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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君&舒晋瑜:吴君的深圳叙事野心

更新时间:2018-12-27 来源:广东作家网

舒晋瑜:能谈谈走上写作之路有哪些人或哪些作品对你影响深刻?

吴君:不同时期我喜欢过不同类型的作家。有一个时期我特别喜欢法国和俄罗斯文学,然后才是传统的章回小说,再后来是看国内的作品。我比较喜欢江浙和广西作家的作品,他们对细节的精准把握让我很是迷恋。我觉得读书跟吃饭一样重要,作家需要读各种各样的书,来营养和拓宽自己的视野。当然重要的还是自己内在的气质。这些书大家可能都看过,可最后每个作家的发育不同,呈现的面貌也完全不同。虽然阅读的喜好随着年龄在变,但也有一些没变的。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我喜欢那些有理性、有价值判断力的作家,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海明威、马拉默德、芥川龙之介、麦克尤恩、司汤达等作家而不愿意看那种只满足于揭示个人隐私和宣泄情绪的作品。

舒晋瑜:你的写作,似乎有着刻意的含蓄,比如在《陈俊生大道》中对于结尾的处理,有意让读者去揣摩?你想传达什么东西呢?你能谈谈自己对底层的认识吗?

吴君:隐伏在华丽生活下面的那一种悲痛,浮光掠影下面的真实,还有城市变动的潜流以及生命的无常,这正是我所想要表达的。努力通过作品本身传达我们丰富的物质生活和时尚生活之外还有着的一些别的东西,例如生存和精神的困境。听见有人说,就是一无所有也无所谓,大不了回农村,可是我认为这只是他发泄一下情绪而已,并不是他真的想要回到从前的生活。因为真正的底层生活是不可以忍受的。他们多数是背井离乡,无根无据,是一群还在为生计奔波的人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的很大一部分人群。在小说《陈俊生大道》中我写了一个有梦想的打工者的故事,但在现实面前,他特立独行的个性最后被消磨殆尽。《二区到六区》中,我也写到了三个大学生闯深圳的故事,他们的梦想也以破灭而告终。深圳一直就有成功的神话,一度盛产并包装了各种成功人物。否则也不会有现在的深圳,更不会有那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我是一个作家,当然要选择一个特殊角度去关注。那些失败的、落魄的、无人问津的小人物更合我的眼缘。他们也有人生的四季,喜怒哀乐和追求梦想的权利,只是机会少得可怜,我所表现的是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内心的风暴和历程。

舒晋瑜:阅读你的作品,感觉像作品的名字——《复方穿心莲》《福尔马林汤》《扑热息痛》《牛黄解毒》主人公都很悲苦。再比如《亲爱的深圳》《陈俊生大道》、《出租屋》《深圳西北角》《十二条》《十七英里》等,既有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又有复杂的爱恨交织。在写作这些作品时,你的心态是怎样的?

吴君:心力角逐后,不过是殊途同归。借用《复方穿心莲》中婆婆的话:北妹没有资格嫁给本地人,哪怕是残疾人她们也不配!《福尔马林汤》是写真情受到捉弄,农村人对城市追求的一次次幻灭。我想表达那些焕发着光泽,看似美好的生活,很可能已经被溶液一次次浸泡过。为过上那种有尊严的生活,底层人群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舒晋瑜:陈俊生虽也是个打工者,可同时又是一个酸文人的角色,自尊、自负、自恃清高,同时懦弱、虚荣、胆小怕事。对待自己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你好像也在有意赋予他们不同的“使命”。对于有些关于“同质化倾向”的评论,你怎么看?后来有改变吗?你觉得自己的创作还存在哪些局限?

吴君:在《陈俊生大道》中我写了一个有独立意识有梦想的青年,小说的结尾我有意让一块腊肉出现。写的时候,我也很心酸,我写的当然不是物质匮乏的故事,而是一个精神坍塌的悲剧。在狭小的工人宿舍里,陈俊生梦想的翅膀还没有起飞就被折断了。文学在我看来就是虚构的一种现实,它不是临摹生活,照抄生活;多一些个人的思考和判断,而不仅仅是记录那些浮光掠影和时代的标识。创作中,我需要不断让眼界开阔,在技术上寻找创新的途径,不断探索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尽量避免自我重复。

舒晋瑜:你如何看待评论家和作家的关系?评论家们的文章你会看吗?会有意调整自己的创作吗?

