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曾经有一度城市文学是相对于乡土文学而言才成立的，那么今天，这种语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城市正在以现代传媒的直观力量大规模地改变与吞噬以往的乡村生活，乡村正在变成城市的郊区的郊区，整个社会都被同质化的权力意志所裹挟，因此，我们今天谈论城市文学，肯定不能把城市文学限定在狭隘的题材论里面，而是要放在更广阔的思想视野里去考量。从思想史的意义来说，城市文学之所以越来越重要，其实是关于发现一种新的中国经验的问题。

关于现代城市生活的种种认知，曾经我们通过各种媒介并不陌生，但是切身的经验要比外在的认知更加重要，这个时代已然来临了。

现代城市与古典城市截然不同，它是工业革命之后大规模的社会生产所造就的，因此它是生产的、流动的、消费的、轰鸣的，而在这些喧嚣的表象之下，又有着一套经过精密设计的技术体系。我们大部分人都被这个体系吸纳进来，个体在这个理性的秩序之中显得格外无力，生命与时空的关系变得不再像农业文明那样是固定的、情感的、诗意的，而是无根的、游离的、偶在的。

从波德莱尔、西美尔到本雅明，他们都是在对城市的体验当中发现了这些现代性的奥秘。当代中国人在极短的时间内仓促地经历着现代性带来的深刻变化。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将变化本身视作一种常态。这种过多的变化撕扯着个人有限的生命体验，常常使得很多作家有着欲语还休的状态，也使得一些作家直接从现实新闻取材，认为现实的荒诞已经远胜于虚构的荒诞。

像作家余华从长篇小说《兄弟》到新作《第七天》都表现出这样的特征。

当然，这些光怪陆离的变化表象是否就能代表这个时代的精神特质，无疑还是需要商榷的。但是，应该看到城市已经成为现代经验的主要表演舞台，甚至都可以这么说，城市文化就是现代性最集中的体现。正是基于此点，城市文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够将未完成的现代性继续推进、深化，直至最终完成。也就是说，使得现代性体验成为中国经验水乳交融的一部分。

从这个角度回顾文学史，很多问题可以看得更加清晰。比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轫的先锋文学运动之所以仅仅停留在形式的探索上，而止步于内容的探索与表达，除了历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制约之外，也因为现代性经验对那时的中国经验来说还是相当陌生与异质的，这极大地限制了作家们的思想视野与现实立场。

应该说，上述的这些变化体现出了现代性当中的普遍性，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现代性经验有着比较一致的特征；但同时，中国的语境又是独特的，它继承了传统帝国的广阔疆域，多种民族与文化共存，内部的迁移频繁而数量巨大；此外，它的文化政治学有着较强的保守色彩，再加上漫长历史延续下来的多元的精神话语，构成了中国文明的一种“底音”，绵绵不绝地回荡在今天的文化语境当中。

城市，正是这些复杂力量交织与扭结的场所，我们书写城市，如果忽略掉这些复杂的面向，那么我们忽略掉的其实是当代中国本身所具有的复杂经验。现代城市不再仅仅意味着地理学意义上的闭合空间，而是成为了一种开放的、没有边界的文化空间，它依靠更加精密的技术手段不断地将自身的一部分镜像传播出去，以复制、模仿等手段使得文化基因得到再生。

成熟的城市文学无疑是要努力去呈现出这样一种流动的空间，以内在的精神关联塑造出当代中国的整体景观。这样的写作是有难度的写作，也应当是城市文学的书写方向以及创造契机。

但是，仅仅把握住那样的复杂经验还是不足的，因为文学的本质不但要表达鲜活的经验，而且还要将其转化为存在的体验，获得思想的洞穿力，才能发现这个时代的真正奥秘。

为什么我们说鲁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根本原因在于他以大悲悯的情怀写出了乡土社会的蒙昧与黑暗时代的绝望体验，从而发现并触及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

今天，我们的核心问题就涉及到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各种问题与困境，涉及到社会结构自上而下的迅速变动与分化，涉及到城市对乡村人口的大规模吸纳与消化，涉及到个体尊严与权利的合理表达，涉及到技术时代里边个人精神世界与生活方式的迷茫与失落，涉及到人们对一个美好中国的期待与想象……而这一切，都涉及到城市以怎样的方式来聚拢与处理这些问题，或是提供处理的契机与平台，因此，我们愈加可以明确，城市文学肯定不能是一种仅仅针对城市的文学，它针对的其实注定是当下浑浊裹挟的总体历史进程。

放眼未来，城市文学的意义一定会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剧烈加速而凸现出来。说到底，只要能以城市为基本视野，发现并触及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就是一种新的成熟的城市文学。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传统的超大型城市，如北京、上海，人口已经超过两千万。东南沿海由于经济产业的迅猛发展，也正在涌现多座人口突破千万的世界级大城市。比如我生活的广州市，常住人口已经在一千三百万以上，再加上大量的流动人口，估计人口也逼近两千万。在这种巨型都市当中，个体赖以生存的空间是非常狭小的，人的生活被庞然大物压迫、切割与隔绝了起来。而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城市变得越来越符号化，城市空间不仅局限于地理学上的空间，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充满信息符号的虚拟空间。

网络、电视、手机、GPS无所不在，将人从狭小封闭的地理空间里解救出来，投入到某种自由无界的心理幻象当中。所以说，我们的现实空间一方面极端有限，一方面又被虚拟符号抽空了真实感，置身在没有具体边际的漂流状态中，这构成了一个现代城市人的基本困境。

这种极具张力的基本困境对于文学来说是一种丰富的土壤，因为它可以构成小说叙述的矛盾、冲突与动力，最终得以获得审美的升华从而超越卑琐的现实。好的文学是一定要给人类的心灵带来自由，慰藉人的孤独与绝望，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城市文学需要一种飞跃的想象力。

空间的狭隘需要文学想象力拓展它的边界，同时，空间的虚拟为文学想象力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这些都是想象力对于城市文学之所以重要的客观条件。

当然，文学想象力并非一种毫无来由的臆想，它寻找的其实是一个恰切的形象，这个形象不再如传统文学那样局限于人物角色，它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物，或者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本身，这个鲜活的形象作为隐喻得以突破语言与叙述的束缚，唤醒人们内心思想与情感的潜流，并刷新这个城市化时代人类存在的体验。正如英国诗人布莱克所说的：“想象力不是某种状态，而是人的生活本身。”想象力出自生活的体验，最终依然要回归到生活的体验，作家的创造力就体现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是一种认识论上的飞跃。

现实对文学作品来说，即是一种修辞艺术的再现，在现代语境下，如果文学再现还是像以往那样摄像机般地罗列外部的环境与人物关系，那么也许意味着一种无效的现实。因为城市的空间不但是可以复制的，而且充满了不确切的流动性，所以从外部来抓住现代社会的精神特质无异于缘木求鱼。

城市不可能只是作为一个客体或是客观意象而存在，它与主体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城市当中看不见的晦暗地带，包括城市的气质、风格、乃至它的欲望与需求，才是滋养写作的源头活水。一个作家应当从中创造出与自己、与人类密切相关的“世界连通器”,从而抵达精神与思想的高度。

随着新一代青年作家步入文坛——他们的生活经历与教育背景使得他们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如鱼得水——城市文学的作品数量肯定会呈爆发之势，但我在这结尾处，还是想再强调一次，城市文学肯定不能只是一种关于城市的文学，它面对的是当下浑浊裹挟的总体历史进程，我们要敏锐地切入到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里边，并努力发现一种新的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