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粤军：裴蓓

更新时间：2019-02-26 来源：广东文坛

作家简介

裴蓓，第二届广东省中青年“德艺双馨”艺术家，广东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广东文学院第三、四、五届签约作家，珠海市政协委员，珠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珠海市新阶联副会长。编剧、导演、制片人。珠海山中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山中木（北京）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

文学方面：小说《水击三千里》被作为2018年最值得看的文学作品列入《2018年中国文学排行榜》丛书，为《2018年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7部作品之一。作品曾获第十三届《小说月报》百花奖、蝉联第九届第十届广东省鲁迅文学奖（文学类），第二届华人华侨文学奖，广东省首届青年文学奖，入选第五、六届中国鲁迅文学奖。

电影方面：获第3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两项提名，获国家教育部和广电总局推荐给中小学优秀影片，蝉联第九届第十届广东省鲁迅文艺奖（艺术类），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作为2010年国家广电总局优秀影片在中央电视台重点推介，被称为“中国电影人和文学人结合的范本，对中国电影有特殊贡献”。电影《天上人》《青涩日记》入选改革开放40年优秀广东电影。2018年12月26日，裴蓓作为广东省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国电影家协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

主要作品

2002年，在《中国作家》发表第一篇小说《曾经沧海》，《小说月报》选载。

2005年，在《小说月报》原创版发表中篇《南方，爱你我说不出》，《中篇小说选刊》选载。全国众多报纸连载，5.1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套节目连播。

2008年，在《当代》发表小说《单位》，在《特区文学》发表《我们都是天上人》，《小说月报》转载。被广东省选送第五届中国鲁迅文学奖。

2010年，在《中国作家》发表剧本《辛亥新娘》。

2012年，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制片人》，《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选载，获广东省鲁迅文学奖，第六届中国鲁迅文学奖前20名作品。

2018年9月，《小说选刊》头条发表中篇小说《水击三千里》，入选《2018年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

名家点评

裴蓓看取生存的目光是温暖的，诸如陈珊，她阴冷地写出了康嘉薇，自然也悲悯了康嘉薇。那是因为她看出了生存的沉重，以及这沉重下人生的灰暗与艰难。她终究还是宽恕了康嘉薇，这个在她笔下有虎狼之狠的女人。

——郭小东

裴蓓给我最大的触动，是她作为一名作家的内心坚持，这在浮躁的时代尤为难得。

——陈建功

裴蓓的作品一如她的本人，灵气而真诚。

——雷达

裴蓓面对南方的躁动不安和人性裸露，不是满足于呈现，而是以一种冷静和理性的目光去看待作品主人公的精神变异，能从欲望化的叙事中升华出精神的追问。

现在不少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热衷于研究幸福，推崇幸福指数。其实幸福是纯粹个人的体验。裴蓓用小说的方式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阅读她的作品也许要比阅读那些关于幸福的数据要有用得多。

——贺绍俊

裴蓓的写作优游自若，又力透纸背，读来回肠荡气，感叹不已。

她把笔墨主要集中于人物的行状，内心的涟漪，使得作品在细部上声色并作，丝丝入扣，颇有一种工笔画的效果，让你觉着一切都那么真切，那么显豁。叙事大含细入，如锥画沙；议论不温不火，谈言微中，间或还流露出佛禅意趣的哲理韵味，耐人咀嚼，引人回味。

——白烨

小说《制片人》是时代精神境遇的一种隐喻。当网络视频、商业广告、畅销读物、娱乐海报等拼接成一幅幅令人目眩神迷的文化景观的时候，真正的艺术仿佛只能沦为黯淡退场的尴尬角色，这构成了当今时代精神的一个侧面。所谓时代精神，意为一个时代特有的价值取向及历史发展趋势，涵盖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及社会习俗。从这个意义上，这篇小说以文学的方式，呈现了时代精神境遇的某种隐喻，书写了我们这个时代艺术可能遭罹的命运。

——付秀莹

《青涩日记》是一部近距离反映现实生活的少儿电影。它与多数少儿影片一样，选择校园与家庭为背景，来展现少男、少女成长中的欢乐与痛苦，透视社会对少儿的教育与责任。但是，这部影片中由于编导者采取一种心理学的视角，影片达到了多数同类影片未能企及的思想与艺术力度。（摘自《人民日报》）

——章柏青

创作谈

一个作家电影人的“迷途”

