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文学界最大的热点之一便是美国摇滚歌手鲍勃·迪伦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在获奖感言里提到了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他的创造性的想象与野心毫无疑问是他最需要思考的东西”，“在莎士比亚的头脑中最不需要考虑的事情是：‘这是文学吗？’”借以说明，“什么是文学”以及“文学是什么”都不应该是作家关心的主要事情，作家应该关心“创造性的想象与野心”，我更愿意把“野心”理解为是达到这种创造性想象的高超技艺。陈诗哥在这个层面来创造童话，与其说他的《童话之书》在向世界经典童话致敬，莫若说是对世界经典童话文体模式的一种颠覆、叛逆、解构、质疑、研讨、争辩、认同、重构与追问，这种追问本身就是一种野心。

我更愿意探讨这个80后中国青年作家童话“野心”的达成度，以及“创造性的想象”如何生成？ 

哲学家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所说：“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先来看看陈诗哥的童话“野心”，他把世界经典童话如扑克牌一样玩起来，在他《童话之书》的备注中，他列举了29种影响他创作的作家和作品，我有幸看到了中国的《西游记》和《红楼梦》，从这份书单上可以看出他真诚的“野心”，《西游记》与《红楼梦》也许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童年精神，但是，很少有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或者是研究者能够把这两部书的精神本质与“童话”两个字联系起来。当他以这种心态呈现他“游戏”的过程以及个性化的技艺时，也就开启了他创造性的想象。

陈诗哥以一部童话之书作为主人公，写这部书的历险过程——从历史到现在以至于走向未来。“世上最早有三本书：《神话之书》是由孩子记录神的话语，《童话之书》是由神记录孩子的话语，《故事之书》则是由人记录自己的故事。”《童话之书》因为是神记录孩子的话语，完全打破了世界儿童文学发展史上专家学者们对童话的文体学界定，童话的神性光辉来自于世界的本源，不是诞生在豪华的宫殿之中。这个神性之子与太阳、月亮、星星、大树、风、萤火虫一起嬉戏玩耍。因此，每一部经典童话都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感恩。童话之书拥有博大的胸襟，与周围所有书国的朋友都能进行很好的交流，而又本质地保持自我的诗性品质。

童话，是儿童精神的最好表达，儿童精神是诗与思的精神，诗的情感用幽默有趣的故事来承载，思的智慧离不开象征隐喻等手段，两者的思想高度与艺术纯度在经典童话里不是此消彼长，往往是互动生成。在安徒生的童话中既有故事的荒诞似《老头子做事总是对的》，又有批判的透彻无情如《皇帝的新衣》；在舒比格的《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有说闲话的胡萝卜、西红柿、洋葱，也有默默长大的南瓜；在怀特的《夏洛的网》中既有蜘蛛一样博爱的夏洛，也有天真活波的小猪威尔伯……不得不承认，经典作为一种文学模式，经典的存在力量生生不息，为后来者的创作提供了一个颠覆并打碎这种模式的靶子，以个性化创造性的表达和全新的面貌出现，给童话一种新的方向，是文学发展的希望所在。

童话的本质是什么呢？桌子从哪里来？桌子是桌子吗？桌子是什么呢？哲学存在于陈诗哥絮语般的追问中。德国诗人诺瓦利斯说：“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追问的声音好像就在耳畔，无时无刻无所不在。陈诗哥发现，“在童话世界里，也许人们并不完美，他们不一定高大、英俊、美丽、勇敢、聪明，相反可能矮小、丑陋、愚昧、懦弱，但是他们温顺、谦卑，相互信任，互相关心，这种生命的本质便是为了他人的美好，自己的幸福是建立在别人的幸福基础之上的。”书国老者的这一席话洞悉了童话力量，这就是安徒生《丑小鸭》结局所写丑小鸭历尽千辛万难变成天鹅之后，还要低下高贵的头，这曾经被丹麦的批判家勃兰兑斯所不解，认为丑小鸭应该昂扬而骄傲地抬起头；《海的女儿》付出生命代价的人鱼公主没有收获爱情，只是希望王子幸福她才幸福。   

