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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梁凤莲散文创作对广州生活方式的资源性开发

更新时间:2018-10-23 作者:张丽凤来源:广东文坛

梁凤莲简介

梁凤莲,广州市社科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技术二级)、一级作家,暨南大学文学与文化专业博士, 多伦多大学东亚系东亚研究所博士后及访问学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被授予“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广州市优秀专家”“广州市高层次人才”“广州市优秀中青年哲学社科学者”“羊城十大杰出女性”“广东省三八红旗手”等称号。发表学术论文过百万字, 发表文艺作品数百万字,共出版个人著作 32 部,其中文化理论研究与文艺评论专著 16 部 , 代表作有《容度之间——岭南文化与文学的内省和互证》《城市的拼图——广州市各区品牌文化研究》《文化在场》《乱云飞渡——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之途》等; 文学作品 16 部, 代表作有长篇系列小说《西关小姐》《东山大少》《羊城烟雨》,散文专集《被命运催赶的夜晚》《应愿之地》《广州散韵》等 ;主编各种文集 13 种,有《本土关注》《全国视野》《扎根岭南》等。

提要:梁凤莲散文对广州生活方式的书写,不是简单地将其作为文学的素材,书写当地的风情习俗,而是以生命体验为基础深入到文化哲学层面,最大限度地挖掘广州生活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文化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正是因为她对广州生活方式资源性开发的书写,使得广州生活方式成为融日常生活与生命哲学于一体的文化状态,流露出特别的“粤味”。

早在20世纪80年代,冯骥才曾撰文倡导“津味文学”,认为除了文学创作个性追求之外,乃是受到文化学的影响,明确提出城市文学必须将城市文化作为书写过程中最深层的意蕴支撑。生活方式作为一个地方最生动、最鲜明的文化样态,往往蕴含着这个地方最根本的文化根性。福轲在《友谊作为生活方式中》特别提出生活方式所隐含的文化伦理,因为生活方式可以被不同年龄、不同地位和不同社会行为的个体所共享,它可以产生不同于制度性但却牢固的关系,正所谓“一种生活方式可以产生一种文化和一种伦理”。

梁凤莲作为广州本地人,深知广州生活方式中隐藏着广州人的生命意识和文化情感,所以她以理论家的洞见和文学家的敏锐不断地开掘广州生活方式,力图从中淬炼出广州的文化精髓。在她的笔下,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学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共生关系:“建设文化大省离不开文学的振兴,加强文学的表现力离不开对文化的彰显,这需要以文学作为载体,以文学作为文化的载体,使其符号化、标签化,使认识与认同有典型化的托付与归结,使文学的形象成为地域文化的代言。”梁凤莲散文对广州生活方式资源性的书写,正是其联通文学和文化血脉的实验。

都市生活方式的文化意义

生活方式原属于日常用语,19世纪中叶以来,开始作为科学概念出现在学术著作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概念被同时提出,但一直以来我们格外注意生产方式对社会演变的影响,却较少对生活方式进行深入分析。生活方式作为人生存的基本方式,最能展现人们的感情形式和思维形式,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在社会生产的每个时代,都有“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可以说,生活方式是揭示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的重要途径,也最能展现一个地方的文化,而都市生活方式也慢慢成为一个都市显著的文化特征。

路易斯•沃斯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中明确提出从生活方式的角度阅读城市,并认为都市生活可以从三个相互关联的视角进行考察,这三个方面分别是作为包括人口、技术与社会生态秩序的实体结构,作为一种包含某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一系列社会制度和一种典型的社会关系模式的社会组织系统,以及作为一套态度和观念和众多以典型的集体行为方式出现并受制于社会控制的特殊机制的个性。可以说,态度和观念和典型的集体行为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一个城市中人们生活方式的具体显现。生活方式作为反映和承载都市个性的主体,成为全面理解一个地方文化的重要途径。

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相比,广州是最为宜居的一个城市,这除了它气候条件的温和,还和其独特的生活方式有关。广州人在衣食住行中的讲究与实践,已形成一种强势的文化基因,浸润到每个广州人的文化性格之中。2006年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所曾出版了一套《广州: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丛书,认为“广州文化就是广州的综合的生活方式而已”“认识广州以及广州人,一切文化解释系统都不及生活方式来得彻底和全面”。但与北京、上海相比,自现代文学以来广州文化的文学性书写并不明显,而文学史书写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又加剧了其形象的被遮蔽。广州作为一个“最生活”的城市,其文化与哲学都蕴藏在不声不响的日常生活中,其生活方式本身就隐藏着独特的文化根性。广州生活方式在文学书写中得以凸显可以追溯到欧阳山的《三家巷》,如洪子诚认为小说“基于人情、事例、利害等复杂纠葛的都市日常生活、家庭关系,在书中得到细致描述”,成为区别于其他小说的重要特点,小说中南国民俗的描写,成为小说最迷人的篇章。《三家巷》凸显日常生活的写作手法,看似是作家的创见,实际上恰恰反映了广州生活方式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以及其蕴含的文化情调。透过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注重和打理,可以深刻地感知到他们对人、对世界、对自然、对传统的认知和看法,在人与城的相互关系中探索一个城市的文化性格,生活方式理所当然地成为最好的切入方式,正如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所说的,“我越来越期望借助于文学材料探究这城,这城的文化性格,以及这种性格在其居民中的具体体现”。

