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现代性离不开文体的变革

徐芳：不少史家论说：现代散文始于“五四”文学革命。但在实现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以前，却经历了一段过渡。比如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毕竟是在行进中的中国传统散文框架内进行的，只求浅白，尚没有自觉的文学美感追求，其语言究其实也只是浅近文言，更何况大批白话写作的优秀作品的出现才是白话文学成功的真正标志，而这个历史任务，也许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五四”作家的肩上。“五四”散文创作不仅文体品种丰富多彩，风格流派各领风骚，而且题材范围之广，作品数量之巨，名家之多，都是前所未有……您是散文的专门研究家，而所谓散文的现代性，可能即在散文文体的变化上，您看主要体现出了哪些特征？

陈剑晖：这个问题比较学术化，不过很有意思。因为在中国文学的近现代转型中，散文的文体变革在内容与方式上都是很特別的，甚至在很多方面比小说和诗歌更能体现出近现代文学转型的价值和意义。

正如你所说，始于“五四”的现代散文在实现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以前，的确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的关键人物就是梁启超。他于1899年前后就写过《夏威夷游记》、《新大陆游记》等域外游记，但他对后代影响最大的，还是他创立的“新文体”散文。他用浅显平易、煽动性极强的新体散文取代僵化刻板的桐城古文和骈文等传统，并逐渐形成了独具一格、文体特征很明显的新的散文体——新文体，也称为“报章体”、“新民体”、“时务体”。

梁启超的“新文体”有着鲜明的特征：一是以欧西文思入文；二是平易畅达的文风；三是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新文体”对“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等的“论说体”散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如果我们将梁启超的“新文体”放在中国散文发展的长河中，尤其是放在中国散文新与旧的交叉点上来考察，我们看到，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仍属于旧文学的范畴。一方面，他将我国“杂文学”传统的优势和缺点发挥到极致；另一方面，他启迪了中国散文的新变，促成了现代散文格局的重构。而这，正是梁启超“新文体”散文的巨大历史贡献。

“五四”散文创作不仅文体品种丰富多彩，风格流派各领风骚，而且题材范围之广，作品数量之巨，名家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曹聚仁先生在复旦大学的一次讲演中，曾提出这样的观点：“由五四运动带来文学革命的大潮流，······弥天满地，都是新的旗帜，白话文代替古文站在散文的壁垒中了。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与其说是文学革命，还不如说散文运动较为妥切。”朱自清对“五四”散文也有过描述：“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朱自清所列举的方方面面的景观，可看作对“五四”散文品种的多样、风格流派的各领风骚，以及艺术方法丰富多彩的充分肯定。

若从文体的角度有，中国现代散文与小说、诗歌和戏剧相比，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文体上的自觉与成熟。当时的新文学建设者，一方面为现代散文进行文体上的溯源；一方面又认为应“彻底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于是，在这种双向的选择和创造中，建构起了现代散文的基本框架。

这种文体上的选择，首先体现在“文类文体”的建设方面。我们知道，我国古代散文从文类角度讲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它包括了韵文之外的一切散体文章，正所谓“非韵非骈即散文”是也。由于包罗的门类太多太杂，这样文学性散文和非文学性散文的界限便十分模糊，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散文的认识，也影响了散文创作的发展。

而五四之后出现的现代散文则不同于古代散文，它一开始就意识到散文不但应属于文学的范围，而且应作为文学的一个独立部门而存在。在这方面，首先要提到的是刘半农和傅斯年两人。1917年，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率先提出文学散文的概念：“所谓散文，亦文学的散文，而非文字的散文”。1918年，傅斯年在《怎样写白话文》中，开始将散文与小说、诗歌和戏剧并列，特别是将散文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部门来看待。尽管刘半农和傅斯年两人的文体意识还是体验性和零碎的，他们对于“文学性散文”的内涵和特征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但他们对于“文学散文”的钟爱，促使他们尝试着从传统文章即“杂文学”中将散文剥离出来，这可视为现代散文文体觉醒的先声。

