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蔡东小说的这段时间，我正经历着与她笔下的年轻人相同的遭遇和困局：事业无成，身无长物，连恋爱都陷入僵持，而我的同学们正在为找工作焦头烂额，满嘴燎泡。她文本中的深圳生活与我所在的上海并无二致，相似的城市与城市中忙忙碌碌的年轻人是这个时代的标准配备，我想许多读者，出身在80年代的我们和我们的父母，都会对蔡东的作品感同身受。蔡东的文字是温暖的，然而又是冷静的，她细腻的笔调仿佛锋利的刀片，割开了这个时代不同人群最真实、最疼痛而又最难以言喻的伤疤。

纵观蔡东的小说创作，深圳是她的重要标地。这座城市身处南方，干净清爽，气候潮湿温暖，生长着热情洋溢枝繁叶茂的亚热带植物，但蔡东却几乎不曾提到过这些温柔可爱的特质，而将深圳更多地描绘成了一个庸俗不堪的暴发户。它是所有新兴城市特征的杂烩，“科技、信息、商圈、人气，这些时髦而令人不安的词汇，在深圳变得直观又具体”，它又是标准化城市建设的范例，“深圳地势狭长，象征着一条巨型流水线”。这样的深圳如同机器一般冰冷无情，看似光鲜亮丽，充满掘金的机遇，却在时时刻刻运转着，将心怀远大的年轻人按标准改造，并随时将不符合流水线标准的残次品抛弃。而在这座城市中辛苦生存的外来“白领”，也是蔡东笔下重要的人物群体。这些所谓的“新深圳人”并没有融入这里的城市生活与当地文化，他们选择深圳，只不过是为了“机会多”，“赚钱多”。他们眼中的深圳是单位，是宿舍，是工作，是回报，是简单的合同关系，雇佣关系，金钱关系，内心从未有过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这座城市深圳以冷漠的面孔面对他们，而他们也同样不会对这座城市有任何感情的投入，但在不自觉中，他们已经被这座麻木冷漠的城市同化，亲情变得疏离，爱情变得现实，理想破灭，生活失去目的……不论是初出茅庐的小销售员，还是年薪三十万的技术经理，还是事业有成有房有车的中产夫妇，都无法冲出深圳这座城市内化而禁锢住他们灵魂的牢笼。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这一概念，这种被裹挟在资本的时空中逐渐将自我的生存对象化的过程，可以说是蔡东笔下深圳生活的完美注脚。以《净尘山》中的潘舒墨与张倩女两个形象为例，潘舒墨少年时一表人才，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但是现今却因为工作不顺而不得不住在郊区的“农民房”；而张倩女样貌平平又身材发福，却是500强企业的技术骨干，项目经理，年收入三十多万。这样两个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天壤地别的人却在同样的时刻感受到了难堪与窘迫，那就是在高中同学的聚会上。蔡东并没有在这场聚会上投入太多笔墨，然而其中的势利与物质化却是一目了然。高中时的英俊才子又怎样，现在还不是潦倒落魄身无分文；IT精英钱挣得再多又怎样，人都已经胖的脱了形了。同学的情谊早已经不复存在，本该温情脉脉追忆似水年华的现场成为了标准单一的大比拼——男性的标准是财富，而女性的标准，是相貌。同学之间的较量是一层物化，而此时张倩女与潘舒墨的落荒而逃则是更深层次的物化，他们不仅接受了这样的标准，根据“标准”对自我进行了对象化的审视，还进一步地对不符合“标准”的自我感到绝望与唾弃。潘舒墨与张倩女的爱情建立在“同时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上，但更多的却是企图通过这样的结合，来填补自己与“标准”之间的差距。

同样的还有《天堂口》中的铁帅以及他的同学、同事们。铁帅做着可有可无的销售代表，拿着没有提成的死工资惶惶不可终日，刘乐在小公司看起来如鱼得水，然而公司的前景却并不明朗，做技术的冠松与大崔抱怨自己的重复劳动，熬不出头，身在国企的小吴则感叹国企树大根深，要走仕途根本没有自己的份儿，而看起来雄心勃勃的孙增贵更是好高骛远，志大才疏。几人相聚吃火锅的场景也如《净尘山》中的同学会一样针锋相对，暗流涌动，抱怨中暗示着自得，羡慕中饱含着讥刺，相互打量着，较劲着，看谁更接近这个城市，这个时代“成功”的标准。

