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使然，我喜欢一切内敛的方式，包括写小说。其实我想过当诗人，我模仿海子写了几大本诗集，自订的。后来才发现，这路子走不通，我竟然连上台朗诵的胆量都没有，更别说做出卧轨那样的事。我甚至还觉得，那是和诗意格格不入的举止。这些年，打工、谋生、有痛有乐，自信过，更多的是骨子里的自卑和不安全感。于是，妥协、让步、低头、小声说话，不跟现实直面对抗，喜欢宅、买菜做饭、过小日子……好在还有小说。

这似乎注定了我的小说只能写什么。那些模糊的、矮小的、傻傻的，容易被人忽略的边缘小人物，便相继成了我关注的角色。我会残忍地让他们被压抑、鄙视、误会，甚至因此丢掉性命。当然，我也会给他们一点小小的英雄主义，让他们在有限的能力范围内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来。我的《张小年的江湖》《微尘》《哥哥》……无一不都是这样的作品。

我喜欢观察生活本身，原生态的而非经文学和影像选择性呈现的生活。尽管它们更多是丑陋、阴暗和被遮蔽的真相。我写身边这些熟悉或者曾经熟悉的生活时，心里会有一种创作上的快感，似乎我已经掌握了他们的秘密，似乎我已经找到了文学另外的通道。我得心应手，敲下的每个字都刚刚好落到它们应该落下的位置——我很珍惜这样的写作状态。这是写作所能带给我的唯一快乐，甚至让我有了凭一笔之力探索生活内部真理的伟大错觉。

但终于发觉，我写不完这生活。如此浩大的生活，如此庞大的群体，他们当中每个人的每一天，似乎都足以撑起一篇小说，而他们的一生，则更是如此。这么一想，我终于释然。好好参与，这辈子我就不可能有没东西写的时候。题材太多，明显忙不过来。我想起一次文友聚会，一位科班出身的小说家说，他完全靠想象力在写作，他所有小说在生活中都没有丝毫原型。我听了吓一跳，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我几乎没有一个小说没有现实生活原型。这似乎成了我一种自觉的行为，非得这样，才能在那些人物身上找到存在的理由。他们谈及我的优势，说是有生活、接地气。我不知道这是表扬还是讽刺。“接地气”这样的新词，似乎不被文学优待。文学要有想象力，要离地面远一点。我极赞同毕飞宇的观点：感受力比想象力更重要。

我写作的时间其实不长，所以，当我努力想写点心得，或回顾一下所谓我的创作历程时，心里总不免羞愧和忐忑的——如今，我没事还是会重新翻下以前的草稿，写在十多个黑色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字迹，每一个字都写得郑重其事。事实上，那些稿都废了。回头看，难以卒读。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并没算上有电脑后那些写废了的电子版小说稿。我曾认为，我的写作是从“废品”里面挑“成品”的过程。“废品”写多了，时不时挑出一个“成品”来。有一段时间这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我之所以写得比别人勤，也是因为如此——写得多，姑且可以挑出几个好的；写得少，可能就一个像样的都没有了。“你越写，越懂得写。这是学写作的唯一方法。”这是海明威说的吧。我一点都不后悔制造“垃圾”，它们有些还躺在我的电脑硬盘里，一直没舍得删掉。我不想当一个过于洁癖的作家。这似乎与我的小农心态有关，别人摘一朵花凑在鼻子下嗅，我更愿意捧起一把泥土，搓一搓干燥的手。

几年前，我以“打工作家”身份进入人们视野。事实上，我不太喜欢这个称谓。我一直认为“打工文学”其实就是城市文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城市文学的初级阶段，就像现在关于小城镇的书写成为一种潮流并缓解了乡土文学的尴尬一样。打工文学，或者底层文学，我想，也是城市文学之前的一次小小训练。打工文学这一类型不会存在太久，它迟早会消亡，迟早会被真正的城市书写所取代。所以，我离开工厂后，便有意识改变写作路线。这也导致我后来的城市题材小说和之前的打工小说几乎截然不同。它们开始收敛，面目模糊、多义，甚至有些去向不明，像极了我对深圳这个城市的感受。

一个人的写作肯定会随着生活的改变而改变。这是自然而然的，不存在忠诚与背叛。如果有可能，最终咱们都只能被放在一个文学的大平台上论高下，其他标签通通都是扯淡。昆德拉说，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是的，每个作家在面对生活时都有他独到的发现，大到事关人类兴衰的思考，小到家常伦理的微妙……我想小说能呈现给读者的，到最后不会只是一个伟大的思想，或者某种文化上的认知，甚至也不仅仅是一滴眼泪或者一声怒骂。耐心的读者其实还能在小说里读到一种你心同我心的理解——就应该是一种理解，无须言表、只可意会，读罢，合上书本，有如在木棉树下偶遇一个对你微笑的人。

如果说我写乡土更多是在写记忆，那么我写城市，就是在写感觉。在我的印象里，城市远比乡土复杂，自然也更难书写，而且我们都是习惯乡土的人，即使生活在城市里，还是以一套乡土的经验处事待人。我怀疑我们是否已经有了城市文学，至少我没读到过真正成功的文本——当然，所谓的成功，其实也是以西方的蓝本为标准。这本身就不客观。我听到有人劝告年轻作者不要沉迷于乡土书写，理由是中国的乡土文学太深厚了，写不出新意，简单说就是写不过前人，似乎乡土早就被沈从文、萧红、莫言、贾平凹他们写完了写绝了。这样苦口婆心的劝告其实可以理解。但我不禁要问，难道写城市文学就逃脱得了乔伊斯、卡波特、麦克尤恩等西方大师的阴影吗？所以，无论写什么，我们都处在一个相对绝望的境况中。如何冲破这绝望？唯一的办法，是忘却绝望，仿佛全世界就你一个人在写小说，无朋友也无对手——这又与我的自卑相悖。事实上，就是这样，写作是一件充满悖论的事情。

现实生活中，我是个没胆识提出质疑并挑战既定观念和事实的人。然而，我却又一直想壮着胆子说话。文学给我提供了一个可以撒野的空间，这是我越来越离不开文学的原因。如果说这是个独立王国的话，我觉得自己就是里面的国王了。

陈再见，男，1982年生于广东陆丰；已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当代》《十月》等刊发表作品多篇，并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选刊选载；出版有长篇小说《六歌》，小说集《一只鸟仔独支脚》《喜欢抹脸的人》《你不知道路往哪边拐》《青面鱼》《保护色》；荣获《小说选刊》2015年度新人奖。现居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