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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会凌 :岭南文化视域下的 “广州形象”及其“城市哲学”
——以梁凤莲长篇小说创作为例
更新时间:2019-04-09 来源:广东作家网
在中外文学史中,有些作家一直执著的在用自己的作品去构建一个地域空间,比如一生都在书写自己“像邮票一样大小的故乡”的福克纳、与自己笔下的“边城”一同走向世界的沈从文,还有将野性飞扬的“高密东北乡”呈现在世人面前的莫言。此外,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让读者难以忘怀的还有鲁迅的未庄与鲁镇、贾平凹的商州,王安忆的上海,张承志的西海固,邓友梅的北京,韩少功的马桥,苏童的香椿树街等等。由此可见,写作者都无法摆脱故乡对自己的影响、感召与塑造,无论中外,优秀的作家其作品背后都是有一处精神原乡的,它或隐或显的存在于作家的文字之中。在中国文学版图中,广州——这一都市形象虽没有老舍称之为“古都景象”的北京与李欧梵研究的“摩登”上海那么深入人心,却也有着属于自己的粤味风韵。
广州本土作家梁凤莲的长篇小说有《巷娈》《西关小姐》《东山大少》,还有2017年出版的《羊城烟雨》,她力图“为广州的以至岭南的地域文学建立一种本土化的言说”[1]。其作品中有对羊城百年历史风云的复现,也有对独具岭南风情的广州城市生活的描摹,还有借个人命运去释放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的书写,这些作品就像是一块块文化拼图,在时间与空间上彼此接续、相互拓展,最终整体呈现出极具粤味风韵的“广州形象”,并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与言说广州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独特的“城市哲学”。可以说,作家笔下的广州形象并不单一,它是文学的,也是历史的,在其背后隐藏着一个传统中国的深邃面影。
一、城市历史中独特的“文化符号”
城市空间形式可以说是梁凤莲呈现自己广州记忆与城市想象的文本空间形式,广州这一城市文化空间给予了作者一种历史言说的冲动与可能。作为本土作家,梁凤莲有一种想要为广州这座城市塑形铸传的强烈意愿,从而在小说文本中用追忆的方式将纵横交错的时间与空间密切联系起来,力图呈现出近现代以来广州壮阔恢宏的城市史。同时,作者着力展现出“广州形象”中诸如“西关小姐”“东山大少”这样标示性的文化符号,将其作为广州城市历史与岭南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和形式,以此来完成在历史与文化上对广州这一自己的“精神原乡”的深情回眸与多元呈现。
广州民间说法是“有权住东山,有钱住西关”“东山的少爷,西关的小姐”。传统广州中被称为“东山”的地方有着极具标志性的红砖洋楼,是那些颇有来头的位倾权重人士的世居地,因此出入“东山”的多是官家子弟;而青砖大屋伫立的“西关”早在明清时期就相当繁盛,这一广州商业繁华区是商贾巨富云集之处,出身富商之家的小姐们多居住于此。可以说“西关小姐”“东山大少”成为了广州城市文化中极具标示性的文化符号,也是历史烟云缭绕的广州的城市文化缩影。
《西关小姐》讲述了从辛亥革命直至全国解放这段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广州变迁,作品中塑造了一位独特的女性形象——西关小姐若荷,她出身于小康之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在西式书院与教会学堂接受西方文化浸染。少女时的若荷遇到东山少爷刘可风,诚挚相恋的两人却因刘父早已为儿子定下的权贵联姻而被迫分离。在动荡时局中,若荷又因父亲重病早逝而独自支撑家中绸缎庄生意,独立坚韧的她既能坚守祖业又能在经商理念上求变创新,然而也正因这份守业的使命感使得她最终选择下嫁店中得力的伙计杨均宏,慢慢随着岁月、波澜与回忆老去。