那么那些看上去业已“成功”的人士呢？《无岸》中的童家羽、柳萍夫妇，一个是机关公务员，一个是受人尊敬的大学老师，生活是“一幅有家底的模样”，妻子柳萍“熟悉各种品牌追求生活品质，颈上白金链子松松地挂个碧玉坠儿，手腕上一圈绿莹莹的翡翠镯子”，丈夫童家羽修习瑜伽，自觉“眉宇间有股清气”。他们有自己的房子，装饰得清新脱俗，高雅优美，节假日的晚餐总是选择在环境氛围俱佳的西餐厅，与《净尘山》、《天堂口》的主角们相比，他们过的是真正的“深圳生活”。然而女儿童小童一纸来自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瞬间掏空了看似殷实的“家底”，美好的“深圳生活”再难寻觅，而看上去高傲出世甚至有些仙风道骨的童家羽夫妇也被一下子打回了原形。柳萍的清高不过是在单位与八面玲珑的“社科双姝”较量中落败后的自我保护，而童家羽不练瑜伽的时候，也只是一个深谙职场厚黑却始终不得其志的小小科员。这次的“深圳故事”仍然伴随着一场小型的聚会性质的较量，柳萍同事之间关于孩子出国留学与自己出国度假的话题使柳萍积攒已久的压力与自卑猛然爆发，骄傲地宣传着女儿和她的学校，她的同事们附和着，夸耀着自己的孩子，这个过程是“像释放身体里的毒素般，痛楚而欢乐”的，这些相互攀比着的大学教授们，与铁帅们、张倩女们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和年轻的一代相比恐惧更深，更加失去自由，失去自我。“成功人士”的标志意味着更加严苛、单一化和实质性的标准，与刚开始工作的小年轻们不同，他们是已经完全被物化的个体，他们的较量无关理想，无关假设，无关未来，拼的都是硬通货，是自己穿的衣服鞋子，拎的手袋戴的首饰，是居住的小区孩子的学校，是休假的地点享受的待遇，是隐藏在漫不经心的表情之下精心经营的生活，精细到日常的所有角落，无处逃遁，令人发指。他们都经历过柳萍现在所面临的窘境，将他们曾经以为的所谓出人头地、受人尊敬、经济独立、思想自由统统粉碎，咬碎牙齿将自己套进更加令人窒息的枷锁。

这是一个不需要个性的城市，容纳着无数渐渐抛弃自我的个人。从铁帅、潘舒墨，到张倩女，再到柳萍、童家羽，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个城市艰难生活的人物群像，更是每一个个人在这座城市整齐划一的生活轨迹，他们如何恐惧、挣扎、疼痛，将自己不适应深圳这条流水线的部分割去，埋葬，永远都有新的标准等待着，逼迫着他们不断地削足适履，直到所有的人都变成一样的面孔与样态。潘舒墨不再摆弄自己的琴棋书画，每天回到农民房的第一件事就是洗干净自己唯一的衬衫，他不愿意与张倩女肥胖的身体交欢，却命令自己为了今后的体面生活提枪上马；铁帅也不再在绿茵场上挥汗如雨，甚至不再要求心有灵犀的浪漫爱情，满足于每日给自己做好饭菜的柔顺“老婆”；柳萍也不再幻想自己是清高脱俗的女先生、乖僻才女，每天带着讨好的微笑去向贪得无厌的后勤主任乞求一套“周转房”……蔡东笔下的张倩女每日面对着后盖被封死的电脑进行枯燥的debug（排除程序错误）的工作，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绝妙的隐喻，她笔下“深圳故事”的每一个人物都在这样一个封闭的机箱内，对自己做着无穷无尽的debug工作，直到自己如同标准的程序一般，完美流畅地运行。

