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青春小说大行其道，不少青春校园题材的文学作品也被搬上荧幕，比如我们熟知的《左耳》、《夏至未至》、《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等等，这些青春故事吸引了大批年轻读者和观众。由于大多数作家将爱情元素作为青春小说的“吸睛点”，因此太多相同、相似的爱情故事不免会使读者产生审美疲劳。青春小说在内容质量上良莠不齐，能够写出新意和深度很不容易，所以在阅读这些作品时，我们总是持批判的标尺，以期能带给我们独特的阅读体验和审美感受。青年作家周朝军的长篇小说《九月火车》便打破了惯常的爱情主题藩篱，为读者讲述了一个关于理想和命运相冲突、故土依恋与成长的悲情故事，是一本写给理想主义者的书。

《九月火车》中的主人公周鹿鸣与双胞胎哥哥周剑鸣样貌相同，但却有截然不同的人生命运，而导致这一差异的竟是一枚被抛起的硬币。因计划生育政策抓得紧，兄弟二人被过继给大舅，虽然舅舅待俩人很好，但二人实际上已经是原生家庭的“弃儿”，书中也并未对二人的父亲母亲做基本的描述，反倒是大舅担起了父亲的角色，外婆和小姨水芬担起了母亲的角色。然而家庭的贫困不足以支撑兄弟二人走出去，便只能有一人作出牺牲，通过硬币的正反面来接受命运的安排。作者选取“硬币”这一审美意象向读者明示：二人通过所谓“公平”的选择决定了各自的命运。事实上兄弟二人并没有选择的权力，极度的贫穷使他们只有顺从命运的安排。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近乎儿戏的抉择也是作者有意设置的希望，因为这种因家庭贫困导致子女不能接受教育的事在农村并不罕见，周朝军只是仁慈地给二人设置了一个似乎可以改变命运的希望，让他们其中一人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不至于一辈子都被圈在小山村里。相比他们的上一辈，兄弟二人还算是幸运。年轻时候的大舅因为是地主家的孩子，被迫与相爱的人分开，自己孤单地过了一辈子。还有后半段只出现过一次的表叔，同样是因为“地主之后”的身份，而被当权人家的子女顶了包，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他们的人生都因成分不好发生了转折，但是他们却只能接受残酷的结果，折射出上一辈人的无奈。正是因为沉重的历史背景奠定了凝重的基调，那个时代的人们无法把控自己的命运，只能任由命运推着走。等到他们青春逝去、满面沧桑的时候，补偿心理使他们会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和对未来的期许投射到朝气蓬勃的下一代身上，希望他们能够改变身份，摆脱自己曾经历过的艰难生活道路。但是在《九月火车》里，这两代人却很难实现自身的理想，他们也无法改变客观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环境。

《九月火车》也并不是一部纯粹的青春小说。作者曾在前言中强调，他本意是想讲述一个像《平凡的世界》那样的乡村少年励志的乡土故事，但当真正起笔后才发现自己热爱和怀念的不仅仅是乡村本身，还有自己，而周鹿鸣与周剑鸣便是作者性格中两个侧面的体现。由于当下文坛中所谓的“青春小说”泛滥，很多青春故事比较俗套，因此很多读者认为青春题材的小说是不严肃的、缺乏深度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青春小说的内核其实是悲凉和残酷，因为青春是短暂的，不知不觉从你手中溜走；青春又是残酷的，任何人都无法留住它。从这个角度来说，作者尽管也选取“青春”作为一个叙事主题，把爱情故事作为贯穿情节的一条线索，例如作者沿袭了古代小说的“才子佳人”模式给“蓝莲花”乐队的三个年轻大学生安排了女朋友，但是作者想要表达的并不是懵懂年纪的情情爱爱，而是从这几个年轻人的视角关照当前的现实社会，因此在他们的青春记忆里出现三次学生与成人的冲突事件——因学校安排学生住脏乱差的宿舍，以周剑鸣为首的学生团体向学校抗议；小卖部夫妻俩仗着有“后台”打伤学生，学生们愤怒至极，跟学校闹得翻天覆地；他们还联合校长，为学生胖三?向压榨员工的日本公司讨说法，还有汶川大地震的悲剧场景。作者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加强戏剧冲突——不管是大学生与制度僵化的学校之间的冲突，还是他们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我们应该看到，书中的每个年轻人都无法逃避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冲突和事件，他们也没有选择逃避，无情的天灾人祸反而使他们的青春在苍凉迷茫的青春期冲动中去思考人生，人生命运也因这些客观存在的社会事件显得更有厚度。因此在《九月火车》中，不管是冲动的剑鸣还是沉稳的鹿鸣，在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青春洗礼后都回归平淡，书中的其他人物也磨去棱角安于平凡，可说激情燃烧的绚烂过后均安于平淡生活，这也是现实生活教给他们的人生真谛。