作品中的若荷有着强烈的女性意识,因此拒绝成为刘可风的妾,她内心坚守着人格平等的观念和女性独立的精神,只能在重利崇权的动荡时代里以柔弱之身竭力去保持一种坚韧安然的生命姿态。若荷这一人物突显出岭南历史文化中“西关小姐”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她袅娜身姿背后是一个凝聚着历史与文化双重意味的女性群体——西关小姐,安然娴静的她们是知书识礼的女性典范,同时又不失现代的摩登时尚,是中国近代风尚变迁中的岭南女性新形象,浓缩了广州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段独特的文化和历史,体现了广州这个最早受到欧风美雨影响的古老商埠开明的城市风气。这也是广州这座古城韵味所在,它能传承古老的文化脉络,也能融汇新派的理念。
在《东山大少》中,作家试图复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羊城壮阔雄浑的历史,从陈炯明叛变、国共合作、黄埔军校成立、镇压商团叛变、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再到南天王主粤、抗日战争、广州解放,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小说在对中国大半个世纪历史风云的线性叙事中再现广州这一城市的演化过程,并建构了一段壮阔的城市政治与文化史,着力突显出“东山大少”这一在羊城历史中曾经各显其能的特殊群体。《东山大少》中,作者没有像《西关小姐》那样去精细刻画宏大历史过程中的个体命运,而是以群像塑造的方式,让“东山大少”这一羊城百年历史中的男性群体以文学的方式集体“显影”。如军人史南成与东山、东风父子三人,副官范英明,同盟会会员梁鸿业,海归精英伍子鉴,由商入仕的刘冕,名门子弟许凯然,几位人物涉及了军、政、学、商各个领域。小说以主观叙事视角引领读者随着各位人物命运在汹涌怒奔的时代洪流中跌宕起伏,从而串联并再现了广州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兵事、政治、城建、文化,以及诸如广州商都重建、西堤建设、酒楼业兴起发展等商业事件。正是这些有着家国襟怀的东山男儿,他们以自己的权势、财富、梦想与热血在二十世纪影响着广州政治历史与经济重建。
关于广州这座城市,无论是过往还是当下,都有着太多的浮华想象,但其实在它浮华嚣喧的背后是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色的,其独特的岭南文化形态是在历史中凝聚而成。因此,梁凤莲书写与塑造的“西关小姐”、“东山大少”是广州历史中典型的地域文化符码,是作家用文学的形式建立城市的形象符号,确证了广州作为岭南文化中心的城市形象。
二、市井人生书写中的“城市哲学”
当代西方城市哲学家们认为对于城市的言说可以分为静态言说方式与动态言说方式,城市的静态言说主要是指城市建筑、城市设施、城市规划具有文化象征意义,但城市动态言说方式则更为重要,它强调城市文化象征意义还要在人们的活动中才能充分显现,即“城市的意义主要是通过城市居民的生活活动来体现”[2]。这意味着对一座城市形象的文学描摹要达到形神俱备,就不能只是停留在静态言说的层面,还应该深入到城市生活的肌理之中,以动态言说的方式去铺展、复活城市生活与市井人生,并由之而穿透城市的灵魂,用文学的方式去探究、凝炼并铸就一座城市镌刻于尘世生活肌理之中的“城市哲学”。
从最初的《巷娈》到2005年出版的《西关小姐》,再到2009年出版的《东山大少》,以及2017年出版的《羊城烟雨》,作家在创作中有着十分明确的空间视野,即以广州这一城市文化空间来书写城市生活与市井人生。因此,其追忆、想象与叙述之下的“广州形象”更多的展现出来的是烟火气息浓烈的民间市井生活,书写的是城市长街短巷里那些凡俗人生,呈现出被流逝的时间淘洗与打磨出的坚韧而通透的民间性情,这使得小说文本透散出一种如烟的尘世感。但究其最深处,在对个体命运的演绎、唏嘘与慨叹中,则是对广州这座城市所蕴含的“城市哲学”的体悟、思考与凸显,是对广州这座城市血脉根性的认知。