吴君:会看,如果说得对,会做出相应调整。

舒晋瑜:自创作以来,你觉得自己的创作轨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吴君:小说是作家的天机,它泄露出作家的蛛丝马迹。在深圳,行进在数以万计的移民中间,满眼都是到了年根还守在路边等活,不能回家的民工。他们愁苦的表情有着惊人的相似。尽管总是小心避开,可城市街道上那些女工姐妹还是走进了我的视野,我总在不同场地遇见她们孑然独行的背影。我想一个真诚的写作者避开生活的真实去建立文学的空中楼阁,是需要勇气的,他要有对生活熟视无睹的勇气,对生活掩耳盗铃的勇气。真实的生活开始教育我,说服我,痛和快乐扑面而来。这样讲,并不是说我喜欢完全的写实,喜欢对所谓底层的生活照搬,对自己以往的写作完全否定。只能说,我走到了这里,对那些触动过我的人和生活再也不能回避。

舒晋瑜:现在你的作品被贴上了底层文学的标签,你的写作会受此影响吗?

吴君:标签的意义我认为是方便梳理、总结和概括,所以很重要,但它不会限定住有野心并且一直向前走的作家。只是不要把非农村、非工业、非都市、非官场、非小资、非高大上以外的题材就当成底层。底层应该是一种文学态度和立场,是有话要说,而不是把低收入,把穷困潦倒就当成底层了,那样做未免太过简单和粗莽。当然,再有态度,写得不好都没有意义。不要让技巧大于一切,也不要让概念大过内容,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好作家应该把自己的话藏在小说里,而不是以振聋发聩的形式。

舒晋瑜:你怎么评价自己在同龄作家中的位置。

吴君:尽管我是一个被代际,命名错过,被大大小小各种热闹遗忘,境地较为尴尬的一个作家,但是事物总有两面性,那就是我真正用心创作的小说没有被忽略掉,评论界给予我的评语不暖昧,这令我的面目绝不模糊。让我如同一棵不好看,却又倔强的仙人掌,虽偏居一隅,却鲜明地存在了。这个待遇实在不错。

舒晋瑜:《富兰克恩》和《菊花香》是两个很特别的题材,你成功地塑造了两个女性形象,前一个是为了老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与丈夫同房时脑子里还占据着老板,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女奴形象。另一个是九十年代打工潮下的女工王菊花,她被时代、现代化、新的工友集体抛弃,为了嫁给一个好男人,小心翼翼守护着自己的处女之身。前者被老板无情地扫地出门,后者被同时代人所嘲笑和嫌弃。请问你为什么会有写这类题材的勇气。

吴君:我记得《南方都市报》报道的一次发生在东莞咖啡厅的火灾。报道中饶有意味的一笔是:本可以逃生的客人被女店长拦住,为了保护老板的财产,她竟置客人性命于不顾,跪地哭求不要毁坏物品,导致自救的时间被拖延。这个新闻被我记住了,而且一直在脑子里挥之不去。他们现在还好吗,他们的未来怎么样,或者,他们有未来吗。那个跪在地上的店长,曾经花样年华,我常常想到她的身影,那是怎样的孝忠。她在天国还好吗,她的谄媚是那么的令我心酸。她来自哪里,有着什么样的名字。这样的人物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少,我们哪里还需要到鲁迅那个时代去找。我认为每个作家都应该有意识的对既有的写作规则进行审视和超越。

舒晋瑜:目前你在底层文学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今后也将此确定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吗?短篇小说集《二区到六区》由于集中呈现了移民群像,被称为“小人物之歌”。那么,作为“歌者”,你如何看待自己笔下的这一群小人物?

吴君:首先我的这个底层不单单是物质上的,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他们承受着主流社会带给他们的种种冲击和压力。 除去深圳和这个群体更容易发生故事、更具备内在冲突这个原因外,更主要的是我对这个群体的了解更多一些,明白他们所要完成的精神历程其实大致差不多,多数人还在路上,仍在拼搏,也有的已隐身城市钢筋水泥房中,成为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经历过多次让自己身心巨变的洗礼,他们不再是原来那个人了。之前的经历一定有过许多不堪让他们不愿提及,所以,我的底层里有他们。我写的不是这个经历本身,而是人的内部经验和内心风暴,以及他们蜕变过程中的挣扎。

工作的原因,我曾经接触过大量打工妹和管理人员,所在的单位也常常有人上访。有时候她们说着话,突然情绪失控,把袖子或裤管撸起,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令人惊恐的肢体,那是一个被工业化破坏的身体,当然一定还有他们的精神。我有过与她们一起排队洗澡、吃饭、睡觉的生活。只要真诚、用心,交流并没有什么困难,尤其说到一些日常的话题,真看不出谁更高明。他们为钱太少为嫁人或者找老婆发愁,而我们可能会为另一些欲望实现不了而痛苦。在我看来,其分量是一样的。我曾见过两个女工为一块香皂打架把头发扯下一把,也见过男工为了一块油炸饼而打得头破血流。有个做记者的朋友曾经用假身份证混进东莞厚街一间工厂,呆了两个月,出来的时候,我请他吃饭。他说那是暗无天日的时光,工厂外面的天空真的格外蓝。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会诱惑我去体察并享受文字之苦、之美。

舒晋瑜:从最初关注这个群体到写出底层的面貌,多年来你的写作已形成自己的相对成熟的风格,你愿意谈谈自己的创作风格吗?

