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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先生注意到乡土文学跟现代性的内在关联："乡土文学是现代文学中的一个概念，是指面对现代性的变革和革命的观念，文学家们或者回到传统乡村生活中去寻求精神慰藉；或者去反映乡村生活中生与死的挣扎，或者去写出乡村土地上生活的质朴和本真品格。"

1949-1989年代，乡村小说被表述为"农村题材"作品并被纳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叙事谱系。因此，"乡土文学"作为一个概念不仅仅是它表述的对象，它本身便是一套文学话语的结果。这个概念在中国当代的勃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事情。

诚然，"乡土文学"恰恰是现代城市和现代生活在中国开始发生之后的产物。"现代文学"的认识装置为"乡土文学"的生产和创造提供了重要的保障。"现代文学"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话语，使"乡土文学"深刻地区别于消费性大众文化和左翼革命文学。因为，后两种文学类型虽然可能在题材上关涉乡土，但跟"现代文学"所构造的"乡土文学"却大异其趣。虽然陈晓明在《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中对陈忠实、贾平凹、莫言、阎连科、刘震云、铁凝、刘庆邦、曹乃谦等人的"乡土文学"写作给予了相当精彩的评述，然而我们也不能说"乡土文学"的可能性已经被穷尽了。

显然，"乡土文学"最核心的问题不是"乡土怎么样"，而是"背向乡土的人魂归何处"。对世界不同的理解方式、不同的精神方案都导致不同的乡土文学设计。比如，阎连科的村庄通过民族寓言的方式投射了一种民族现代精神转型的深切焦虑（《受活》《炸裂志》等）；莫言的乡野生活则通过对历史的重构想象从革命史叙事中赎回并激活了一种民间的生命原力（《红高粱家族》等）；曹乃谦的乡土则通过对贫穷的零度情感书写，展示了生命在极度边缘环境中的阴影和变异（《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乡土"如何被转述为"故乡"，又有很多问题可以提出。要言之，"乡土"指向的是一种社会存在状态：现代性转型背景下某种解体、将逝或已逝的前现代生活方式。可是"故乡"则更深刻地指向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此处的"故乡"正是海德格尔所谓的"诗人的天职在于还乡"之"乡"。面对"乡土故乡"的逝去，中国当代作家提供了几种不同的书写路径：其一是莫言式的"赋魅"；其二是阎连科式的"批判民族寓言"；其三是格非式的"精神还乡"（《望春风》）；另有一种则是乡土的见证立传。曹乃谦的写作甚至也不妨归入其中，其实他见证和出示的乃是乡土最贫困最酷烈的部分。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还有汪曾祺式的乡土见证。汪曾祺以疏朗精纯的笔法写高邮风物、乡人，其物皆带灵韵，其人皆打上深刻的文化印记。这种写法并无意上升到"民族寓言"的角度进行现代性反思；却也并非想为乡土注入何种现代精神原力。其文学来源与明清笔记有着更密切的关联。在我看来，鲍十的《东北平原写生集》正是有意延续汪曾祺文学路数的乡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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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在这本书里的作品，我从1999年就开始写了，一面写，一面在刊物上零散地刊载，直到2013年，才算告一段落。这样断断续续，居然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类似的作品，我或许还会写一些，以我掌握的素材，也确实尚有可写的。"鲍十在自序中的交代透露了某些意味深长的信息：不仅是写作时间的长，而且是作品的"零散"和"未完成性"。这不免使人疑惑：写作时间跨度长的作品比比皆是，无论是《神曲》还是《浮士德》，其完成时间都是几十年。可是这种"边写边发"，结集而依然似未完成的作品，其"整体性"和"内在性"如何保证？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这部书的出版信息标示为"短篇小说集"，但这些以"屯"为单位的系列主题小说却统一于某种东北区域文化特性。由于写作出发点相近："想通过这些作品，让人们对中国东北的乡村社会有个大体的了解，包括历史的、政治的，以及人的命运、民风民俗，等等"，每个作品都成为"东北文化"这个大拼图中的小图案。换言之，这些作品虽然每篇都可以独立，但合到一起却产生了一种更大的凝聚性——东北的文化、历史、民俗和人情在这些篇什中相互勾连，正是这种文化灵韵构成了作品的内在性。因此，作者采用了拼音分类法，按照篇名首字母顺序将22篇小说分置于17个字母条目之下。这使小说结构上具有某种"词典性"。虽然我们早已通过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词典》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而认识了这种结构。不过鲍十的本意显然不在于对这种特别结构方式的模仿，而是通过一种字母排序强调某种"排名不分先后"的非等级性。它隐含着一种这样的文学立场：所有人、故事或风物，在这里都获得了不分先后的平等命运。他们的人生有遇与不遇，幸与不幸，可是作者以悲悯的眼睛平视之。

