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童话作家。有趣的是，我小时候没有看过童话，长大后还看不起童话。直到2008年成为一个少儿杂志编辑后，我才开始阅读安徒生童话，大吃一惊，没想到自己一直想找的，原来在安徒生童话里都有，譬如故事、诗性、哲学、神性……2008年因经历汶川大地震而突然开始写童话，写童话后才感觉自己活过来，重新成为了一个孩子。

所以我很好奇，童话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能散发出如此动人的力量，让一个人复活？这个问题至今还在纠缠着我。我为童话找到了两个参照物：诗歌与孩子。我认为童话跟诗歌很接近，它们是两种本源性的精神。我有一个比喻：“童话和诗歌，就像天使的两只翅膀，一个带着快乐，一个带着忧伤。”诗歌是童话最好的镜子。而孩子是童话最重要的基础，是我的童话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孩子又与我们通常说的儿童不同，儿童是生理概念，而孩子是心灵上的概念。我认为童话可以让0—99岁的大人和老人重新成为0—99岁的孩子。

于是，我把童话放在文学、人类学、哲学、宗教学等范畴里去思考，不停地跟它们纠缠、对话。纠缠的结果是，我用六年时间写了一本《童话之书》。这本书的主题，是以童话的方式，阐释童话是什么；在文体上，它试图打通童话与理论的界限。关于理论，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提到，在古希腊，“理论”原是奥尔弗斯教派的一个词，它是指“热情的动人的沉思”。我很喜欢这个解释，觉得这才是理论的本来面目。

下面，我把童话和一些基本概念做一些比较。

一、童话跟神话的关系。我在《童话之书》里描述了一个刚刚被创造出来的世界，那是一个童话世界，其实也是一个神话世界：因为有了神话，所以就有童话；透过童话，便可以看见神话。这个世界，在我心里，便是《圣经》里的伊甸园，而以大人形象出现的亚当和夏娃，其实是两个孩子而已，那时人们天真无邪，口中所说的皆是童话，所唱的皆是赞美诗。后来，随着猜疑的出现，人神关系的断裂，原本是两个孩子的亚当和夏娃，迅速成为两个大人，故事从此兴起。

二、童话跟寓言的关系。我在《童话之书》里讲述过一个“从童话世界到寓言世界”的小故事：

世界刚刚创造出来的时候，是有过一个短暂的童话世界。

有一天，有一样东西掉在人们中间，引起了注意，它圆圆的，有四条结实的短腿，但嘴里发出老鼠的吱吱声，它会偷偷溜进人们的心里，兴风作浪。它的名字叫做“怀疑”。

有一天，甲看见乙从窗外经过时往屋子里看了一眼，便想：这小子是不是想入屋打劫？而丙看见丁的手上有一个大苹果，心想：这个苹果如果给我吃会不会更好呢？于是，也不问一声，丙就动手去抢丁手上的苹果，放进自己的嘴里。丁疑惑不解，一股屈辱之情从心底升起，他决定报复，他跑到丙的家里，把他的梨子、桔子和鸡蛋全搬回自己的家里。

于是，两个人扭打起来。两个人的战争爆发了。

很快，丙和丁的亲戚戊、己、庚、辛、壬、癸等人也加进来；然后，东街和西街的人也加进来；最后，整个世界也加进来了。人们相互掠夺，相互残杀，变得贪婪、血腥、残暴，啼哭声此起彼伏。

故事开始变得惨烈。

人们给这个世界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寓言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寄托了他们种种的忧愁、哀思、悔恨和骄傲，同时也表达人们的某种希望： 寻找故事的寓意，确定生存的依据，从而获得幸福。

可以说，《童话之书》讲述了一个童话在寓言世界里的故事，“童话”“寓言”和“故事”在书里各有所指。我觉得《红楼梦》也是如此。大观园内是一个童话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一群天真未泯的孩子。而大观园外是一个寓言世界，它的主人是大人和老人，他们追求享乐的幸福（而非美好的幸福，这点后面会提及），结果是：寓言世界都把童话世界重重包围了，《红楼梦》里的第七十四回抄捡大观园，便标志着童话世界的破灭。

什么是寓言世界？我把作为文体的寓言的某些特点运用到社会中，如通过一个相对简单的故事对人们进行说教，也就是通过某种力量（权力）把某些意义灌输给人们。在我看来，意义是人类为了填补人神关系的断裂所造成的虚空而发明出来的。但是，孩子需要意义吗？这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人们需要生活得有意义，但意义并非最高的境界。借用禅宗的三重境界来说：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然是山，看水仍然是水。儿童是第一层，人们获得意义是第二层，而重新成为孩子是第三层，在这第三层境界里，万事万物恢复了本来的光芒和趣味，这层境界我认为就是真正的童话世界，是一种返璞归真，也即是老子所说的“复归婴孩”。