中国现代散文的开拓者，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语体文体对于现代散文发展的重要性，并为建构一种既符合五四自由精神，又贴近散文本体的散文话语而不懈努力。具体而言，五四至三十年代前期的散文家和理论家对语体文体的选择与创造，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是“新而不乱，奇而不渎”，在“文言合一”，中西结合中探索现代散文语体文体发展的可能性。

其二，是在“化传统”过程中，追求语体的“漂亮”和“缜密”，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

第三，“言与意”、“形与心”的和谐组合，构成独具东方情调的语体文体特征。现代散文在文体上的选择与创造，除了体现在文类文体、语体文体等方面，在散文体式的选择与完善上也有建树，并形成了抒情独语体。闲话聊天体。幽默谐趣体等多种文体体式。

文体是文学最为直观的表现，也是作家心智的外化形式。因此，文学观念的变迁往往表现为文体的变迁，文学革命离不开文体的变革。而所谓散文的现代性，除了郁达夫所说的“自我”“表现个性”外，主要还是体现在散文文体的变化上。遗憾的是过去的散文研究者并没有看到这一点，忽视了文体和文体探索的重要性，同时对我国古代丰富的文体资源也挖掘总结得很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当代散文的发展。

文体的建构：自由与节制间的平衡

徐芳：英国评论家布尔顿在《诗歌解剖》里曾谈到“诗歌形式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一般的文学意义讲，理性形式可以说就是内容。”您对文体的形式也极为重视，有专门文章深入谈及；而对文体的研究，是否会改变人们对散文的某些看法，甚至“颠覆”了大家对散文的某些定义，并且因此而扩大散文创作的视野，丰富散文的内涵，增强散文的表达功能，提升散文的地位，从而改变以小说、诗歌为主体的当代文学格局？还有，就是您是如何看待散文的“自由”写作？

陈剑晖：我对散文的艺术形式尤其是散文文体研究，一直很重视。2001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一篇题为《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散文的文体革命》的长篇文章。2003年出了一本书，叫《散文文体论》。今年上半年，还有一本《现代散文文体观念与文体演变》的专著出版。我有两个国家课题，也是有关文体的。2017年开始，我还与王兆胜共同主编一套“文体与跨文体研究”丛书（共15本）。这套丛书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等，说明了专家学者也较重视文体问题。

我们过去对文体的概念理解得过于狭隘、过于机械。比如，国内的教科书将文体分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四分法”，国外则没有散文这个文类，仅有小说、诗歌、戏剧的“三分法”，这实际上只是从“文学体裁”的层面来理解文体，这是远远不够的。至于“广义散文”与“狭义散文”之分，也未能真正进入散文的本体。相反，过于僵硬，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的理论有时反而成为创作的障碍。

因此，在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对“文体”进行界说。我曾经在一篇论散文的文章中谈到：文体不仅仅是文学体裁、语言、风格和结构。文体更是时代、作家、文学体裁、语言风格的综合体。具体来说，文体可以细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文类文体，也即各种文学体裁的文体。此一层次的文体的功效，在于明确各种文学门类的外在形式和内在肌理的不同，如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的区别，等等，这是文体的最为外显的层次，也是文学文体的具体化形态。

第二层次：作为语言现象的文体，也可称为文学作品的语体文体。它包括作家对语符的选择和编码方式，还包括一个作家特有的表述方式、用词的习惯以及语气、调子和标点符号的使用等。语体文体是文体最基本的要素，它属于个体的文体，具有浮雕性、可感性和不可重复性。因此，话语文体是识别一个作家风格的最可靠标志。

第三层次：主体文体。它是特定的作家艺术地把握生活的方式，也是一个作家作为创作主体的艺术思维的总和。别林斯基曾指出：“文体——这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文体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在文体里表现着整个的人。”这里，别林斯基是从个性、人格和精神，即从“整个的人”来分析文体的。由于主体文体不仅最鲜明地体现了作家的主体意识，而且包含了作家潜在的美学的、情感的、个性的审美心理结构，因此，主体文体可视为是一种“深层结构”的文体形式。

