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力特色：逻辑、经济、深圳——读丁力新作有感

贺绍俊

丁力着实让我们大吃一惊，他一连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图书馆长的儿子》《深圳故事》和《租友》。当然不仅是数量带来的惊奇，而且在文学思维和叙述方式上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的小说将好几种元素整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丁力特色。我们很有必要对丁力特色做一些深入的研究。

大致上说，丁力小说中的这几种元素是值得重视的：逻辑、经济、深圳。

先说逻辑。这大概与丁力曾经是位理工男大有关系。理工男转而来写小说的也不乏其人，但这些理工男多半本来就不是坚定的理工男，本来做理工男时就有些三心二意。但丁力不是这样，他从小就对理工知识充满兴趣，据说他在大学生时期就开始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了学术论文，后来在一个专业技术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很快就做出了成果，获得了科技成果奖。他成为了这一专业有影响的工程师。这段经历很重要，培养了他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当他偶然发现自己很会讲故事，并拿起笔来写小说时，他在编写故事时特别注重逻辑性。有人总爱强调文学与科学的区别，认为文学是形象思维，凭的是丰富的感性和想象力；科学是逻辑思维，凭的是严谨的推理。其实，科学研究同样不乏想象力，只是科学的想象力不是像文学的想象力那样最终结出艺术的果实，科学想象力是科学家为发现真理而开通的一条隧道。丁力曾在科学研究中培育和磨砺过自己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具有一种对逻辑和因果的无限追问性，当他转向文学创作时，想象力虽然改变了目标，是要结出艺术的果实，但对逻辑和因果的无限追问性这一特点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这是他讲述故事特别注重内在逻辑的主要原因。

再说经济。我们不要忽略了他所讲述的故事绝大多数都与经济活动有关。这一点很重要吗？我以为很重要，因为正是从这一点我们才能发现丁力的小说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近代以来风起云涌的革命大潮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社会以革命为中心，养成了一套革命思维的习惯。这也决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宏大叙事主流，以及革命思维的主题表达。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实现了从以革命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转型，也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现实。我们能够在当代小说中看到新现实的人物和场景，但坦率地说，不少作家的思维仍然停留在革命时代，以革命思维来处理经济建设的新现实，尽管这样的主题表达有其警示性，但显然它很难准确把握新现实，更难以揭示出新现实之新在何处。丁力的小说不是这样的。他作为一名经济建设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不仅有着切身体验，也能自觉对其进行认真思考，他将自己的体验和思考写进了小说之中，为我们提供了认知经济时代的新的文学思维方式。丁力的这一特点在他这次新出版的《深圳故事》《租友》以及过去出版的《中国式股东》等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最后说深圳。丁力所讲的故事不仅主要与经济活动有关，而且多半发生在深圳。丁力是深圳成立特区不久就来到这里的，是深圳改革开放的第一代移民，见证了深圳这座城市的发展和繁荣。他热爱这座城市，并且全身心地融入到这座城市的生活之流中。热爱深圳，这并不是因为他是深圳经济活动中的成功者，并不是因为他在深圳的闯荡中发财致富了。事实上他在深圳的事业中经历了太多的波折，他甚至说自己总是一名失败者。但是，这种亲身经历对于丁力来说又是一份特别珍贵的精神财富。他自己就说过：“写小说必须要有生活基础，可以信手拈来，必须靠骨髓里的东西，这种走马观花体验的‘生活’，进不了我的骨髓，眼下，我只能写深圳的生活。因为，我来深圳快三十年了，经历过真实的深圳生活。”

这三个元素并非丁力所独有的，比如经济，随着社会的重心向经济转移，当代小说越来越关注经济题材，在丁力写作之前就有了财经小说、商界小说等各种命名，足见已有不少作家涉足于经济领域。又如深圳，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前无古人的创造和惊人速度的发展，不仅养育了一批深圳本土的作家，而且也令全国作家侧目。写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几乎都绕不开深圳。如果丁力仅仅具备这三个元素中的一个，也许他照样能写出好看的故事，但绝不会造就出独一无二的丁力来。丁力的独一无二就在于他同时具备了逻辑、经济和深圳三个元素，并让这三个元素有机融合，产生化学反应，生成出一种充满理性精神的、体现出新的文学思维的、代表着未来方向的都市小说样式来。

具体来说，丁力有着凸显的经济头脑，但他并没有因此陷入财经小说或商界小说的窠臼之中，也不是像许多作家那样对经济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这是因为他的经济头脑能够与深圳元素相遇相知。深圳对丁力而言不仅是一个城市的概念，而且是他亲身经历经济大潮磨练的地方，因此他对经济的理解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深圳的亲身实践出发，是从深圳这座城市翻天覆地变化的现实出发。深圳的特点是经济渗透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丁力受其感染，也以一种平常心来处理经济化的现实。这就使他的文学思维发生了重大改变。过去的文学思维是建立在物质与经济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有两段名言大致上代表了这一思维的态度。一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一是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里所说的一段台词：“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以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也就是说，资本，金钱，这些都是丑恶和罪孽的代名词。这样的思维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人性的弱点。但我以为，它并不能引导我们认识经济活动的全部，特别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下，如果仍固执于这样的思维去观察世界，获得的只会是一种失真的镜象。丁力完全没有采取这样的思维，因此无论是《深圳故事》，还是《中国式股东》，他都以客观和理性的态度对待股份、资本、金钱等这些经济活动的基本元素，当这些元素在一个合理的经济环境中运行时，能产生积极的结果，而这些元素对于人的影响，既有激发奋进的一面，也有引诱堕落的一面。另外，丁力在写作中也培养起一种自觉的经济意识，他能敏感地把握住城市生活中的经济内涵。比如《租友》这部小说，故事的主体部分是写城市爱情问题的，但作者的经济意识使他从中有新的发现。主人公丁友刚在长期紧张的经济活动中也使自己的爱情心理日益干瘪、内敛。这似乎是城市情感的一种普遍现象。因此当丁友刚在网上发出“租友”的帖子后，竟有众多人响应。网络的虚拟性貌似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敞开内心的空间，但事实上，她们在网上与丁友刚交流时，各人都有不同的心理障碍，她们或深藏着另外的动机，或提防着受骗，细究起来，这些都可以说是经济意识所造成的精神困境。

