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档案

熊育群，当代作家、诗人，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作家》郭沫若散文奖、第十三届冰心文学奖等，入选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等。出版有诗集《三只眼睛》《我的一生在我之外》，长篇小说《连尔居》《己卯年雨雪》，散文集及长篇纪实作品《春天的十二条河流》《西藏的感动》《走不完的西藏》等，摄影散文集《探险西藏》，文艺对话录《把你点燃》等多部。

传统的、民族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东西

记 者：熊老师，你多次来贵州，能不能介绍一下你对贵州的印象？

熊育群：在国内，如果说到我热爱的地方，肯定少不了贵州。我认为贵州的自然山川美，人文更具吸引力。这里有很多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有人类很温馨的、很诗意的人伦。这是现代社会丢失的最美好的东西，他们人好，崇尚善，人际间充满温情，又充满生活的风情，生活本身就是艺术化的。所以我到贵州来，有一种回家乡的感觉，仿佛真的回到了精神的故土。

从文化或者从人类理想的社会来讲，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之后，人类走的一条不归之路，把人类自己的幸福丢掉了，变成了一个物质的、经济的社会。人是有灵魂的，所以，要去寻找一个自己的梦，寻找一个灵魂与精神的归属。少数民族风情其实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人与人的关系只是赤裸裸的经济关系，是不可能形成风情的。风情是很美好的东西，不是想有就有的，它已经变得非常稀有了。这是我对贵州的一个印象。

记 者：在你看来，贵州文学是怎么样的？你是否读过贵州作家的作品？对他们印象如何？

熊育群：我接触的贵州作家比较多，最早接触的是欧阳黔森。欧阳黔森写小说，当然也写散文，后来从事影视，都做得很成功。他的一些小说里的生活写得非常有诗意，也有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风情、原生态的生活的描写和思考，因为我喜爱这样的地方，所以我对这类题材的小说也是非常的喜爱。我记得他小说中有一个情节是谈婚论嫁的场景，人物的性格、心态以及人们心里的那种淳厚，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的《敲狗》是非常有名的，他的影视作品《奢香夫人》也到达了一个很高的水准。他是贵州文学、文化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冉正万的长篇小说《银鱼来》写得很好。年轻一辈的肖江虹写得也很好，肖江虹最近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他实现了贵州文学对于这个奖项零的突破。还有王华的小说写得也很好。唐亚平的诗歌很有深度。当然还有一批优秀的作家，这里就不一一说出来了。贵州的文学对于当代的意义，是如何把自己的地方特色，把传统的、民族的东西表现出来，从题材来讲，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东西。

不是为了写出故事而去写，而是去挖掘故事背后的东西

记 者：你对贵州是有感情的，你的中篇小说《无巢》的主人公就是贵州人，当时为什么会想着写贵州人？有什么深层次的考量吗？

熊育群：提到《无巢》，其实我写贵州的作品中更多的还是散文，我比较满意的是《山脚趾上的布依》，写布依人安宁、自然的生活。如果说让我挑自己满意的10篇散文，这篇散文应该在里面。另一篇《桃映的舞者》写的是一个很有现代意味的瞬间，火车就要通到山里来了，在这个跟外界隔绝的地方，我感觉那种人们对外界的渴望跟目前的这种生活构成了一种张力，很明显能够感觉到一种状态。它给我的写作带来了既古朴原始又现代的东西。前不久我到兴义去采风，还打算继续写贵州。

《无巢》的主角是贵州纳雍人，当时在《羊城晚报》时我就注意到了新闻报道，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是一个新闻事件。我追踪新闻事件以后，很多细节出来了。事情发生之前一个多月，我在贵州贞丰参加采风，《小说选刊》的主编杜卫东向我约稿，让我写一个真实的事情，不要虚构，我说我正有此意。在广州那座城市每个月都有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回去一个多月后，果然就出现了这个新闻，我就挑了贵州这一个打工者的事件。当然，发生的是一场悲剧，我不是为了写出这个故事而去写，而是去挖掘这个故事背后的东西。以我对贵州的了解，我有把握写好。城市化的盲目扩张对乡村形成了一种压迫和剥夺，造成了城乡二元对立，一边是畸形发展与扩张，一边是走向衰败，很多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构思写作这篇小说的，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能够震撼人心。这篇小说在《小说选刊》头条发表，又在《十月》发过，当年的中篇小说年选也作为头条选载。这也算是跟贵州冥冥之中的一段缘分了。