第四层次：时代文体或民族文体，这是在语体文体和主体文体的基础上扩展起来的文体。当历史的某一时期，作家们的主体文体意识得以觉醒，并不约而同地采用相近的语体文体进行创作；同时，这些创作又打上了鲜明的民族文化的烙印，这时，带有民族特色的时代文体也就产生了。这就是所谓的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体。如五四时期的“白话文体”就属于“时代的文体”。

由于文体的源远流长和构成的复杂性，我在上面对文体层次的划分只能是相对的；而且，我不敢肯定这四个层次就穷尽了文体的外延和内涵。不过，有了上述的文体层次，我们就可以根据研究的重点，从不同的层次或从不同的角度来把握散文。

对文体的研究，既可改变了人们对散文的某些看法，甚至颠覆了大家对散文的某些定义，并且可以扩大散文的视野，丰富散文的内涵，增强散文的表达功能，这样一来，自然也就提升了散文的地位，而且有可能改变以小说、诗歌为主的当代文学格局。还应看到，通过对文体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散文的优势和劣势，从而对散文的发展方向作出正确的选择。

由于散文不像小说、诗歌和戏剧那样壁垒森严，它的文类特点是自由、散漫、灵活、兼容，任何文学的“客人”都可以到散文这个不设防的“客厅”里做客。但散文的自由、散漫、灵活、兼容，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抛弃散文的审美性、抒情性、典雅性和高贵性，更不意味着那些没有才情，没有文采，没有智慧的劣作，都可以到散文的领地里来跑马占地。在我看来，当下我们的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也就是说，自由一方面为散文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另方面，由于片面地理解自由，从而导致了滥用自由的不良创作倾向，比如，认为散文是自由自在的文体，不管什么人都跑到散文里来一显身手，甚至最没有才情的人也到散文这里自娱自乐。再如，有的作者写散文时漫不经心，信马由疆，对读者毫无责任心；还有的在选材上自由泛滥，热衷于写个人琐事，满足于抒发一己的悲欢······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两个问题：一、当前的现实是不是给散文提供了太多的自由？二、应如何在自由与节制间找到一种平衡。

用“心灯”照亮现实生活

徐芳：当前散文在表现现实生活方面存在着什么问题？散文与当下的现实生活应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陈剑晖：当前散文的最大弊端，是现实性不足。现实性的不足，主要有如下一些症候：一是文化大散文越来越远离现实和心灵，存在知识崇拜，追求大题材和大感情以及与此相对应的长篇幅，忽略了个体的体验和心灵的渗透，缺少具体可感的生活细节等弊端。

二是老旧平庸的写作意向、审美趣味仍在侵蚀着我们散文的肌体。一种沉迷于历史材料和知识的纸上写作，一种“恋乡忆昔”的童年情结，一种满足于游山玩水、走马观花的肤浅创作倾向，正在侵蚀着当代散文创作的肌体，并使真正的优秀散文，淹没在这片腐酸、老旧、肤浅平庸的汪洋大海之中。

三是商业化写作成为时尚。表面看来，当下的散文创作很繁荣，很热闹。但热闹的是“口号”“主张”，缺失的是现实精神、心灵与生存的痛感。

毫无疑问，中国当代散文所需要的现实性，不是被美化了的现实 ，不是丑陋化、粗鄙化的现实，也不是一地鸡毛、一盘散沙的现实。当代散文所需要的，是直面大地，直面人生，直面日常生活，直面生存的现实；是既有痛苦与愤怒，又有悲悯与温暖的现实；是具体生动的，又是真实的、野性的，能够使人血脉贲张的现实。

我始终认为，真正具有“现实性”的散文，虽然贴近和直面现实，却始终对现实拥有一种大爱，并渗透进心灵的呵护、理想和希望。也就是说，首先我们要拥有一盏清澈明亮的“心灯”。其次，散文作家在反映现实时，既要贴近现实又要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必要的张力，要身在其中，而又能出乎其外，即一方面要用感性经验和细节来表现现实，临摹现实，解析现实，思考现实；

