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广州虽然以立潮头的角色成为名副其实的“南风窗”，但是广州在过去的几十年一直缺乏独立与自信的自我表达而处于被表述的地位。《外地媳妇本地郎》中“外地”与“本地”的相对就表明，人们更喜欢借助他者来完成广州身份的建构。实际上，广州人生活的自足与自信，是骨子里的一种傲气，他们的自信与傲气并不依赖于外在的物质，亦不受限于他者的眼光，而是一种生命的自然与自觉。如果你站在一个广州人的对面，能看懂她对一日三餐的讲究，能理解他在茶楼叹茶或一个人在家独饮时的享受，你才能对理解广州人骨子里的生命诗意，才会在惊讶与疑惑中问“对面是何人”？

张欣在小说中写过广州的很多地方，如果将其作品中的广州地名一一在地图中标注出来，不仅可以看到广州城的新旧更迭，还可以看到广州城的新贵居住区以及外来人口的集散地，当然还有老广州人生活的小巷子。在张欣写广州的一系列小说中，《对面是何人》写得最为入神且最有广州韵致。

和北京、上海相比，在现代文学史中，广州是鲜被书写的城市，一直没有出现像“京派”和“海派”那样的文学潮流。所以，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城市分类中，人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将城市分为“北京类型”和“上海类型”，而有千年商都之誉的广州，则较少被表达。直到改革开放后，广州因紧邻香港、澳门开社会风气之先，开始被更广泛地注意，这时候着力书写广州这座城市故事的张欣理所当然地成为大众阅读的对象。正如有学者看到的：“大众阅读对张欣小说的热衷显然与那座南方都市有关。”当广州这座被称为“窗口”的城市在当时成为一个语义混乱的象征，人人都对它给予言说时，“我们迎来了一位权威的‘说话人’，她的小说作为区别于其它信息形式的文本被确定下来”。张欣也果然不孚众望地写出了诸多的都市人生故事，向我们描绘了开放前沿都市人的生存状况。然而，随着人口的流动及信息的发达，张欣显然不满于做“窗口”的“说话人”的角色，于是其对广州这座城市的认识也从都市人生深入到都市文化的呈现。《对面是何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作家对广州文化精神的发现。

在柴米油盐中编织生活的诗意

表面上看，《对面是何人》与张欣的其他小说相似，仍然是以都市的婚姻爱情作为故事主线，串联起诸种都市人生。然而，一旦从故事中抽身出来，才会猛然发现作家透过故事呈现了一个特别的广州。这里的广州不是人们惯常看到的改革开放的“窗口”，而是被掩藏在旧街深巷的地道的广州生活。那里的生活，没有市场经济带来的喧嚣，没有改革开放带来的紧张，有的是每天不紧不慢的日常生活。那里的人们，也仿佛活在另一个时代一般，每天踏着青石板路上班下班，为了生活中的吃喝拉撒忙碌着、吵闹着。于是，我们的故事也就在这里不经意间开始了。

如一，是这条巷子里文静寡语的女子，她有一个不和潮流的丈夫李希特和一个懂事的儿子李想想，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如一每天努力工作，和小美妈一起抢购搞活动的大米，在天桥摆摊赚外快贴补家用，梦想着哪天能中彩票发大财，以摆脱贫困拘谨的生活。如果不是如一忽然中了彩票，她的生活就会这样日复一日地进行，悲伤与欢喜不过变成茶前饭后的一声叹息。但作家显然不满足于叙写这样一个平淡的广州，她要在极度的变化动荡中激起广州人生命中的底蕴。所以一向任劳任怨的如一在拿出自己中彩票的钱支持丈夫的武侠梦时，丈夫竟然有了外遇，“她经营了多年的婚姻，转眼就变成了负资产”。面对如此打击，如一没有大吵大闹，而是将伤痛全部压在心里，平静地与邻居打招呼。直到回到家里，才将内心的伤痛慢慢释放出来：“回到家中却不能自制，眼泪滚滚而下，她没有吃晚饭，因为气都气饱了，索性端坐在椅子上哭了好一会儿。但也只是一会儿，如一便觉得眼泪是最不值钱的东西，自己也没有奢侈到尽情尽兴地掉眼泪，便拿出毛活来，一边织一边哭，好歹什么也不耽误”。最后“毛线越织心里越静”，情感竟得到了完全的平复。看到这里不禁觉得如一的这种隐忍，简直可与“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相媲美。如一在悲伤中织出的围巾被甘笔取名忧伤系列，并被两个女孩当艺术品买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如一与艺术结缘，她依然是那个编织生活的普通女子，正如当她得知自己的围巾被人当艺术品购买后，她的第一反应是“那我们就多织几条拿出去卖啊”。你可以笑如一的务实，但这正是其生活的诗意。

相对于编织艺术，如一是实实在在地编织生活的人。生活之中书写诗篇的方式有很多，飞鸟滑过天空，金鱼跳出水面，白云飘过蓝天，雨水打湿芭蕉，哪里没有诗意呢？当别人认为如一在编织中留下岁月、历史、富贵和寒碜时，她不过是将日常生活中的喜悦与悲伤编织进去了而已。

