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九月火车》

作者：周朝军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7月

简介：《九月火车》是一本写给理想主义者的书。不同于其他年青作者的青春题材作品，虽然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都有各自相爱的恋人，故事展开的地点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大学校园，但是，“言情”并不是小说的初衷，爱情只是其中无法回避的一部分。这里没有爱马仕、LV，没有旋转餐厅、海天盛筵，没有“宝马香车丽人来”。这里有的是一群有血有肉的小青年，有他们的爱与恨，泪与笑，追寻与逃避，脉脉含情与歇斯底里，以及除此之外的一无所有……

周朝军，曾用笔名黄鱼、黄冰、风马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4届高研班学员，张炜工作室首期学员，14岁开始发表作品，作品散见于《作家》、《钟山》、《北京文学》、《花城》、《上海文学》、《山花》、《江南》、《作品》等刊，著有长篇小说《九月火车》，曾荣获新加坡晚风文学奖、豆瓣长篇小说最佳连载奖、齐鲁文学年展最佳小说奖、湖北青年文学奖等。2018年4月，经《钟山》杂志社邀请，参加第五届《钟山》青年作家笔会。

《九月火车》创作谈

这不是一部青春小说，但它确实记录了青春的故事。

这部小说完稿于四年前西安市的一栋破楼里。完稿于四年前的这部小说，却要从十四年以前说起。十四年以前我还是一个初中的学生。某个傍晚，在小镇的一家旧书店，看到了一本名叫《平凡的世界》的小说，知道了一个名叫路遥的家伙。随后两天，我逃课，躲在一条小河边的大树上，沉醉在故事中，忘乎所以。我把自己当成了那个叫孙少平的年轻人，我们一起笑，一起哭。同样是一个傍晚，当我再三确认，我确实读完了这本书的时候，我从树上跳下来，把头埋在冰冷的河水里。我要忘记整个故事，然后重新阅读这本黄土高原上两对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但是，我不能。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书中的每一个细节。那个傍晚，一个两天里只吃了一顿饭的我，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却不知说给谁听。我大吼着，在学校那条四百米的跑道上跑了整整二十圈，却依然毫无倦意。夜幕四合，我躺在没及膝盖的草坪上，面对着满天星斗，放声大哭。当我不久后得知这个叫路遥的家伙已经死去多年的时候，我悲痛得说不出一句话。那一刻，我决心成为一名作家，写一部当下版的《平凡的世界》，然后死去。

我希望，多年后，能有一个少年，像我一样，躺在绿油油的草丛里，面对满天星斗，放声哭泣。这些年，我看了很多，也写了很多，发表的作品堆起来，也有了厚厚的一沓，偶尔也会有人把我称作青年作家。但我始终不曾忘记当初的那个愿望。十年了，我没有写过一篇自己喜欢的小说。十年了，我一直在等，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开始我笔下的故事。十年了，我仍不知时机是否成熟，准备是否充足。但我知道，我必须写，哪怕一塌糊涂。每天晚上，我回到家，面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面目可憎。越不过这道坎，我再也不愿拿起笔，写下哪怕一个字。我知道，不能再等了……十年后的那个傍晚，我打开电脑，将键盘再三擦拭。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十年来我心中流淌着的始终是一个淳朴而美丽的乡土故事，心中牵挂着的也始终是孙少平一样不屈不挠的农村青年。但当我真正将心中的热流落实到文字上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爱着的青年，不只是孙少平——我爱着的还有刚刚走出校门的自己。所以，我在塑造了周鹿鸣的同时，不得不为他安排一个双胞胎哥哥——周剑鸣。也正因为如此，计划中的乡土故事变成了乡土故事与怀旧青春的夹生饭。

《九月火车》是一本写给理想主义者的书。不同于其他年青作者的青春题材作品，虽然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都有各自相爱的恋人，故事展开的地点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大学校园，但是，“言情”并不是小说的初衷，爱情只是其中无法回避的一部分。这里没有爱马仕、LV，没有旋转餐厅、海天盛筵，没有“宝马香车丽人来”。这里有的是一群有血有肉的小青年，有他们的爱与恨，泪与笑，追寻与逃避，脉脉含情与歇斯底里，以及除此之外的一无所有……

