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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什么角度说，我都得感谢我的母校绵德中学，感谢她在最恰当的年月，收留了一个贫寒少年的青春。

1999年，我以超过分数线一分的成绩走进了绵德中学，也算是捏了一把汗，终于有一个学校愿意要我。我读书的机会来自不易。我父母原先的规划是让我出去打工，赚钱贴补家用。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我是老大，没有什么理由不出来工作。那时候我才十七岁，非常瘦，穿着白色的衬衫和拖鞋，对未来并没有太多的打算。面临中考，我成绩很差。一天下午，我的初三班主任把我叫住。她长得很漂亮，兼任语文老师之前是教美术的，她找我谈心，问我准备干什么，我说不知道。又问我除了能骑单车这个技能之外，还能做什么，我说不知道。那一刻我感到深深的绝望。然后她给我指了一条明路，说可以去考美术，念中专，美术专业的文化科成绩要求不高，或许能行。于是我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素描和水彩训练，这样说好像很高大上，其实就搬了一块木板，找了一些瓶瓶罐罐，开始瞎涂抹。我的美女班主任每天中午会到那个小房间里来指点一下，告诉我明暗对比和透视原理，如何拉线条，如何用色彩。那是我最热情高涨的夏天，因为如果没有学好美术，通不过中专学校的美术考试，则意味着我可能到工厂里去打工，反正就不用念书了。所以在参加潮州师范中专学校美术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几乎彻夜失眠，当夜寄住在老城区一个亲戚家，听了一夜的狗吠声。我反复告诉自己，小宇宙一定要燃烧，各方神佛一定要保佑。第二天走进市区学校，我惊奇于广场的地面居然铺了瓷砖（我初中的学校还是泥土地），还惊奇于其他同龄人都穿着球鞋（我穿拖鞋），他们的画板画架都是专业的，而我的画板是一块从旧家具里锯下来的三合板。那次考试后来没有通过，记得大概是他们要招十二人，我考了十三名，我第一次感觉自己应该去把握命运。我一个亲戚说，你应该去求潮州师范招生办的老师，让他们录取你。我绝望地望着被丢在角落里的画板和画笔，默默流泪。我第一次感到一个人应该去追求什么，不应该无所事事。

家里人觉得我去念高中，完全是浪费钱。他们当时的规划是，我去读中专，学美术，两年毕业了，可以去当个小学教师。那时候在农村，所有的职业中就只有教师能拿工资，铁饭碗，不用干农活，是十分光耀门楣的生计。而现在中专没念成，念高中去，谁能保证一定能考上大学呢？但我的诉求很简单，我不想太快出去打工。我有一些出去打工的朋友，很早就学会了抽烟和赌钱，我大概可以预料到他们未来的生活会是如何。我隐约觉得自己应该挣脱什么，但不明白莫测的未来将会在我面前展开什么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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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走进绵德中学，这所深居山谷之中的学校。它与外界相连，几乎只能通过几个长长的隧洞，背山面湖，风景倒是不错。木棉花盛开的时候，我觉得这里几乎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了。但其实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条件其实非常恶劣，操场上尽是荒草，公共浴室没有门窗，破旧的宿舍铁床，臭味熏天的公共厕所……即便如此，我也明白自己背水一战，再没有别的退路，如果再混下去，我就只能在高中毕业之后去找一个工厂去上班。

但我成绩确实太差了，班里除了一些赞助进来的同学之外，其他人的成绩都比我高。在我的眼里，他们是城里人，从小学就开始上英语课（农村孩子都是初中一年级才有英语课），懂得很多服装品牌，能打各种球，穿着溜冰鞋在校园里穿梭，浑身整洁光鲜，我的自卑感油然而生。他们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组成乐队，弹着电吉他，敲着爵士鼓，唱着摇滚，而我显得很土，仿佛是为了衬托他们而存在的。