鲍十首先关怀的是那些女性和弱者或颠沛流离、或晦暗无常的命运。《大姑屯》将我大姑的命运曲折跟东北的婚恋民俗丝丝入扣地结合起来。作者浓墨重彩又不厌其烦地通过我大姑的婚事将东北相亲、婚事的程序（头茬礼、二茬礼、三茬礼）、备嫁妆、姑爷饭等风俗物事写得充满韵致。小说重点写我参与大姑的"送亲"，"马车一颠一颠儿的"，大人们拉起了家常，小说在绵绵密密、家长里短的咸淡中暗含一种命运无常中的恒常。在送亲及婚恋程序的铺陈中，小说用了绝大部分笔墨书写大姑的出嫁，却在最后加快了叙事速度，将大姑婚后的命运艰难高速推进。大姑快生小孩的时候，大姑丈出事了。由于揭发生产队长侵占集体财产、欺压群众、乱搞男女关系等恶行，大姑丈跟队长发生了厮打并被对方族人打致重伤。姑丈从此落下了病，而刚生下儿子的大姑便从此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担。多年以后，大姑姑有一次风风火火找到"我"，想借一笔钱给儿子说媳妇过彩礼，可惜"我"能帮助的并不多，为此一直内心愧疚。小说通过相隔二代人的婚恋礼仪，感慨的是这套亘古运行的风俗程序中多少鲜活生命的绽放和凋零；感慨的是每个女人的生命就投注于这一整套的风俗礼仪之中。所以风俗不仅是风俗，而是生命。这不禁令人感叹：好的文学不但能写出风俗中的生命活力，也写出风俗中的命运沧桑。

大姑的命运虽有转折，但并不明显。而是生命加诸于个体的无声的重压，她代表的是无数普通女性的自然命运，在漫长的一生中谁没有一点拐弯抹角或欲说还休。大姑写的是绝大部分东北妇女的平均数，而《南北条》《莲心屯》写的则是有别于平常的酷烈命运。在南北条屯长大的忠梅既好看又懂事，十八岁时爸妈不幸相继去世。父母去世前家里欠着二发家的债，便让她跟二发缔结了婚约。可是忠梅喜欢着洪昌，一次割玉米时洪昌"轻薄"了忠梅，被忠义撞见了并打折了腿。忠梅是纠结的，她疼惜忠义，也疼惜洪昌："她当时真让洪昌给吓着了，而且很生气。不过，忠梅事后却后悔起来：自己当初为啥要叫呢？不叫，忠义就不能听见，洪昌也就不会挨打了。那血呼啦的一条腿呀！忠义呢，也就不会给抓起来了！"忠义不后悔被拘留，他担心的是姐姐不跟二发："你要是跟二发黄了，屯里人就得说咱家丧良心！再说，咱爹还说他欠着人家……"忠梅的困境是自在生命跟家庭困顿、自然情爱跟世俗道德之间的冲突。这并不新鲜，却依然世代上演。相比之下，《莲心屯》的邬小霞命运就更加曲折悲惨。邬小霞在嫁到莲心屯之前命运就曲折颠簸：她三个月大时，父亲意外身故，不久爷爷也死于意外。她于是被奶奶视为"灾星"险些被扔掉。十三岁时母亲急病死去，悲痛的她再次被视为灾难的祸根并被赶出家门，开始了六年的流浪。十六岁那年被一个宾馆的经理收留，得到了落脚之处的身体却成了别人的摇钱树。一次公安行动中被抓并劳教一年。在离开家乡六年之后，邬小霞又被遣返回了家乡。继父将她嫁到莲心屯的李家——贫苦本分懦弱的人家。安稳踏实生活没过上三个月，又被一个叫谷玉成的流氓打破了。这个乡里恶霸觊觎邬小霞的姿色，居然上门要求"转让"。村长拒绝为李家伸张公道，邬小霞被带到了谷玉成家，不久以后就开始不断地被殴打和虐待。在一次狂风暴雨的被殴过后，邬小霞举起菜刀砍杀了醉酒的谷玉成。她的命运结局可想而知。这既是属于苦人的命运悲剧，也是乡土世界的迷信、从众造就的文化悲剧。作者在叙述中两次停下来问"你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吗？"个人命运的惨状超越于人们一般的认知，可是它分明曾存在于这世界上。为什么这个屯要叫莲心屯呢？因莲心苦也！这个于散淡的叙述中呈现的酷烈故事分明包含着作者对于女性命运至深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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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十同情的不仅是女性，更有历史河流中那些命如草芥微粒的人之命运。《积万屯》《翻身屯》是二篇写历史转折与个人命运的优秀小说。土改前沈积万是积万屯大名鼎鼎的地主，民国元年他当选过县议会议员，伪满时期当过县协和会分会长。沈积万的心病来自于他最疼爱的三儿子沈家斌，后者在读大学时失踪了。儿子失踪后，他一病病了三个月才渐渐好起来，有人问他的感受，他总是低低地说"心疼，我就是心疼……"这种老地主的骨肉之痛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几乎没有得到过书写。1946年当人们重新发现沈家斌回来时，他已经成了县政府主席，现在叫做沈鸿。当沈家人找到沈鸿时，他并没有否认自己的过去，也没有准备回家认亲。而且，在土改前的反奸清算中，沈积万于处决名单上榜上有名。"这个名单是由沈鸿，也即沈家斌，最后签署的。"小说安排了沈积万临死前和沈鸿有一场最后的对话。老泪纵横、肝肠寸断的老地主和谨言慎行、面无表情的儿子之间，被错位的历史横隔成两个断裂的地理板块。谁也不知道，隐藏在沈鸿的沉默背后究竟是怎样的人心和人情。