除了深圳，蔡东笔下的另一个城市是北方的小城留州。留州并非是一个真实的城市，我更愿意把它看做是蔡东作品中所有类似的小城的统称。它是时尚繁华的深圳的反面，它是保守的，传统的，人情的，是有根基的。蔡东把她笔下的另一典型的人物形象留在了留州。这一形象很多批评家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零余者”形象的延续，而我更愿意将他们与波德莱尔笔下的“浪荡子”划为一类。他们有一定的才华，却算不上天赋异禀，他们看起来潦倒落魄，实际上却有自己的执着与讲究，更重要的是，他们早早的脱离了现实的社会生活，不愿与庸常的大众为伍，不仅仅是觉得自己的才华会被埋没，而是因为这样为五斗米折腰的生活如同卖艺一般失格，正如“浪荡子”不仅仅是衣着讲究流连花丛的风流男子，更是拒绝现代性、反抗现代生活的贵族遗少。正如波德莱尔所言：“一个人除高雅之外别无主张，他就将无时不有一个出众的、完全特殊的面貌”[1] ，“具有同一种反对和造反的特点，都代表着人类骄傲中所包含的最优秀成分，代表着今日之人所罕有的那种反对和清除平庸的需要”[2] 。《净尘山》中的张亭轩，早年是高中的音乐教师，但他认为校长根本不懂音乐，埋没了他，于是“辞官归田”，过起了闲散仙人的生活。他会唱昆曲，会泡功夫茶，亦略通文墨，吃穿用度都及其讲究审美性，颇有“肉不方不食，席不正不坐”的气派。他不工作，也不做家事，终日高谈阔论，将整个留州城的奇人异士都聚集在了身边。他周围环绕着与外界格格不入，仿佛时间静止的空间，任何闯入他空间的人都必须按照他的规则行事，必须诗意，必须文雅。《木兰辞》中的陈江流是师专的美术老师，专修国画，他曾经做过艺术家的梦，但最终留下的只剩艺术家的忧郁气质和审美的生活习惯。他排斥进取，排斥经营，认为自己并不是不求上进，而是拒绝这种浮躁和庸俗的人生展开。他的生活态度如同国画一般讲究清淡，单调和意境，因此他厌烦志得意满积极为他谋划的妻子，中意淡雅精致举手投足都显得漫不经心又充满诗意的邵琴，而在得知邵琴八面玲珑精于世故的一面时感到破灭，看到在广场上翩翩起舞的妻子李燕时又重拾了爱情。虽然张亭轩与陈江流是自己困顿生活的“罪魁祸首”，但我们在字里行间却看不到蔡东一丝一毫的责怪。她理解他们，甚至羡慕和敬佩他们，她在字里行间保护着这样的人物，替他们的不识时务、不识抬举和窝窝囊囊辩解，他们并不是故作姿态，并不是附庸风雅，更不是逃避现实，而是自愿地遗世独立，企图达到更为自在的生活，渴望建立一种独立的形而上的价值体系，不愿意被拖进世俗的泥淖当中。这样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物是不可能活在深圳的，深圳的张亭轩和陈江流只会成为另一个童家羽，另一个林君，作着仙风道骨的表面文章，以这种夸张的姿态掩饰自己内心的浮躁与煎熬，但是在留州，这样的出世却是真诚的，具有实在的反抗现代性的意义与精神价值。

这样的留州在蔡东的笔下似乎已经具备了精神家园的气质，但是与深圳从始至终不曾改变过的形象相比，留州在蔡东创作中的样貌变化更引起了我的注意。在她早期创作的《断指》、《结发》等篇什中，这个城市是俗气的，市井的，充斥着街头巷尾的闲言碎语，连亲情都模糊带着算计的成分。比如《断指》中余建英与侄女最终对簿公堂以及与妹妹余建珍之间的冲突，《结发》中大舅后两次失败的恋爱，都体现了一种小城市特有的混杂着乡土气息世故精明的小市民习气。然而自《往生》一文开始，留州的面貌开始发生变化，它开始变得更为质朴，纯良，交融着世俗的人情味与民间传统的道德律。同样是街头巷尾的闲谈，却夹带了更多的善意，连广场舞老太太的八卦都带着劝解的意味，到了《福地》，通过“葬礼”与“祖坟”的双重意象，蔡东已经完全建立了留州的“精神故乡”形象，文中的人物傅源感叹：“我从这个地方来到人间，等着，等着，再把使用了多年的身体归还给这片地。”而这样的结局让他觉得“变得开阔，浩大，有来历”。而这种对故乡充满诗意的想象则来自于对另一个城市深圳的漂泊感和对失去故乡的恐惧：“从小城留州到大城深圳，女儿的心底也有惶然和惊惧，但女儿已然离不开深圳，女儿这一代的日子跟她们不同了，有些什么东西变了，总归是变了。”类似的文句频繁出现在以深圳为大背景的小说作品中，留州作为故乡显得质朴、亲切却难以亲近。被冰冷的深圳日渐侵蚀的年轻人渐渐感受到一种对“根”的渴望，与他们心中“出人头地”的理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想“回家”，却感到“不甘心”。而对于傅源、童家羽这样的中年人来说，拼搏对他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他们对未来的恐惧已经达到了“我希望自己在精子阶段就被淘汰，我希望游向卵子的那个不是我，我要是没被生下来该有多好”的地步，然而他们也离开故乡更远，不仅仅是他们早已无法割舍自己现下的生活，更在于故乡对他们的遗忘和抛弃，甚至于在死后魂归故里也成了奢念。正是这样永无止境的游离感塑造了一个仿佛是在想象中的留州，一个永远回不去的故乡，一个安放了所有游子精神寄托的故土。