高一开学的第一节课是语文课，走进来一个瘦小的女老师，她的头发中分，染了一抹黄色，像草树一样向天空长上去，再向两边形成一个弧形披下来。她眼睛没看我们，控制着节奏，用慢悠悠的声音喊了一声上课。我个子小，坐在前排，站了起来，又坐下，内心充满了不安。这位语文老师就是刘金萍老师，她眼睛很大，居然还会笑，然后开始讲课，她声音很细，似乎有意压得很低。我忘记她讲了什么，只记得不久之后就写作文，我特别认真地写满了。然后下一节评讲作文，刘老师第一个就念我的名字，我以为出了大事，脸红心跳，但竟然是好事，金萍老师说了许多夸奖的话。现在想想，大概她那时候也只是需要找个人表扬一下，恰巧我的作文用了一些心思而已。但对我而言，满满一书包的课本，英语和数理化，没有一本我拿起来不发晕，能看得懂的几乎就只有语文课本了。对于一个希望发奋改变命运的孩子来说，信心是比金子还要金贵的东西了。

接下来的所有语文课，我再也不敢怠慢。因为同学们都知道，我是语文老师眼中的红人了。我在作文中也小心翼翼地透露了我的心事，谈到了我的贫穷，还有我曲折的身世。很快九月就要过去，接下来是国庆假期，金萍老师布置完假期作业之后，把我带到办公室，问我新的环境是否适应。又问了一句，你在作文里写的都是真的吗？我点了点头。她沉默了一下，又问我平时看什么书吗？我说没有。其实对我家里人来说，除了课本之外的书都是闲书，理应禁止。我曾经借堂哥的《水浒传》来读，最后都被当成导致成绩下降的原因而被当场撕毁。金萍老师从包里小心翼翼掏出两本书，一本是《围城》，另一本是《飘》。她笑着说可以借我书看，但要小心保护，还要记得还给她。那时候绵德中学还没有图书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记得有一个地方似乎陈列了书柜，但从来没见外借。在校门口的盗版书摊到来之前，这两本封面破旧的书，表达了老师的某种期许。其实在我自卑的心里，我觉得自己远没有老师想象中那么优秀，所以要加倍努力，成为她期许的那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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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基本已经坐实了“很会写作文”这样的声名。隔壁班的语文老师是林壁涛老师，据说也在课堂上念我的作文，他还给我取了个外号，叫“大师”。他那时候很帅，或者一直很帅，不过是个怪人。他遇见我就笑，偶尔会说两句笑话。后来我大学三年级需要实习，就是他当我的实习老师，他在课堂上跟学生分享他以后的理想生活，是乘一叶小舟飘荡江湖。小舟从此逝，江海度余生，我大概能想象这样潇洒的情景，最好能配上钓具和长剑，会更是诗歌里头的模样吧。

这期间我参与团委的工作，获得一份不错的差事，就是负责收取团委的报纸。换言之，所有的报纸杂志，都是由我去收发室领取然后发放到各个办公室的。这份工作很多人不愿意干，因为说白了就是一个跑腿的活儿。但我对此如获至宝，因为这意味着每份报纸我都可以先睹为快。因为老师们都太忙了，几乎没有人会关心最新的报纸是不是第二天才来到办公室。有时候报纸会原封不动，几天后由我再整理扔掉了，所以我又有机会将一些自己认为非常棒的文章截留了下来。比如我老家的书柜里仍然收藏着《中国青年报》上面的《冰点》系列，就是那时候一张一张收集下来的。在校园里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的年代，报刊是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路途。

如果没有在语文作文获得了信心，如果没有这样的开端，我的高中生涯，估计会黯淡无光。而我也可能没有勇气去参加绵路文学社，也不会当上社长，也就没有后面所有的自信。

那时候绵路文学社办有一份油印的刊物《绵路》，我很快接过这份刊物编辑工作。我上一届的老社长非常认真地教我们画版式，算字数，怎么把三百格稿纸上的文字填进刊物的版面里去。他们告诉我，办刊非常不容易，要时候还要去拉赞助。文学社的社团工作打开了我另一个世界，也慢慢让我从一个会写作文的学生成为一个有写作特长的学生。这样的身份转换是在悄然无声中进行的，它关系到一个少年对自己的自我认同。可能别人觉得不重要，但对我很重要。

高二分文理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在物理方面还是比较有兴趣，加上班上成绩比较好的同学都选了理科，所以我选了物理班。但念了一个学期物理，我因为在实验室把万能表的两根线插进插座，忘记切换电压和电流的开关，万能表瞬间就烧了起来。我的物理老师对我吼道：“你难道想用万能表去测量电厂的电流？”事后他让我赔钱，还在上其他班的课时，将我烧坏万能表的事当成反面教材，到处宣讲。这次让我感觉挺丢脸，也觉得自己可能不是学物理的料。高二第一学期结束之后，我转而去了文科班，走上一个文科男的不归路。