《九月火车》又是一部描写理想的小说。由于其中的几个主角都是有朝气的年轻人，必然会涉及他们激情昂扬的青春岁月与理想主义。周剑鸣是理想主义者的典型代表，“狗洞”就是他们乌托邦式的理想国，柳溪镇就是心中的桃花源。他性格中的叛逆高傲与才华横溢，使他在大学生活刚开始的时候，便在大礼堂上演了建校以来最轰动的一幕。到后来遇到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就组建乐队，盘踞“狗洞”、切磋诗歌。在小说提到的三次学生冲突事件中，周剑鸣都是领头者。不过作为学校“风云人物”的他也有自己的苦恼，因生活窘迫经常蹭舍友的盒饭，为了生存到街头卖唱。现实生活的艰苦使他的理想和反叛显得卑微，他也并不是完美的“神”，而是一个在进行自我救赎的俗人。所以当他和校长张清远闹掰后，自尊心极强的他拒绝亲人、朋友与爱人的好意，毅然背起吉他，揣上“巨款”浪迹天涯。其实这种自私的出走行为不是去追寻梦想，而是逃避现实的懦夫行为。从这里可以看出，理想是高尚的、崇高的，然而如果没有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那么一切就都是妄想。这也《九月火车》所要强调的生活严酷性：现实生活很残酷，处于生活底层的青年在自尊与生存、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时，浪迹天涯的决心并不是纯粹的青春期叛逆，而是理想崩塌后的一个无奈之举。因此周朝军在处理剑鸣出走这件事上没有落入俗套，没有设计他在饱尝生活辛酸苦辣后的“迷途知返”。相反地，作者却在此处巧妙地放入了一个宏大的历史事件——汶川大地震。那场巨大的浩劫使千千万万的同胞失去家园，失去亲人，这种无法言说的痛苦警醒了迷惘的周剑鸣，这次灾难使他切身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以及人类的坚强，他意识到自己必须要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做点事，这是他肩上与生俱来的责任。剑鸣的出走既是理想主义者的碰壁，又是理想主义者找寻自身价值和存在的另一个入口。理想主义者往往自命不凡，但是一腔热血无处挥洒，他们找不到自身的存在感，更不想被人们看作是垮掉的人。然而正是这场突如其来的天灾使理想主义者找到了建构理想、激扬青春的途径，他们终于能将自己对残酷现实的控诉凝结成股股力量与现实中的灾难做抗争，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成长。也正是这次事件使他们对待理想和人生的心态发生变化，每个人都拥有了宏大的超越岁月的感悟和成熟。这是一本写给理想主义者的书，我大胆猜测作者想传达的是希望每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经历岁月洗礼后，能在反思中成长，重新找回信仰。

《九月火车》的另一条故事线索与轰轰烈烈的校园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了以周剑鸣和“蓝莲花”乐队为主体的校园生活中的青年人高扬理想主义的大旗外，以周鹿鸣和柳溪镇乡民为主线的乡村生活则显得平静朴实了许多。这种叙事手法不但将对立的双方摆在横向的位置进行比照，充分显示矛盾双方的特征，而且把乡村部分的书写设置成此书最大的闪光点，而这一部分也最能凸显出作者的创作才华。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平凡的世界》对他的影响有多么巨大，作者意在写出自己心中的“平凡的世界”，周鹿鸣便是作者心中的“孙少平”。周鹿鸣的形象与孙少平非常相似，都是不怕苦不怕累的青年，主动接受苦难的磨练，心中也从未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但是二者又有很多不同之处，我们在孙少平身上看到的是强烈的反叛和不甘，而周鹿鸣则是面对生活的坦然。即使那枚硬币没有眷顾他，他仍不后悔留在乡村做苦力。无论周鹿鸣经历了多少次失业，但是作者在描写周鹿鸣心理活动时都没有用到“不甘”这个词——对于工友的排挤他毫不介怀，对于厂长女儿的诱惑也没有迷失自我。这样一个底层人物在恶的环境中仍保留有骨子里善良，对一切苦难都坦然以对，他身上没有强烈的反叛，而正是那种坦然的态度却是最可贵，最触动人心的品质！周鹿鸣还单纯沉稳，总是先将别人的利益和感受放在首位，所以他会为了大舅的病屈从钱如海的安排。然而《九月火车》同样写出了周鹿鸣对自己理想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他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的性格描写上。他尽管喜欢独处、不愿意被人打扰，但是同时他又时刻等待着杂志社的回信，期望能在文学界崭露头角，在他身上既能看到道家的出世，又能看到儒家的积极入世。虽然与周剑鸣相比，理想主义的光辉在鹿鸣身上相对弱化了些，但作者对周鹿鸣这一人物的喜爱使其形象渐趋理想化。所以鹿鸣的性格也在作者笔下由开始时的犹豫不决转变为刚毅果断，在小说的结尾，作者也让周鹿鸣实现了理想，成为当地有名的作家。不过一直给予他支持和鼓励的爱人乔雅却在汶川地震中丧生。由此可看出作者对于人生的清醒态度：人生并不是完美的，现实是残酷的，人们在苦难降临时必须要坦然面对和承受。