梁凤莲散文对广州生活方式的书写

叶兆言说文学与一座城市的关系,不仅因为“它能记录一个城市,表现一个城市”而且“还可以通过无中生有的想象,美化和创造一个城市”。文学对文化的书写与建构是最能展现文化魅力的途径。广州作为一座实实在在的平民之都,生活之都,常常被称为是“最说不清”的城市。而正因为说不清,和说得少,广州的文化底蕴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开掘,以至于广州最有名的“吃”也不过停留在了基本的生活层面。相对于“京味”、“津味”文学的自觉与自信,“粤味”一直没有成为广州文学的特征概括。这一方面源于广州作家对“粤味”的描写还不够浓厚,另一方面则源于批评的不自觉。梁凤莲作为一个出生在广州的本土作家,其对广州生活方式的理解有一种深入骨子的透彻,有感于广州本土文化被表达的不足,其以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积极改变着这一现状。她在专著《容度之间——岭南文化与文学的内省及互证》中,深入分析了岭南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从岭南文化与岭南文学的相互构建和显现、岭南文学追求中的文化内涵、当代岭南文学的艺术语境、岭南文学的表述特征等诸种要素去打开新视阈,以彰显岭南文学的走势与气度。其在散文中对广州生活方式的书写,是她经验地介入广州都市文化的重要途径。

作为一个学者,她清楚地懂得广州文化的内蕴与优势。但她没有止步于这种理论的探索与表达,而是像一个勇者一样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十几年如一日孤独而坚韧地对广州进行文学的表达。其散文集《情语或者诺言》《应愿之地》都是其在现实生活的点滴与超越现实的沉思中勾勒出广州文化精神的实验。她认为“在一座城市大的历史背景里,变迁是无常的,可总有很多普通的元素,已经融进了生活里,成为普通人的生活成分之一,比如风俗、习惯,比如起居、饮食,这是不会轻易消失的,再比如待人接物的情性和方式,总是有着自身的特色与不同,这或许就是文化的力量,和时间,和岁月,和很多人的记忆和情绪融合在一起,无由分说。”她认为“琢磨广州人的情性、特点,或者是他们与众不同独自一格的命相,最好是在小巷里,在这种平淡而又琐碎的日常生活映衬下,在这种只需要耐心和持信延续下去的日子里,可以捕捉到他们的襟怀和生存的秘密,可以知道乍不起眼的作派里所暗藏的机巧与韬略。”

梁凤莲笔下的广州是浸润了日常而又散发着生命底色和文化意蕴的,她以自己的生命为线,牵连起历史和现实,从日常生活的行事细节里,有意识地挖掘和展现广州人的性格,可以说是梁凤莲最为着力亦是最为擅长的。她曾引述苏炜关于生活的一段论述,认为“生活就是每一个生命的‘实情本相’,生活就是历史的真实文本”。所以看“生活”要跳离那些雕饰的、过剩的“观念”,发现和呈现生活最具有生命质感的那些细节与事象,回到日常而真实的经验感受以逼近生活与历史的真谛。正是带着这样的体悟,其对广州的描写带着自我的生命经验与体悟,并在个人的经验和体悟中把握广州的一段历史与文化。

以《情语广州》为例,她对广州的情感是明确而又散乱的,数不清的情话如汩汩江水奔涌而来,在普通人笔下可以轻松结束的一个题目,在她笔下却延展出难以收尾的生命诉说。“回去”“街巷”“四季”“老屋”“人家”“节日”“雨意”“阁楼的遐想”“街庆”“伙伴”“晨跑”“老井”“迷信”“老火靓汤或者凉茶”“茶”“女儿花”“爱与隐”“亲戚”“海外关系及其书信”“百岁阿嬷”“雅趣”“粤韵悠悠”,犹如二十二封情书一般,向世人讲述新旧广州的人与事,剖析着广州的文化与生活。显然,这二十二篇文章并不是作家刻意编排的,仅仅像是一个数家珍的姑娘随手拈来说于众人听,更像是一个热恋的人向外人讲述对方之好时的语无伦次。从季节到人物,从靓汤凉茶到亲戚,作家将各种并不对等并列的人与事并置在一起,没有刻意的过渡,却也丝毫没有违和之感。之所以会有这种效果,最关键的就是作家以自己的生命记忆来呈现广州。历史上的政治运动与时代变迁,都被作家揉碎到身边人的生活,因此,即便是写“亲戚”的篇章,却也将时代的影子摹写得活灵活现,聪明的读者很轻松地就可以从中捕捉到重点,感知到被述者的非凡。如在“街庆”中,认为“广州的营生,最了得的事情,是把黯淡的不快的色彩抹去,赋予平常的生计以节日般的情结、以喜庆的色彩。欢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锣鼓把街巷震响了,我却从中领受到左邻右舍的温情大赠送。”与《情语广州》相似,在散文集《应愿之地》中,更是以一种赤诚书写广州,她写那些绵密曼妙的街巷,那些迤逦成片的骑楼,那些邻水听声的世俗,那些老城区的温情暖意,那些茶语心语……所有关于广州的书写,都浸润着其生命的情感记忆,她要顺着生活的轨迹梳理出文化的血脉来。