为凋零的理想作证

——读周朝军长篇小说《九月火车》

管 季

 一

在信仰缺席、道德失准的当下，谈论理想尚显奢侈，如何在理想凋零之后依旧相信且抒写诗意人生，发掘那刺骨的恶下面埋藏的善，就不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处于“后现代”社会的我们无法规避的真相，也是文学逐渐边缘化，逐渐走向下半身、走向多元化、碎片化的根由。当我们都沦落为“沉默的大多数”，接纳了一个时代的集体幻灭之后，一部由内而外都散发着理想主义光辉的作品的诞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这就是周朝军的长篇小说《九月火车》。诚然，他是一个在成人世界中尚显稚嫩的“90后”，是一个善用迷宫式的叙事手法来为读者设置重重阅读障碍的年青作家，且在他既往发表的小说中多半还充斥着古拙的语言、复杂的修辞和玄奥的隐喻，但在这里，在组成《九月火车》的16万字里，隐喻消失了，长得让人窒息的长句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近乎自传的直白叙说。在这直白的叙说中，他将真实的自己或者理想中的自己一刀刀解剖，然后袒露给读者。也许这样的袒露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有学者总结，2010年代之后，青春小说在图书市场上无以为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过多消耗了作者的个体经验，但这种经验又不能以同等速度在生活与创作中延伸。换言之，假如一个作家过份仰赖个体经验，他终究有一天要面对写无可写的创作窘境。值得庆幸的是，《九月火车》并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青春小说，我们不会在阅读后抱怨自己把一整天的时间花费在了一个小青年儿的无病呻吟上。毫不讳言，这是一部非常严肃的作品——青春与不严肃没有共生关系，从《少年维特之烦恼》到《麦田里的守望者》，从《青春之歌》到《青春万岁》，这些言说青春与成长的作品，如今已成为不容置疑的经典。在所谓的严肃文学话语圈里，大家之所以在“青春”面前言辞傲慢，缘于青春的含义与过往已大不相同。如今的青春，首先意味着网络时代的无聊青春，意味着自私、无担当，意味着放纵与虚无。早在刘索拉《你别无选择》的年代，我们已经可以窥见“现代生活”对于年轻人危险而暧昧的诱惑。同是玩音乐，同是“他妈的”，这些刘索拉们笔下的叛逆生活，在周朝军这一代作家的笔下已是生活的常态。但是，无论是刘索拉们还是周朝军们，“理想”是他们作品中无法回避的。正如《九月火车》前言中所说，“这是一本写给理想主义者的书”。在“理想”已全面溃败的当下，这种逆“后现代”潮流而上的精神追溯，毫无疑问是需要勇气的，是严肃的。

二

在《九月火车》的世界里，主人公周剑鸣和周鹿鸣是双胞胎兄弟，哥哥剑鸣是鲁南师大哲学系学生，弟弟鹿鸣则是水县瓷厂装卸工。意气风发的大学生活刚开始，剑鸣就遇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和同样喜欢音乐的苏野、佴志全、关琳等人组成了一个“蓝莲花乐队”，成为了鲁南师大的风云人物。在一次学生集体事件中，“蓝莲花乐队”的成员在校长头上浇了红墨水。高傲的剑鸣不肯道歉，于是辅导员找来剑鸣的双胞胎弟弟鹿鸣顶替他向校长道歉。真相被剑鸣知道之后，他负气远走西安。再看鹿鸣这边，尽管干着装卸工的活，却一直坚持小说创作，并与师大女生乔雅惺惺相惜。在工厂里，他受人排挤，失去工作，继而先后成为小学老师、邮差和“破烂王”。正当两兄弟踟蹰在命运的十字路口，汶川地震突然降临。乔雅亲赴救援现场，在余震中失去了生命，剑鸣也在地震中成长，回归了学校。毕业之后，剑鸣与女友关琳浪迹天涯（当然周剑鸣也可能是留下女友自己远走高飞，作者一贯喜欢设置模糊的结局），而鹿鸣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为了作家，同时也失去了爱情。