深圳元素无疑让丁力更加贴近城市精神。城市文学正在兴起，但中国当代的城市文学仍处于乡土叙述的包围之中，只有完全突围出来才能真正有所建树。正是深圳元素与经济元素的有机结合，丁力的城市叙述就少了些乡土叙述的痕迹。比如，丁力给我的感觉他是一个没有乡愁的作家。《图书馆长的儿子》是丁力所写的小说中特别具有自我意识的一部，这是一部带有自传体性质的小说，基本上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主线而虚构的故事。在这部小说中他比较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故乡情绪。但这里丝毫没有乡愁的影子。马克思在谈到工人阶级的宽阔胸怀时说过：“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同样的道理，城市人之所以能有宽阔的胸怀，就在于他们没有乡愁。丁力在小说中也会讲述到自己的家乡，但他没有乡愁，只有乡恋。乡愁，是一个被高度神圣化了的意境，它属于农耕文明。乡愁属于乡土文学的审美形态，如果我们的城市小说不能从乡愁之中走出来，就不可能建构起真正的城市文学审美形态。文学离不开愁，新的都市文学同样需要以愁来浇灌，但不会是乡愁，而是从城市中提炼出来的愁，是一种充满现代意识的愁。

丁力有他的弱势。在我看来，他最大的弱势也许同样与他曾经是位理工男有关。这突出表现在他的小说具有强大的事理逻辑，却缺乏情理逻辑。另外，他的想象扎根在现实和经验的土壤上，是一种有着强烈现实依据的想象，但他缺乏非现实的想象。我希望丁力在小说叙述中能够加强情理逻辑和非现实想象，从而让自己笔下的故事不仅生动，而且具有灵动感。

（作者系中国当代小说研究会副会长、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

2018年8月26日

从编辑角度谈丁力的创作特色

李满意  

我跟丁老师的结识完全是以书为媒。在这里还得感谢杨晓升老师，他向我推荐了丁老师的作品，当时我还在上一家出版单位，我看了作品后将选题申报并获得了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的优秀长篇小说项目扶持，这就是《中国式股东》。在我今年1月调入中国言实出版社之后，感谢丁老师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工作，这就是《租友》的出版。跟许多老师不一样的是，这是我跟丁老师第一次见面，当然除了觉得丁老师因病好像开始逆生长之外，并无陌生的感觉。

前面的专家和老师更多地都是从文学创作专业角度谈丁老师的创作特点，我作为出版人，既是作家作品的第一位读者，也因为长期跟作者交流，算是半个知音吧，我从出版人的角度来谈谈我对丁老师作品的理解。

首先，从创作题材而言，丁老师的创作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商战职场小说，其中多为长篇，也有中短篇小说。而且丁老师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和观察，他的商战职场小说基本都敏锐地聚焦于各种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如《中国式股东》的内容就跟当时市场经济改革，企业大搞入股分红、民间闲散资本多涉及其中密切相关；《租友》就是前几年曾非常流行的租个女友或朋友回家等话题的延伸讨论，更是直击当下大都市情感婚姻的焦虑和焦灼状态；《深圳故事》更是讨论了以深圳为代表的改革开放城市曾发生的焦点话题，如城中村，如上市公司圈钱套现等。

其二，从题材的地域性而言，丁老师的创作可谓深圳独特的靓丽名片。虽然丁老师已出版的近50部小说我没有看全，但是其中不少小说基本都以深圳为主要背景地点，从不同程度渲染了深圳作为中国高度现代化商业都市的发展欲望与生存魅力。这种创作现象是比较特别，也是值得文学界关注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地域性文学创作有诸如海派文学、京派文学、乡土文学（表现的还是不同的地域）等，但他们都是以作家群创作出现的，而丁老师是个人性的地域文学创作。我个人对这一点很吃惊也很欣赏，在很多人眼里，像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是没有根的，但丁老师的深圳地域文学创作就给深圳这座城市留下了根：一种永远处于挣扎、突破、努力向前向上的植物之根，体现的正是深圳这座城市勃勃生机的形象。

其三，从创作方式而言，丁老师的小说创作基本都是现实主义的。我个人比较偏好现实主义创作的方式，因为我觉得这是目前中国文学界应该要着力表达的，不管我们给这样的现实主义创作冠以什么新鲜的名字，作为社会良知的代表之一，作家有责任也有义务做现实主义的表达。但从一名出版人的角度我深知，要做好这一点是很有难度的：既要有直击痛点的勇气和敏锐，更要有掌握尺度的技巧和智慧。不少创作者因为惧怕、厌烦或是不屑于这种踩钢丝的工作，放弃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很可惜。但丁老师选择了非常巧妙的角度切入现实主义创作，我认为体现了他的创作智慧：即经济领域的商场职场以及其中的两性关系探讨，接地气又容易产生共鸣感。

其四，从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而言，丁老师喜欢采用局中局的叙事框架，常用双线方式叙事模式，《租友》和《中国式股东》都是如此。即便是《深圳故事》中的一些中篇小说，我看也是用的双线模式，这说明丁老师是个讲故事的高手。这一点我看过有点评论中已经说了不少，在此不做赘述。

其五，从作品人物形象而言，丁老师作品中的男主都是属于有缺陷的“自我”式人物。如果我们套用一下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来说人物形象的话，丁老师作品中的男主既不是那种高大全的宣传式人物或是主角光环很强的超我形象；也不是那种癫狂、叛逆、神经质或是力比多满满的本我形象。至少我们今天讨论的这几部代表作品中的男主，他们不是完美的男性形象，他们有道德的底线，有做事的底线原则，他们总是在希望与绝望中挣扎，在自信与自卑中纠缠，在算计与豁达之间徘徊，在喜悦与痛苦中焦虑……这些都是在职场取得一定成就之后面临在瓶颈期如何上升的职场人形象，是一种矛盾集合体：在外人眼中他们似乎是某种成功人士，但于内心他们知道自己还缺少一些东西。最典型的就是《租友》中的丁友刚：这人有一定的责任心，但他不能像自己的老师和同事那样甘于在青海埋头贡献；他一方面觉得自己跳槽下海有愧于单位和老师的培养亲人的期待，但另一方他总是在算计自己跳槽的得失；他虽然愿意帮助网上求助的打工妹，却又时时堤防，钱也不敢多给，怕有去无回；既想找个合适的女友解决内心寂寞和子嗣问题，但又担心自己被骗陷入太深……这样的人多么像生活中的你我他，有着明显性格缺陷的人物。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虽然丁老师小说中出场的女性众多，形象有别，但她们身上都带着一个相同的烙印：在商战和职场环境中，这些女人都没有获得真正的财务独立或财务安全感，所以基本上都以契约关系与男主产生关联。丁老师的主人公似乎是以男性为主——或许我看的小说不够全，这从另一个角度似乎证明了丁老师的商战职场世界是以男性为主宰的。丁老师笔下的女性形象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话题来讨论，另外我也建议丁老师可以创作一些以职场女性为主的小说。

