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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通过“说谎”抵达更深邃的真实
更新时间:2019-03-29 来源:广东作家网
近日,花城出版社推出盛慧的长篇小说《闯广东》,小说以主人公谢闯的个人奋斗和跌宕起伏的生活磨砺为线索,侧面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这是作家盛慧的第五部长篇,也是他第一部以广东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他说,随着在广东的生活积累越来越多,将来还会写出更多关于广东的作品。
1、为“闯广东”的底层逆袭立传
在《打工族》杂志工作的经历是财富
羊城晚报:新作《闯广东》写了主人公谢闯从小山村云窝到广东的奋斗史,历经广州、深圳、惠州、东莞、佛山多个城市。能否请你谈谈最初的构思?
盛慧:“闯广东”现象是随着改革开放而产生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万千年轻人带着梦想来到广东,将青春挥洒在这片热土。如果说广东曾是中国经济的引擎,一个个“闯广东”的人就是一滴滴汽油柴油。我也是一名“闯广东”的外来者,一直想为之创作一部长篇小说。“闯广东”虽然是宏大的题材,我还是选择从小人物切入,因为我深信,一个时代的梦想应该从小人物的梦想实现开始。底层青年的人生逆袭,完全可以折射出一个大时代。
羊城晚报:这部小说写了五年,为什么会花这么长时间?
盛慧:小说创作类似于珍珠的形成,故事是沙,经验是分泌物,只有长时间的作用,才会让沙变出晶莹的光泽,成为艺术品。这五年中,构思和修改占据了很长时间。我一直觉得,作家的真诚和严谨,读者是可以感受到的。这部作品,我修改了十遍,有一次删除了三万字。这种修改,类似于对每个词语的审判。其中最重要的修改环节是全文朗读。我希望让作品找到音乐般的节奏,让每个词语,找到属于它的位置。正如围棋大师吴清源所说:“棋下得最好的时候,每个棋子都在最好的位置上。”
羊城晚报:写这部小说的过程据说有很多巧合?
盛慧:2006年年底,我在《打工族》杂志担任副主编。有一次参加文学会议,偶遇谢有顺老师,他说:“你这份工作是一笔财富,今后,你完全可以写一部反映打工人群生活的长篇小说。”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埋在我心里。
2010年,我在《打工族》杂志策划了“闯广东”的主题征文,有一天看稿发现了一篇文章,故事传奇、细节生动,当即决定刊发。但这个叫高寒的作者没留地址,只留了电话号码。发稿费时,打电话索要地址,没想到高寒竟和我是邻居。两人见面后,相谈甚欢。高寒有写日记的习惯,读完他的二十多本日记,我非常兴奋,觉得可以从高寒个人的沉浮中,刻画出一代打工人的心灵史,折射出重大转型时期国家和民族的一个侧影,于是萌生了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念头。
羊城晚报:主人公谢闯是个爱写诗的文学青年,今天人们也关注到不少“打工诗人”,你和这些诗人的接触多吗?
盛慧:在《打工族》杂志任职时,我曾负责诗歌栏目,与诗人们交往甚多,经常参加诗歌活动,还写过《打工诗歌是悬浮生存与情感撕裂的产物》等文章。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能读到底层打工一族的来稿,听他们讲自己的生存状态、喜怒哀乐。非但如此,我还走遍了珠三角的每座城市,深入工厂车间,与打工者们面对面交流。我记得有一名打工者,他的梦想是买一只骆驼,把它拉到城里来,供人合影。后来,他真这样做了。可是,当他历经千辛万苦,把骆驼带到城里,骆驼已经掉光了毛,没有人愿意跟它合影。
2、在“本色作家”与“职业作家”间切换
像存零钱一样积累细节
羊城晚报:小说里有不少真实生活中出现过的情节,你是一位非常注重从现实中积累写作素材的有心人吗?
盛慧:对于小说家来说,生活太重要了,因为小说要有烟火气。生活家不一定是小说家,但小说家一定是生活家。光有生活远远不够,优秀的小说家要有双重视角,既要对时代有整体的认识与把握,又要对当下的经验有具体的体验与感知。
对个体经验的尊敬,是小说的本能。细节是诗的起点,我希望用扎实、生动、鲜活的细节,恢复时代的肌理,带领读者迅速抵达现场。如果把一部小说比作静谧的夜空,那么细节就是星星,它们能够让小说闪闪发光。
在生活中,我像存零钱一样积累细节。对长篇小说创作来说,生活中的任何细节都有用。这一招是我从契诃夫那里学的,在《契诃夫札记》中,他随手记下的句子,很多都镶嵌在他的小说中。当然,小说不是细节的罗列。除了生活素材,情感储备也很重要。只有作者对笔下的人物充满感情,文字才会打动人心。我希望我的小说是一种半透明状态,既有生活的质感,又有诗性的飞扬。
羊城晚报:谢闯当过渔民、保安,后来也当过厂长、房地产策划师,到最后从事生态农业,他的个人经历和改革开放、社会变迁、行业兴衰息息相关。从他身上,读者能够轻易地感受到历史进程的变化。将个人融入时代的这种写法,可以说是你创作这部小说的抱负吗?
