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广州是一座超过两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著名的千年商都、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近代革命策源地、岭南文化中心地以及改革开放前沿地。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当谈及对广州的印象时，不少人觉得广州的本土文化特征难以说清，更有甚者认为这座城市没有文化。为什么会出现反差如此大的两种印象？广州隶属于岭南地区，岭南文化自身的魅力和特色充分展现在花城广州，也形成了历史悠久的广府文化。随着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最能代表本土文化的记忆却被时光埋藏在岁月的深处。鉴于此，梁凤莲的新著《百年城变》（2018年11月初版）正是通过回到历史现场，重新为广州的本土文化内涵正名，从而向我们传达一种坚定的声音，那就是：广州是一座说得清的城市。

一、关注近代转型时期的广州

梁凤莲长期致力于岭南文化与岭南文学的创作和研究。目前已出版长篇系列小说《巷娈》《西关小姐》《东山大少》《羊城烟雨》以及散文专集《应愿之地》《广州散韵》《情语广州》等，另有相关文化理论研究与文艺评论专著16部。可越是书写广州，越发现不少本土文化元素正随着现代化的发展逐渐被淹没乃至消逝。作为地道的广州人，热爱家园的情怀推动着梁凤莲书写广州，调整对广州历史文化的认知，从而守护属于广州的记忆。在这个过程中，关于城市与历史、城市与文化两组关系的思考也逐步呈现。虽然梁凤莲坦言做城市史研究处于起航阶段，但我认为该书实际上是她近二十年来对广州本土文化思考的集大成者。这如同《百年城变》“后记”所言：“历史与文化总是相互交融的，城市史正是通过研究，去理清脉络，把握真相，从起点之前，设定终点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文化现象呈现，会如何与自己的城市共生共存。”关注一座城市历史的命运，实际上也是思考它的文化命运，从而明晰“我们的城市是如何建立起来，如何发展起来，其特色与本质又是如何形成的”。以古鉴今，了解城市命运史有助于我们校正对城市的认识，以融入城市的心态来认识本土文化，并且投入对本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行动中。

为了更好地观察城市史，梁凤莲选择了广州文化形成最关键的近代发展转型期（即1840年至1949年这百余年）作为考察对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历经多次剧变，作为通商口岸的广州也发生着翻天覆地变化，于多个方面影响全国，行走在潮头浪尖。在具体研究里，她通过个人经验重新挖掘与整理史料，对广州的近代城市史进行了较为细致地考察。研究共分为六个部分：对外文化交流、文化主体演变、共治结构、商业经济、城市规划以及文化品牌，尝试“理清城市文化要素之间互动呼应的因果关系”。同时，这六个部分连缀成一条完整的线索，贯穿着梁凤莲对城市历史肌理与文化根脉的价值判断与认知。归根结底，广州之所以能成为广州，是因为它从近代这一转折期中不断学习、不断发展、不断创造，在蜕变中形塑出自身独特的广府文化价值。

二、建构“以人为本”的历史观

克罗齐曾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里的历史并不是指过去存在的历史，也不是指史料记载的历史，而是书写者写出的历史。因此，书写者笔下的历史既与当下所处的现实息息相关，也与书写者当前的经验、兴趣和思想等诸多方面有着密切关联。总而言之，历史只有进入现在的生活，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梁凤莲在《百年城变》中贯彻着克罗齐的思想。克罗齐所理解的“当代”，并没有着重关注上层意识形态的层面，而是“向下看”，聚焦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应的，梁凤莲在书中尝试建构“以人为本”的历史观，也就是：“我们以往观察历史，往往过多关注上层政治以及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动，对真正下层和民间社会的实际情况仍然关注不够。所以，当代历史研究需要有一种视角向下的新变，才能谋求用一种新的方式和角度，对那个时代探寻更为全面的认识。”由始至终，她都秉持一个原则，即：“历史观的成形非常重要，以历史做背景，文化研究才不会跑偏。”为此，她改变研究的路径，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中拓宽整体的大历史观，从怀着敬意的细节探寻中强化城与人“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如何才能建立这种“命运共同体”的意识？那就要从“人”这一社会发展过程主体入手。只有真正回到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才能更为清晰地认识这座城市，与这座城市建立“命运共同体”的联系。人的记忆，便成为有效连接人与城关系的重要纽带。梁凤莲说：“市井处处，恰恰也是广州的城市文化的重要特征。”织补关于市井的记忆，恰好成为该书修复城市历史肌理及延续城市文脉的重要途径，也有助于我们建立与城市“命运共同体”的联系。近代中国，恰好处于传统儒家文化失去固有社会地位而城乡独特的文化观念萌芽成长时期。在此期间，市民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熏陶，逐步建立城乡独特的文化观念，而这些观念也融进城市文化混杂中西元素的血脉里。

由此出发，我们在书中可随处读到如“世俗”、“民间”、“市民”和“市井”等充满民间气息的词汇。它们均离不开一个字，那就是“民”，比如：第一章里谈到《南京条约》签订后民风的强硬与广州官民的反入城运动；第二章探讨近代市民文化认同意识的出现；第三章聚焦民间共治与政府管制的城市二元治理结构；第四章提到民间“求富”思想的出现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起了颠覆性的推动作用；第五章从建市规划中看出“以人为本，以市民为本，以市民的喜好为本，成为广州建市之基础、立市之根本”；第六章从近代广州著名的文化品牌研究地方文化与市民意识之间的关系等。可见，广州城市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人”，构成其底色的正是浓烈的市民文化。梁凤莲从回到这段“勇立潮头”的重要历史节点研究出发，让新老广州人更好地认知这座城市，进而融入并热爱这座城市，建立起文化身份认同的“共同体意识”，真正能够从心底自豪地喊出“我是广州人”的声音。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书中所言：“这是以文化自豪感为核心的文化认同意识发挥作用的结果。”