这些作品都是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背幕之下,以一种对于城市这一文化空间的动态言说方式,多方面展现了广州繁华喧嚣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元的市井风情,这些作品彼此连缀,共同描画出了一幅氤氲着历史风云的岭南市井风情长卷,也展现了西关大屋、东山洋楼与长街短巷里的人生百态。《西关小姐》里写西关那些古老街巷里的颠沛人生与惨淡爱情,西关小姐若荷的一生可以说是坚韧而独立的,无论是生活上的挫折还是感情上的创伤都不能击垮她,从小受西式教育的她在内心追求“独立自由激情奔放义无反顾的人生”,拒绝“中国的三从四德等礼义纲常,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人伦世俗”[3]。“西关小姐”是代表着岭南女性新形象的群体,她们能继承并坚守祖业,又不忘创新求变,体现了岭南文化影响之下的广州城市哲学中包容多元的心态。而始终伫立在历史的浪潮之中,引领近代广州城市建设、政治进程与商业发展的“东山大少”这一男性群体,他们更能体现出的是一种锐意进取、能务实又求变革的文化姿态。此外,《西关小姐》中还刻画了像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詹天佑、冯如等中兴中国的岭南名人,他们都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留下过自己高大身影的广东人,而他们的身上无不体现出能务实又求变革这一文化性格与城市哲学。
如果说《西关小姐》与《东山大少》还较为侧重于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去找寻典型的广州地域文化符码,而经过时间沉淀,2017年出版的《羊城烟雨》则是以一种鲜活的历史时间感来复活一种广州城市文化空间里的市井人生。伊恩·P·瓦特曾在《小说的兴起》中探讨过小说文体的特点,他认为:“小说与日常生活结构的密切关系直接依靠的是它对一种具有细致差别的时间尺度的运用……小说对日常生活中利害关系的描绘也有赖于它在时间尺度上所显示出来的力量。”[4]由此可见,小说中展示出来的鲜活的时间感对于小说的真实感与魅力的营造至关重要。《羊城烟雨》中展现了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九十年代的社会转型、再到二零一零年的广州城市变迁,在鲜明的时间流动感中去书写了寻常街巷中几家人的市井人生,就像是新时代的“三家巷”故事。人物命运与时间流动、政治浪潮、社会进程之间是密切联系的,细致而明确的时间坐标之下广州城市记忆的复现,绵密而丰富的市井生活细节的描摹,复活了几代人的命运图景,调动且激发了读者的情感、经验的介入与参与。
这部长篇小说中讲述的是汹涌的大历史之下,广州寻常街巷中小人物的命运。无论是雨爸雨妈那因为时代与政治的浪潮冲击而变得支离破碎的卑微人生,还是雨芊与雨荇两姐妹在新的时代进程面前对于人生信念与理想爱情的自我坚守,亦或是江大明、江小业两兄弟在世俗逐利与至纯情爱间的徘徊,都绽放出大历史背幕之后个体生命的苦痛与困局、尊严与价值。凡俗的市井人生是充满了生命无可遏制的苦痛的,也饱蕴着命运的悲情,有像雨爸雨妈那一辈因为政治潮流而造成的人生跌宕,也有像雨芊、雨荇、江大明与江小业这一代痛彻心肺的错位爱情。但在琐碎而庸常的世俗生活中,小人物也是可以怀揣梦想,也是可以大情大性的,也许在时代与命运裹挟下坠入隐痛、挣扎,但最终展现出来的是在任何的人生苦难面前都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姿态,以及一种洞策世事之后的随缘从容,凸显出一种民间性情的自持、尊严。小说中写几代广州人无论是面对清贫年代的质朴还是物质时代的纷乱,都“不抱怨、不极端、不报复,而是细水长流,活出尊严的坚忍,依旧葆有理想,对人生充满希望,达观而通透地接受命运”[5]。这是一种扎根在市井巷陌间坚忍、淡然而又通透的人生态度,也体现出作家开始更为清醒与自觉的去表现广州这座城市所蕴含的哲学——坚韧务实,终归透通的人生抉择与城市性情。