在16万字的篇幅里，小说设置了两条主线——一条以剑鸣的校园生活为主，一条以鹿鸣的乡村生活为主，两条线铺就了一个巨大的叙事框架。暂且不论作者是否有驾驭这么大框架的能力，但他的格局和野心是显而易见的——他要把它写成一部当代版的《平凡的世界》。小说向我们展示了青春文学中不多见的乡村少年生活，并真实而犀利地指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这部小说既不同于《你别无选择》的现代派风格，也不同于常见的校园小说，甚至极大地淡化了言情成分。它立足于现实的视角，在真实中激荡着理想，在受难中反思着成长。随着开篇的油滑和打趣，逐步转化为结尾的沉重，主人公的青春也经受了一次残酷洗礼。

残酷青春，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在文学中往往伴随着对80后一代成长的解读，也伴随着性、暴力和边缘文化。春树早在发表《北京娃娃》之时，就为人们展现了这种“朋克”式的青春，并建立起人们对于残酷青春的固定印象。她颠倒了“残酷”的定义，把那种无所事事的堕落和无休止的失恋称为残酷，并不厌其烦地展现音乐、酒精、性、暴力等等迷醉的狂欢，并以此作为生活的真相。在这一点上，周朝军显然比同龄人认识更为深刻。虽然《九月火车》中也不止一次地提到摇滚，甚至部分情节还要依靠音乐来发酵——如周剑鸣通过借吉他认识了女友关琳，在卖唱被城管驱赶的过程中认识了苏野和佴志全，在西安通过卖唱得到了生活费和另一位好心大姐的照顾——故事开始于音乐，也成全于音乐，但一把吉他，支撑的是周剑鸣纯粹的理想和信念，是他对人生的热望。假如单纯与春树笔下的朋克少女比较，摇滚少年周剑鸣显然更为底层的。在春树笔下，乐队不是用来挣钱的，而是主人公的感情寄托，作为北京原住民的她根本不用为生计发愁，她毅然辍学奔赴乐队，是因为她想象能有乐队成员的拥抱与倾听，能有一种纯粹而激烈的感情；而在《九月火车》中，周剑鸣卖唱糊口，挣扎在自尊与生存中。他背起吉他走天涯，但这个天涯是一个没有安稳住所、没有华服美食的天涯，是维持最低限度生存的流浪。比起那种纯粹的叛逆和理想，周剑鸣的音乐梦想显然更为现实，也更为卑微，正因为如此现实和卑微，才代表了理想的高度。没有现实作为对照的理想是无根之理想，而从金钱浸润中蓬勃而出的理想，则更具有力度。因此，与其说周朝军塑造了几个理想主义者，不如说他其实深刻理解了现实的残酷。从来没有一种生活是完美的，这是《九月火车》着力表达的东西。比如，在结局中，同样立志于音乐道路的佴志全，在北京，与女友唯佳只能租住在阴冷的小平房里奢望明天。小说以春秋笔法写到唯佳为了男友的理想牺牲了色相，其中过程作者隐而不说，但越是掩饰，就越能感受到现实的残酷。好在周朝军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结局中——佴志全和唯佳有情人终成眷属——在帝都生活的风浪中，他们还能走多远，没有人知道。

当然，这还远不能代表《九月火车》所能达到的的高度，书写完残酷青春，周朝军从年青人的命运中跳脱出来，继续关注更为广阔的现实。小说中描写到三次学生事件，第一次起因于学生宿舍紧缺，校方把学生们安排到离学校很远的、条件很差的宿舍中。学生上学路上不安全，于是周剑鸣就给校长拍了桌子，换来的是五门课不及格，继而引发学生集体示威；第二次是学校的小卖部狗仗人势，打伤学生，事件经网络发酵，以周剑鸣为首的“蓝莲花乐队”直接朝校长头上泼了墨，这次周剑鸣得到的是“开除”；第三次集体事件从校园走向了社会，还涉外，周剑鸣的室友胖三在日本公司实习期间，不仅受尽折磨，还被克扣工资，辞职不成反被打到失聪。这一次，讨说法的学生得到了校长的支持，大家合力为胖三讨回了公道，校长与学生达成和解，并重新树立了自己的高大形象。这些看似戏剧化实际极现实的学生事件，在不动声色中触及了某些规则的边缘。在以往的青春小说中，还没有一部作品敢如此直白地把“示威”这样一个集体行为写得如此酐畅淋漓理直气壮——尤其是在触及到政治层面时。在今天，学生运动仍是禁忌，但周朝军很好地把握了这个度。几次群体事件，一方面完美塑造了周剑鸣的热血青年形象，另一方面又向读者展示了作者心中理想的生活图景。周朝军笔下的青年非但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堕落，反而浑身都散发着理想主义精神。但现实生活过于平凡，容纳理想的方式仅仅只是向校长示威，年轻人的生活也仅仅局限于大学校园及周边。为了让笔下的人物挣脱校园的束缚，周朝军把汶川地震写进了小说。周剑鸣这一代的年轻人，不能在某种大的历史场景去表达自己的理想，甚至他们不知自己在历史中处于何种地位。从小镇来到大学校园，仿佛就是一个普通人能触及到的最宽广的道路了。但地震让年青人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昂和悲怆感，他们终于能在一个时代性的事件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周剑鸣的脑海中有一部属于自己的史诗，他把所有不相关的苦难变成自己的重负，意欲与整个世界决战，从而获得心目中的崇高感。这样的反叛，在现实主义者眼中自然是徒劳的，但却是古往今来的人们得以保持精神独立的一大法宝。