三、书写充满家园体验的城市史

新著《百年城变》处处弥漫着梁凤莲充满人文情怀的历史意识和家园体验。在本书中，她提到：“不能透彻感受自己所生活的城市的文化气质，我认为是生命中一件很遗憾的事情。”要想深入感受城市文化气质，在她看来，需恢复和激活历史感。这种历史感，倾注着梁凤莲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矢志不渝的关注与热爱。

钱穆先生曾说，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面对广州，梁凤莲曾经说过：“因为我是广州人，因为我热爱这个所生所长一同相守的城市，因为我的内心与状态都是这座城市的氛围气场所孕育所赐予的，我在这里消磨岁月，广州已经成为我的戳记、成为我血性品赋的基因、成为我不再放手的情怀。”这份情怀，伴随新著《百年城变》的，是对历史所存有的一份“温情与敬意”。

由此，该书对城市史的撰写并不属于严谨的学术范式写作，而是采用学术陈述与札记表达兼具的书写方式。这种选择，除了是她学者和作家双重跨界身份的影响外，更为重要的是对笔下的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也就是“为了阅读时更能唤起别人内心的感同身受，更有认同与共识的反应。有探索的渴望，也有发现的展现，用有体温的发现和有温暖的感悟的文字，把历史从没有表情的陈列中带回身边”。在本书第一章里，当谈到广州近代文化的变革中时，梁凤莲把当时的广州形容为一座“裂冰”之城，并提出：“在中国近代文化的大变革中，广州往往是第一个被打入‘钢钉’的城市，它的改革开放前沿地效应，也就在于广州往往是第一个承受‘裂变’的城市，进而拓展到全国各地。”一直以来，我们知道近代广州享受通商口岸的便利率先引领潮流并带动全国发展。可这里，“裂冰”、“裂变”、“钢钉”等带有强烈变革色彩的词语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广州市民在这个过程中所经历的蜕变之艰难。再如，在书写广州光复后广东军政府的整顿措施并不能起到理想效果时，梁凤莲引用了粤商维持公安会向孙中山道出关于广东乱象的一段实话，并且发出如下感慨：“对于现状的失望，深深刺痛了市民的内心，也影响到他们对于未来的憧憬和向往。”可见，当时的商人和普通市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刺痛”二字顿时让我们的心陷入无比的沉重。

除了对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外，新著的历史感还体现在梁凤莲基于史料选择和家园体验的价值判断上。她曾说过：“不负历史，就要从认知历史、深入历史开始。”也就是说，回顾城市史对认识今天所生活的家园至关重要。为此，她站在城市发展的本位来看待历史和现状。面对旧城广州，她明确指出：“‘旧广州’是城市的内核，是发展的基石，是文化的中心区，仅仅看到城市的东进南拓，我们就容易忽视也正是有了近2000年的封闭式孕育，广州才可以在打开的空间中保存城市的文化基因，使得我们的文化具有相当顽强的生命力和很高的辨识度。”可见，旧广州的格局是今日广州发展不能也不应该忽视的重要源泉。此外，在评价一些历史事件或现象时，梁凤莲采取的是辩证眼光，比如：在如何看待阻碍广州开放浪潮的封建守旧官僚这一问题上，她作出如下判断：“一分为二地看待旧时代的封建官僚，他们的思想守旧，宁愿为封建帝制抱残守缺，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坏分子，总是与人民为敌，站在城市的立场，他们也维护市民利益，保护广州的和平安宁。”对于城市发展而言，完全丢弃传统不一定会产生好的结果。又如，在肯定近代广州有着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殊历史背景时，她提醒我们这是建立在中国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之上，因为西方列强在华传播文化是带有侵略性目的。于是，在回顾近代广州文化的形成过程时，她保持一种审慎警惕的态度：“需要时刻警醒当代和后世，文化的融合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必须回到历史的现场，而不能脱离当年的现实，人为地抽离出所谓的规律。”作为学者所应有的客观、公正、理性和诚恳的治学态度在梁凤莲的身上得以彰显。

《百年城变》选取了广州城市文化形成最关键的近代百年作为探讨对象，着眼于“新变”，从追根溯源中展现广州城市文化的进化转型与应变的主动和迅速，深挖城市历史文化演变与人文精神塑造的密切关系。饱含深情的广州书写，让我们为生活在这座千年商都而深感自豪。广州的确是一座可以说得清的城市！我想，梁凤莲的探索不会就此止步，如同她所说的：“我热爱广州,它不仅是一个地方,而且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我希望能通过记录与表达,感知时光的流变,见证世代衍传的本质与真相,把其中的文化底色拓印下来,把品味情趣沿袭下去。我只是做了自己本分的事。”这颗热爱广州的心，让人为之动容。未来可期，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投身于这片领域的创作和研究。

（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副研究员、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