其六，从创作心理而言，丁老师的创作不同程度地带有一点自传色彩。当然是刻意为之的。前面我已经强调，这是我跟丁老师第一次见面，其实我对他本人的了解远不及对他作品的了解，之所以这么武断地下结论，是源于他在微信和电话交流中断断续续给我提供的一些个人信息碎片。我历来虽然不喜好对作者的创作做考据式的研究，但作者的创作故事的魅力之一即将已有和幻想的信息碎片以各种方式组合，重新编织成一个个新的故事。喜好在故事中透露一点点真实的自我信息碎片的作家，我个人认为都是具有强烈自我表达欲望的创作者。包括但不限于以作者自己的名字、姓氏、工作背景、居住城市、年龄、身份（我们看到丁老师在不同的小说中不断强化某些与自身真实情况相似的碎片信息）等信息来不断呈现，正如我们看到一些著名导演喜欢在一方面这回应了丁老师现实主义创作方式特点，另一方面我认为，这种强烈的精神倾诉的欲望也是丁老师会笔耕不辍的重要心理原因。

期待丁老师一如既往地保持这种旺盛的创作状态，出来更多更好的佳作力作。

（作者系美学博士，中国言实出版社任副总编）

2018年8月26日

探寻改革开放中的深圳路，塑造城市文学中的深圳人

——读丁力的《深圳故事》

廖令鹏

丁力在深圳乃至在全国文坛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现在有不少评论家都认识到丁力小说当中的“经济”性，我也写了一篇《经济：深圳文学的一个重要维度》。读了《深圳故事》，我觉得除了经济，丁力小说还隐藏着深圳这座城市发展的脉络和肌理。它以改革开放背景下“经济”为底色，讲述了企业资本化、商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深圳故事”，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蜕变、成长和发展的“古今之变”，成功塑造了一批具有时代印记的特色鲜明的“深圳人”。

第一，丁力的小说具有城市文学的深圳特质。深圳是一座市场化程度高，经济社会发展快，创新创业蓬勃、民营企业活力四射的新型城市，这种城市经济环境下的城市文学，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质。丁力的小说有一个密码，就是“产权”。通俗地讲，就是我们所说的“股份制”“股权”或者“股东”，丁力的多数小说围绕产权进行叙事，建立了一种产权意识，用产权的经济理性来支撑文学的创作，来探寻深圳故事。我们许多乡土题材小说，如《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彩虹坪》《红莲白莲》等，是农村产权实现方式下的文学创作。改革开放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城市产权实现方式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上市公司、证券化等。近10年，随着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产权有了新的演绎形式，比如合伙制、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共享经济等。可以说，深圳的发展，一开始就建立在有效的产权制度上。写改革、创业、企业成长、商业贸易，有很多种写法，但落实到“产权”中来就很有意思，当然也是个难题，对一般的作家是种考验。丁力抓住了“产权”这个小说的牛鼻子，牵动着企业股份制改造、知识产权化、资本运作、房屋租赁等深圳题材的书写。丁力恰好具备这种优势，他本来就是经济大潮中“产权”的弄潮儿。他1991年“下海”深圳后，先担任深圳科技园总经理助理，后“跳槽”金田实业集团任董事局办公室主任兼主席助理，期间参与一系列“买壳”“做壳”资本运作，协助他人创立大型企业集团，与人合作完成《资本委托管理制度》，并经常在媒体发表各类财经文章。10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呼风唤雨，为丁力的创作奠定了中国作家中独一无二的特殊经历与知识背景。产权的产生、分配、交易、争取和争夺，就会产生丰富的人际关系和权利变化，也就是说，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人际关系最后都会通过产权关系来实现。一但产权化，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就变得更真实、更具体、更深刻，丁力擅长把它们表现在文学中，把产权生活化、情感化、复杂化、不确定化，如《中国式股东》《国企改革》《房东》《登台谢幕》等。这样一来，不但开辟了文学新的书写空间，而且精准地抓住了城市、企业发展和变迁本质，用“产权”这条线串起一个个精彩的深圳故事，既有内在逻辑，又长袖善舞，富于变化，收放自如。

第二，丁力的小说是典型的改革开放的深圳故事。现在我们对文学性强调得多，但我认为，对于成立不到40年的深圳，首要的是讲好深圳故事，没有好的故事，深圳就没有好的形象，就不能很好地传承下去。故事，就是过去的事，过往的事，某种程度上讲，故事就是历史。缺乏对历史的探寻，就缺乏深圳发展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就无法为深圳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所以，不仅包括现代财经、经济、婚姻等元素，近来，我还发现丁力的小说整体上还是改革开放深圳成长和发展的缩影。我把《登台谢幕》《深圳野史》《城中村》视为深圳改革开放“金三篇”。《登台谢幕》把一个企业的成长、变迁写得入木三分，小说把新天地公司的发展放在80年代以来深圳历次重大政策调整背景中，如外汇调剂、股份制改造等，也就是说，新天地公司的每一个步伐，背后都有深圳的影子。实际上，深圳成长起来的很多大企业，或者本土上市公司，基本上都经历了新天地公司这样的发展历程。《深圳野史》把深圳的地标——东门写得惊心动魄、鲜活可感。东门是深圳最早的商贸集聚地，它是怎么逐步发展起来的，深圳有关史志估计不会有太多的故事，但在《深圳野史》当中我们就能读到那些有血有肉、坎坷曲折而且可歌可泣的东门故事。《城中村》写的是深圳社区股份公司的发展，我个人把它视为“深圳城市化书写”。社区股份公司是深圳城市化的产物，深圳有一千多家社区股份公司，为深圳集体经济发展、解决城乡矛盾做出了贡献。深圳城中村是全国一道景观，我们经常说“落脚城市”，城中村就是千千万万外来劳务工的落脚之地，它为城市的发展孕育了动力，奉献了乳汁。《城中村》这篇小说，我认为是迄今为止写深圳城市化最有代表性的小说之一。总的说来，我们从丁力的深圳改革开放“金三篇”中，可以窥见深圳企业发展、资本化、商业化、城市化进程中许多真实的图景，可以看到许多积极正面的深圳故事。

