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阳：盛慧，我读你的中短篇小说，有个非常强烈的印象就是，你的笔触细腻、唯美，包括你的长篇《白茫》，也时有大段的环境描写、场景的铺陈和情绪的渲染，这无疑是典型的“散文化”处理。我知道你最初是从散文、诗歌进入写作的。关于小说的散文化，你是怎样看待的？有哪些认识？

盛慧： 我确实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散文创作，还曾是中国“新散文”运动的一员，我们试图打破文体的界限，寻找散文的无限可能，比如张锐锋的一篇散文，就可以写到几十万字。但是，客观地说，散文对于我来说，与其说是一种文体，不如说是从诗歌到小说的一种过渡。事实上，我小说中的“散文化”倾向，确实存在的。每一个作家都试图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来讲故事，也许是性格使然，我更喜欢用一种缓慢、深沉的调子来讲故事，这样的方式，会使小说变得更加亲切、柔和。开始的时候，这一切是不知不觉的，时间一久，我发现，这或许可以成为我个人的一种风格，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

刘凤阳：你处理故事的能力很强，你的小说虽然有“散文化”倾向，但是“故事”从未缺席。这一点，和一些从诗人和散文家“串行儿”过来写小说的作家有所不同。很多人把你和早期的苏童相比较，你们有同样的“江南”人文背景，有同样的对童年记忆的执著，还有对个性化语言的追求、对“意象”的重视，但是除了这些，苏童还被公认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你怎样看待小说中“故事”的地位和作用？

盛慧：不瞒你说，在先锋作家中，苏童对我早期的创作影响很大，有一年，在北京跟他喝酒的时候，我还当面跟他说起过呢。我觉得，苏童的小说，很像一幅水气淋漓的江南水墨画，他的故事是化在其中的，属于暗藏玄机的那一种，让人有无穷的回味空间，这是我最欣赏的地方。我认为，如果把小说比作水果，故事是就是它的甜味。在一篇小说中，故事很重要，好的故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光有好故事还不行，它仅是一张施工图纸，真正的创作应该是一次历险，在创作的过程中，你的“现实”就是每一句话，每一个段落，尽力写好每一句话，每一个段落，你要做的是尽量饱满、流畅、生动、新颖，像在黑屋子里摸索着前进一样……

刘凤阳：据我所知，你写小说的同时，散文写作一直没有中断过。小说和散文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像汪曾祺的“桥边小说”系列、包括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小说乎？散文乎？一直被评论界争论不休。但是，从文体上来讲，这依然是两种不同的归类，界限越是被模糊，越是考验作家的创造力和对文体、文本的自觉。你怎样分配小说写作和散文写作的比重？决定你把一个素材、一种感悟、一点“发现”写成小说或者写成散文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盛慧：小说、散文、诗歌和艺术评论是我的四个“女儿”，以前我的爱是平均分配的，但现在，我把大部分的爱都给了小说。我觉得，说得清楚的东西，适合用散文来表现，说不清楚的东西，适合用小说来表现。苏珊·桑塔格说：“小说是复杂的艺术”。随着年龄增长，我认识到了世界的复杂性，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事件，其实都是说不清楚的。我尤其喜欢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创作，前者接近于诗，要保持敏锐与克制，后者则要从容而饱满。对于每一个小说家来说，引发创作的兴奋点是不同的，对于我来说，故事和氛围是催发我创作的两个重要的点，或者说，我不仅需要好故事，还要找到与故事相契合的氛围，这样一来，原本线性的故事，就会变得丰满起来。每次写完一个长篇小说，都会一种被掏空的感觉，因为长篇小说描述的是整个世界，它像一个黑洞，具有很强的吸附功能。在很多时候，散文在不知不觉中会成为长篇小说的一个零件。

刘凤阳：回到“小说的散文化”这个问题，我认为，散文化的小说需要读者更多的耐心和参与，这一类的小说尽管不缺少故事和悬念，但是受行文和节奏的影响，可读性相对比较差，你怎样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可读性”的问题？

