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这样描述张欣的小说：迷离的辉煌灯火，横流的泛滥欲望，深藏的扭曲人性，悬疑的山重水复，渺茫的爱情追求……这一切共同构成了张欣的世界，游走其中，不免为其所困，乃至神形俱失——显然，这样的描述有失浅表。不能认为只要抓住了欲望、白领女性、都市化、传奇性这些元素，就算抓住了张欣创作的要领。

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说过，张欣是最早找到文学上的当今城市感觉的人之一。张欣善于充分揭示商业社会人际关系的奥妙，并把当今文学中的城市感觉和城市生活艺术提到一个新高度，她始终关怀着她的人物在市场经济文化语境中的灵魂安顿问题。在她当时的一系列中篇小说里，不仅写出了南国城市烦嚣的物化景观，而且写出了大众文化元素无所不在的渗透；不仅写出欲望这头怪兽对所有人的操控，而且写出欲望背后人对终极关怀的诉求；不仅始终以男欢女爱的爱情主题作为构思的原件，而且通过商战背景下，一个个“痴情女子负心汉”或是彷徨迷惘花无主的感伤故事，表达着对超功利的人间真爱的强烈渴望。张欣的更为独特之处还在于，她的语言建构了一种契合都市语境的特有的抒情风格，一种古典美与现代流行话语相糅合的情调，打造出一种有着鲜明时代烙印的时尚化写作模式。于是，在当时新都市小说初兴的大大小小作者中，张欣是个独特的存在，为市民读者所喜爱。她有如一脉生机勃勃的独流——称其为“独流”，并非多么异端，而是她保持了自己的审美价值和人生价值的独立不羁，为别人所无法替代。

不可否认，张欣确有题材意义世俗化、结构方式通俗化，以及人物选择白领化、中产化等类型化特点，张欣小说中少不了都市小说的一些共性元素，那如梦的情景、物象的铺陈、欲望的膨胀、食色的细述、流行的语汇，但这又怎么样呢？世俗化恰是对人的自然欲望的肯定，是对教条和僵化的反拨；而通俗化则是她的一种审美选择。然而，如果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张欣尚被看作新都市文学的代表性作家，那么近些年来，随着张欣创作由相对静态转向激烈动态，由闺房甚至直接切入了黑社会，由人性善转入人性恶，她似乎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大众读物写作者，一个社会事件的猎奇者，一个偏向惊悚的通俗小说作家了。有评者对她渐渐丢弃了早期的空灵飘逸和小资优雅，以及抒情和浪漫的笔调深表遗憾，认为是一种审美上的丧失和倒退，离纯文学远了。事情是否果真如此，究竟应该怎么看？

我认为，从主导的方面看，张欣已从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形的叙事模式中跳了出来，不再是“深陷红尘，重拾浪漫”，也不再是白领丽人的怨而不怒，而是向着生活的复杂、尖锐和精彩跨出了一大步，不惮于直面丑陋与残酷，不惜伤及优雅，遂使她的都市小说的现实感、社会性容量、人性深度、心理内涵都有了明显增强。应该说，张欣新世纪以来的多部长篇，是向着两个向度发展：一是对巨大精神压力和都市变态人格的正视，强化了对人性深度的精神分析；一是向着社会结构和公共领域拓展，多以司法案件、新闻事件为由头，探究包括黑社会在内的幽暗空间里人性的光怪陆离，寻求正义的呼声。

异质的畸形女性形象是张欣近作中的一个亮点。说实话，我对所谓的女权主义一直心存疑虑，有些问题，越是过分强调，越有可能伤及自身。这样说并非因为我是男性，而是我看到一些女性，尤其是性格过于强硬的成功女性，她们承受了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其艰辛可想而知，她们在精神生活方面却严重缺损。张欣的《锁春记》让我又一次遭遇了她们。她们仿佛在自我诉说，又仿佛在无奈追问。《锁春记》是张欣关于女性自身的一部心经。张欣说：“我们终将发现，对手来自内心。”这部作品着力塑造的三个女性，她们都是优秀的，她们的生命轨迹却不寻常，而且心灵在不同的境遇中发生了畸变，最后一个个结局凄凉。在外人眼中一向幸福的佳偶庄世博与查宛丹，之所以出了问题，原因或许很多，最直接的原因却是庄世博的妹妹庄芷言从中作梗，生生地拆散了他们。芷言一直守在哥哥身边，她不能容纳哥哥身边的任何一个女性，查宛丹的无言退出和出走，叶丛碧的无声忍耐和相守，都是因着对庄世博的爱。叶丛碧最后意外离开人世，庄世博无法收场时芷言又承担了一切，然而，貌似内心强大的芷言最终却选择了自杀。她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她的秘密便是禁欲式的“锁春”，深爱丛碧的净墨窥到了她的秘密，净墨的厌恶是一根刺，深深地扎在她心上。一个优秀的女人最终像一片羽毛一样随风飘逝。《锁春记》的文本是错综复杂的，但却有如《红楼梦》的一个枝杈，三个女性的人生和命运都是绕着一个男性所展开。

在《锁春记》中，值得注意的是张欣转换为男性视角对女性命运的一些思考。庄世博其实是深爱他的第一任妻子查宛丹的，但是，面对一个击剑者、一个在生活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妻子，他多少失去了自信，以为妻子一直暗恋别人。所以，当他一旦遇到较为世俗而简单的叶丛碧时，便感到了放松，自己很清楚，放在过去他是不会喜欢她的，但现在不同了，他劳累的心需要轻松与体贴，这一切是查宛丹所不能给予的。女性的过于强大必会带给男性无穷的压力吗？现代社会那些优秀的女性，其实反过来承担着比普通女性更大的来自社会和男性的压力。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向给我非常温暖印象的张欣，会选择一种较为极端的人物来完成她有关女性的心经？依照她在《幽闭》一文中的说法，那是因为我们的心灵已经幽闭和麻木得太久，但她仍然期待着有一天把坚冰打破，让万物花开。