在这几部长篇小说中,作家常常会以一种“独语”式的叙述方式来展现人物的内在灵魂图景,而不是让人物成为情节的傀儡,丧失掉发声的权利,她笔下的人物往往会有大段的灵魂独白,犹如在历史洪流、多舛命运造就的精神炼狱中踽踽独行:或是像《西关小姐》中的若荷、《东山大少》中的范英明与东风、《羊城烟雨》中的雨芊与雨荇往往陷入到个人情感中无法自拔;或是像《东山大少》中史南成在政治抉择中的两难、许凯然在世俗与宗教间的纠结;或是像《羊城烟雨》中的雨爸在人生与历史的双重“夹缝”中艰难求存……
而正是这些生命个体的挣扎、怅惘、绝望与最后的清醒通透,让原本湮没在历史烟云中的人物显得面貌生动、性情鲜活。而正是若荷这样的西关小姐,史东山、史东风、刘冕等东山大少,还有如雨妈、雨爸、雨芊与雨荇这些岭南市井人物复活了一座城市的沧桑身影与精神姿态。作者在对这些人物及其生存状态给予温情的人文关怀的同时,还有着对于人性的探微与追问,但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对广州这座城市的怀旧、思考与讲述中以动态言说的方式勾勒并描摹出独特的“广州形象”,并力图在丰厚的岭南文化积淀中去挖掘与凝炼广州的“城市哲学”——包容多元、坚韧自尊、能务实又求变革。当然,这其实也是作家对于自己精神原乡与灵感母地的一种精神寻根。
三、岭南文化视域下的“粤味”风韵
城市空间并不仅仅只是物理空间,同时还是政治的和文化的空间,应该说,城市空间是一种十分独特却又多元的文化表达。因此,梁凤莲对于“广州形象”的文学塑造,往往是在岭南文化视野之下,展示出广州这一城市文化空间里人们的经济活动、政治行为、文化创造与日常生活,从而以文学来实现一种鲜活而真实的“城市言说”。
如同建筑大师凡尼尔•里伯斯金所强调的:建筑与记忆是同义的。作者在小说中多处谈到了岭南特色的建筑,如《西关小姐》中青砖石脚的西关大屋、恢宏气派的圣心大教堂。《东山大少》里则提及了极具岭南地域特色的骑楼建筑,因为广州夏季漫长且湿热多雨,骑楼建筑兼具遮阳避雨、商住合一等多项功能,即使在烈日或骤雨之下,行人也可以从容逛街,丝毫不影响道路两旁商铺的生意,表现了广州商业文化和城市文化的独特风情。小说中还较为详细的记叙了中山图书馆、中山纪念堂、爱群大厦与新亚酒店等广州标识性建筑的设计思路与修建过程,在文字中实现了一座城市历史记忆的复活。此外,梁凤莲的几部长篇小说中,还大量的出现广州的真实地名、街道名、建筑、寺庙、教堂、学校、茶楼、戏院等,如观音山、白云山、荔枝湾、培正路、广仁路、蓬源上街、沙面、猎德村、海珠桥、太平桥、中山纪念堂、天字码头、华林寺、六榕寺、岭南大学、真光书院、怀士堂、马丁堂、陶陶居、莲香楼、文园、南园、西园、白天鹅宾馆等,这些名称曾经是或者现在依然是广州人生活之处,拥有悠久历史感与现实存在感。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几部作品中都写到了颇为独特的广州饮食文化,首先是岭南文化风情中的“饮”——茶文化,老广州们会去“叹茶”,一盅韵味悠长的热茗,再加上精巧无比的广式点心,在广州风俗“一盅两件”中细细品味烟火人生的妙趣。《东山大少》中就有多处妙笔谈及此点,如左右广州商界的叶其昌就曾向客人详细解说茶汤混合食材做成的各式精致的粤式点心,有“珍珠爽”“荔红步步高”“龙珠香麻卷”“观音茶烧卖”“单枞番薯饼”与“龙井煎粉果”等。梁凤莲最早的小说《巷娈》中的珍姨、细妈就常常与家人在老字号茶楼里“得闲饮茶”,新作《羊城烟雨》中雨妈一家与罗虹一家第一次聚会就是一边饮茶吃点心一边追忆故人。广州人在茶楼里一边喝早茶一边会亲友谈生意说尽天下事,这堪称是广州城市生活中最为日常的一幕,因此,饮茶对于广州人来说是一种极具岭南地域文化色彩的饮食风俗、社交方式与生活仪式。