正像我们通常会说到的,知道的越多越是感觉焦虑,梁凤莲显然是广州作家中颇为焦虑的那一个。她给人的印象不是改革开放之初广州的时尚代表,也不是坐在书斋里单纯做学问的学者,她总是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呼吁对本土文化的弘扬及向外发展。她乃至逼迫自己抛砖引玉式地写作小说,她想表达的是作为一个清醒的地方文化者的忧虑。当看着广州城扩展了一圈又一圈,当外地的人口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时候,她既无限怀念童年时的城市温暖,也颇为留恋那个时代的往事,她唯恐在轰隆隆的城市建设的声音中忘记了这个城市的文化根脉,忘记了故乡的声音,所以她要沿着老城区的街巷,在这座城市的生活方式中体味文化的温暖。她清楚地知道,提升本土文艺,必须要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世相变迁反复描述和歌吟,艺术创作必须以此题材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呈现和表达,让其在现实中不断地散发光辉。

梁凤莲对广州生活方式资源性的开发

散文创作于梁凤莲来说,是一种“诗言志”的追求,她对自己的写作有清醒的认知与寄托,对文学的追求与坚持,对地方文化的热爱与挖掘,都带有一种令人惊讶的纯粹。梁凤莲对自己的写作有明确的诉求,期望通过写作“在迷茫和困境中发出思考与理性的声,进行更为‘真诚’、更有‘功底’的写作”。于她来讲,写作比世俗的升官发财的“成功”或者过上“挥金如土”的所谓“好日子”,“更有意义”,更让其孜孜以求。正是梁凤莲对广州文化书写的使命感,使得她对广州生活方式给予历史现实的持续关注,在书写的过程中从不止于表相,而是从文化、生命等多个角度呈现其价值,有意识地将广州生活方式的文化哲学精神展现出来,形成一种资源性开发的书写模式。

以生活方式中最为典型的衣、食、住、行为例,她的书写总让人在习以为常中沉思,将思考从生活表相引向情感与文化的深层。如对“衣”的认知,在她那里是“女儿花”,是可以窥探到母亲生活秘密与智慧的媒介,是女人在方寸之间寻找到自我空间的途径。上世纪七十年代,物质较为匮乏的时候,母亲总是在布料“有限的数量里保证一家人四季衣服搭配光鲜”,对海外亲友带来的衣物“作小心翼翼的修改,以免惹人注目”,于是母亲在“呵护好家人的爱心的驱遣下,在自己的聪明巧智的灵性促动下”,将一个贫乏的时代通过衣服的式样翻新,给孩子留下美好的记忆。正是在母亲的影响下,“我”也开始接触女红并领悟其价值,“知道它对于女性内心的触动,甚至是来自于灵魂的触动”,“女红给了女人什么呢?让她们寻找做梦的渊薮吗,让她们有自己随心所欲而不必担心逾轨的园地吗,这是她们最委婉多情的倾注吗,这是她们才情最娇媚的挥洒吗,还是她们的人生在这寸空间里可以自我定夺、自己做主,不必被尘封、弃绝、掩埋?”作者的这种体悟,并不涉及理论界的父权和女权,只是从自我生命体验的角度给予认知,尤其是当她自己接触女红,在剪裁、钩针中体味心情与心志以及情趣相叠合时的震动,正所谓“一块布片、几缕彩线、独出心裁的图案,就把心思给托付了”。再如广州人的喝茶,作者一开篇就将广州人的生活与茶联系起来,“这壶茶,不仅侍候着广州人的晨起暮落,更围绕着广州人的生计兜兜转转,广州的市井生活就在这壶茶的浅斟低酌中铺排开来”。在那些挂着绝妙书法招牌的老字号里,“茶楼的卡座上,声浪随着水汽和人声在头顶忽聚忽散着,温馨散漫潜逸,人情渗泡消溶”,当心思消遣得差不多,品咂到时候后,就埋单而各忙各的营生。“这是阿嬷那辈老人,甚至是父亲他们后来消磨时日的一种方式、一种心情、一种姿态,这跟排场和挥霍无关”,在阿嬷那里,“吃早餐和喝早茶不一样,这早茶是用来养命的”。正是自小浸泡在喝茶的氛围中,作者对喝茶有另一种理解,她认为喝茶不仅是一种风俗,还是一种生活态度,甚至隐藏着一种生存哲学——在冲泡斟酌中,茶一口口品着,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谈笑着,也可以静穆,也可以冥想,更可以随意发呆,心思忽聚忽散地过滤着。日子铺摊开来,有更多的清醒从这头逡巡到那一头,该明了的明了,该含糊的含糊,待到主意已定,心思澄清,那粤式的茶点小菜,热乎乎地缠绕着肠胃,天天如此,就天天沉积成一种迷恋,历练成过日子的用心了。这当然不是作者的个人臆想,而是在历史中沉淀的生活方式。即便在特殊如“文革”的历史时期,也没有多少改变,人们仍然可以安心于日常,保持着自我生活乃至生命的节奏。“‘文革’的如火如荼推演到南广州,许是路途迢递,又许是这里信奉的是茶水人生自斟自饮,那运动的火灼燎人便有点后劲不足了,日子在这缝隙里怎样的过法就是怎样的滋味。”戴胜德在《广州人的文化性格》中特别提出,“广州人即使穷得叮当响,杯中物总不可少,茶也好,酒也好”,即便是在生活颇为艰苦的年代,喝茶的习惯都要像填饱肚子一样重要。