事实上，《白鹿原》等作品也写叛逆家庭走向革命的地主二代，《活着》也写大历史转折在个人命运投下的无常幻影。《积万屯》自然有别于周立波《暴风骤雨》式作品对暴力和历史进步法则的欢呼；也别于余华在历史偶然性中提取的生命颤栗和卑微韧性。《积万屯》在历史转折的框架中选择的却是一个人情的视角。历史的坚硬对柔软人心的刺破和蹂躏，成了最让人不忍直视的部分。人为何如此？而如此的人的真实纠葛又是如何？这大概是作者所感慨的，这种感慨的背后其实终究是对人之为人，心之为心应有本相的追问和指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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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雀墩》写韩久成患慢性支气管炎，动不动就站着"空空空，空空空"咳上一阵子。韩家困难，又生了三个孩子（二女一男），这使得韩既自尊又自卑。韩家在两个女儿长大到沈阳工作之后情况有所改善。韩久成也终于不像以前那样躲躲闪闪了，"有时候还会站下来说几句闲话……"这个老实巴交的苦人，到最后才在邻居窃窃私语的议论中知道了两个女儿不堪的工作，马上晕倒过去。命运对韩久成是残酷的，可是作者却充满同情，同情同样施与韩的两个女儿。她们的谨言和寡言，她们对家庭的尽职尽责，她们所出身的家庭环境，她们在面对姥姥不明真相的喜悦唠叨时的认真和迟疑，都说明作者并没有把她们置于批判的位置。小说的最后，墩里一棵四百年的老榆树在一个雷电交加的晚上突然从根部折断。这里隐喻性地暗示了传统乡土在外面世界入侵下的沦陷。可是，作者既未站在道德的立场批判世风日下价值沦丧，也未站在批判现代性的立场哀叹乡土在现代的入侵下的步步溃退。即使有，这种态度也是隐匿的。作者的立场是一种典型的人道主义，他默默看着这一切，为故乡无可奈何的逝去默哀；为每个受苦的生命暗暗难过。这种来自现代文学阶段便一直流传的人道主义立场在鲍十这里再次闪耀。

我们在《东北平原写生集》中既读到历史、传说、民俗等恒常的东西，但也感受到强烈的当代气息。这种当代主要是通过外面世界对屯生存状态的侵入来呈现的。显然，韩久成女儿的故事就代表了外面生活方式（沈阳、妓女）对屯及其古老道德的打破。这种乡土将逝的现代性感慨是很多当代作家的感慨。鲍十对东北生活风情的书写不仅内蕴着深深的人道主义话语，也包裹着深刻的现代性反思话语--对被现代所驱逐的乡土发出的哀悼。

《七里屯》和《走马川》便是两曲乡土将逝的哀歌。作者对七里屯的记忆，跟杀猪菜紧密联系在一起。"诸如蒜泥白肉，酸菜白肉，蒜泥血肠……"。这些菜本身就具有鲜明的东北特色，而在屯里的饭馆吃杀猪菜则是一种具有东北风情的生活方式。小说中，鲍作家七八年前从哈尔滨来到过七里屯，对这里的饭店"刘老板杀猪菜"的全套杀猪菜和豪爽敦实的刘老板印象深刻。可是，多年后重临七里屯，"这里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是楼房多了，还有十几层的高楼。"鲍作家住在宽敞豪华的套间，惦记着刘老板的饭店"刘老板杀猪菜"，却被告知不单他那个饭店没有了，连七里屯都没有了。显然，七里屯已经接受了现代的全面改装，这在现代化话语观照下当然是毫无疑义的进步和发展，可是在审美现代性的反思中，却隐藏了更多未被说出的纠葛。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把一段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典型事件--拆迁，不动声色的放进了一段报告文学的文字中。在当地交给鲍作家指导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当年的那个刘老板在"幸福家园"工程项目中成了钉子户，持刀刺伤了多名执行拆迁任务的工作人员。报告文学采用的当然是最常见的现代化、官方化叙事。个人的诉求在集体的、现代化的名义下完全没有陈述的机会。鲍十这里引而不发地将现代化进程的内在纠葛彰显出来。一方面，我们似乎无力阻挡现代化的巨兽，可是从"七里屯"到"幸福家园"之间的变迁，并非"幸福"之命名所能全部出示。更有趣的是，鲍作家角色的暧昧性：他既在内心怀念着逝去的一切；在生活中却是那篇主旋律报告文学的指导者。这种暧昧的困境也许正是很多人的困境。

