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乐秾：请简单谈谈你的创作经历和体会？

盛慧：每个作家的成长都是继承文学遗产的过程，在成长道路上，我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和关怀，一个人的思想宽度总是有限的，在一段时间内，对生命的体悟可能就在某个层面，这时突然遇到一个贵人，你就会打开一个崭新的世界。

文学的道路很漫长，要想走得远，有三个很重要的关键词，一是情怀，二是坚持，三是谦卑。

情怀是最好的才华。我经常会反问自己，为什么写作？我记得汪曾祺说过，文学要有利于世道人心。文学必须是美的，而美源自热爱。要多创作有希望，有光亮的文学作品。文学是最讲究差异化，每个作家都要发出个人最独特的声音。

坚持非常重要，要把写作当成一生的事业来做。雕塑家罗丹在教导里尔克的时候说：“必须不断工作。”他认为，在揉搓泥土和女人身体的过程中，才能逐渐找到精确的造型。写作也是如此，我们要学会倾听句子的呼吸与节奏，享受词语碰撞发出的美妙声响。

艺无止境，我们必须永远谦卑，永远向未知的领域进发。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学习的能力非常重要，近几年，我写了很多艺术家的评传，包括书法、绘画、陶艺和雕塑，这本身就是学习的过程，我觉得我们这代作家在中国传统文化这块非常缺失，由此，我打开了一扇通往中国传统文化的门。作家要想走得远，必须不断去学习，这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把写作的过程理解成一道瀑布倾泻而下，假设你前面积蓄的水源不够多，你的瀑布就没有气势，可能只是涓涓细流而已。

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写了什么，而是写出了什么？“写”和“写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写”是出发，“写出”是抵达，小说作为一种知识，作为一种生命的学问，它所写出的，不是世界已知的部分，而是世界未知的部分。

周乐秾：你是一个创作的多面手，你在运用各种体裁的写作经历中，尤其是体裁转换的过程中，有些什么特别的感悟和认识？

盛慧：我觉得真正的高手是不讲文体的。比如一个人学功夫，学了咏春，又学了少林，但真正打的时候不会固定用咏春或者少林的功夫，而是将其上升到一种自觉。有时候在面对一个题材的时候，你会在第一时间感觉用哪个文体表达。小说是可以虚构的，散文需要大量细节，我现在诗歌写得很少，因为我觉得诗歌的难度非常大，它很容易上手，但要达到一个高度却非常难，于是我慢慢地转向了散文的写作。经过十几年的创作，我最想写的题材基本上都写出来了，但我发现还有很多东西是散文写不了的。小说对每个作家的意义都是不一样的，用一句话来说，我希望用文字去照亮一些非常卑微的生命。我出生的地方比较偏僻，我周围的人也是一些很卑微的人，他们是生活最底层的人，但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光芒，我希望用文字的光芒去照亮这些卑微的灵魂。

作家要不断地开拓自己的疆域。长篇小说《白茫》是二十六岁写的，我当时想用一种非常亲切自然的方式去写，属于本色写作。长篇小说《闯广东》写的是别人的生活，属于他者的经验。从写直接经验，到写间接经验，有一定的难度。但小说家有一种很重要的能力，那就是感同身受的能力，正是由于这种能力，我才可以使笔下的生活有一种出土文物般的真切感。

对于散文与小说的差异，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散文有点像花你的存款，这笔存款是不增值的，花一点就少一点。而小说就像买理财产品，它是增值的，因为你可以虚构，形成一个新的东西，这给了作家很大的自由。其实我很想写一种介于散文和小说之间的文体，散文有一个很好的特点，非常亲切。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下一篇长篇小说我可能会这样写，写我的外婆最后几年的生活，叫《孤独的齿轮》，我会花很长的时间把这些细节做到极致。