然而留州在蔡东的小说里并不因此而显得虚无缥缈，被塑造成桃源仙境小国寡民的存在，相反，她通过日常生活成就了留州。蔡东的“留州物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倒不是前文所谈到的“浪荡子”形象，而是生活在留州的女人们。余建英、邵琴、李燕、康莲、劳玉……她们既是新时代的女性，有自己稳定的收入，事业甚至有不错的发展，同样也是传统的妻子，操劳家事立下汗马功劳，她们还是丈夫的贤内助，督促他、体贴他，关键时刻替他跑腿，替他圆场，保全他的面子，她们更是儿女的免费保姆，从吃穿住行恋爱结婚到下一代教育无不操心。在蔡东的作品中，这种具有圣母般奉献精神的中年女性比比皆是，而她们与自己的丈夫之间总是形成一种独特的“慈母—娇儿”的两性模式。《断指》中的余建英，在丈夫因为经济问题与作风问题落马之后，她毅然挑起了支付欠款的担子，她非但没有愤怒地与背叛了自己的丈夫一刀两断，反而加倍地惯着他，宠着他，不让他吃苦；《净尘山》中的劳玉自己是事业有成的医生，养着无所事事的丈夫，还精心维护着丈夫的审美与脸面，《往生》中的康莲任劳任怨地服侍老年痴呆的公公，《木兰辞》中的李燕不仅为自己的职称奔忙，更为丈夫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鞍前马后，忙里忙外，不舍得他抛头露面受人轻贱，自己就算再苦再累，也只为丈夫能够悠闲地生活，保持那种艺术家的天真与纯粹。邵琴看似清心寡欲为人淡漠，但其实也是一生替丈夫操劳的糟糠之妻。她们以自身的努力满足了家庭的温饱，她们以琐碎的操劳维持了家庭的体面，她们更以一己的牺牲换来了丈夫的尊严。她们身上女性特有的柔顺与坚韧、善良与慈爱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将琐屑与民间的日常生活赋予了光晕与献祭般的仪式感，她们保护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家庭，也不仅仅是那些脆弱的男人们易碎的审美生活，更是保护了留州作为一个精神地标的特质，一块独立的精神空间，一种归属感和家园感。而在《福地》中，完全是农村妇女的凤婶子对于乡村风俗的坚守与传承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这种“留州特质”，将日常生活仪式化是人类审美的原初体现，是赋予看似普通重复的日常生活以灵魂的最终极的方式，只不过在快节奏、工业化和标准化的大城市中早已岌岌可危，但在小城留州却有着完整的展现，凤婶子、陈江流、张亭轩以及李燕等人在这个意义上可谓同源，正是他们提醒着每个人自己所立身的文化立场和灵魂的故园。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陈江流、张亭轩，还是李燕、邵琴，亦或是凤婶子，仅仅靠他们的努力已经无法留住这个理想的留州了。陈江流、张亭在本城“文化圈”的落魄证明着精神胜利法的失败，李燕、劳玉的爆发与出走象征着传统女性形象的崩溃，凤婶子的老去意味着传统的风俗文化后继无人，这些都是这个北方小城的巨大危机，也许在蔡东早期作品中的留州才是真正的留州，它也已经日渐浸染上深圳的气息，变得实际，势利和冷漠薄情。深圳的白领们在回忆与短暂的归乡中满足着自己的乡土情结，释放着自己长期积攒的压力，缓解着日渐深刻的绝望与困境，而留州的困境又有谁要来解决呢？蔡东并没有给我们答案。

蔡东的创作至今已经进入第八个年头，她笔下的留州与深圳已经相当饱满和完整，与刚开始的创作相比，语言更加圆熟和精到，叙事也更加完整，开始形成明显的蔡东风格。我们看到她的进步，但也害怕她被留州和深圳禁锢住，无法前行。她笔下的人物已经开始出现类型化的倾向，正如我的文章所阐述的，可以干净地分割为几个大类。但从她最近的短篇《通天桥》可以看出，蔡东正在进行新的尝试，从语言风格、人物形象到叙事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种充满了后现代气息的荒诞风格她似乎也驾驭得游刃有余，而主题似乎正是留州的现代化改变。更大的空间、更多的可能性，更深入的思想也许是指日可待的，我们在留州那里找到了深圳的答案，那么在现代化进程中同样在不断前行的留州面临的新的困境，是否会在蔡东的新作中得到解答呢？

但无论如何，她已经做得够好了。

作者简介：汪雨萌，1988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职于上海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中心。曾在《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等中文核心期刊等发表文学评论及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出版专著《追寻与发现：新世纪家庭叙事研究》，论文集《年轻的思想》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017年“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注释：

[1] 摘自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波德莱尔著，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p499。

[2] 同上，p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