□裴蓓

我的奇怪身份之由来

我的身份让不少人好奇，物理老师、时政记者、作家、制片人。如果您看完了下面这封信，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这封信是2018年10月大学母校校庆时，我惭愧地成了优秀校友，系领导让我写一封信，我的落款是“让你们恨铁不成钢的学生和同学”。

尊敬的老师和同学：

遗憾不能和大家见面。似乎还不只是不能，更是不敢。身为物理系的学生，没有在物理上有任何建树，居然做着文学和电影，很有走旁门左道不务正业之嫌。

我很感谢上天安排我们师生一场同学一场，感谢那几年你们给我的关注和关爱。可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学生，我没有好好听你们的课，我总是在课上课外一知半解地看很多与课程无关的书籍，比如，国外的文学名著，黑格尔和萨特的哲学，还有霍金的黑洞。尽管我的物理知识实在支撑不起我理解黑洞。

我一直很愧疚很茫然，因为我的思维是发散的、跳跃的、感性的，不适合严谨的物理。然而我的内心却是那样想做你们的好学生好同学，那样珍惜和各位的缘分。

那时我太小，16岁，不懂得取得你们的帮助做一些改变。后来，我不断地想走到我应该走的路上，我考哲学系的研究生，考新闻系的研究生，最后终于在27岁时成为记者，总算离我的气质稍稍近了一些。在我36岁时在《中国作家》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旋即被《小说月报》等几家选刊看中，我终于知道，我原来是干这行的。在我和国际著名导演合作拍了第一部电影时，国家广电总局专家给予的评语是“中国电影人与文学人结合的范本。”我才知道余生应该就做这个了。可是，这时的我已进入不惑之年，已有些意兴阑珊，而国人对纯粹的文艺作品也有些意兴阑珊。我做得不够好，所以我不敢见大家。

我的经历总让人好奇，但我感觉确实有点辛苦。可能这就是上天的安排，就像上天安排我在青春年少时和大家相遇相知。

我珍惜那几年大家在一起的时光，珍惜你们给予我的情意，珍惜命运给予我的恩赐和磨难，珍惜所有。祝福大家，感恩！

曾经让你们恨铁不成钢的学生和同学裴蓓

如果您看完了这封信，您是什么感觉？是不是会对您的人生选择或者儿女的人生选择有一点点触动？

多年前，我曾遇见系辅导员，他很自豪地说：“裴蓓，当初是我把你录取到物理系来的。”我心里叫苦不迭，如果当初我不被录取，我的父母就会让我复读，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

如戏般地开始作家生涯

2002年8月，我接到一个天津的电话，说：“你的小说被我们转载了。”我疑惑：“天津的？《小说月报》是什么刊物？”对方说：“亏你还写小说。”

打电话的是当时《小说月报》的编辑部主任，我后来的好朋友，他转载了我在《中国作家》发表的处女作《曾经沧海》。

说起《曾经沧海》，更像一出戏。那时我还在报社，偷空写了一篇小说，捂了半年不敢示人。偶遇一本地老作家，让他翻了几页，他说：“这小说你还不敢拿出去啊，我给你一个地址，你寄出去。”

这个地址是《中国作家》的，我忐忑地寄出去了。本来这种自由来稿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可偏偏就被一位副主编关注了。原因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我的名“蓓”字。他说，他的初恋女友也叫“蓓”，看到我的名字很亲切，就认真看了稿，觉得挺不错呀，立马就签发了。

我有时想，如果我叫别的什么名，我的第一篇小说没被注意，我还会继续写吗？那我现在在干嘛呢？

我就这样懵里懵懂地写下去了，懵里懵懂地被《人民文学》、《当代》、《中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还有不少好刊物关爱，时不时地也获一些奖，从此便成了所谓的“作家“。当我第一次被称作“作家”时，感觉有些滑稽，觉得人生如戏。

当然，被我景仰的众多文学刊物关爱，我是幸运而心存感激的。只是性格使然，我很少和大家在一起，感恩之心难有表达。

我是一个低产作家，因为当时在报社工作比较忙，后来又被人叫去当编剧“御用”了几年，再后来又拍起了电影。

堂吉诃德的尝试——为作家们冲出一条血路

为什么要拍电影。很多人问我。

最直接的原因，小说版权被买了，总是拍不成，或者拍出来不是那么回事。

另一个原因，喜欢。就像写作，喜欢。

还有一个很高尚很不自量力的理由，为作家们冲出一条血路。

当作家一些年，看到很多优秀的纯文学作家的际遇，边缘化，他们的睿智和深刻不被大众关注，寂寞和孤独正在蚕食和吞噬着很多才华横溢的作家的激情和本真，他们空怀兼济天下的宏愿，在坚守着的文坛独善其身。