伴随着现代都市的发展,一幢幢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广州的版图被不断地扩大,那些旧街巷就像被时光抛弃的影子,在静默中诉说着往日的故事。那渐渐成为历史记忆的西关和西关大屋,更是被埋在岁月深处,偶尔被提起也“总是被当作唤起记忆的象征”,于是,作家不禁要问——“那些七彩的满洲窗,在风情元素最集中的西关大屋神台、趟栊、脚门,在这些石脚青砖大屋所在的麻石街巷,西关富贵温柔乡的神话”,“还有可能在哪里铺排和延伸?”作者不满历史设置的魔障,而是借助那些粗枝大叶的记录,借助一往情深的想象的修补,走进西关,在诗文中发现西关的历史与文化。“在造物的赏赐与营造中,在对金钱与物质的把玩之间,在这块土地居停过的先人,他们将是处开放接纳的风气,将粤人兼容并蓄的胸襟,与灵动而务实的情性,糅合起来、融会起来,然后在变通中现实化、具体化,把西关化作一种身体力行的生活情趣、生活方式”,在历史的家居、环境、自然中,作家看到了人们的一种生存寄托,“一种寄托”“一种象征”“一种风雅”“一种心情”,“那时的西关,关于家园、关于幸福、关于天人合一、关于回归自然、关于怎样让日子在文化的梦境里独步星云、关于品尝尘世的美酒、关于人生的享受与极乐,显然是多么不一样的世界”。

在梁凤莲的散文中,既有呓语式的情感独白,更有个体自觉地审视历史与人性的现代性关怀视野,她“通过日常的生活方式”,“对自身的文化进行具有地域风情特色的传承与演绎”的探索。她对广州生活方式的书写,对广州生活方式资源性的开发,既是她的生命经验之谈,也是她对广州文化的体悟。有感于梁凤莲对广州本土文化的发掘,有研究者认为“梁凤莲是当代广州文学生态中少有的坚持有意识地用文学来表达广州地域文化特征的本土作家”。正是因为梁凤莲,我们对广州的了解,不再片面和表面,而是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感悟广州的文化伦理。就像面对广州的一锅靓汤,不止是在火上慢熬了两三个小时之久,更有一种天人合一的生命体味。

当梁凤莲从本地特别的生活方式出发,将广州人的衣食住行一一展现并从中淬炼出特别的文化意义时,她其实完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创作实验。这种创作不再是以往本土生活的简单书写,而是带有生命质感的文化建构,是生活感性与文化理性的一种联姻。单独的文化研究容易流落到理论的僵硬状态,而只注重地方风俗的描写又往往使文化显得浅显,只有从人原初的生活状态出发,从原质的生活中淬炼出文化,或者说将文化内化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地方文化才会显示出它独特的文化魅力。同时,当生活中的人物一旦与文化结合,会产生一种裂变的文化效应,最终完成对文化的建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凤莲散文中的广州生活方式,就超越了以往作为文学素材的价值,而是最大限度地展现了它的思想文化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最终具有了一种资源性的价值。这种资源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它对人们生活根本性和长远性的影响上,还体现在其在每个时代都能散发价值的传统。 

(本文为2017年度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项目批准号:2017GZWT27;作者系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中文系讲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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