三

《九月火车》中对乡村生活的描写，调和了全书过于激昂的理想主义情结。周鹿鸣作为双胞胎哥哥周剑鸣的另一面，低调而坚强。他将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了哥哥，自己成为一名装卸工，出卖苦力，但从未停止思考，他将生产的经验写成论文，获得厂领导的赏识，但现实并没有眷顾这个喜欢写作的年轻人，他在拒绝了厂领导的离婚女儿的示爱之后，遭到了众人的排挤。失去工作之后，他与小姨水芬也被动地卷入了镇上钱、李两家人的官场争斗中，鹿鸣的职业生涯也因此一波三折。在困境中，支撑他的是女友乔雅的赏识和鼓励，但在汶川地震数月后的一次余震中，乔雅也不幸遇难。周鹿鸣这一形象，即使是在新世纪的乡土小说中，也是不多见的，我们需要追溯到路遥的黄土高坡，才能理解周鹿鸣的精神依附。假如说周剑鸣的理想是在城市的繁华中保留一个心灵的出口，那么周鹿鸣则是对哺育他的大地报以深情。尽管在小说的最后周鹿鸣成为了当地有名的作家，但在他的成长历程中，成名只是一个奋斗的附属品，奋斗本身即是目的。周鹿鸣是一个心中没有丑恶、没有自卑和不甘，对一切苦难泰然视之的底层人物形象。无论生活的面目如何狰狞，周鹿鸣始终没有迷失自我。在恶的环境中提炼出来的善意，总是具有更为丰富的层次，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原来90后作家也能写好底层，写好乡村。乡村有灵魂，这种灵魂不仅让50后一代恋恋不舍，也让90后作家周朝军把握住了即将逝去的乡村给人带来的最后一丝精神慰藉。

在对乡村人物的描写中，周朝军给当代文学贡献了两个极为典型的人物形象：一个是水芬小姨，一个是大舅。周鹿鸣的性格受水芬的影响，她陪伴鹿鸣长大，相当于他的母亲。但这个美丽淳朴的女人，背负着“克夫”的诅咒，两任丈夫都相继暴毙，这尽管是发生在现代乡村，也仍旧是极为轰动的事件。不同于其它描写女性命运或者批判乡村落后观念的作品，《九月火车》并不直接抒发恨意，也没有设置直接的批判对象。首先，水芬的两任丈夫死亡是小概率事件，纯属意外；其次，水芬的不幸并不是由他人导致的。既没有外界的加害者，也没有主观的恨意，水芬的悲剧因而上升至某种哲学或者宗教层面的——众生皆苦。人生要面对无尽的偶然性，人在这种时刻充满偶然的世界中，活得像一株坚韧的植物，尽管被雨水冲刷，被风吹倒，却用根基牢牢抓紧大地。这让我们想起余华的《活着》，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人除了接受命运别无他法；也让我们想起萧红的《生死场》，人腐烂的肉身浸满了蛆，却也必须瞪大那枯槁的眼睛。这种挣扎的生命，受难的美学，就是小说想要表达的乡村之魂。同样，鹿鸣的大舅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因为是“地主之后”，与相爱的人不能相守。姑娘嫁给了别人，再也没回过柳溪镇。五十多年以后，她回来了，终生未婚的大舅一个人躺在屋子里，嚎啕大哭。尽管提到大舅的篇幅非常少，仍可窥见作者对于上一代人命运的深切思考。小说中另一个着墨不多的人物“表叔”——表叔年轻的时候成绩非常好，却被当权者掉包了高考试卷，而其不能反抗、不能言说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身上的“地主成分”。让我惊讶的人是，历史的伤痕，仍在作者这个90后的记忆里延续着；他记忆着，言说着，不让若干年之后的下一代忘记。这种传承，显示出一个作家最基本的责任感，也让小说有了更为沉重的社会意义。而大舅这个人物形象，寥寥几笔足却刻画出了他的朴实和深情。身为弱者，在人生被摧残得一无所有之后，仍能忠于自我，忠于感情。这既是乡村之魂，也是作为一个人最真实、最绚烂的生命绽放。