童话世界为什么会变成寓言世界，人为什么需要意义，十分耐人寻味，富有启发性。

三、童话跟故事的关系。没有人不喜欢故事，但人为什么会那么喜欢故事，我认为是有深意的，是生存论的问题，也是为了填补人神关系的断裂所造成的虚空而发明出来。

在《童话之书》里，故事的兴起，是人为了谋求自身的精彩。换言之，故事的目的是为了取悦人，却不一定是为了让人的心灵变得更美好。如《三国演义》里，常山赵子龙杀入敌群，取敌首级，如探囊取物。这样的故事精彩不精彩？非常精彩！但是，如果你不幸站到敌阵中去，恐怕你就不会这样说了。我想，如果让《三个强盗》的作者温格尔和《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的作者埃格纳来重写《水浒传》，会怎么样呢？一定会很有趣，很善良，很美好。

童话当然也注重故事，但童话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让人的心灵变得更美好，像“床前明月光”一样清澈。正是这一点，克服了故事的恩怨情仇。童话之所以为童话，是因为它有一种伟大的单纯。

四、孩子到底是什么？从“童话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孩子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孩子到底是什么”决定了“童话到底是什么”。

“孩子”这个概念，在古今中外的哲学史和宗教史上有非常广泛而深刻的意思。如尼采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章第一节，提出了精神的三种变形：精神怎样变为负重的骆驼（在尘世中，唯有背负着重担，才有可能获得幸福）、骆驼怎样变为勇猛的狮子（这个狮子否定一切，摧毁一切，其实就是尼采提出的“超人”）、狮子怎样变为纯洁的孩子。孩子为最高的层面。但遗憾的是，在成为孩子之前，尼采成了一个疯子。

在这里，孩子和儿童是有差别的。儿童是一个生理概念，人不能重新成为一个儿童，人却可以重新成为一个孩子。那孩子到底是什么？尼采也有一个界定，他认为孩子就是一种神圣的肯定。我非常认同。

我对孩子也有一个界定：孩子指的是最初的人，也就是有一颗温柔、谦卑、宽恕、忍耐的心，他对事物有着直接的喜爱，而非仅仅拥有一个概念。他可能是一个弱者，不会对别人造成攻击。他可能90岁，也可能只有8岁。这样的孩子或许并不完美，他们不一定高大、英俊、美丽、勇敢、聪明，相反可能矮小、丑陋、愚昧、懦弱，但是他们温顺，谦卑，相互信任，相互关心，懂得宽恕。我认为，在童话里，宽恕比正义更重要。

此外，我还想增加一个“适度的理性”，因为目前的现实是一个寓言世界，充满了怀疑、欺骗、暴力和苦难，如果我们稍有不慎，便会麻烦缠身。因此，我呼唤“适度的理性”。如果信仰缺乏理性，是很可怕的。但又无需太多，适度即可。理性太多的话，味同嚼蜡。我希望我们能做一个清醒时做梦的梦想家。

这样一个孩子，如果再有一些趣味，那么他说出来的话，我认为都可以称之为童话。

五、童话与哲学的关系。好的童话，自然会呈现某种程度的哲理和诗意。而我认为，童话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的哲学，从而超越了哲学的范畴。

哲学通过概念认识世界，清晰明了，但概念始终隔了一层难以捅破的纸，不够亲切与喜悦。譬如，柏拉图认为，世界上有三张桌子：一张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桌子，我们可以坐在它旁边吃饭，喝茶，写作业，但这张桌子会磨损，会毁坏，因此不是完美的；所以，柏拉图认为还有第二张桌子——一张理念中的桌子，这张桌子不高不矮不大不小不黑不白，一切恰到好处，它不会磨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桌子都是对它的模仿，遗憾的是，我们无法看见它，无法坐在它旁边吃饭，喝茶，写作业。它只存在于理念之中。第三张桌子则是画家画的桌子，但这张桌子只是对前面第一张桌子的模仿，一种对影像的模仿。

我认为还有第四张桌子。这张桌子在日常中随处可见，它会磨损，但我们喜欢它，可以体察到它的欢乐与忧伤，它也是有生命的，有故事的，有尊严的，有灵性的。那么，这样的桌子是由什么做成呢？意大利诗人、童话作家罗大里发现了这个秘密，写了一首诗《需要什么》：“做一张桌子，／需要木头；／要有木头，／需要大树；／要有大树，／需要种子；／要有种子，／需要果实；／要有果实，／需要花朵；／做一张桌子，／需要花一朵。”请看，这样一张桌子，原来是由一朵花做成的。

这第四张桌子，由花朵做成的桌子，其实是把前面三张桌子的壁垒打通后，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张桌子。这是一张真正的桌子。而这张桌子，用哲学的眼睛是看不见的，只有张开诗歌和童话的眼睛才能看见。

六、童话与现实的关系。童话是单纯的，现实是复杂的，那么，单纯的童话有处理复杂现实的能力吗？我区分“现实”和“真实”。我很喜欢温格尔先生的《三个强盗》，它讲述三个凶恶的强盗，有一天抢来了一个小女孩，带回了山洞。第二天小女孩醒来，问三个强盗这些金银财宝有什么用，这三个强盗竟回答不出来。于是，三个强盗决定用抢来的财宝买了一座城堡，把所有走丢的、不快乐的和没人要的小孩统统找来，让他们在城堡里幸福地生活。我觉得，这本书是对“强盗”这个词语的重新解释和重新命名，也就是说，那三个强盗才是真正的强盗：不抢劫不足以为强盗，不善良有趣不足以为真正。这也意味着：有时候，虚构比现实更接近真实。