吴君:首先在我眼里的底层绝不是低收入者,它应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所以我不愿意乱施我的同情和怜悯,也许我此刻可能也正是他们怜悯的对象。其次,我关注的不只是流水线上的工人,教师、酒店经理、公司职员、歌厅小姐、清洁工、逃港者、摩的司机、机关职员、退休人员都曾经是我笔下的主角。写作时,从来不会凌驾在人物之上,尽量保持与人物平等的关系。基本的框架搭好之后,我愿意跟随人物去体会他们并不如意的喜怒哀乐。另一个特点是小说的空间感,如《十七英里》《二区到六区》《幸福地图》《地下5号线》《樟木头》《蔡屋围》《皇后大道》等作品都有空间指向,是有意为之。虽然小说中的各种人物生活在深圳不同的地点,经历着各自的故事,但如果从整体上看他们,是有一个暗含的脉络把他们都牵连到了一起。我希望这些小说之间,人物之间有着某种内在联系。把深圳所有的地方全部涉及到是我的一个理想。汇聚起来,将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学意义上的深圳版图,比如有人到深圳盐田街的时候,他如果是我的读者,可能想到陈俊生就是这条街上的工人,这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啊。

舒晋瑜:空间感很重要,地点的迁移,构成了小说背景的迁移,但所有这些迁移,却都是为了展示深圳的发展轨迹。深圳,才是小说的中心词。从这些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你眼里的深圳人经历了大时代变迁中人物内心的裂变、驳杂、纷繁、曲折和多维。你认为自己的写作轨迹是怎么样的。

吴君:深圳发展和人心的变化是我的写作主脉。改革开放伊始,深圳本地人完全控制话语权,他们呼风唤雨,从心里上排斥外省人,凭借得天独厚优势和固有的优越感。我创作了《有为年代》《天越冷越好》《福尔马林汤》《亲爱的》《牛黄解毒》等,旨在表达外省人的求生之痛之苦;再后来,外来移民逐渐融入深圳生活,他们有了各自的立锥之地,反映此类现实的代表作品是《流动的红尘》《不要爱我》《爱比冰更冷》、《念奴娇》《樟木头》《复方穿心莲》;21世纪初,外省移民完全“占据”了深圳,“深圳是我家”的感觉越来越明显,甚至大有“鸠占鹊巢”之势,许多本地人因为多年的固步自封,已经被“赶出”市区向城郊迁移,我由此创作了《恋上你的床》等小说。同时,外来务工的“底层人”仍然在苦苦挣扎,命运一如继往,我的《扑热息痛》《十二条》《亲爱的深圳》《幸福地图》《菊花香》《出租屋》《陈俊生大道》《深圳西北角》也相继问世。近年来,我开始将笔触转向优越感丧失,感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失去家园的本地人和深圳重新排序的富人和穷人,如《十七英里》《岗厦14号》《皇后大道》《富兰克恩》《华强北》《夜空晴朗》《晃动天使》《花开富贵》《关外》《这世界》《生于东门》《远大前程》《离地三千尺》《结婚记》等。

舒晋瑜:《恋上你的床》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本地人的失落,新移民的崛起。它写出了深圳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被落后的本土意识所牵制的本地人,逐渐退出主流与上层,并沦入边缘与劣势之境的失落与尴尬。

吴君:社会发展如同过山车,有如失控的感觉。在《恋上你的床》和《皇后大道》及《蔡屋围》《生于东门》等小说中,我开始关注深圳社会状态发生的惊人变化,各阶层之间的交流情况,以及他们地位上的转换及心态上的巨大失衡。原本的海边小镇被大时代裹挟,渔歌唱晚的故乡已经无处可寻,他们还来不及做好准备,不由分说,新时代便已经到来了。

舒晋瑜:深圳是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你觉得身处其中,写作节奏和状态会不会受到影响?你是如何处理写作和生活的关系。

吴君:我们不得不俯首向生活做出各种妥协。其实人有时候是并不能自己选择要做什么的,比如为了生存我就要工作,而工作肯定是要对得起这份工资和信任我的人,我不太会因为创作而影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影响了我对工作、生活的投入。为了写作需要去阅读大量的书籍和思考问题,而这些知识的获取和对世界对人性的认识与体察、理解使我在与人的交往时更宽容和从容。我的朋友大多是写作圈外的,平时也很少去交流文学上的事,甚至不涉及这个话题。当然这也可能是件好事。

舒晋瑜:在你的作品中,外来妹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要挤进这座城市——这在《复方穿心莲》《菊花香》《生于东门》《富兰克恩》《离地三千尺》等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压抑、隐忍、奋斗、不屈……打工妹的生活状况,多年来没有改善吗?