那时候同学们流行将校服裤子捋到膝盖下方，露出一截小腿。我也这么干，露着小腿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我在宿舍里读余杰的书，小心翼翼地打开通往世界的窗户，我觉得我对这个世界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因为我被允许成为一个会思考的陀螺。

但我依然是贫寒之家的孩子。我每个星期骑自行车回家一次，翻山越岭，往返三十多公里。回校当天会在家里领四十块钱的生活费，早饭一块钱，午饭和晚饭分别是两块，还有一块钱用于购买洗澡的热水和饮用的开水，算是水票。每周五天加上周六补课，六天用去三十六块，等于我的零花钱是四块钱。好在那时候，班里有大半来自农村，大家都穷。我很穷，还有比我还穷的。慢慢我也明白了，比穷更重要的是，你对待贫穷的态度。

高二的时候，班主任和团委书记到我家去家访，他们看我这么会蹦跶，料想大概也是个小康之家的孩子吧。但进门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两头猪，猪肚子饿，趴在猪栏上嗷嗷直叫，把他们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早就知道家访会很丢脸，但没想到这么尴尬。但我慢慢在调整自己应对贫穷的能力，让自己不要过于敏感。贫穷绝对是最大的罪恶，它造成了太多太多的人间悲剧。但我很早就知道，如果让贫穷滋生自卑和自怨自艾，那么贫穷就会造成更无形的伤害，会深远地影响一个人的人生格局，进而让人目光短浅，一蹶不振。所以我笑着谈论我家的猪，在两位来家访的老师面前，我在内心告诉自己，一定要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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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有很多好去处。后山有个亭子，有时候会有人到那边去约会。无聊的时候我也会往那边跑，听风吹过松树的针芒。我也喜欢绕着操场散步。夜里的操场上，露水透着寒意，鞋子踩在煤屑铺成的跑道上，发出啧啧的声响。只是操场边上有个小卖部，经常有手头宽裕的同学前去打牙祭，速食面的香味飘过来，充满了诱惑。

操场有一个观礼台，背后就是广播室。每个周三中午，我会和另一位女同学去广播室开广播。这种时候我总是特别紧张，倒不是因为该女同学总是在周三中午洗头发，然后在狭小的空间里拨弄她湿漉漉的头发，而是因为我蹩脚的普通话，通过扩音器放大之后，连我自己都觉得是对耳朵的残忍。即便如此，我还是会经常遇到好人，比如我的音乐老师就夸我，音色还不错嘛。所以，以后我遇到别人口音太重，我都会狡猾地夸他音色不错。

旁边是食堂。食堂里的阿姨倒是好人，非常有耐心招呼我们这帮饿鬼。食堂后面就是宿舍了。管理宿舍的老师被我们称为老曾头，大概因为他那个秃头。他脾气不好，有着不通人情的严格，夜里会拿着手电筒到处巡视。我们都不喜欢他。我当时还在文章里嘲讽过他。现在想来，觉得自己还是孩子气。只是再活一次，我当然还是会嘲讽他。正因为年轻，给了我们嘲讽所有人的权利。

宿舍里住满了怪咖，有人坚定地认为一年四季太阳升起的方向都不同，有人每天早上脚上绑沙袋去练功，有人不喜欢洗澡，有人擅长下课读秒。十多年后想起，往事历历在目，不觉会心一笑。三年的时光其实很快，班里大半都是农村来的孩子，大家都很拼命。高考前夕，大家照例失眠，聚在一起聊未来。时过境迁，那些封存在记忆里的笑脸，每个人都各有一份，但也有且只有一份，不可复制，也不可再历，只如秋风中的叶子，飘向地面，那么郑重其事，又那么无足轻重。

想起绵路文学社的刊物《绵路》，每次封面上都画了一条路，弯弯曲曲伸向远方。大概我们都被时间推动着，没有选择地走在这条路上，只有学校里的草树楼宇留在那里；同时被留住的，还有我们铿锵的青春，那些无悔犯傻的光阴。

唉，多想能时光倒流。

2017年3月25日于北京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