童话和现实有密切关系，并不是说童话直接干预、改变现实，而是通过一种童话精神对现实进行内在的转化。譬如安徒生的童话《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它通过一种童话精神把这两个糟老头和糟老太婆进行内在的转化，让他们像王子与公主那样高贵。这里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相信。我们说相信童话，没有相信，就没有童话。太婆相信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是相信老头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把她老太婆考虑在内的。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把别人考虑在内的话，童话就会产生。这很容易，但又十分困难，这便是我们的生存处境。在这样的生存处境里，宽恕就很重要了。所以我说，在童话世界里，宽恕比正义更重要。

七、美好与快乐。这两个概念有重叠的地方，但也有本质的区别。有的美好很快乐，有的快乐很美好；但是，有的快乐很丑陋，有的美好很沉重。就自身而言，快乐来自感官的满足，是一种快感；而美好来自灵魂上的愉悦，很恬静。前者可以轻易获得，后者则可能要付出艰苦的劳动才能得到。

在《童话之书》里，我用古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的故事来探讨这个问题：大约三千年前，宙斯的儿子赫拉克勒斯在一棵树下遇到了两位女子，她们分别代表美好的幸福和享乐的幸福。享乐的幸福说，她可以领赫拉克勒斯走上一条最舒适的生活道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用从事任何劳动，没有任何烦恼，但人们却给她起个绰号叫“邪恶”。而美好的幸福则说：“在这个世上，神明赐予的一切美好东西，没有一样不是经过辛苦努力才获得的；你如果希望获得神的宠爱，那么你首先应该敬奉他们；你要得到朋友们的爱戴，那么就该为他们做好事；如果你想身体强健，那么你就得使身体成为心灵的仆人。而享乐的幸福只会使你的身体脆弱不堪，心里没有智慧。我带给你的生活虽然沉重，却很美好。”

我相信，美好和快乐都是幸福，童话和孩子追寻的是美好的幸福。

八、童话的艺术。童话是幻想文学吗？我不这样认为。幻想是童话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不能因此把童话称为幻想文学。“幻想文学”这一称谓本身包含了一种价值判断：幻想是假的。但是，童话是真的。准确的命名可以唤醒事物中沉睡的力量。我认为童话的概念比幻想文学的概念要宽广得多，深厚得多，美丽得多，因此，我呼吁幻想文学重回童话的名下。

童话遵循儿童逻辑。儿童逻辑充盈着鲜明而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是一种诗性逻辑，与成人的概念性逻辑不同。比如：“妈妈把鸡蛋打破了，小红说：‘快看，鸡蛋里流出了一个金黄的太阳！’”蛋黄和太阳都是圆圆的，都是金黄的，小红一下就发现了这两者的诗性联系。童话并不需要钢铁一般的事实，它在探寻一种未经历史、文化沾染的可能性，那是一种儿童式的可能性。不过，它是真的。如舒比格的《小女孩与死神》，做功课那么重要，居然可以延缓死神的脚步，而死神居然又那么憨厚，陪小女孩做功课，在小女孩长大的同时自己却变得更老了。然而，这是真的。

童话可以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譬如《去年的树》《永远讲不完的故事》《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我亲爱的甜橙树》等这些形式不同、风格多样的故事。

童话也不一定要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譬如这个：“洋葱、萝卜和西红柿, 不相信世界上有南瓜这种东西。 它们认为那是一种空想。南瓜不说话，默默地生长着。”寥寥数语，包含着一个巨大的故事，胜过千言万语。

总而言之，我认为，童话是一种想把大海装进杯子里的艺术，而孩子们也有这样的胸襟。

九、童话到底给谁看？我认为世界上有三类人：0—99岁的大人、0—99岁的老人和0—99岁的孩子。童话的使命，是让0—99岁的大人和0—99岁的老人，重新成为0—99岁的孩子。这便是童话的救赎。鲁迅先生说：“救救孩子。”而我更想说：“救救大人。”

因此，童话不仅是一个文学问题，它是一种本源性的精神，它是对世界的重新解释和重新命名。

世界为什么需要重新命名？因为世界已过于老迈。经过历史和文化的沾染，世界变得太复杂了，世间万物也蒙上厚厚的隐喻的尘埃，失去了本来面目，世界如何才能重新焕发生机？当政客和哲学家无能为力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孩子的单纯、热情以及重新命名世间万物的智慧和勇气。

我想起米切尔·恩德的《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幻想王国正在毁灭，因为我们把幻想视为谎言，天真女皇生命垂危，只有一个人间的小孩为她起一个新的名字，她和幻想王国方能得救。我觉得这个桥段好极了：唯有回到单纯的源头，才能因应繁复的事象。

在这个层面上，我认为存在一种与传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童话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