吴君:我单位有一对四十岁左右的江西清洁工姐妹,两个人在外打工近二十年,工作之余还要四处去做钟点工,或是打散工,就是想让孩子多读些书,可是她们留守在家的孩子并没有那么争气,都在初中就辍学了。有一天,这两姐妹的父亲去世了,两个人匆忙上路处理后事。几天之后我再见到其中的一个,她和没事一样,直到我问起,她才红了眼睛说,留在老家的孩子没人照顾,只能出来打工了。显然他们将成为打工二代,重复着父母的命运。尽管她很平静,我却很难忘记那个上午的情景。在我看来那真是一种让人绝望的生活,可是日子还得继续。

舒晋瑜:你的小说总能让人读出一种隐忍的痛感,如反映底层人生活的长篇小说《我们不是一个人类》。闯关东的外省人有一天回到自己日思夜想的出生地山东老家受到冷落,他们的精神一下子被击垮了。又比如,在你众多以深圳为故事发生地的小说中,主人公总是被围困在深圳,处于无所适从却再也回不去了的状态。这或许能代表你对外省人生活的某种理解? 

吴君:深圳是一个具有符号意义的城市,虽然面积不大,可强大的资本力量,却使这座城市产生的化学反应非常巨大,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在我眼里跟延安、北平、纽约、巴黎、柏林一样重要。它是一个分水岭,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不仅收取了每个过客最激荡的青春时光,也瓦解并掏空了中国农村,对乡村中国的结构改变起了一个最为重要的作用。个人以为,它的特殊性,以及对当代中国农村文化的影响,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代替。恰如我在中篇《出租屋》所展示的,深圳是个欲望的都市,每个来过的人,似乎魂儿被勾住,离开或者回去都无法消除掉深圳对他们一生的影响。

舒晋瑜:看得出你有很强的题材意识,写得节制、冷峻、理性又极具杀伤力和爆发力,这在女作家中是较为罕见的。请简单谈一下你部分小说的创作初衷,如《复方穿心莲》《深圳西北角》《樟木头》。

吴君:《复方穿心莲》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阿回是酒店的女经理,在方立秋摆满月酒的时候互相认识了。两个女性互相取暖也互相打量和算计。阿回为了讨好这个大家庭,告密了方立秋偷偷向老家寄钱一事,导致了方立秋“北方穷人”的本性被整个家庭认清并鄙视。这同样是个移民的故事,一个费尽心机终于进入了本地人的大家庭里,一个则被拒绝在城外。城里的不过是本地人优生优育的机器,另一个只为这个显赫家庭提供饭前开胃的笑料。用婆婆的话说,外省女人没有资格嫁给本地人,就连身体有缺陷的男人她们也不配!《深圳西北角》写了一个落选的村长,为了让自己仍有面子,托人把胆小窝囊的女婿送到深圳打工。意想不到的是女婿很快变了心,不得已他来到深圳并做了扫街人。不惜忍受各种羞辱用威胁、感化、破坏女婿工作等方式企图监督并拉回女婿。经历一番周折,两代男人终于达成和解并准备回家。结果是,回去的前一晚,女婿为道德模范的鳏夫岳父找了一个小姐。《樟木头》写的是两个女工为了获得深圳户口,享受本地人一样的生活,历尽各种艰难和屈辱。“樟木头”看守所是她们绕不过去的黑洞,因此结下了一生的孽缘,从此牵制彼此也伤害彼此。“樟木头”是他们身上的红字。

舒晋瑜:你认为一个作家除了才华还需要什么?

吴君: 最初可能是才华和激情,但走到后面就是毅力了,还有自我超越自我延伸的能力。现在的诱惑太多了,如果天天晚上守在家里码字,人家可能会认为你是一个不懂生活,非常枯燥的人,但是人总是要取舍的,需要问问自己到底要什么。

舒晋瑜:文学越来越边缘化的今天,你会坚守吗?

吴君:在徘徊中终于明白了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惯性,是一种生存方式。在不影响工作和日常生活的前提下,我可能不会放弃。因为它让我无论身处何地都会变得从容、安静。安静的人大概是安全的吧,在这个变幻而莫测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