周乐秾：以上是文学体裁的问题。下面我想了解地域空间在你写作中的特殊作用。你把江南比作母亲，把西南比作父亲，把岭南比作妻子。这三个地方你分别呆了几年，地域空间的转换，以及不同的地方在你文学创作中分别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有哪些具体的影响？

盛慧：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决定性的因素不是技巧，而是他所承载的文化，可以说，文化是作家的母体。每种文化其实都有很特殊的形态，有些能直接在你的作品中表现出来，有些是间接的。比如说我在写作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是用方言写作的，它的气息、节奏和味道是不一样的。我认为最厉害的小说是能写出味道来，比如，汪曾祺、陆文夫等。江南文化对我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但我并不满足，我就像一条鱼一样，到处游，游进了不同的水域，感受不同的水温，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偶然事件，实际上又是必然的。比如，我在贵州感受到了很深的巫文化。很多江南的作家写得很好，很精细，但是格局小，不开阔。我用江南文化和贵州文化相互对照，在里面找到一种文化差异。到了广东，我觉得广东文化可以用三个字形容，一是“根”，二是“闯”，三是“叹”。作为迁徙的族群，广东的宗族文化十分兴盛，林立的祠堂就是最好的佐证；作为海洋大省，广东人领风气之先，最早开始闯世界，正是敢闯敢拼的精神，创造了广东的经济奇迹；另外，广东人特别懂得享受生活，一个“叹”字，把广东人的这种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周乐秾：在阅读你的《水缸里的月亮》过程中，我感受到你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深具创造力的小说语言，纯粹、先锋、动力十足。你为什么大都用童年和少年的视角来抒写江南的场景和人物？这个视角非常特别，这样写作是否能发现更多的东西？

盛慧：最初的选择可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但是我后来回想，对于这个世界，童年是一种仰视的状态，而且在小孩的眼里没有尊贵卑贱，所有的人都是放在同一水平线上去看的，非常真实，非常有诗意，一旦成年以后，看一个人就会用一种比较确定的眼光，一种世俗的眼光去看。我觉得在一个作家身上童心很重要。每一个在乡村长大的小孩都是一个诗人，哪怕他不写诗，但他本身就是一种诗人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我自然的选择。

《水缸里的月亮》是从我一百万字的中短篇小说里面选出来的，这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最后我又用了一个多月重新修改，剪掉了很多枝蔓。在年轻的时候会故意做一些语言的修饰，但是在出这本书之前，我把这些东西基本上都删掉了。里面有些改动很大，包括《水缸里的月亮》这篇，我希望它更朴实更有穿透力，让大家更关注人物的命运而不是语言，十年以后再改动一部小说，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周乐秾：你的作品中，有很多富有创意的比喻和句子。很想听听你创作这些妙句的经历。

盛慧：我记得奥登说过一句话：“语言一经败坏，作家自己也必定随之败坏。”在写作中，我尤其注重语言。我一直试图通过语言找寻事物之间的隐秘联系，呈现斑斓的世界，而非一个平面苍白的世界，同时，为情感的表达找到最适合的路径，微妙的情感，必须用微妙的语言来表现。对于写作来说，语言是最大的现实。对集体来说，语言是一种公用的工具，而对个体来说，语言永远是私人的，是与世界联系的独特方式。所有写作，从根本上说，就是寻找真实的自我，这是深层次的自我，这种自我，包含着许多决定性的信息。表面上，是我写下的句子，实质上，是句子找到了我。句子成全了我，独一无二的我。一个人选择的言说方式，是他已知和未知生命的整体，一个人身上包含着历史，比如，有一些句式，来自于我们的童年，来自于我们的祖先，来自于我们的出生地，来自于我们遇到的人，它们混杂在一起。当然，它也包含着未来。对于作家来说，语言就隐秘的个体现实。