什么是生命、死亡、爱情、希望、幸福、美好等种种精神诉求，都被陈诗哥很认真地分析、讨论、研究了一番，当然，他对话的世界就是在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王国里——菠萝国、辣椒国、油菜花国、柠檬国、苹果国、西瓜国、香蕉国、草莓国、雪梨国、车厘子国、橘子国、芒果国、火龙果国、榴莲国、土豆国、胡萝卜国和日不落帝国……最后一个“日不落帝国”带有深邃的哲理思考以及荒诞性和讽刺性，这种大胆的幽默令人拍案叫绝。陈诗哥的童话风格流露在字里行间，以童话人物、故事情节、丰富的细节、奇怪的形象等构成他《童话之书》创造性的想象和丰富的理趣。巴博萨先生是陈诗哥努力塑造的一个童话形象，这个绅士做了海盗船长之后，对于被俘虏的人不再像过去一样随便杀害，而是通过讲故事换回他们的性命，他还联合其他海盗在北欧的一个小村庄一起制定《海盗法典》，称为十条诫命，这些海盗一边航海一边收集整理世界各地的童话故事。故事改变了海盗们的命运，“凶神恶煞的海盗变得文质彬彬，学富五车，有的变成了讲故事的高手，有的变成了学识渊博的学者，而有的则把这些故事印刷出来，成为伟大的出版家。”人与人宿命般的隔阂才是生命永远的痛，打开心灵的隔阂的一块圣地就是文学，而童话又是文学中的诗，这也是童话故事存在的意义。陈诗哥看到了童话的光芒：童话不仅改变了巴萨博率领的海盗发展史，也成就了人类的文明史。但陈诗哥又看到另一种“人造”的光芒，这种光芒来自文人童话的诞生地法国王宫的黄金屋顶：“我’问巴博萨先生：“这光芒可以让万物生长吗，就像太阳那样？’巴萨先生摇摇头说：‘不能，但它可以让人畏惧。’”毫无疑问，童话的光芒能够榨出人类“皮袍下的‘小’来”（鲁迅《一件小事》）。

陈诗哥谈到自己创作这部书的缘起，因为经历了汶川地震的大灾难，他摸了死亡的鼻子，是写作童话让他度过了人生最痛苦的时期，他相信了童话，更信任童话救赎的力量，这时候的他已经是成人，童年时期没有看过童话，但是，在与童话相遇的成年之后，他发现了童话的力量，每一个成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孩子。在陈诗哥看来，“孩子指的是：最初的人，也就是有一颗温柔、谦卑、宽恕、忍耐的心，他对事物有着直接的喜爱，而非仅仅拥有一个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童话之书》是陈诗哥的一种行为艺术的体现，也是他精神和情感力量的源泉，更可以说，如果没有世界经典童话的阅读，没有从世界经典童话之中走过，就没有这个青年凤凰涅槃般的新生。   

文学评论家高洪波说：“陈诗哥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中国青年作家对童话的全新理解和诠释，表现力让人耳目一新。”陈诗哥风格的诞生，在他的《风居住的街道》等童话作品中是一种才情不自觉地流露，对理性和哲思双倍尊重，还有对话语的浓厚兴趣，“风声、风度、风流、风光、风干、风花雪月、黑旋风、风情和风气……真是异常丰富的汉语啊，不知在英语里有没有这么丰富的词汇呢？”人类就是存在自我创造的词语里，词语有多丰富人的思维就有多丰富，面对越来越同质化的生活和贫乏的词语，这种向汉语重新出发，以初心来面对的能力，真是“中国故事”的原点。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陈诗哥童话的可能性不只是在儿童文学上，而是在汉语文学和文明发展史的延长线上，母语的唤醒性思考和踏查是一种无量功德。中国一直缺少哲理性强的童话作品，在童话中陈诗哥进行爆炸性的思考和追问。只是一些评论家过于担心他创作的这种文人童话走得太远，离开孩子的阅读旨趣。实际上，孩子的精神世界要多丰富有多丰富，他们的阅读诉求同样异彩纷呈。意大利心理学家皮耶罗的《孩子是个哲学家》和美国哲学家马修斯的《哲学与幼童》，不都在告诉人们孩子思维的探险性与哲理性吗？针对具有哲学情缘的孩子们，中国的童话是不是太过单一了呢？陈诗哥童话的追问方式，不就是对那些哲学家一般的孩子们的一种恩宠吗？

在“创造性的想象与野心”上，陈诗哥进行了一次精神探险。他在《童话之书》中对童话的思考，超越了中国以往文学史上对童话的研究疆域，即创造性的想象和诗性话语的构成，这是对童话存在方式的一种追问。

（发表于《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