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秀萍，深圳第一代打工妹，深圳第一代打工作家，深圳市作家协会会员，现旅居深圳、苏州两地。一九六六年出生于广东阳春，一九九零来到深圳，同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代表作：中篇小说《江南雪》发表于2018年12期《中国作家》，中篇小说《云深不知处》、短篇小说《可怨的风雨夜》、《这里没有港湾》发表于1992年《作品》，短篇小说《绿叶，在风中颤抖》发表于1991年《特区文学》，中篇小说《中国智造》已完成初稿修改，未投稿。《可怨的风雨夜》获深圳市首届青年文学奖。

刊于《中国作家·文学》2018年12期的中篇小说《江南雪》，是隐退文坛20多年的深圳第一代打工作家黄秀萍的新作，这是近年来鲜见的一部讲述底层打工妹命运嬗变的作品，小说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初“血汗工厂”时期打工妹生命价值的自我觉醒与挣扎，以及20多年后命运的蜕变与升华。

综观改革开放初期的打工文学，绝大多数都是以打工者对个体生存和命运而忧思的主题。这种带有本能动因的写作所呈现的打工世界，就像一个铁皮鼓，外面总有一些为追逐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鼓槌”在拼命地敲，里面的打工者在封闭、喧嚣、昏暗、弥漫着汗臭与荷尔蒙气息的空间里互相挤压、彼此冲突、寻找出路，对生存焦虑，对命运堪忧，为未来挣扎等内容，成为早期打工文学的主要叙述对象。

而《江南雪》则不然，它着力塑造了三个打工妹历尽挫败、迷失与寻找之后对生命价值的重构与蝶变。

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讲述了“我”（何芳洁）、刘丽娜、小青三位打工妹，同在一家港资手袋厂打工。身为仓管员的“我”，因不屈于工厂没日没夜加班加点的压榨，为完成父亲定的一年上交五万元的任务，以及心中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文学梦想……毅然决然辞工了。临别时，同乡同宿舍的女工刘丽娜对“我”说：“你走吧！到街头电线杆上寻找你的新去处，赶在天黑前，找到包吃包住的工厂，给你容身的地方！”

现实告诉“我”：只要走出了这家手袋厂就成了流落街头的“三无人员”，就要面对治安队员的盘查，只要厂证、暂住证、身份证“三证”之中缺一证，就将被作为盲流人员遣送到樟木头收容所或到粤北地区植树造林服劳役，甚至遭遇无良歹人的侵害。“我”出厂时，厂证已经被厂方收回，随时都有被收容的可能。危机已经向“我”步步逼近。

可是，就在食宿无着的情况下，“我”依然惦记着深圳电台上午十点半要朗读她的小说。这使刘丽娜愤慨，“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你那不管吃不管住的小说哪！我说何芳洁哪！你脑子进水了是不？”

“我”对刘丽娜说：“我想先到街上找收听得到电台节目的地方，我想听王微的声音，听她读我的小说。”以至于令这位金兰姐妹感动得眼睛湿润。刘丽娜知道，“我”会不顾一切地去寻找收听电台播出“我”的小说的地方。刘丽娜毅然跑出宿舍，冲进工厂写字楼，将老板的女秘书手里的袖珍收音机抢过来回到宿舍，让“我”收听深圳电台《打工者的天空》节目播出“我”的小说……

可见文学的梦想已经令“我”魂牵梦萦，在没有听到自己的小说被电台播出之前，无视自身生存温饱，不管明天寄身何处，“我”的未来只有文学和远方。这就完全超越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的需求”“尊重需求”，直接追问人生最高的需求境界——“自我实现需求”。这种现实生活与理想世界的龃龉、脱节和矛盾，不仅仅体现在“我”身上，在现实社会那些身处困境为梦想而战的人们，大都如此。在希冀与现实、期望与绝望的泥沼中悄然沉沦甚至默默消逝者不计其数。正如丁玲所言：“文学是个危险的事业，也许终生落空。”

当“我”听完电台女主播王薇读完自己的小说，就像一个虔诚的信徒聆听完牧师布道一样，心里无比温暖、踏实和熨帖。就像给自己注入了强心剂一样，拖着拉杆行李箱赶紧找工作，赶在太阳落山之前寻个安身之处。可是，“我”一直担忧的问题依然出现了，“两个着迷彩制服、手持电击棒的男人朝我走来了！”“我”明白自己的厂证在离职时已经被手袋厂人事部收走了，得好好向联防队员求情。联防队员提出罚款200元，“我”只能无奈地说没有钱，并掏出了仅有的家当一叠书稿，同时告诉他们，一小时前，深圳电台还广播过“我”的小说。两名联防队员这才将信将疑地让“我”走。

终于，“我”在深圳沙头角镇保税区一家童装制衣厂找到了包吃包住的剪线工的工作。好好干换个工资高一些的工种，让“我”能够完成父亲定下的五万元的目标任务，给家里建房，帮助大弟、二弟娶媳妇，三弟、四弟要上学，最好还有点时间写小说……