一方面又要通过梦想，心灵的渗透、审美的烛照和诗性的文字，使之腾飞起来。第三，除了上面两点，“现实性”的写作还要求对现实要有所发现。米兰·昆德拉说：“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 我们说，“发现”并不是小说的专利。散文同样要“发现”，甚至可以说，有没有发现，是衡量一篇（一部）具有“现实性”的散文是否优秀的一个重要标尺。

而这种发现，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关节点：一是发现被现实掩盖或被人们忽视了的琐事、琐物和生活细节；二是发现现实生活的可能性，即描述出现实后面的可能性以及它的走向。 是的，散文作家惟有善于发现，善于写出“文学要表达的现实”，散文才有可能真正解释出被日常生活所掩蔽的生活中的真相，揭示出人的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状态，并从而经由审美之途抵达一种大的境界和情怀。也惟其如此，散文才真正拥有了我们所需要的“现实性”。

散文与日常生活的契约

徐芳：散文与小说、诗歌在表达情感上有哪些主要区别？此外，所谓诗人散文、小说家散文等，与所谓散文家的散文，在表现生活上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吗？

陈剑晖：散文和诗的感情内涵一般都是一维或单维的，最多也就是双重的感情成分，而小说的感情一般呈多维的形态，它是一种多层次的复合型情感的文体。在情感的复杂性这一点上，那些长篇巨著如《红楼梦》、《战争与和平》自不必说，即便如短小的《百合花》，其中便既有战友情，军民鱼水情，也有青年男女之间朦朦胧胧的感情等等的交织与碰撞。这是从感情的内涵来看。

从感情的表达来说，小说的情感往往与摇曳多姿的叙事相辅相成，或隐瞒在跌宕起伏的情节，多种矛盾冲突的背后，或借助人物特有的性格特征表现出来。而诗歌和散文的感情表达又有自己的特点。诗歌是一种更倾向于形而上学和彼岸世界，因而是超越了现实的文体，它是悬浮于“日常生活”和“此在”世界之上的精神贵族和理想的朝霞，是人类所有情感中最纯粹、最炽热和最尖锐的部分，所以诗歌的感情不仅是高度集中概括、凝炼浓缩的，而且常常是喷涌而出，是爆发式的。

散文与日常生活，也许有一种诗所不能及的“契约”，它总是与日常生活保持着一种共时状态。它通过一个个的带着人间烟火的生活情境或形象片断，将或明或暗或直或曲的感情寄寓其间；而与此相适应，散文的情感抒发则是自由随意，是陈述式的。它既没有小说的紧张，也没有诗歌的跳跃。总之，散文的笔路一方面是发散式的；另一方面又是自然平稳的。

说到小说家散文与散文家的散文的区别，我觉得有几点：一是小说家的见解可能更独特，思想更深刻。这方面以史铁生、韩少功、王小波、张炜等的散文最为突出。二是小说家的散文更注重叙事。因小说本来就是以叙事为主要特征的嘛；而散文从古到今，都不太注重叙事。三是小说家的散文更注重细节。就像贾平凹、史铁生、韩少功等的散文，细节都很丰满。

说到不同，还有两点必须注意：第一点是专业散文家写作有许多条条框框，如“形散神不散”啦，“借景抒情”啦、“卒章显其志”啦，总之有一套规矩，而小说家写散文，则是“散文河里没规矩”，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样反倒写出了好散文。评论家谢有顺似乎有个说法，说新时期以来，好的散文都是小说家写的。话说得有点绝对，但可能基本符合散文的实际情况。

第二点是小说家写散文时，不太喜欢抒情。在专业散文家那里，常常是见花就落泪，见月就伤情，见到一只蜜蜂就说蜜蜂蜜蜂我爱你。但在小说家的散文里，这种“抒情风”基本见不到。他们喜欢更真实、更基本的呈现，喜欢用事实，用叙述征服读者。

陈剑晖，现为华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广州大学资深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南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散文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鲁迅文学奖散文奖终评评委。著有《新时期文学思潮》、《散文文体论》等13 部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