如果说《七里屯》写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拆迁，《走马川》写的则是空心化的屯所面临的必然消失的命运。这篇小说通过"我"的画家朋友老余的讲述，带出了走马川这个大部分住户迁居外地的东北乡土小单位的命运。在一场大雪中老余的车在走马川抛锚了，可是整个屯居然只剩下了老曲夫妇和小孙女东霞。走马川投射的是现代化、城市化背景下空心化农村的困境。老曲的儿子媳妇都在外地打工。，老曲说儿子终于在长春站稳脚了，春节前就要搬家了。老余既为小东霞即将跟父母团聚而高兴，却又唏嘘着这个屯就彻底成为废弃的空心屯了。小说最后一位诗人朗诵了一首诗："一个小女孩走出了村庄/这是最后的村庄吗？/小女孩的足迹，似是一首挽歌/献给炊烟和屋檐"。 显然，鲍十的小说正是献给已逝或将逝的乡土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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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注意到，鲍十对东北的描写，既落实在人情、人心和人的命运悲欢上，更落实在具有地域风情的民风民俗、饮食男女、历史政治中。所以，"通过这些作品，让人们对中国东北的乡村社会有个大体的了解"这样的想法确实落实了。我们固然通过小说对于东北以屯为单位的民间史有所了解，更重要的还是看到了落实在"人"上面的地域文化烙印。《得胜台》中我们见识了老胡妻子那种东北女人的豪爽，为对鲍作家表示欢迎她说"我把这杯酒干了，你随意……"这份对朋友的真挚感情和当着丈夫面拿出的"当家作主"的豪情，也许确实不是东北以外的女性所能有。《后窝棚》中的广富、桂芳两口子是更典型的男弱女强的东北夫妻，两口子渍酸菜广富累得直喘气说"你慢点中不中？你都快把人累死啦！"桂芳的回应在鲍十笔下显然充满不可替代的东北味：

"操你个妈的！"没想到桂芳骂起来了，骂得脆生生的，又骂，"惯的你！一个大男人，干这么点屁活，还嫌累了！……"

后窝棚这对夫妻固然令人忍俊不禁，而二黑子和三嫂饮食男女的一晌偷欢也令人莞尔。二黑子的猴急，三嫂的埋怨和关怀以及三嫂在三哥回来时的表现。显然，作者隐匿了道德立场来描述着民间的种种。偷欢中的真情，家庭中爱的磨损和护持，如果站在更高的角度看，一切无非如是，众生无非如是，饮食男女，嗔痴贪欲，爱恋婚姻，鲍十以包容看取这一切，并使其转化为一种文学性的地域风情。

我们在《二天堂》中从周蒙、孙焕有等官场或民间英雄中读到部分的东北民间史，可是更具东北文化特点的反而是跳大神的李月娥。李月娥既是代表了一大批东北跳大神女性的生命标本，同时也勾连着一种跟现代生活方式有着复杂纠葛和互补关系的民间信仰。这里的实质是将民俗风情的书写跟现代性的反思结合起来。现代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难题，特别是人心的难题。所以便为李月娥这类民间的精神抚慰师提供了存在空间。显然，鲍十并未像赵树理那样用革命进步话语去对这种前现代的"落后社会现象"进行祛魅，他的民间书写显然是在八九十年代以降开始形成的后革命启蒙话语中展开的。

后革命的启蒙话语放弃了对世界的激进化线性想象，不再以进步/落后的二元划分提炼社会现象。转而以一种更加恒常的态度对人情、人心、情爱欢愉、生老病死、命运悲欣表达体贴和同情。因此，鲍十的东北风情，接续的其实是汪曾祺小说那种抒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写作脉络。这种写作并非最新潮的，但却依然焕发着独特的审美和精神魅力。

本文原载《长江丛刊》2018年11月/上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