盛慧:个体与时代的关系,颇值得玩味。时代是个人表演的舞台,个人又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谢闯的成功,与他的个人努力密不可分,但更重要的是时代的机遇。谢闯身份的变化,与时代的变迁几乎是同步的。
说实话,写这部小说对我来说是一种考验,因为时间跨越大,主人公的经历非常丰富。我在“本色作家”与“职业作家”间切换,我也希望文风更加宽阔、从容,情感更加饱满、含蓄,给这个世界增加更多的善意与温情。
3、寻找用精神照亮苦难的可能性
《平凡的世界》是人生分界线
羊城晚报:“打工文学”历经三十周年这个时间节点,又让这个概念重新被提出来探讨。谢闯也是一名打工者,如果说写打工者的都是打工文学,那么《闯广东》也可以列入其中。不知你怎么看“打工文学”?
盛慧:作为年轻的小说家,我更喜欢寻找可能性,对标签充满天然的敌意。我不爱凑热闹,我的写作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写深深打动我内心的东西,二是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来写。广东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历程,曾有很多作家写过,但很多沦为了回忆录或忏悔录。而我想尽量呈现这个时代的复杂经验,呈现这个时代丰富的生活形态。
如果要反思“打工文学”这个概念,我认为大家把重点放在了“打工”,而不是放在“文学”。文学不是鲜榨果汁,而是时间的陈酿。任何经验都必须寻求艺术的表达,必须从“小我”走向“大我”,必须用精神将苦难照亮,否则,它所关注的仅仅只是表象的经验,无法触及灵魂深处。
羊城晚报:有评论家说《闯广东》是当下版的《平凡的世界》,你怎么看这个说法?你对《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怎么看?
盛慧:的确有专家这样评价,但我不能给自己脸上贴金,交给读者评判比较合适。
我在十七岁的夏天读到《平凡的世界》,深受震撼,有脱胎换骨之感。如果将我的人生分成两个阶段,分界线就是阅读《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对我的教诲是,小说最重要的任务是雕刻民族的心灵。
小说离不开思想,但小说并不直接创造思想,而是通过塑造伟大的形象来创造伟大的思想。伟大的形象就像高山,是在剧烈碰撞中产生的。谢闯的故事,充满了悲与喜、爱与痛、茫然与坚持,他穿越不幸的密林,最终抵达幸福的河谷,不管身处何种绝境,总有梦想的光芒照亮着他前行。谢闯身上的精神,既是激越高昂的、令人振奋的时代精神,又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中华精神一脉相承。我特别希望读者在读完《闯广东》之后,能够找到温暖的前行力量,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4、江南为母 西南为父 岭南为妻
诗性而现实地写作
羊城晚报:至今你已经写了五部长篇,你觉得创作长篇小说与写诗、散文、短篇小说最大的不同在哪儿?
盛慧:在我看来,小说与散文的区别,很多时候是情感的转化问题,在散文中,情感是可以直露的,而在小说中,情感必须转化成气,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写散文有点像花存款,这笔存款是不增值的,花一点就少一点。而小说像买理财产品,它是增值的,因为你可以虚构,这给了作家极大的自由。
小说、散文、诗歌是我的三个女儿,以前我的爱是平均分配的,但现在我把大部分的爱给了小说。主要有三个原因:小说是有趣的艺术,让没意思的东西变得有意思,让有意思的东西变得更有意思。尤其是长篇小说,这种快乐,很像上帝创造世界。其次,我骨子里有种冒险精神,写长篇小说像一场冒险,像在黑暗中摸索前进,这个过程不断出现惊喜,令人着迷。另外,小说是说谎的艺术,通过说谎抵达更深邃的真实。
羊城晚报:你原来也写诗,诗歌写作对你写小说有没有影响?
盛慧:诗歌确实是文学之母,我现在虽然很少写诗,但每天都在读诗,诗歌是语言的保鲜剂,让我对语言保持敏锐感。其实,对成熟的作家来说,文体的界限并不存在。比如一个人学功夫,学了咏春,又学了少林,真正打的时候不会固定用咏春或少林的功夫,而是将其上升到自觉。
我特别珍视语言,语言对作家就像嗓音对歌手一样重要,好的语言应该弥漫着果实的香味儿。我希望读者读我的小说,像徜徉在语言的幽径上,能产生幸福的战栗。
羊城晚报:你经历过江南、西南、岭南三地,把江南比做母亲,把西南比做父亲,把岭南比做妻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喻?这三地对你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盛慧:我出生在江南,1998年去了贵州,在那待了六年,2004年年底来到广东,娶了美丽的潮州女子为妻,目前在佛山定居。对这三个地域,我都怀有深厚的感情,所以,我把江南比做母亲,把西南比做父亲,把岭南比做妻子。
江南文化是我的底色,它的特质是精致、阴柔。贵州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巫文化,几乎每个少数民族的村落里都有巫师,非常神秘。而广东的文化属于海洋文化,非常包容、开阔。
三种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我作品的基本风貌。江南文化,带给我的是湿润的诗意。贵州的巫文化,让我明白万物皆有灵性。而广东呈现给我的则是火热的生活。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我追求一种诗性而又现实的写作,我试图唤醒万物,让笔下的世界,变成一个灵性的世界,让沉重的现实,有一种轻盈感,从而获得飞翔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