一种不会表达的表达

广州人的务实就像他们的低调一样让外人捉摸不透，他们从不炫耀自我的财富，也极少直露自己的情感，所以，他们在一杯茶中可以体味人生，亦可在一碗靓汤中徜徉情感。不管他们在日常中编织了怎样的诗意，他们都极少用语言直接表达，于是一种不会表达的表达就成为广州文化的典型特征，这在小说的主人公如一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如果说如一编织的忧伤系列是其个人情感的无言表达，那么获得大奖的“追鱼”系列则是其内心追求的形象再现。当她按照甘笔的要求要继续“创作”新的围巾系列时，她是茫然的，即便是慢慢理解丈夫对梦想的追求，也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正如小说中写的“回到家中，如一开始冥思苦想，她坐在椅子上发呆，虽然一时间什么都想不出来，但是她却突然有一点点理解李希特了，因为在追求梦想的每一分钟里面，越是离梦想接近一步，越是会有一种插翅飞翔的感觉，也许就是鸟儿的感觉把。这种感觉非常奇妙，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所以才会有歌手声嘶力竭地唱着我想飞，我想飞得更高。”正是在这种朦胧的感觉中织出的围巾，被追求艺术的甘笔命名为“追鱼”。对如一来说不可名状的感觉，更是被评委们解读出多重含义，不仅有美的意蕴，更有美的自觉追求。“‘追鱼’用简约的线条唤起了怀旧、柔弱和含蓄的恒久，表现出特有的自然淳朴和舒适，带有一种平衡的美感。”同时，还得到外国专家的高度评价，认为“她善于利用强烈的故事元素融入设计，在故事中力求花纹与素色并存，阴阳交互使用，这些独特的视角赋予了作品的律动感。更重要的是她还隐含着‘挑衅主流’的潜质”。作品获奖后，面对甘笔的兴奋与激动，如一始终是冷淡的，在别人眼中的“艺术”与“诗意”，在她那里都不过是普普通通日子的一种再现：“如一不知为何一点都不兴奋，或者是想到‘追鱼’便想到了那段不开心的日子，那些让她流泪不止的慢慢长夜。”  

如果说在生活中编织诗意展现了广州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的隐忍淡定，而不会表达的表达则是广州人生活文化的底蕴显现。就像小说中说的如一的梦想并不是什么工艺美术大师，而是“丈夫孩子整整齐齐地守在身边”。一切虚名都可以不要，但是要务实地生活，所以她可以对世界级的大奖无动于衷，但当知道获奖的作品有十万元奖金时，则“旋风一般地冲到甘笔面前”。

开放姿态中留存着的地道的旧

广州，作为中国最早开放通商口岸的城市，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新”几乎成为它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广州人却从来没有在“新”中丢弃自己的“旧”，甚至在“新”中无限留恋着那份散发着温暖气息的“旧”。正如黄爱东西在其《非要广州人怀旧代序》中辩白的：“对于广州人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怀旧，而在于我们其实一直是旧”，“我们的旧，是我们天天喝的例汤和茶”。所以在这份“旧”的光影中，我们看到了《对面是何人》中向来没有“责任”的李希特，最终在传统父亲的“责任”中殉命。

在小说中，李希特是一个难以定义的人物，他无所事事又充满幻想，他敢于挑战权威却又极少付诸于行动，他超级自我却又有传统父亲的担当。当儿子李想想被骗入传销组织后，李希特像忽然清醒了一样，冒着生命危险打入传销组织内部“虎口夺子”。所以小说最后，历来对父亲有误解的李想想也理解了父亲，“父亲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迷失者，一个人跟一个时代错位是注定要灭亡的。父亲自大，愤世，人缘不好，眼高手低，浑身的臭毛病，他的人生字典里没有责任二字，或者说他对人生的游戏规则毫无概念，喜欢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但是，“他毕竟在浊世中守卫了内心中的一份净土，在他狂放的外表下有着美好的心灵。而且，他又是最原始最传统的父亲，恪守着千古不变的浓厚血亲，他的义无反顾和视死如归深深地震撼了他，这便是他不能不爱他的全部理由。”或许正是李希特骨子里对传统的这份坚守，使得如一对他始终抱着理解和包容的态度。

正是因为作家的书写，当我们从快速发展的现代都市中抽身出来，将脚步踏入那个铺满石板的街巷时，现代与传统，快与慢之间，也就发生了神秘的关联。格奥尔格·西美尔在《大都市和精神生活》中明确提出，“现代生活中的最深层次问题是个人在面对巨大社会压力、历史遗产、外来文化和生活技能时，如何保持其自由和个性的存在”。所以当我们期望看清楚《对面是何人》时，我们更需要的是理解时代中的自我。当一个人从旧街巷中踏入社会中，其内心的情感冲撞与精神冲突或许会像李希特一样不知所措，会像刺向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样与时代格格不入。而面对这种不和谐，广州这座城市里却还有像如一的女人，理解和包容着被时代抛弃的灵魂，承载着乃至成全着这个时代的“旧”。

对面是何人，作家果真在问婚姻中难以捉摸的另一半吗？答案是“是”而又“不是”。单看小说中的故事好像“是”，将作品放在整个审美沟通中，则又“不是”。尤其是当我们再次将张欣的写作作为了解广州文化的“窗口”时，她为读者呈现了一个鲜为外人所知的传统的老广州。隐忍，务实，在日常生活中编织诗意，不会言语表达却用行动完成生活书写的广州人，正是作家要告诉我们的“对面是何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面是何人》是一部颇显广州本土生活文化韵致的小说。当然，稍显不足的是作家虽然敏锐感知到广州的文化生活，并塑造了如这个城市一般的人物形象如一，却没能将这一文化精神给予更深入的表达，整部小说中过多的线索穿插，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她对广州的诗意表达。

张丽凤（1984- ），女，山东聊城人，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中文系讲师，博士。

基金项目：2017年度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项目批准号：2017GZWT27），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