贵州欠发达，这只是一种市场经济行为的说法，在文化、人文领域我并不这样看，贵州只是经济上欠发达。但过于突出经济因素，制造一种社会倾向，甚至是价值判断，发展出地域歧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撕裂与疼痛，渗透进人的生死和命运，不公平公正，造成伤害的悲剧，我借小说来呼吁，也是因为我对贵州有感情，所以我写得特别动情。

任何体裁都是文学，不应该画地为牢

记 者：你的创作体裁广，既有诗歌，也有散文，还有小说，样样都得心应手，成就突出，这其中有什么窍门吗？

熊育群：年轻的时候做文学梦，我最开始写的是诗，从诗歌开始投身于文坛，写了十多年，出的第一本书也是诗集《三只眼睛》。《三只眼睛》大概是1990年出版，诗集出版之后，“第三只眼睛看世界”就变成了流行词。

后来，在湖南工作十年后调到广东的《羊城晚报》，地域、生活、文化变化太大，这一下子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对我的精神世界造成了一定的困扰，这个时候就很自然的转为写散文为主，这跟我的人生经历有关系。当然，作为一个作家，从我的内心上讲，写写散文、写写小说都是可以的，不应该画地为牢，对于我来说它们都是文学，你觉得合适写，心里有那种渴望，有那种创作诗歌、散文或是小说的冲动，为什么要去压制呢？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诗歌也还在写，只是写得少了，我最近推出了新的诗集《我的一生在我之外》，就是这二十多年来写的诗。在广东这些年，我的散文有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岭南文化特别的务实，受此影响，我就把日常生活中的细节、烟火气带进了散文，特别是岭南的人文历史，它是一种海洋文化，跟西方商业的交往比较多，而且它还是移民文化，是从北方内地迁移过去的，很多现在中原没有的东西它也保存了下来，我采取人类学家的那种田野调查的方法，在生活中寻找、挖掘，散文就是这样写的。我不从书上借什么虚构来写。这样，我的散文越写越长，越写越大，人文历史的内容越来越多。我写散文的标志性事件是我去西藏的经历，在西藏三个月，我写了三部纪实性的长篇散文，还有一部摄影集。参加这次国际汉学家会议的意大利作家、翻译家费沃里·皮克刚刚翻译出版了我的长篇纪实散文《西藏的感动》，这部书出版二十年了，依然在世界各地流行。印度也要用本国两种语言翻译出版。

写小说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情。我老家发生的一些事情突然刺激了我，我觉得不得不拿起笔来写。我曾花了一年的时间去调查营田惨案，然后用了十几年时间写了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在抗战小说中，我和很多作家不太一样，我把日本人当作“人”来写，我从一个“人”怎么变成一个“魔鬼”的历程来写，从中去挖掘人性与战争本质，挖掘小说背后的东西。这就是对于和平的书写。世界到处在发生战争，我实际上是在思考战争的问题。这既是历史的更是巨大的现实问题。

要深入第一现场，去寻找第一手材料

记 者：最近，贵州作家肖江虹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而你的散文集《路上的祖先》在第五届时就获鲁奖了，在你看来，获鲁奖意味着什么？它对你的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

熊育群：一个人做一件事是希望得到肯定的。鲁奖对我而言是一个最高肯定。我心里有时会怀疑自己是否误入歧途，至少获奖可以部分消除这种疑虑吧。对文学的热爱，让我对其他的事情热爱不起来。在这样一个年代，从事文学几乎是自己内心的需要，总想从精神上找到一种有价值的东西，然后皈依，祛除心灵上的空虚，让生命拥有一种踏实的感觉。

记 者：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40年来广东文学取得了哪些成就，发展呈现什么态势和趋势？

熊育群：广东文化是一种移民文化，现在的作家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所创作的题材大多是改革开放的现实题材，比较契合我们国家当下的写作趋向，这是广东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广东作家众多，有创作实力的作家也很多。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广东文学院的作家就有三位作家获奖。

