打工文学普遍水平不高。这没有疑问，也不值得悲观。对此，应抱着理性的态度，不可操之过急，也不要轻率褒贬。写作，本来就是需要天赋和积累的。那种一谈起打工文学，便透出某种不屑置喙的神气，觉得他们不值一提的态度是不足取的。文学批评界个别人对打工文学及其作者的漠视和麻木，是因为他们对这群体的成就缺乏了解，其鄙视带有盲目的色彩。

事实上，打工文学作家队伍在迅速发展，阵容日益强大，令人刮目相看。在中国的南方珠江三角洲，乃至其他大城市，打工刊物林林总总，与无孔不入的打工者一样，随时可见其影子。它们已成为联系打工族的精神纽带与感情寄托。从祖国四面八方进城的务工者，是一个典型的存在于城市生活边缘的弱势群体。他们承接着城市的、工厂的粗活脏活苦活及危险职业，却又缺乏完善的社会扶助及各种政策保护。应该说，这里有世俗的偏见，也有打工者自身的原因。与“城里人”比较，他们在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阅历见识等方面确乎见绌，历史形成的城乡差别也给予他们巨大的压力和本不应有的歧视。对此，我们要正视并积极地给以弥合.                  

毋庸置疑，打工文学有一个从粗砺走向完美，从幼稚走向成熟、从浅薄走向深刻的成长过程。打工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长远拓展空间，是有目共睹的。如果说，打工文学是一道长流不息的溪流，它终究是会汇入城市文化的大江大河之中的。打工文学将以自己不屈不挠、锲而不舍的艰辛努力，不断克服自身的“农民意识”的不足，吸取民族的、现代的、世界的思想意识养分和文学艺术的养分，使自己逐步走向辉煌的文学殿堂。要树雄心，立大志，努力学习古今中外一批文化和思想大家，不断拓宽自己的文化视野。打工文学作家不能局限于文学阅读，要读点社会科学，尤其要读点哲学。除了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不妨也读读苏格拉底、柏拉图、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康德、黑格尓……以求对当下城市社会生活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笔者坚信，只要我们的打工文学作家群体坚持不懈地努力，创造出更加感人的打工文学精品，就不会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玄想。作家陈应松说，将来中国文学真正能“走向世界”的，必将是底层文学。是耶非耶，暂且存疑。但不管怎么说，打工文学作家们要想迎接明天的灿烂，就应该在精神向度与审美向度上不断进行自我的自觉提升，这是没有问题的。

注释：123：周思明：《后打工文学之问》，2014年3月2日宝安日报《打工文学》专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