张欣长篇新作《千万与春住》全文首发于《花城》2019年第2期，责编 杜小烨，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购买纸刊。单行本即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揭示深藏着的人性的复杂与诡谲，直面变态人格，是张欣在观察都市精英人物时的另一出彩之处。张欣曾说：“病态的都市恰恰隐藏最复杂、最不为人知的人物关系，隐藏着让人心酸的哀怨、感慨和心悸的插页。张爱玲也说过，人生如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读《锁春记》不期然地与萨特的那句名言相遇：他人即地狱。其实，庄世博完美的外表下隐藏的是一个自私的男人的灵魂，他对叶丛碧只是需要，而非爱情。叶丛碧出事后，他选择了逃避，而非面对。时时守护着哥哥的芷言觉得哥哥有病了，甚至为他去咨询心理医生，得到的诊断是没有病。她不解。事实上有病的人正是她自己，在庄世博的生活中，庄芷言扮演了父亲、母亲、妻子的多重复杂角色。她一直压抑自己作为女性的正常欲求，对男人没有兴趣，不想结婚。她的生活是“没有春天”的。从精神分析角度看，这一对兄妹的精神和性格形成可以在他们的童年经验中找到原因。我们在不止一部中外作品中读到过恋母或弑父的情结，读到过可怕的占有性的“母爱”，却还不曾见识过像庄芷言式的专制的兄妹之畸情。或许芷言也如张爱玲笔下的七巧，戴着黄金的枷扑杀了好几个人，也辟杀自己，全是原本和她最亲近的人啊。最后那残酷的结局证明，芷言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她得的是微笑忧郁症。

张欣近作中最令人震惊的人性故事藏在《不在梅边在柳边》之中，这部作品的内容已经不能用都市来框范，它直指人性中那些由童年经历而来的难以磨灭的斑斑伤痕和深刻存在。外形美艳、气质高雅、才干出众的女性梅金是个好妻子、好儿媳、好妈妈，这样的女性是众人艳羡的对象。其实，她从身到心严重造假，为生计所迫时她做过三陪小姐，还与自己的整容医生冯渊雷莫名其妙地发生了性关系。梅金对重男轻女的家人们的仇视甚深。另一人物蒲刃，学术生命旺盛、气宇轩昂，举止上俨然树仁大学的一道风景，有明星般的辉光，人又未婚，颇类完美。可谁知道，这个人却有着对亲生父亲的无比仇恨，表面上孝顺无比，背地里一直在给父亲慢性投毒，最后与父亲同归于尽。这两个人的内心不能简单用恋母或弑父情结来阐述，他们两人表面上区别极大，本质上却相通。儿时过于贫困落后的生长环境，家庭暴力中的成长经历，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求，和最后的一塌糊涂的失败，均如出一辙。背负着背叛朋友的重负的冯渊雷表面上深爱妻子乔乔，实际上与其他女性有染；蒲刃面临巨大压力，通过与高级妓女小豹姐一起过夜来排解……尽管产生所有扭曲人性的土壤是儿时的黑暗经验，但是，这样的世界、这样的人性，仍不免让人产生绝望之感。

张欣的另外一些长篇则借助新闻性社会事件来展开。《沉星档案》以电视台女主持人公寓遇害案为切入点，引出一个黑道人物——贺少武。《深喉》以某大都市报业竞争为背景，涉及多重不为人知的黑幕交易。它们绝不是对新闻事件的形象化爆炒，而是表达了作家对隐藏在城市深处的重大社会问题的深沉思考。《深喉》凝聚了都市报纸行业的竞争、司法界的某种深层腐败，以及人们对正义和道德的苦苦追寻等元素，使之既是一部畅销作品，又具有相当的思想道德价值。《深喉》表层的主人公是追求正义和真理的《芒果日报》名记者呼延鹏，他年轻气盛，有很强的责任感，为张扬正面精神价值不惜冒生命危险，以至身陷囹圄，饱受摧残后几乎失语了，只说“自由真好”。但实际上，这部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是“深喉”。“深喉”是谁，在何处，小说自始至终都没有明确喻示，但我们却能感到“深喉”无所不知，无处不在。是所谓的“上面”的那个人吗？显然不是。是徐彤吗？是，又不是；是槐凝吗？也是，也不是。“深喉”，就是事件背后所发出的那个更深层的声音。有时候，“深喉”是确切的一个人，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象征、一种信念，是传递正面声音的喉咙。《圣经》上说，那门是窄的，那路是长的。“深喉”就是要引作品中有正义感的呼延鹏等人走过那道窄窄的门，通向其漫漫而修远的路途的人。这就是张欣的都市悬疑小说的意义所在。人总在不懈地追寻着正义，哪怕是隐约的、渺茫的、潜在的。继《深喉》之后，张欣又有长篇《用一生去忘记》问世。文笔十分鲜活，其最大的突破在于塑造了何四季这个新鲜的农民工形象，的确很少有人以善恶同体的复杂去写一个农民工。

张欣最近说，生活永远比小说精彩。我想写现实、写人性，我希望我自己的作品能够直指人心，表达了她希望更深广地拥抱现实生活的心愿。诚然，张欣的近作中确实丢失了一些柔情似水的浪漫，她由婉约转向了冷峻。作为现代都市的书写者，张欣总要扩大自己的世界，总要正视“恶”的作用，总得尝试新的写法。她正在探索中。我们没有必要纠结在张欣究竟算纯文学还是通俗文学，以及孰高孰低之类，在今天没有绝对的“纯”。关键要看，一个作家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她的时代及其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