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2016年秋的某一天，我以微信朋友圈的形式“宣誓”，开启了“东海人”系列小说的创作，并以每月一篇的进度推进，十二篇，历时一年有余。如今，我给这个系列取名为《十二味县城记》，如若以后出书，希望也能以此为书名。

我怎么会突然对县城题材感兴趣，事实上也没什么具体理由，在此之前，我并没有在县城生活过，对县城仅有的印象也只是当年中考时透过旅舍的窗口俯望过穿城而过的螺河；再者就是谈过一个县城来的女朋友，如今谈起都是伤心事了，因为被嫌弃只是个代课老师，惨遭棒打鸳鸯。几年前，决定回县城买房时，妻子还怀疑我是不是想在县城的街头邂逅前女友。我当然不至于那么傻帽，之所以回县城，一是深圳的房子实在买不起了，二也是县城里有几个交情甚好的老友。

小说《法留》是“东海人”系列的第八篇，是十二味之一味，且是比较独特清淡的一味。在这个系列里，我写了凶杀、自杀、偷情、贩毒等等隐藏在日常街市下的骚动和纷乱，与此相比，《法留》堪称一股清流，它远离城区，叙事背景转移到了幽寂的山林寺院——当然它不能与世隔绝，也无法与世隔绝，无论是连通城区和寺院的公交线路，还是县城来的游客，以及那个受邀授课的县城才子“沈老师”，和尼僧果慈年少波动的小心事，无不是寺院与外界通联的线索。

如我最初的计划，我要写的、想写的，就是一个现实世界里的寺院，一个与世俗人间有着或明或暗的牵连的尼僧。县城周边山多，寺院也多，县城人经常去的，香火最旺盛的当属清云山的定光寺。法留山距离县城要更远一些，沿着穿城而过的国道再开十几里，右拐即到。法留山比清云山要高，我曾和几位文友去爬过一次，山腰上也确实有灯光寺，只是比较小，与我小说里的灯光寺大有出入。《法留》里的灯光寺是以定光寺为原型的，只是我移花接木，把寺院从清云山挪到了法留山。这样处理起来，因素材的错位而产生了陌生感，写起来才更有感觉。

一篇小说的形成自有其微妙的偶然因素，其精密程度有时不亚于我们对自然界的惊叹。作为读者，除了文本的阅读感受，他们难以，也不可能从文本之外去想象一部作品的形成；作为作者，却时常要陷入这种回味当中，这也是作者更难以精准判断其作品的原因，因为太清楚它们是怎么来的了——这是把双刃剑。

《法留》首先是题目这两个字吸引了我，自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意味深藏期间。这之前，我当然读过汪曾祺先生的《受戒》，而“受戒”二字也是十分适合当题目的，如果我是汪先生，大概也会因为“受戒”二字而特意去构思一个与之匹配的故事。

当然，触动我写作冲动的永远是细节。有次和朋友去清云山，刚好遇到众僧在做晚课，我们几人趴在门口的镂空屏风上偷看。经文我听不懂，对仪式也是一知半解，唯独那些背对着我们的一个个剃光了的头，引起了我的兴趣。她们看起来都不大，她们当然是来读书的，读的还是严肃的佛学、政治和艺术，正如我在小说里所写——她们又是那么独特，或者说，她们可不是来读书那么简单。如果我说她们都是有故事的人，当然不会过分，何况，她们的身份本身就承载着神秘的“故事性”……就在我看着一排排脑袋沉思时，突然看见其中一名尼僧悄然举起小手，从背后迅速敲了一下身旁尼僧的后脑勺，从动作的熟练程度和被敲者的淡定来看，大概可以推断，她们平时没少干这样的事。这真是调皮而美好的一幕，在那种梵音经文和肃穆排场营造出来的氛围里能出现这么一个小插曲，着实让我很感动，因而也确信那一身褐色的僧袍肯定藏不住一颗颗年少清纯的心灵。

当然，为了写《法留》，我还做了不少准备工作。这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题材，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我特意多跑了几趟清云山，去的目的当然很明确，就是观察，观察的目的也很明确，我需要细节——故事我能虚构，细节我虚构不了。

我甚至还查阅了很多寺院、佛学和僧人的资料，虽然最后都用不上。我采访了曾经在定光寺授过课的作家朋友，也就是小说里“沈老师”的原型，现实生活他也是沈老师。沈老师是县城龙山中学的语文老师，业余写诗，写古体诗，也写现代诗，是我在县城走得比较近的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好多县城的写作素材都是从他那听来的，比如《法留》开头和结尾出现的那条被拴在寺院门口的狗，还有放生池里的“龟满为患”……就是听沈老师说的。为了感谢他，我得请他到人民路吃瓯鹧鸪粥。

2018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