第三，丁力的小说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深圳这座城市蜕变、成长和发展的“古今之变”，成功塑造了一批具有时代印记的特色鲜明的“深圳人”。“古今之变”是我读丁力《深圳故事》的最大感受，或许他是工程师出身，对过去到现在的“变化之由”探究得比较清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这个话是有根据的”。换言之，他小说中的许多情节是可靠的，即使是虚构，也很注重内在的逻辑性。从小的方面来看，这就使小说很精彩，有看头，特别是他的财经小说，《涨停板跌停板》《高位出局》《高位出局——透资》《大老板是怎样炼成的》《生死华尔街》《苍商》等，我们仿佛可以看到金钱在人们之间的快速流动，看到资本在此起彼伏，看到金钱在人们之间的快速流动，看到资本的此起彼伏。丁力善于在动荡过程中写人际关系，深圳改革开放“金三篇”《登台谢幕》《深圳野史》《城中村》，我们都能够看到人和物的变化缘由，解答了许多关于深圳的“为什么”问题。企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东门的商海是怎么沉浮的、城中村是如何一步步从渔村演变的——这些前因和后果都能在丁力的小说中展现，而且故事性特别强，甚至可以说，这些故事只能在深圳发生。

与此同时，丁力还塑造了一批改革开放中深圳建设者，一批具有深圳特色的深圳人。这是评论界关注不够的。身无分文来深圳迅速成为深圳商界大亨的义利并举的李瑞丰，从一个只求一口饭吃的脚手架工人到大型上市集团公司董事长的潮汕人黄鑫龙，善于学习新知识并抓住机会从一个部门管理员迅速成为公司高管的吴晓春，踏实实干有长者之风的社区股份公司兼村支书贺曙光，凭着敢闯敢干精神在宗族观念浓重的社区股份公司立足的北方人大佬张，兼具功利与保守的深圳土著人旺仔，还有香港与深圳融合背景下的小老板邱国强，等等，这些人物的形象都非常鲜活和鲜明。深圳文学一直缺乏典型形象，是深圳文学不够突出的重要原因，丁力一手写精彩故事，一手还能塑造出有深圳特色的典型人物，可谓相得益彰。如果深圳作家都能这样坚持写下去，写出一批“深圳故事”，写出一群“深圳人”，那么深圳文学就会大放光彩。

第四，丁力的小说为我们重新理解特区精神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深圳当下及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历史之镜。丁力的小说不仅讲了很多好的深圳故事，而且把深圳故事讲得“真实可靠”，以文学构筑城市发展肌理，这种意义不可小觑。它为我们重新理解特区精神提供了新的视角，比如一说特区精神，就只是敢闯敢干，一说成功创业，就是风云际会一夜暴富。实际上，从丁力的小说中可以看到，深圳土著人和外来移民，除了敢闯敢干，更多具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中华民族精神，求真务实的艰苦创业精神，是求新求变置死地而后生的现代精神。另外，丁力的小说还揭示出深圳发展的“逻辑”： 深圳的成功并非仅仅靠邓小平划了一个圈，画圈之后，还必须有千万深圳人怀揣理想的冒险、努力、务实、创新，才能把这个“圈”填实，深圳才能巍然屹立。

（作者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开放导报》编辑部主任，青年文学评论家）

2018年8月26日

一座城市的拓荒史

石一枫

很荣幸成为丁力先生的长篇小说《深圳故事》最初的阅读者之一。丁力先生是我尊敬的一位编辑张颐雯老师介绍过来的，她已经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丁力的若干小说，觉得丁力的写法很适合《当代》杂志的风格，就无私地推荐给了我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是一种文学“刊际主义”精神。非常巧，恰好当时《当代》的老主编周昌义也在看丁力的稿子，我们就决定一起看，哪儿好哪儿不好商量着来。

一看之下，觉得很惊艳。惊艳的首要原因，是丁力对于时代变迁有着非常敏感的自觉意识，而这种敏感无疑来自于鲜活的一手资料。他的小说大部分都是反映深圳这座城市在改革开放之后成形、发展、壮大的过程，并且写的是一群来自内地的异乡人如何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打拼和奋斗的历程。毫无疑问，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人而言，生活中最重大的变化莫过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而深圳这座城市又是全国瞩目乃至世界瞩目的改革开放的桥头堡，记录深圳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再现了中国巨变的缩影。丁力所写的不仅是一群人的白手起家，同时也是一座城市的白手起家，一个国家的白手起家。用比较传统的评判标准来说，这样的写作具有非常重要的“题材优势”。也许很多职业从事写作的朋友并不看重这种优势，觉得靠“写什么”而不是“怎么写”取胜显不出作家的本事，就像好厨子应该炫刀工炫颠勺，而不应该在买菜上下功夫。但话说回来，如今任何一个饭馆恐怕都要首先宣传自己的原料新鲜，甚而还有把橄榄油摆桌上声称“就是拿这个炒的”，《舌尖上的中国》不也动不动就“天刚刚亮就开始了一天的劳作”么？再说回到写作上，好作家的一个能力，恰恰正在于他懂得选择恰当而有意义的题材，同时把握这些题材所必须的经验和阅历，或许就和语言能力、构思能力一样，常常属于近乎天赋的资源了。丁力先生早年创业，对于科技界与经济界都有很多了解，这使得他的写作是内行人在说内行话，而非那种过分依靠想象的外人臆测。读这样的小说，既有文学上的审美，常常也有知识上的长进。

看完丁力的一系列作品后，我们决定将它们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发表在《当代》杂志上。当时所用的题目叫做《南方故事》，后来出版单行本变成了《深圳故事》。而在题材之外，丁力在写作上的另一个优势也受到了读者的认可，那就是他有着举重若轻、挥洒自如的写作姿态。大凡意识到自己正在写作一个“重大”的、“有意义”的题材的作家，常常会被题材本身的价值所绑架，不由自主地摆出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架势，时时刻刻不忘对读者晓以大义还生怕人家看不出来，这就将题材的意义变成了负担，反而失去了文学所应该具有的表现力和吸引力。还是拿做饭打比方，再好再贵的原材料也得煎炒烹炸，没必要由厨子先带领大家对它进行三叩九拜。而丁力在写作时具有一种平易近人的美德，他从来不会摆出说教的面孔，更不会煞有介事地耸人听闻，只是娓娓道来地将他的所见所想和读者分享，这样的腔调使他的小说具有一种引人入胜的感染力，也将宏大的历史沧桑化成了一段又一段具体的、能够切实地牵动普通人感情的故事。并且，丁力也是一个设置情节的高手，许多原本专业性极强、有可能会相当枯燥的段落，在他笔下也能巧妙地和故事融为一体，读来并不费力，反而加分，这让人不得不佩服他对材料选择和化用的能力。