在苦难中抵达一种诗意的存在之境，是小说通过人物命运给读者的深刻启示。借由周鹿鸣、水芬、大舅这些人物，周朝军得以在小说中建立一种“新乡村”形象。这里，既没有夸张的悲情，也没有尖锐的批判，有的只是淡淡的落寞，和对存在意义的追索。不管外界如何卑琐，不管生命本身多么残酷，所有人都有着某种清醒的自觉，不轻易降低自己对于理想的标准。这比单纯为了批判而写底层，或者为了同情而为底层发声，更加具有现实的意义。毕竟，现实中不是只有追求宝马LV的孩子，也不是所有人都谈着不负责任的恋爱，还有一种如周鹿鸣这样的人，真实存在着。这些善良的人，需要被正视，被铭记。

四

通过小镇柳溪，周朝军写出了一个作家对于故乡的爱与悲悯。固守着理想主义的周剑鸣、周鹿鸣身上，那些纯净而坚韧的品质，并不完全是一种人为的拔高，而是作者对于时代崇高精神的注解与希冀。这种希冀的根源，正是出于对爱的信心。作者可以不爱这个社会，不爱任何其他人，但他爱故乡，爱故乡曾经的少年。这让我们想到雷平阳的那首《亲人》：

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

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

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

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

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

假如有一天我再也不能继续下去

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

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

这逐渐缩小的范围，也是周朝军理想的载体。他所表达的理想主义并不是空泛、虚无的理想，而是面对亲人、朋友和过去的自己所滋生出来的那种深切的同情心，是每个人身上曾有过的真实的、可以触摸的梦——比如说大舅和水芬的爱情，比如说周剑鸣的音乐梦想和鹿鸣的写作梦想。这种理想和同情，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故乡人物的美化，构成了小说基本的审美基调，因而带有着本雅明所说的“灵光”：时空的奇异纠缠，遥远之物的独一显现，虽远，犹如近在眼前。乡村的灵光带着梦幻和唯美，和浓厚的乌托邦情结，让每一个远在天边的游子，一想起故乡就能感受到那种微妙的心痛和深沉的情感。在当代作家的笔下，其实并不乏这种带有神性的灵光，事实上，几乎每一个描写乡土的作家都会视故乡为某种精神信仰，如沈从文，如汪曾祺，如莫言和贾平凹。周朝军在小说中不自觉地写到渡口：

初次来水县的人，一过河，就有了如梦似幻的感觉。青山绿水，竹筏子，摆渡人，对于见惯了灯红酒绿的人们，总有一种隔世之感，仿佛自己不是置身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东部乡村，而是到了某个上世纪初的南方小镇。

但很快话锋一转，略带戏谑地写道：

待见了镇里人，骑着电动车、摩托车，开着小轿车走街串巷，或者拿着手机说着与河对岸并无二致的本地方言，才恍然悟到自己还是在原来的世界，心头诧异着，人口繁密的鲁南，偏偏就还藏着这样一个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呢！

桃源还是那个桃源，但却不是沈从文笔下那个人性美好、不沾世俗烟火气的边城。在这里也能看出周朝军这一代90后作家笔下的乡村，天然就具有了复杂的特征。他眼中的景色仍是美好的，亲人是善良的，但他也清楚知道事实上的乡村远不止于此。现代化这条必由之路，让乡村的神性与其世俗性逐渐剥离，“灵光”变成某种尴尬的存在，甚至逐渐消失了。与之一同消失的，还有那种对乌托邦的想象。 