《九月火车》中的男性形象比较丰满立体，然而女性形象却显得有些单调和单薄，她们往往成为丰富男性形象的附属品。以两个城市女孩关琳和乔雅为例来说，在关琳与周剑鸣初见时的对话中，读者很容易被男主人公周剑鸣吸引，对关琳的印象却仅限于一个容貌清秀的活泼女孩。不仅如此，隐藏的叙述者已将气氛烘托得很巧妙，读者预料到这个女孩一定会跟周剑鸣产生恋情，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描写乔雅与周鹿鸣初见的桥段。对于这两个女孩的心理活动，也许是因篇幅有限和作者的重心放在男主人公身上，所以并未得到深入挖掘，这也导致了读者与人物交互的断裂感。而且关琳这个人物似乎只在给周剑鸣处理“烂摊子”时才出现，而乔雅出现的目的也是让读者看到周鹿鸣性格和人生的多面，仅是使得周鹿鸣这个人物更加丰满有脉息。从作者给这两个女孩子设置的结局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两个人物在整个故事中不那么重要，关琳的退场并不会改变周剑鸣对未来的选择，乔雅即使没有遇难，她和周鹿鸣的故事也不会是我们预想的那样美满。而且乔雅的结局十分令人吃惊，不仅是因为悲剧情节来得太突然，缺乏必要的铺垫，还在于作者并没有将她们细腻的情感世界展现给读者，因此很难感染到读者。

然而《九月火车》中的一个女性形象却是例外，比较丰满生动。这个女人就是生活在乡村的赵水芬。她美丽善良，待人真诚，在兄弟俩（尤其是周鹿鸣）的童年里充当了母亲和姐姐的角色，鹿鸣性格中的坚韧和执着多半来自赵水芬的影响。但这个女人却又如同《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兰花，承受着悲剧命运的折磨，她的两任丈夫都死于意外，导致她背上了“克夫”的骂名，在柳溪镇乡民眼中是“不详”之人，她除了接受命运安排之外别无他法。然而水芬并不是另一个“祥林嫂”，她就像风雨中飘摇的小草，再脆弱也不向苦难低头，受的苦从来不会跟别人絮叨，她对命运的不公没有半句控诉，反倒使命运显得太不近人情，把满满的恶意强加到善良的人身上。作者对此没有批判命运的不公，但这种无声胜有声的沉默更加震撼人心。作者也曾在访谈中提到，水芬小姨代表了他对乡村女性的美好想象，赵水芬是真、善、美的化身。在作品中，赵水芬是周鹿鸣生活上的“母亲”，是周鹿鸣在柳溪镇这片土地上的依靠，也是周鹿鸣心灵的依靠，她在鹿鸣心里的位置很特殊，当赵水芬再次丧夫的消息传到他耳朵里时，周鹿鸣为她咒骂上天不公，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周鹿鸣已经对赵水芬产生了母性依恋，当周鹿鸣急切地想要与人分享喜悦时，他疯狂地朝着家的方向跑去。在小说结尾部分：周鹿鸣看见，一身红衣的水芬小姨正撑着筏子箭也似的向自己驶来……这样一个暧昧隐晦的结尾似乎是在交代二人以后的感情走向，因为周鹿鸣和乔雅天人两隔，赵水芬家也不会再有媒婆踏破门槛儿，两个孤独的人或许会走到一起，成为彼此后半生的依靠。《九月火车》中的这种带有“俄狄浦斯情结”色彩的结尾，实际上投射出作者的人生感悟与对乡土的热爱：这不仅是周鹿鸣感情的归宿，也是周鹿鸣人生的归宿，周鹿鸣不会离开柳溪镇这片土地，他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热爱这片土地。而赵水芬这一女性形象就是集包容博爱于一身的“地母”的象征，赵水芬给予周鹿鸣的是母爱一样的温暖，二人最终走到一起便如孩子回到母亲怀抱、生命回归大地母体一样，可说也是鹿鸣实现自己理想的一种体现。可以这样说，在《九月火车》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在乡村现代化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中，乡村青年理想的追求、崩塌与重建，以及如同《平凡的世界》中的一个个普通人物的不平凡的人生故事。我们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一种苦难生发的诗性美和感悟：人生要达到理想之境，只能去经历它、体验它、感悟它，所以不管是大学校园还是质朴乡村中的人物，他们都在历经苦难后变得沉稳，承认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但他们心中的理想国、桃花源并没有消失，而是进行了重建。

概而言之，《九月火车》是一部披着“青春小说”外壳的现实主义小说，关照当下社会现状以及青年人的精神世界，并让他们找到自身的价值存在。从这部小说中，我们也看到每个年轻在慢慢成长，通过表现他们的理想、冲突、奋斗和挣扎，为当代年轻人发声，是一部写给理想主义者的书，一部探索人生意义的书。这也正是《九月火车》的价值所在。

作者简介：王杜娟，鲁东大学2018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