有了极具价值的题材和恰当的表现方式，足以使得丁力的《深圳故事》成为诸多直接书写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作品中相当出色的一部。应该说，中国作家从来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所以无论是“十七年”还是“新时期”文学，都不缺乏对于“革命史”、“家族史”或者“个人史”的书写，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本身也已经构成了一部复杂而恢弘的历史，这种正在进程之中的历史也是值得我们格外关注的。

（作者系著名作家、《当代》编辑，本届鲁奖获第一名）

都市文学的人类学书写——读丁力《深圳故事》

田茂军

文学是人学。从莎士比亚到曹雪芹，从莫言到丁力，他们关注和书写的都是人的生存现状和人性的幽微。

人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人类学同时也是人学，同样关注人，却是以人性和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和视野中心。文学与人类学在关注人与人性上是高度一致、殊途同归的。

2003年以来，丁力以其数十部长篇小说，奠定了当代都市作家的地位。作为深圳人的文学表达，丁力的文学创作，尤其是2018年出版的三部小说《深圳故事》《图书馆长的儿子》《租友》，具有人类学书写的特点，完全可以作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人类学视野里可以发掘出很多新鲜的时代价值与耐人寻味的文化意义。

《深圳故事》的封面上有几句话：深圳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缩影；特区腾飞，承载亲历者命运。

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本书的基本主题和框架格调。本书由5个既相互关联又独立成章的深圳故事组成。首章“南橘北枳”可称动人爱情的人性叙事。从内地到深圳，从青年到中年，几十年风雨坎坷，几十年人性见证。婚姻、家庭是人类学研究的传统主题，它不仅关注婚姻、家庭的共时性与多样性，更关注其历时性和变化性的特点。人类学的局限是，在有限的田野作业中，时常缺乏对婚姻、家庭的文学审视，更缺乏文学的形象描写。而这些都是文学家的任务。丁力通过人过中年的项茹梅、欧阳健的情感变异，揭示了深圳特区对婚姻、家庭所造成的事实影响。在外人看来，项茹梅与欧阳健的婚姻是幸福的，家庭是稳定的。但因为种种原因，尤其是无法言说清楚的外部客观原因，他们最后走向了离异。项茹梅与她的顶头上司——有妇之夫牛德望走到了一起。作家的用意，看“南橘北枳”这个标题就很清楚。某些婚姻的解体，一些家庭的解散，可能这就是“水土不服”造成，客观环境的变化，也许会带来人性与人心的演变，而非人的本性使然。这里有着作家对人的关怀与哲学思考，丁力对笔下的人物不是简单的道德审判，而是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因此，用传统的道德伦理观来审视当前的婚姻、家庭并进行文学的评判，显然有着简单粗暴的单向意义。

第二章“登台谢幕”写一个屌丝逆袭的故事。小说的视野从婚姻、家庭扩展到社会上更为宽广的领域。黄鑫龙，一个来自潮州的农民，一个退伍的军人，一个曾想偷渡的人，总之，一个怀揣着理想想改变自己命运的异乡人，靠着原始的体力劳动，靠着自己的勤劳、聪明，一步一个脚印，最后成为深圳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又因为各种复杂的社会原因，最后公司退市，他在众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金蝉脱壳，远飞外国。本篇写出了一个潮州人的奋斗史，也写出了潮州人的独特性格。小说提供的社会信息量非常丰富，从人类学的视野考察，这里有八十年代企业的生存法则和潜规则，也描写了虚开增值税发票、赚取代理费、商住两用楼的开发、收购兼并国有企业、涉军单位经商、皮包公司等时代的产物。作者驾轻就熟，写得自由舒展游刃有余，可见有着亲身经历和遭遇，作者才能写得出来。正如评论家孟繁华指出，“丁力建构了另外一种宏大叙事——以经济活动为背景的财经小说、商场小说。”这就是丁力的小说不同于一般都市小说的特别之处。

第三章“深圳野史”写的是一个草根偷渡者的故事。作者开篇就点明了，李瑞丰是为了偷渡来深圳的。为了偷渡，他煞费苦心，选择自认最佳的地点，还精心制作偷渡的工具，但结果并没有成功，被遣送回家。火车站是一个城市的窗口，最能反映一个城市的基本面貌和隐秘的传说。在丁力笔下的深圳火车站，有两类人，一类是从内地来找工作的，大部分灰头土脸。另一类是从香港过来的，衣着光鲜，神采飞扬。李瑞丰就在火车站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在这里扎根、发展、壮大，成为又一个屌丝逆袭的典型。这里有底层人物的打拼和挣扎，也有着人类学意义的社区、集群等非国家、非政府单位的争斗、矛盾、倾轧，还有黑白两道的悲喜剧轮番上演。作者置身度外，冷眼旁观，娓娓道来，大有四两拨千斤的气定神闲。而那把千年枣木算盘，更写的出神入化，精彩纷呈，成为人物性格发展与内心活动的形象见证，也成为一把最具人类学收藏价值的文学道具。

最后两章“天花板”与“城中村”，可视为两个成长的故事——一个人和一个村（社区）的成长。在成人、成长的历史进程中，作者写的是人性、人心的真善美与假丑恶之间的绞杀与突围。

“天花板”写到了新时代里，“三线厂”“老军工”等国营企业面临转型和收购兼并的阵痛与困境。丁力笔下的主人公萧秉元是老总，更是一个有情怀的实诚人，面对转型，他的理念就是不来虚的，萧秉元说：“一个人能成就多大的事业是有定数的。我是爬天花板出身，我的事业只有天花板那么高。我不想突破天花板，也没能力突破，突破了也站不稳。”这说明在老一代人的心目中，为人处世还是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和基本准则。这就是人性从善选择和体现，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企业转型浪潮下，保持着可贵的人性光辉和亮色。

城市化进程中，原来的乡村和农民，面临着土地被征收，被补偿的新情况、新考验。家庭成员、亲戚、族人在利益面前的矛盾、纠葛以及农民自私自利的劣根性，在“城中村”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与描写。这里也成为整个当代中国农村发展、农民形象的缩影与代表。本章具有理性的批判精神，揭示了人性的丑恶和农民的自私与狭隘。作者又通过母亲的自杀、母亲与黛娣晒木棉花的细节描写，为整个篇章增添了一抹人性美好的暖色，令人动容、感叹。

作为人学的文学，作家用手中的笔，生动记录了社会发展中人的表现和精神面貌。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总是千姿百态地在文学画廊里，以其典型性成为文学史上的“熟悉的陌生人”，成为读者心目中永远难以忘怀的独特的“这一个”。