其次,几部小说中还表现了早已名闻天下的广州“食”文化,作品中对独具南国风味的“粤菜”及其背后的文化有不少精彩描摹与详尽解说,如《东山大少》中写到有“酒家王”之称的刘冕与叶其昌联手经营南园、文园、西园等知名食府,从“岭南百花鸡”、龙虎凤老火靓汤等秘制招牌菜式,到酒家的园林景观、风水格局、植被、器具等都娓娓道来。《羊城烟雨》中写到了东方宾馆里最能展现粤菜繁琐技法的荔茸香酥鸭、四宝炒牛奶与麒麟蒸桂鱼等高端菜式,也对极显市井民情的街头大排档进行了书写,食客们露天围坐桌台尽情的大快朵颐,浓滑溢香的老火靓汤、热气腾腾的煲仔饭、油亮酱红的烧腊、甜润的各式糖水等等,尽显广州这一市民城市日常生活的烟火腾腾。哪怕是云吞面这种广州街头的寻常食物也颇为精细与讲究:“好的面条选用上等面粉,用鸡蛋按比例搓匀后,用竹升即担杠反复弹压,就会有吃起来的韧性,也就是弹牙的感觉。云吞面的馅要用鲜猪的后腿肉,按瘦八肥二的比例,加鲜虾、鸡蛋黄、调料拌和为馅料,云吞皮则其薄如纸,一两面团可以开出二三十块皮,煮熟呈鲜肉色。云吞面的上汤,以大地鱼、虾子、冰糖熬制。”[6]从这一碗街头小吃可以窥见广州世俗生活中的那份精致与务实,折射出广州人生活哲学中的那份不敷衍,对食物不敷衍,对活着不敷衍。正如雨荇受到的爷爷的教诲:“唯有认真对待一日三餐,有机会好好吃吃美食,才不辜负努力活着的人生”。[7]因此,“饮”与“食”不只是口腹之乐,还是对于广州市民日常生活形态的再现与展示,同时也是以繁盛丰盈且富有质感的世俗生活细节来诠释广州城市文化与都市性情。
作家的几部长篇小说中,有着对广州这座城市中积淀了丰厚岭南区域文化的世俗生活、节庆民俗、街道巷陌、娱乐方式与饮食穿着的全面展示,在那西关大屋、长街短巷、朱红趟栊、粤曲音韵、珠绣、香云纱、广彩瓷器、艇仔粥与老火靓汤等等的细致书写之中,展现的是一种系乎水土地气的民风民性,其文本深层意蕴所包含的是具有岭南文化韵味的潜在层面——市民日常生活与城市品格的精神内涵。
结 语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认为:“小说的精神是延续性。每部作品都是对它之前作品的回应,每部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一切经验。”[8]梁凤莲的《巷娈》《西关小姐》《东山大少》,还有2017年出版的《羊城烟雨》就突显出了这种小说精神上的“延续性”,这些小说中都持续性地塑造了岭南文化视域之下独特的“广州形象”,寄予了作为本土言说者独有的温情与敬意,在作品中既有对广州城市形象的精细描摹,又有对其城市哲学的凝炼与突显。如果说欧阳山的《三家巷》中塑造的“广州形象”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具有多重审美形态的广州叙事与众多读者记忆中最为经典的形象,那么梁凤莲多部长篇小说中连缀而成的整体“广州形象”,其中最让人看重的则是其本土言说的独特价值与对广州城市哲学的深沉思考。当然,“广州形象”的文学想象与建构,可以说是一个远未完成的文化命题,值得继续期待。
[1]梁凤莲.相遇或者错过[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41.
[2]庄友刚.城市的言说:当代西方城市哲学研究的一个方法论反思[J].学习与探索,2015(9).
[3]梁凤莲.西关小姐[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86.
[4][美]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M].高原、董红钧,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17.
[5][6][7]梁凤莲.羊城烟雨[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7:140、79、238.
[8]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24.
基金项目:广州市2014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二五”规划课题“当代城市文学中的广州形象”(项目编号:14G55)
作者简介:周会凌,女,湖南洪江人,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工作单位: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