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厂长白姑娘拿着一条被剪坏了的童装吊带牛仔裤，说是“我”剪坏的，“我”说白姑娘一定是搞错了，“我”不可能剪坏这条牛仔裤。可是白姑娘一口咬定：“你这个一身牛力的农民，怎么不可以？”

然而，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一栽赃事件背后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白姑娘责令我要么赔偿这牛仔裤的损失5800元，要么就去做打钮工。白姑娘对“我”说：“好好干，打钮工的工资是剪线工的两倍，你赚大了！”

后来小青告诉“我”，打钮工是个高危工种，钮扣射伤眼睛、机床扎断手的事件时有发生，几乎没人愿意干。可是，“我”愿意干！因为工资高，“有钱，可以解决很多父亲迫不及待要解决的事情”。当年就是因拿不出学费让小妹上高中，使她早早地成为一个纺纱工，这令“我”一直深深歉疚。这种对家庭、对亲人的无私奉献，对自身卑微的生命价值的认知，契合特定环境中人物个性和心理逻辑。

果不其然，当“我”跳槽到另一家服装厂做文员后，那个接任“我”打钮工岗位的广西仔，被失控的打钮机吞噬了一节手指头。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三来一补”企业，多数是生存环境恶劣的血汗工厂。对于没有文凭和技术专长的普通打工者来说，都渴望走出为生存而挣扎的宿命。

当“我”的小说在电台播出后，“我”应邀参加了一次颇具规模的文学研讨会，面对那些吃着皇粮不为明天的面包而忧的评论家、编辑、作家们的侃侃而谈，“我”只盼着会议尽快结束，赶上开往沙头角的最后一趟公交专线车，回到服装厂上班。因为“我”请假来开会，是以旷工处理的，“旷工一天扣半天工资，旷工两天扣一个月工资，旷工三天算自动离职，扣除所有待发工资！”于是“我”急不可耐地站了起来，用颤抖的声音说：“作为一名生存得不到保障的打工妹，我最渴望，今天来参加这个研讨会的，不仅仅有你们这些文学界的权威名流，更应该有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我希望他们通过我们的文字，听到我们发自社会底层的呼声！”

这种呼声，虽然微弱，却锐利而富有穿透力，直抵人心。就像打工诗人郑小琼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五金厂打工的5年时光里，每个月，我都会碰到机器轧掉半截手指或者指甲盖的事故，当我从报纸上看到，在珠三角每年有超过4万根的断指时，心里就计算着，这些断指如果摆成一条直线它们将会有多长？那时，我很难过，我那些瘦弱的文字有什么用？它们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手指。可是最终，我告诉自己，必须写下来。” 

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一代打工者，是那个时代的殉道者，辗转于乡村与城市之间历经劳顿与忧患。小说中“我”和刘丽娜是同乡发小，感情深厚，作为手袋厂生产主管的刘丽娜对“我”照顾有加，她是个聪慧漂亮、内心坚强的女孩。她们是家乡榕镇仅有的两个外出的打工的女孩。在刘丽娜的情敌阿八等长舌妇人的造谣中伤下，两人背负着在深圳“做鸡（妓）”的污名，父母、亲人都因此蒙受耻辱。以至于，刘丽娜在跳槽途中不慎丢失了钱包，写信向自己的姑姑也是唯一的有钱的亲戚借30元生活费，姑姑都不借。刘丽娜哭着说：“你们知不知道我在外面举目无亲身无分文会饿死人？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了不饿死差点去夜总会坐台了！”

实际上，一个香港老板想找刘丽娜做二奶，刘丽娜断然拒绝：“我一奶都没做过，怎么做你二奶？”

刘丽娜胆大心细、眼力过人。1991年初，深圳各大银行公开发售原始股抽签表，就在年底人们对这毫无动静的抽签表失去信心的时候，她将自己打工多年的积蓄，以3000元一张的价格买下8张股票抽签表。到了第二年年底，这8张抽签表市值近百万元。

就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手袋厂老板举家移民到加拿大，将工厂委托刘丽娜管理，这就使她掌握了市场和客户资源，自己开办了一家世界一线品牌手袋代加工厂。

就在香港股市震荡、深圳楼市崩盘之际，她再次抓住机遇，化危机成商机，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原始积累。

面对传统制造业日渐式微，刘丽娜索性放弃对手袋厂的经营。丈夫让她赋闲在家享清福，可是年近不惑的刘丽娜却决定继续创业，发展美容养生事业。只身来到上海一家大型美容院做学徒工、保健师、讲师。三年后在苏州创办了“娜传奇”瘦身美体旗舰店……