作为人学的人类学，研究者常常用审视的眼光，打量和考察社会的发展变迁和人心、人性的变化，考察作为人创造产物的文化的流变以及对人的影响。丁力的小说创作，从题材选择、人物描写、创作特色等方面考量，具有跨界写作的特点，即在传统的文学书写的基础上，融入了他所擅长的特区题材、知青题材、新经济题材等领域，且做到了自然契合，圆熟老到。这就使得他的小说在传统文学的认识与教育意义之外，还彰显出新的时代的价值与意义，那就是都市文学的人类学书写，为我们今天研究城市化和新都市的发展，提供了鲜活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案例。

（本文作者系吉首大学文学院教授，党委书记，湘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2018年8月26日

丁力小说：深圳经济生活的一面镜子

———以《租友》为例 

王素霞

结合深圳发展的历史，并纵观丁力创作的历程,不难发现丁力小说的创作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与深圳的经济发展始终保持同步的写作态势。

任何经济上的风吹草动都可以在丁力的小说中找到相关表现，比如《跳槽》《商场官场》《高位出局》《职业经理人手记》《按揭》《担保》《解套》《为女老板打工》《高位出局》《涨停板跌停板》等等，他以小说的形式回应深圳经济社会的变化，并探讨经济转型对深圳以及深圳人生活观念的相应变化，这是其作为商人与作家双重身份的特征所致。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眼光敏锐，对经济的反应敏捷，对文学的表达敏感，及时折射了深圳经济发展的光怪陆离，可以视为深圳文学独特的一面旗帜。

二、勤奋、执着、多产、笔耕不辍，即使是在生病之后，丁力依然保持对文学的无限热爱，这种创作热情和精神令人佩服。

三、塑造了新世纪商业形态中城市中年知识分子在困境中突围的形象

就目前的三部小说来说，可以视为其小说创作的新转型。如果说他前期小说关注的是经济活动的外部事件带给人们心理及生活上的压力与变化，侧重经济行为的外在影响，以及外部事件的戏剧冲突，那么这几部小说，尤其是《租友》更多地表现了经济及社会生活的转型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冲击所带来的城市人群内心世界的焦虑、紧张、急功近利与虚空，以及对现今社会人们伦理、家庭、爱情、性、归属、身份地位等意识所进行的理性思考。这部小说相对于作者前期作品来说，是一次突破和创新。

以《租友》为例。

小说故意设置了AB两条并行显著的叙事线索，A是QQ聊天记录实录，特别客观地呈现了丁友刚发布租友启事后这一外部事件的网上连锁反应；Ｂ是丁友刚以第三人称回忆自己在青海、安徽及深圳生活的前半生。一方面，由于租友启事的新颖诱惑，各色女性纷纷前来亮相，在不同的聊天记录中作者探索了现今社会生活中，中国女性世界观、婚姻观及道德观念的转变；另一方面，丁友刚回忆了自己青春时期的求学、工作、婚姻以及到深圳之后的经济生活，包括下海、家庭破裂的故事。为提升学历，丁有刚不得不报考冷门且偏远地区的研究生；深圳出差，便萌生了“下海”念头，不惜背弃当初的承诺，成为深圳一家国企的总工程师。若干年后，企业作为“壳”被私人老板收购，丁有刚在“被安排”和“被退休”之间选择后者。本以为可以好好休息做自己想做的事，没想到真闲下来之后，陷入巨大的空虚之中，“眼袋都浮出了脸面”终于，他想到了用“租友”来打发寂寞空虚的时光。

这两条线索起承转合，相得益彰，互为因果。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部小说不只是形式上的创新，更重要的是探索故事背后，深圳乃至中国在互联网时代经济条件下人们社会、文化、心理的蜕变，我们在聊天记录的背后看到的是当今深圳或者是其他城市不同女性对传统、家庭、婚姻、爱情观念的瓦解与裂变。

例如，在qq 聊天中我们发现了这样几个女性人物，因为是在虚拟的世界里边所以都是以网名来掩盖真实的生活。一是女妖，一个网络写手，我们看到了网红经济时代女性的生存状况，疲惫，压力山大，急功近利而适者生存，看似妖冶美艳，经验丰富，反叛自由，实则单纯而多情。小说在一虚一实之间叙事，对比与反差鲜明而富于个性；二是良家妇女，温柔善良，然而，神龙见首不见尾，钓上丁友刚胃口之后便消失殆尽，最后以其丈夫打电话威胁作结；三是小打工妹，看似单纯，实则被生活所逼，阴险与善良并存，背后也透露着狠心，尽管以单纯善良结束而不失作者的美好愿望，然而为生活所迫的焦虑与紧张、绝望与无知也尽收眼底；张张华，这是一个多变的女性，为改变生活，想方设法，本着适者生存，有利可图的目的追求自由的生活，生活在别处是其真实的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她们都希望被“租”，成为深圳丁友刚的女友， 以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里，租约，是一种约定，看似平等，实则具有内在的改变道德观念的价值与意义：所谓恋爱、同居、甚至婚姻都不是以感情为根基，而是以契约或需求为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的道德观念及婚姻观念都发生了潜在的漂移，这也是丁友刚之所以没有找到最后归属感的内在原因。

与此同时，我们在丁友刚的自述中也感受到了他的另一重人生困境。他租友的目的是要成为一个能让女人为他生孩子的并能寻找到爱情的好男人，他渴望有人爱他，又怕别人为图自己的钱财而成为他的租友，左右为难；他希望别人真诚待他，却用了十分虚拟与理性的租友的方式，因此重重矛盾和心理纠结不断涌现；再加上他跟妻子、导师即他的岳父、儿子在情感与金钱方面的纠结无解，令他即使拥有万般能耐也无法挽回，就像是用金钱去买儿子对父亲的爱，也无动于衷，这种情感上的巨大失落，令他陷入无限的虚空当中。

在此线索中我们还看到了深圳的售楼小姐、股票小姐与丁友刚的交往故事。一方面可以渐渐明了他经济上的变化是跟这些女人相关；另一方面又侧面映衬了消费时代女人和男人一样，获得财富自由是她们获得幸福快乐的根基，从中可以看到女性在男女关系之间交友观、婚姻观及消费观的变化：以金钱为核心、以利益为准则，以双方快乐为目标而不是以情感为轴心、以家庭和谐为终极追求的观念，所以在整个小说里面，我们能够感受得到作者内心世界还依然保持着对传统文化以及传统女性观念的渴望与追求，比如说善良、温柔、真诚与单纯，而这种追求的背后，遍布的是各种欺骗与被欺骗的社会现实；是对所谓美好真情追求的撕裂与践踏。