盛慧：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拿音乐来说，有人喜欢摇滚，有人喜欢爵士，这很正常。选择散文化的小说创作风格，就意味着，你会失去很大一部分没有耐心的读者，但是，同时，你又可以拥有一批忠实的读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把“可读性”简单地理解为“故事性”，这是不对的。我觉得，除了故事之外，散文化小说的可读性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语言，我认为小说是语言的杂技，我个人喜欢的语言风格是优美和幽默，而且这种幽默最好是隐性的。二是细节的密度，丰富的细节和细节的丰富性同样重要。三是情感的张力，小说最能打动人的不是故事，而是情感，如果能在平静的叙述下面，汹涌着情感的暗流，这样的小说一定是有感染力的。四是，要发现人性中古怪而幽暗的地下层，小说家这种独特的发现能力，是极其重要的。有人说，优秀的作家创造自己的读者，对此，我深以为然。

刘凤阳：没错，“可读性”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故事性”，我非常认同你的这个观点。从阅读的角度来讲，短篇小说更纯粹、更注重审美体验，而我向来认为，审美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消遣或者享乐，还应该是一种心灵的跋涉、颤栗和冒险，甚至一种劫后余生般的高峰体验，这一点和追求舒适、感官、“成功学”的“消费主义”文化格格不入。也许这就是短篇小说在当今不受市场待见的原因之一。你近年长篇、短篇“双管齐下”，短篇小说《一瞬之夏》可以说代表了你近期短篇写作的典型风格，请谈一谈这篇小说的创作初衷。在这篇小说里，关于散文化，你做了哪些尝试和努力？

盛慧： 阅读对写作至关重要，它往往能触动你的创作灵感。《一瞬之夏》的创作初衷，最初来自于黑泽明的回忆录《蛤蟆的油》。他对姐姐的追忆，对我触动很大。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姐姐永远是一个温暖而美好的称谓。一个男人“爱”上的第一个女孩，总是他的姐姐。那种至纯至真、朦朦胧胧的吸引，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美好。 《一瞬之夏》是一篇小说，也是一篇唯美而又忧伤的散文诗。它是献给姐姐的赞美诗，也是献给姐姐的挽歌。小说中堂姐，源自现实生活。在现实中，我曾有这样一位堂姐，她身上“有一种像水晶一般透明、柔弱易殒、令人哀怜的美”，在大学毕业那年夏天，她在回乡下看望我们的途中，死于一场车祸。在小说中，我特意将这个结局隐去，将对堂姐的怀念融化在字里行间，让情感变得更加含蓄，用瞬间消逝的夏日，来缅怀生命的美好与绚烂，暗示生命的短暂与无常。在这篇小说中，我追求一种浑然一体的氤氲感觉，以清丽的语言，生动的细节，细腻的情感，呈现出一个少年内心的敏感与微妙，同时，勾勒出一幅恬淡的江南风情画。

刘凤阳：“一个男人‘爱’上的第一个女孩，总是他的姐姐”，你这个说法很有意思，“90后”、“00后”多是独生子女，等他们“开蒙”的时候，“爱”上的第一个女孩就应该是泛指的“姐姐”了，难怪现在“姐弟恋”大行其道——开个玩笑。关于写作，关于小说，除了散文化之外还有很多有意思、有意义的话题。《一瞬之夏》是你去年发表的作品，请谈一谈近期你最看重、思考最多的问题。

盛慧：近两年来，我做了一系列的艺术评论，从国画到书法，乃至到石湾陶艺，我希望能跳出小说看小说，从其他的艺术门类中找到新的感悟。在这个过程中，我思考的最多的中国传统艺术的问题，具休的说是气和节奏的问题，正所谓“气盛则神出”、“所有艺术的问题都是节奏的问题”，我希望在以后的作品中，气息能够更加贯通流畅，节奏更张弛有度，富有音乐感。这方面，老舍、沈从文、汪曾祺都已经提供了非常成熟的文本，值得我们去认真地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