广东的实力是很雄厚的。我们制定了一个“广东文学攀高峰”的战略，广东文学院正实行重大改革，还要继续向全国引进人才。我们在想怎样让广东文学的地位跟广东经济的地位相称。我们有这种紧迫感，制定了文学发展的规划。

记 者：你曾经在报刊单位供职过，对于记者编辑转型当作家一事你个人是怎么看的？你又是如何转型成功的？

熊育群：我如果不到报社当记者编辑，也许只能做一个诗人，偶尔写写散文，不太可能有我现在的这种写作。当记者编辑的经历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是学理工科的，如果我从事所学建筑专业工作的话，肯定是“闭门画图”，与社会隔膜。不太可能去从事小说创作。写小说得了解社会，你得与各行各业打交道，做记者编辑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让我对人、对事、对社会有很深刻的认识。我创作一定到第一现场的习惯是很好的，这是当记者编辑的经历给我带来的一个益处。不少作家创作时不知怎么深入下去，有过记者编辑的经历后，对于这一点我有的是办法。

记 者：虽然你在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广东供职，但你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描写边地的，你为什么如此钟情于边地？

熊育群：我觉得人类文明的理想之地不是边地，恰恰是中心。边地在我心中就处在中心的位置。当我们进入市场经济社会的时候，当一切都以金钱来衡量的时候，有边地这样的地方真是太好了，它就像沙漠里的绿洲。因此沙漠我也会写，但让我投入感情可能很难，我写绿洲的那种状态、那种心情、那种情感，是自然而然就喷涌而出的。

记 者：能不能介绍你今后的写作计划和打算？

熊育群：我目前正在写一个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长篇散文《宣礼塔上的呼唤》，大概一万七千多字。这是从摩洛哥、约旦、埃及这样的阿拉伯国家的角度来写的，我多次深入中东，在遥远的历史里找到了令人震惊的东西，改变了我许多观点。西部河西走廊丝绸之路我几乎走通了，海上丝绸之路广东是起点，我访问约旦、埃及、摩洛哥等国家后发现，我们把大西洋作为一个世界体系，当时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航海发现新大陆后，寻找到东方的中国，打通了所谓的东西航道，这段历史是五百多年，但是印度洋世界航海体系则在此之前早已形成。为写这篇文章，我用了近两年时间，现在快写好了。

接下来我要写的是具有世界性的华侨题材的长篇小说，书名暂定为《家族之城》。广东因为靠海的独特地理位置最早打开国门，广东人作为劳工去往美国、加拿大、东南亚等世界各地，他们跟家乡的关系以及一百年来的风云变化，其历史命运，恰恰是一百年来世界的风云历史，写好了它就等于写好了一百年来的世界历史。恰好我去了一个叫作赤坎镇的地方，我写镇上的两大家族，它们跟世界的历史风云联系在一起，跟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跟广东的历史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从两大家族的历史将更为波澜壮阔的历史引出来。我已订好了8月30日飞旧金山的机票，专门去美国旧金山、洛杉矶等地采访华侨，那里是华侨最集中的地方，四邑华侨当年就是从那里上岸的。我刚才说了，我的写作特点就是要深入第一现场，去寻找第一手材料，这可能跟我曾在报社工作有一定关系。

动静结合，报纸副刊才能更鲜活

记 者：你曾做过记者编辑，《贵州民族报·民族文学周刊》应该怎样做才能做得更好？

熊育群：我曾在《羊城晚报》的“花地”副刊待过8年，我认为现在不能只做静态文章，要让它“动”起来，比如策划选题与话题，追踪文艺动态与思潮。我之前曾办过一个栏目《文艺现场》，做的是对名家的访谈，谈的是名家当下的创作状态，对文坛、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对人生的反思，艺术的探索等等。

静态文章当然也要发，但要“活化”，譬如我推出名家作品专版，就有名家写名家，名家创作谈，与他的作品组合在一起发，就富有现场感。静态的作品不适太多，控制在适当的比例。现在好的文章篇幅都很长，报纸是登不了的，名家不愿意给报纸写短文。由于传播的不足，一些名家精短的佳作，看到的人并不多，报纸读者读过的更少，我认为不要认原发的死理，是可以反复发的。只有反复出现，好文章才不会埋没，经典才得以凸显。还有譬如新书信息，新书评论，新书内容摘登等等，也都是可以发的。如此动静结合，报纸的副刊也就更为鲜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