不仅如此，作者的笔墨探到了现今社会婚姻道德观念的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现象，例如欺骗与被欺骗。小打工妹背后的离婚纠结、打官司，以及律师对小打工妹的那种凶残的建议；张张华背后为母亲租友这样处心积虑地设计；还有丁友刚回到家乡做慈善背后的欺骗等等。这一切对于丁友刚的美好追求来说都是一种变向的打击。在他的世界里，他要寻找的不是金钱，他要寻找的是平等；是真爱与真诚；是过日子与生孩子，是善良与温柔并存的家庭生活，因此，小说结尾处很有趣，这是作者内心有意为之的美好设定，非常反叛非常大胆的女妖，实则上是一个特别传统温柔的处女；而在丁友刚内心深处的温柔女子“良家妇女”，却以离婚为幌子，失踪为游戏，令其丈夫电话找上门来大闹，在一种极度反差当中，小说结束，其荒诞不经的意味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丁力的小说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前城市社会生活中人们极端紧张、焦虑状态下的常态而又非常态的生活状况：以利益为核心，缺乏诚信与安全感；虚假、欺骗、急功近利等等，因此成为深圳以及当前中国社会生活现象的一面镜子，而其理想化的结尾也不失为对田园及契约生活的一种美好的向往，执着而坚定不移。

祝福丁力的写作未来更好！

（作者系文学博士，深圳大学教授）

2018年8月26日

从丁力小说看新经济文学与都市文学的融合

郑润良 

由于源远流长的乡土传统，中国历来被称为乡土中国。但事实上，在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常住人口已超过了乡村。近年来，如何促进都市题材写作成为文坛的热议话题之一。可以说，都市写作正处在方兴未艾的境地。但当代创作中高度同质化、模式化的写作弊病同样在都市写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当前的都市写作，大体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时尚化的或者说是“伪时尚化”的都市写作，充满小资情调，其中心情节大抵围绕身体或精神的出轨展开。一类是僵硬化的底层写作。底层写作本来是对阶层固化现实的有力反击，但很多毫无新意的底层写作已经使这一原本生机勃勃的写作潮流走向衰竭。当代写作的同质化、自我重复、自我封闭、跟风现象已经相当严重。血泪斑斑的底层苦难、形形色色的灰色社会现象，翻开文学期刊，大量面目相似的小说扑面而来。正如青年评论家项静在《失败者之歌：一种青年写作现象》中所言，“‘失败者之歌’式的写作最大的缺陷就是，从开端到达目的的路径过于清晰，基本不脱离一个简单的社会学解释，因果关系耽于清晰，逻辑结构和人物安排其实都在一个可以预测的模式里，所有重要结局的原因几乎都不敢放得稍微远些。”造成写作严重同质化的原因我以为最主要是作家沉溺于个人以往的写作经验，逐渐丧失了与活生生的当下时代经验对话的能力。在我看来，这也是近年来评论界一直在倡导“中国故事”、“现实主义写作”的真正原因，因为太多作家的创作远离了中国经验，沉迷于现代主义的形式实验或者个体经验的狭隘天地。正如近日《安徽文学》杂志社一则以“新经济文学”为号召的征文所言，“从以深圳为代表的特区经济，到以苏州为代表的园林经济，再到今天的开发区经济……微信、网银、快递、网店、刷脸、物流……我们进入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新经济时代。亲！难道你的笔尖只有乡愁？不，你一定感受到了时代的心跳和新生活的律动。”我们需要更多与当下经验对接、与时代经验对接的作家，一起诠释和想象我们正在卷入的日新月异的现实世界。深圳作家丁力，自2001年起一直致力于将切身经验与时代经验融合书写他耳闻目睹的深圳故事，其作品雅俗共赏，可谓“新经济文学”的典型代表。

熟悉丁力的读者都知道，丁力从商海转入文坛后直接进入了创作的喷发期，十几年间发表出版了40余部长篇小说，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为读者所喜爱，并受到莫言、陈建功、孟繁华、邱华栋等诸多大家的好评，可谓传奇。可惜，天有不测风云，2015年的一场突然中风使他几乎丧失了写作能力。但他顽强地挺了过来，又为我们贡献出了两部新作——《深圳故事》和《图书馆长的儿子》，这不能不说又是一个传奇！

从写作时间而言，《深圳故事》在前，其中的大部分曾集中刊发于《当代》2017年第4期。《深圳故事》由《南橘北枳》、《登台谢幕》、《城中村》等五部中篇小说组成，书写了改革开放后四十年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深圳故事，也书写了深圳不同阶层人群的深圳经验与故事。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四十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深圳故事也是中国故事的最新版本，其中所蕴含的文学元素自然也无比丰富，等待着丁力这样的亲历者和有心人去书写。《南橘北枳》借由几位曾经是知青战友的男女主人公在深圳的创业故事，既书写了改革开放浪潮中深圳的蓬勃发展，使得牛德望等人在这里扎根发展，吸引了项茹梅等人从内地调动过来；更着力书写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都市个体的价值标准、情爱伦理观等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登台谢幕》叙述了男主人公黄鑫龙的深圳传奇，凭借精明与勤奋从一个身无分文的打工仔变成了拥有亿万资产的“黄主席”，但最终因为集团的无序扩张和资金困境而黯然“谢幕”。《深圳野史》中的李瑞丰不经意中“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小天地，从“大哥”摇身一变为名副其实的大企业家，生意顺风顺水，但在遇到背景深厚的对手时也只能铩羽而归。《天花板》中当年曾经偷看同厂女工洗澡被劳教的萧秉元多年后荣归故里，成为收购拯救旧厂的“功臣”。《城中村》写到罗沙村变成“城中村”后给贺曙光、戚福珍等村民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也写了在利益面前人心浮躁、意见分歧的图景，以及下一代年轻人在物质富足后精神无所皈依的景象。