对于艺术作品来说，肌理非常重要。以雕塑为例，罗丹的雕塑，表面的肌理是非常有凹凸感的，在米开朗基罗那个时代，人的肌肉是很平滑的，但是罗丹做一个老妇人，这个老妇人以前是妓女，她老了以后身体上这种丑陋的状态，他用了非常收缩的肌肉来表达。我在里面感受到了像语言的那种不光滑的状态，他的作品如果在灯光下一打开，不同的阴影造出来的效果是非常有感染力的。

所以我觉得写小说也好，其他作品也好，是需要像其他艺术门类去学习的，尤其是作为一种文学的现代性，跟雕塑一样，我们需要追求情感的投射，以前我们的作品对这种个人化的情感发现是不够的，人性中有一个幽暗的地下层，现代的作品需要发现一些微妙的事情。我有个小说叫《一瞬之夏》，上次见到我的表姐，我问她：“你还记得吗？你19岁去我们家，我和堂弟那时候都很小，但是都有种对美的感受，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拼命拉着她想睡到我们家，堂弟想拉着她睡到他们家。”

周乐秾：短篇小说《一瞬之夏》是书中最美的一个故事，一个美到极至又朴素到极至的故事。水生、堂弟、堂姐，三个人的世界。少年水生对堂姐朦胧的倾慕之情，让人感到回肠荡气。好的作品，每一次的阅读，都有一种触动人内心生长的力量，复活并照亮阅读者的人生经历。你认为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给读者带来的最可贵也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

盛慧：小说写的是内心的波澜，而不是外在的波澜，即使是外在的事件，也要转换为内心的波澜。我对小说的理解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发现”，第二点是“发明”。“发现”就是要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内核。在每一部小说里都有一个核，有些核是硬核，有些核是软核，软核的东西是非常能触动人的东西。比如说用故事来支撑小说就是硬核，如果说用情感来作为一个爆破点，它就是一个软核。这个就像核武器一样，找到了，到小说快要结束的时候都要引爆它。我反而是希望把故事化掉，变成叙述的一部分，在你向前慢慢推进的时候，故事自然引出来的，而不是故事在前面带着你跑。我希望用渗透的方式来让你进入到我语言境界里去。那么“发明”，我刚刚讲了，我们在写作的手法上，在语言技巧和结构上有新的创造。我觉得如果既能发现人性中幽暗的、隐密的、不为人知的东西，又能用全新的、陌生的、美的语言来把它表达出来，这样来写就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作品。好的东西会让你的心变得柔软，让你的情感变得丰富。我觉得这就是文学本身的意义，让每个人成为一个真善美的载体。

周乐秾：你曾说过，让读者看到你的才华并不是一件高明的事，在练到一定功力的时候，读者不再看到你的才华，这才是最高的境界。当我看到你的这句话深受启发。我感觉写作与做人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作家能自觉拥有这样的写作意识和境界，也就是说他不再以傲慢地卖弄才华为荣，其内心该是何等纯粹。

盛慧：这种境界首先是我努力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一种控制力。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的诗歌写出来以后，他会读五十遍，他会把那些很华丽的东西全部抹掉，我觉得这是我要学习的。

周乐秾：有的作品无论怎么写，都会留下非常明显的卖弄才华的痕迹。

盛慧：写作久了，经常会忘了我们出发时的目的了。我们要经常想一想，你最初拿起笔，要写的时候那种感受、那种初心，要不忘初心。

周乐秾：中国先锋小说，对你有怎样的启发？

盛 慧：先锋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已经成为往事，但每一个作家都必须具有先锋的精神，只有这样，文学才会有顽强的生命力。

周乐侬：你近期的写作，有怎样的变化？

盛慧：英国作家麦克·尤恩说：“人的很多的能力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强，写作就是其中一样。”我今年已经四十一岁了，四十岁以后，我希望自己的写作更加从容。在我看来，好的文学作品要写出痛感、质感和美感。我希望写下的每一个字都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希望每一个地方都气息通畅，每个句子都充满生命力，能让读者产生了一种微醺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