我想和少数几个跨界的作家同仁一样，以血肉之躯在荆棘中滚出一个缺口，让很多在现实中满怀惆怅的作家看到另一处希望。尽管，我人微言轻，尽管，我当时偶被斥之为堕落。

因此，我在下决心自己投资拍电影的时候，很有些视死如归的悲壮，有点像董存瑞举着炸药包，高喊：同志们，冲啊。

很多人关心我的资金从哪里来。我用我给儿子的信里的几句话转达：“你的母亲没多大本事，对钱本身没有概念，丢三落四的，但思维特别，也还幸运。比如，在1997年的股灾中似乎透析了股票的涵义，便不再碰它。在房价还是一两千的时候，只要有稿费和余钱，便拿到几个城市去按揭买房，然后房价就莫名其妙地涨了，莫名其妙地这辈子不用为生计发愁了，写作完全成了爱好。再然后，就莫名其妙地拍起了电影。”

于是，我卖了一栋房，加上我个人的一些积蓄，作为专项资金，拍起了电影。

拍电影的戏里人生

之前当编剧，我是被制片人封闭起来的。对拍电影本身，一无所知。现在要自己拍电影了，怎么办呢？

我找到珠海当地的一个女“群头”，就是为来当地拍摄影视的剧组张罗群众演员的角色。那时她和她先生做群头做得不错，在拱北买了两套房。

那段时间，我每天找到她，虚心地问有关剧组的各种问题，诸如建构啊，预算啊，演员啊，场地啊以及各种她能解答或不能解答的问题。大致弄清了来龙去脉后，我开始张罗。

很多剧组是草台班子，但我的剧组不能是。

我用的剧本是自己改编的，原著也是本人获第十三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的小说《我们都是天上人》。

我得找一个好导演好团队啊。这时，有一个贵人帮了忙，他就是当时中国作协专职副主席陈建功老师。他帮我介绍了在国际上获奖无数的导演宁瀛。然后我通过宁瀛导演找到很有些来头的摄影师吴樵，由他组建了摄影灯光团队。我再通过介绍在北京找到了专门负责主创演员的副导演。其他的制片部门我就尽量在珠海张罗。

就这样，一个剧组成立了，我成了制片人。我可能是当时电影界最谦虚最诚恳最好学的制片人。我的剧组很好，他们帮我划算，用最短时间最少的钱，尽心为我拍完了电影。

这部电影出来后，得到国家广电总局的认可，当时国家电影局的相关负责人看后非常兴奋，评价说：“这是中国电影人和文学人结合的范本，对中国电影有特殊贡献。”

遗憾的是，我作为制片人只完成了创作，没有完成发行，也没有申报国家级奖项，所以我没有完成“特殊贡献”的使命。其实，当时是有条件做得很好的，至少在国家级奖项上会有斩获。可我没有跳出文人的思维，失去了机会。

幸好广东省相关部门和领导非常爱重，给了不少奖项。

小说《制片人》的由来

我在拍完第二部电影《南漂》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小说《制片人》，发在《人民文学》上，《小说月报》《小说选刊》选了，获了广东省鲁迅文学奖，也是中国鲁迅文学奖的入围作品，倒是赚了一些眼球。

我在这里向我的剧组同仁们道歉，因为他们对我一直很好，很支持和配合我的工作，我却在小说中把剧组写得很不堪，其实那是为了追求艺术的极致。

我也要声明一下，我写故事中主人公为拍电影而倾家荡产，也是为了艺术的极致，我本人没有用家里的钱拍电影，也没有把家给抵押了。我一直把家当作归宿，任何时候都不会把家和家人当牺牲品。牺牲我一个，够了。

写这篇小说是想展示艺术在现实中的生态，想描写艺术理想与艺术商品化之间的强烈碰撞，想勾画一群深受伤害的被时代潮流裹挟却依然寻觅着灵魂栖息地的理想主义者。

我的电影有很浓的“作家电影”痕迹，总是想探讨社会问题，总是想阐释什么，总是放大了自己所谓匹夫有责的社会担当，然后就会遭遇市场困境，然后可能被人议论，你算哪根葱啊？！我真的不算哪根葱，只是一个另类的孤独的创作者。

作家和制片人两种角色的对峙

在那个阶段，我还没有走出作家和制片人两种角色的矛盾困顿。于是，我给自己的小说集写了一个序，虽然有些矫情，但也表达了那个阶段，一个作家向制片人转型的苦楚和无奈。题目叫《无奈可以痛彻心扉》：