如果说《深圳故事》更多展示深圳这座现代都市的崛起过程、“特区经济”的内在肌理及其所造就的诸多人生传奇与众生百态的话，那么，《图书馆长的儿子》这部作品更像是丁力的一部自叙传，一部融合作者切身经验的集大成之作。这部作品调用了作者的许多人生经验，比如儿时的“图书馆”阅读经验、“总统梦”、兵团知青经历、深圳创业经历等，当然，其中增加了许多虚构的元素，塑造了诸多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尤其是“我”的先后几任女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丁力对于人物人生轨迹的叙述总是伴随着对主人公情感轨迹的深度发掘而展开的。作者对于情爱有一种相当豁达的态度，既突出情爱在人生中的核心地位，但也没有把它神话到举足轻重的地步，比如，对于“我”与张素梅的结合，既肯定双方诸多方面的默契与投合，也指出两人的结合更多是出于偶然的因素。因此，“我”孤身一人在深圳创业时对于其他女性的绮思幻想也就多少有令人同情的部分。丁力对于笔下的人物往往采用平视的角度，把他放在凡俗的人间，放在柴米油盐饮食男女之间，不夸张不虚饰，力图展示最真实的人物情态。即使对于类似《天花板》中的偷看女人洗澡的萧秉元，也抱有某种“同情的理解”，毕竟那是禁欲时代的副产品。正是这种对于人物的平视姿态，确保了人物的真实感，也确保了我们从《图书馆长的儿子》这部作品中所获得的不仅仅是一部普通文学作品所能给予读者的那些感受，而且是一个以回望姿态书写人生的作家渗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的经验结晶。并且，因为作者人生轨迹的重要部分与深圳这座现代都市的崛起过程的高度重合，使得这种自叙传的书写达到了个体经验与时代经验的高度融合。因此，丁力不仅仅是在书写诸多人物在深圳这座都市中的“传奇”，也是在书写“深圳”这种现代都市的传奇。

（作者系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后，广州武警指挥学院教授）

2018年8月26日

在商战狼烟中重建人的尊严——丁力财商小说价值勘探

周思明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震古烁今的变化。丁力作为一名崛起于21世纪的新锐作家，面对这样的历史变局，透过对现实生活个体遭遇的书写，让更多深圳人的命运涌现在他的笔下。丁力笔下的小说世界，抒写深圳人经商生活，同时也致力于在茫茫商海上打捞人的尊严。无论从故事、人物、结构、语言还是整体节奏，都体现出一种扎实、务实、真实的特点，成为新世纪文坛上独特的书写，从而在众多小说写作者中脱颖而出。

 在当代文学谱系中，丁力的小说写作已然凸显出独特的美学品质。其中，财商小说是其小说写作标签性的内容。这里的财商，乃是财经与商场的合称。丁力曾经从事的企业经营活动彰显着特区经济潮涌中的人事纷争。当然，除了财商小说，丁力还有不少反映深圳社会生活的小说，但这些小说也都渗透着丁力在企业打拼的实践和识见。综合起来，就构成了丁力小说写作的独特风格。说起经商，首先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赢利与亏损、诚信与欺诈、智慧与愚蠢、善美与丑恶、情义与奸佞等等矛盾概念的对立与冲突，其中必然牵扯着人性、人情、人心的交锋和争战。它看不到硝烟但胜似硝烟，见不到铁血但不亚于铁血，往往既可让人们欢腾雀跃、飘飘欲仙，也能让人受到重创、一蹶不振。丁力在他的小说世界中给我们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个“标新立异”的深圳故事。 

丁力的经商小说具有突出的道德精神重建价值。在丁力的经商小说系列中，往往围绕一个“义”字，展开生动可感的故事情节。在阅读丁力诸多深圳题材小说的过程中，我常会被主人公身上的“义”和“情”所打动。在他的小说正面人物身上，荟萃着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义”的元素。虽然身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虽然沉浮于深圳商海的每个人都有致富、成功、价值利益最大化之梦想，但丁力的义利观在于，在利益与伦理两难抉择面前，他的小说主人公们固然也看重利益，但更重情义。丁力的财商小说，或者说他的小说写作的财商维度，乃是透过作家透过深圳经济界、企业界、商界的各种经济、商业、生意等等生活，去描绘人的存在状态。在丁力长篇新作《深圳故事》《租友》中，既真实记录深圳人的成长史，也写出了主人公所具有的经济头脑，同时也引出了一段新奇有趣的故事。长篇小说《图书馆长的儿子》，也从个体自我的角度，写出主人公的个人奋斗史，是一部介于非虚构与虚构之间的个人经历类小说，这部作品也从个体角度书写了深圳人的移民史和成长史，给人以人生的启迪。 

丁力的小说，呈现了突出的问题意识。他长于书写深圳经济运营中的各种问题、矛盾、纠纷等，但很少提供答案，这也符合文学的特点。因为，作家不是政治家，也不是企业家，希望通过文学来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文学所能做到的并非是提供走出迷宫的方法，而是“确定找到出路的最佳态度，尽管这条出路仅仅是向另一个迷宫的过渡。我们想要拯救的，是对于迷宫的挑战；我们所要澄清的，是一种挑战迷宫的文学，并且，将它与向迷宫屈服的文学区分开”（卡尔维诺：《挑战迷宫》）。

丁力小说写作具有简练、直截、不拖泥带水的特点。他的文笔未必有多么优美，但我们不会在他的小说文本里发现那些多余的笔墨。在丁力小说中，很少对于山脉、夕阳、海滩等等自然事物的描写。所以，他的叙述的力度不会受到影响，读者的注意力也不会出空白。丁力作为一名高产作家，首先得益于他的文学写作知识积累，同时也得益于他的丰富人生阅历，尤其是企业经营经历的赐予，正如有作家言：生活远比小说更伟大（更荒诞）。某种意义上，故事的丰盈与新奇是小说家进入文学写作现场的入场券。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宋代诗人王安石的的诗句昭示作家：高度决定眼界，也决定作品的品质。只有放眼大局和长远，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现实主义精神最突出的特征就表现为，作家要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予以关切并积极介入，而现实题材文学写作是最能体现现实主义精神的写作。当然，现实题材创作并不意味着与现实贴身肉搏。如果把写作比喻成飞翔，那么现实就是大地，要完成飞翔动作，必须要向大地借力，同时也要仰望星空。现实题材创作是最考验作家才华的。如何处理复杂多变的现实，能否把人性写深写透，能否把动物性、人性和神性区分开、说清楚，是摆在作家面前的一道难题。要做到这点，殊为不易，需要的不仅仅是文学表达的才华，更考验作家的思考能力、美学修为、哲学涵养。换句话说，就是作家不仅要紧贴大地，也要仰望星空。丁力财商小说介入现实的诚意不容怀疑，其小说写作也形成了一定的个性风格，除故事性、生活性以外，其所独具的特区经济题材写作也别具一格。希望丁力在现有水准的基础上，努力拓展与提升自我的眼界和思考力，在“美学的、历史的、艺术的、人民的”视野关照下，以持续恒久的努力，取得创作上的更大丰收。

（作者系深圳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

2018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