打工妹刘丽娜个体命运的改变见证着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

1992年，“我”终于站在了深圳特区最高文学奖的领奖台上，接着吃上了皇粮，并结婚成家、举案齐眉相夫教子。工作之余自学深造，先后获得深圳大学大专和本科文凭，还考取了高级秘书资格证，成为单位里“笔杆子”。

42岁那年，“我”幡然醒悟自己成“作家（坐家）”了，最初的梦想与追求被安逸闲适的生活所湮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不能再做庸碌无为的家庭妇女。于是，“我”毅然申请内退，和小青结伴来到了苏州继续追梦。

小说中小青这一人物也个性鲜明，当白姑娘把“我”名字叫成“石灰头”时，小青举起喷雾电烫斗，提高嗓门警告白姑娘：“你以后不许喊她石灰头，她不可能永远是你的打钮工，她有可能是：作家！”其实，小青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她家境贫寒从没有上过学。她冒着可能被白姑娘炒掉的风险支持“我”，除了由衷地尊崇斯文外，还想跟着“我”学文化。常在工余时间，小青拿着硬皮抄、新华字典和“我”一起到海边或公园，请“我”教她读书认字、学习数学。

“我”跳槽到另一家服装厂做文员，小青跟着我成了这家厂的大烫工。正如刘丽娜说的“文学改变的不仅仅是你，还有我和小青！”

后来，小青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了深圳经济特区第一代地产经纪人。在小青的指引下“我”和刘丽娜接手的“烂”盘最终成了意想不到的财富。

小青的命运的变化来自敢于面对不完美的自己，并努力求变，实现梦想。

《江南雪》这种书写底层打工者生命价值嬗变的新世纪劳动者文学，与早期以失落、迷惘、焦灼、无奈、寻觅等为主要精神向度的打工文学有着本质的区别。

21世纪的今天，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我国劳动法的进一步完善，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文化素质和精神面貌等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许多第一代、第二代打工者都已经成为企业的主人，一如《江南雪》中的三位女性，他们都以主人公的姿态奋战不息，成为新时代劳动者的楷模。

当今的劳动者文学，首先在文本上基本改变了人们对早期打工文学粗制滥造、浅层呻吟的偏见。开始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劳动者个体生命的流变，以新的审美向度观照人性明暗与美丑。再就是劳动者文学写作者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得过去在打工文学中频繁出现的劳资对抗、主从博弈、同根相煎的矛盾关系不再成为主要叙述对象。更多的是对经历打工岁月洗礼之后的人物心灵成长的理性思索，对新时代劳动者生命价值和精神维度的关注。

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者文学，应该是一种具有质感和温度的写作。所以，新形势视阈下的劳动者形象的审美与塑造，对劳动者个体生存和命运的关注，是时代赋予新世纪劳动者文学的任务与使命。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阎晶明在深圳宝安劳动者文学举行的2018年“十大劳动者文学好书榜”揭榜仪式上说：“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在经济腾飞的同时，文化也得到发展和繁荣，这其中十分耀眼的一张文化名片，就是以劳动者为写作主体，以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主要题材的打工文学，‘华丽转身’为劳动者文学，成为中国基层文学发展的‘宝安范例’。”

作为中宣部试点单位的宝安劳动者文学，在各级作家协会、《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文艺报》等报刊的关怀、指导和扶持下，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宝安这个昔日的中国打工文学的渊薮之地，如今迎来了劳动者文学的春天。在宝安区政府的支持下，出版了10多种文学刊物，经常举办各种文学讲座培育新人，为全国劳动者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树起了一面鲜亮的旗帜。

《江南雪》的作者黄秀萍就是深圳市宝安区作家，她说自己隐退文坛20多年后再次复出，主要缘于宝安区作家协会主席唐成茂的召唤。她的又一部新著《中国智造》即将面世。她表示，作为劳动者文学作家，她将会潜心创作出直指人心、激励大众的良心之作，来回馈这个美好的时代和人民。

作者简介：

喻彬，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戏剧与影视学系特聘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会员。

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花城》《小说界》《电影文学》等文学刊物发表小说、电影剧本、散文等400多万字。出版《检察长》《画梦录》《总统的女保镖》《生死铁证》《黄花殇》《岁月流痕》等多部。

中篇小说《黄花殇》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逃命》获中国《小说选刊》首届全国小说笔会征文二等奖，长篇传记文学《禅宗六祖传》（合著），2013年获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奖提名奖。

著有电影剧本《危情电话》《决战黑彩》《六祖惠能》《大营救》等十多部；戏剧剧本《包公掷砚》《县令拒妾》等多部。其中《铁血巾帼》《命悬一线》分别获第二届、第三届“北京影协杯”电影剧本奖；《逃生》获重庆影协第三届“重庆杯” 电影剧本奖；《暗杀》获安徽第二届电影电视剧本大赛一等奖；《检察长》公映后，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2015年度“十佳影响力”作品，纪录片《生命的秘笈》《最后的驿站》分别获2016、2017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最佳短纪录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