我艳羡那些精灵般的文字，跳跃、诡谲、无拘无束，天马行空到惊世骇俗，然而，我只能艳羡。在我的大脑程序中，每一个代码似乎都传达着与我最初的物理专业和新闻工作惯性相关的指令，那种职业限定的逻辑规整乃至隔岸观火般冷静理性，格式化了我的灵性，挟持着我，迫使我趋众，迫使我用不够精彩的表达呈现刀刀见血的故事。

我渴望逍遥，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纯粹而通透。然而，我弄几个文字，做三两电影，为人妻母，为人老板同事，样样囿于世俗，角色盘根交错，人事盘根交错，我在这盘根交错的每个脉络和节点的空余都要顶帖，都要点赞顶踩，划上表情，注入关爱，有时我还要把那些盘根交错的脉络和节点搬移腾挪，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可能导致错位，甚至造成大面积的梗塞。所有的结果，我都得照单全收。于是我于世俗的若即若离是即多离少，我的纯粹只是内心里自我抚慰的借口托辞。

有一种表达我好心仪，鲜明，率真，犀利，对现实所有的褒贬赞弹都张鼓扬旗、酣畅淋漓。我心仪正义与良知、公正与自由，心仪悲悯的人文关怀，心仪对恶丑阴暗坚定的对峙反抗并引领向善的作为，心仪博爱与宽容。然而，我却只能将所有如注鸡血般的心仪淡化于柔弱的文字中，甚至将大爱大恨幻化为狭隘的私情般的呻吟。

我好向往原生态的自然，深山大川，老林荒野，大漠孤烟，行所欲行，止所欲止。然而，我纵有老庄破笈烂衣食不果腹依然唱着“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向往，却没有生吞昆虫、活剥猎物或与猛兽周旋嬉戏的生存能力。最终是，我常年关在斗室中，让灵魂在书本和网络中云游。

这些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凡人，我和所有尘世中的人一样无法抗拒现代科技文明的诱惑，我们早已是当今生活方式的囚徒，我们对物质文明所造就的种种便利和舒适有着病态的依恋，骨子里已经是这个由网络、通讯、尾气、污染、竞技、功利、名位等等所构成的喧嚣世界里的一份。我对原生态自然的渴望只是意念上的逃避和回归，那种回归只是一个遥远的梦境。

然而，那个梦境，寄托了我们对本真和明净的向往，对被现实剥蚀着的亲情、友情乃至爱情的纯粹性的渴望，对异化着的人文生态的感伤，对我们受伤结痂的心中深藏着的那份柔软的竭力护卫。因为那份柔软，促成了我们与这个世界和解，赋予了我们的宽厚与爱。

放下偏执，坦然地理解电影的本质

电影是艺术作品，但它也是产品，因为有投入就必须有产出。不然，出品方就会难以为继。

文人做电影或者当编剧，往往凭着一腔热血，凭着一种情怀，这其实是偏颇的。我们确实需要热血和情怀，但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我们不必为迎合商业而一味妥协，但我们必须要让大众喜欢和接受，那么我们的情怀以及社会担当才能真正转化成能量，我们的作品才有话语权，有一席之地。

电影是有其运作规律的。为什么李安导演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口碑和票房双丰收，因为他不仅懂艺术，还懂市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每一个电影既深刻地切入到现实和人性，却又有很大的市场IP。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导演，还是一个极好的制片人和营销者。

所以，我做得还很不够，我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好在，现在的中国观众已经越来越理性，对艺术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是有理想和抱负的电影人的机遇。

我希望今后我的电影，品质更好一些，IP更强大一些，希望既能有好的口碑，也有过得去的票房。最关键的是，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贴着标签的风格。当然，这只是理想。

电影人和作家的融合

电影人和作家的身份未必相互对立，而是可以相得益彰的。这是我近一年的新体会。

2016年末我开始筹备一部关于改革开放的电影。2017年底剧本完成，各方反应很好，国家、省、市有关部门很重视。并成为中国文联“中国精神中国梦”的文艺创作扶持的4个电影剧本之一。

意外的是，家里发生了一点事，我放下了这个项目。我在照顾家之余，把剧本改成了小说。

虽然电影尚未开机，但小说被《小说选刊》作为头条推出了。近日，小说被作为2018年最值得看的文学作品列入《2018年中国文学排行榜》，为《2018年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7部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