显然，在《九月火车》中，作者建立起了一种复杂的、悖谬的对立机制。他的理想主义的范围缩小至身边熟悉的人，而这之外的几乎所有人——家族势力、工厂领导、工人、有后台的小卖部老板，无一例外都是加害者。乡村中的人情，也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旷达，正如小说中所说，平时那些憨厚老实的工人们，因为厂长的命令，很快孤立了周鹿鸣：

在自身利益面前，这些农闲时强健的装卸工、农忙时粗粝的庄稼汉子，身体内隐匿的自私的小农意识，很快就抬头了。

被现代化、工业化所染指的乡村，不仅有了手机、电动车、小汽车，也获得了与资本息息相关的逐利特性。乡村也得以实现“祛魅”的过程，向城市逐渐靠拢，其理想化的淳朴人性被世俗挤压，逐步走向了历史边缘。描述这种变化是有意义的，对周朝军这样一个年轻作家来说，体会这种变化，以及理想的消逝所带来的虚无感，是一种必要的历练。乡村少年走向城市，所经历的种种平凡、无趣、无序的人生，是作者借以观照整个人生的立足点。随着肉身的死亡，以及那些可见的悲剧，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地位真正凸显了出来，那是一种哲学意味上的孤独，是必要的顺应，是无为的反抗。当然，作品的意义，也包括这种反抗的徒劳。

关于乡村，关于乌托邦，关于现实，关于反抗，关于理想——每个人心中都有，但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心目中的现实才是现实。詹姆斯·伍德说过这样一句话：诗人和小说家循环往复地攻击某种现实主义，为的是宣扬他们自己的现实主义。在表达的技巧上，文学作品总是可以分出高下；但在对于现实和理想的理解，始终是没有一个固定标准的，而且很遗憾，很多人其实并不能互相理解。正如我们不止一次地抨击网络文学、青春文学，或者那些用自身经历所凝聚成的抒情文字，认为这是肤浅的理想，堕落的生活——我们又何尝不是在表达自己的理想呢？

文学本身，作为一种深刻的理想主义，必然要由理想来呼应。不讳谈理想，是对一部好作品的内在要求，这一点，《九月火车》做到了——这种真实的自我敞开，足以令人印象深刻。其对于乡村现代化格局的把握，对于年轻人的精神困惑的描写，包括人在灾难面前的自省，都已经具有了某种严肃的思想性。当我们默认了理想的幻灭，并以谈论理想为耻的时候，也许更需要有人为信念、为自由、为乡村乌托邦和纯洁的爱情作证，为破败的理想作证，并倔强而坚韧地走下去。

作者简介：管季，女，80后，湖南人。中山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博士生。

《九月火车》开向何处——

王祥夫、李浩、管季对谈周朝军

王祥夫：朝军，首先恭喜你的长篇小说顺利发表，这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坦白地讲，初读这部作品，我曾一度认为这是一部快餐式的青春小说，尤其是从前言部分了解到，小说完稿于2013年，当时你应该刚刚大学毕业。如果不是在此前已经看到过你的一些中短篇作品，对你的写作已经有了不错的印象，我很可能会武断地放弃这样一部精彩的小说。幸运的是，我用一整天读完了它，少有的一次愉快的阅读体验，很棒。我很好奇，你在完成这部作品之后，有没有因为年龄和题材的原因遇到过一些误读，或者因此给出版和发表带来了一些困扰？

周朝军：祥夫老师一开口就戳中要害。这部小说确实完稿已经有四个年头了，与我的中短篇小说相比，《九月火车》的确命运坎坷。长篇难发表，年青作者的长篇更难发表，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更重要的还是题材不讨巧，好像一沾上大学校园，尤其是当下的大学校园，就不严肃了，不纯文学了。我能想象得到，二十年以后，甚至只需要十年以后，大家再看《九月火车》就会不一样，因为有了年代感，历史感。有了年代感，历史感，直观感受上就厚重了。但现实情况是，我在2013年就交出了这部作品，此后四年的时间里，我先后向四家杂志社投递了这部作品，与我预想的一样，稿子很快就进了他们电脑的回收站。我这么说，不是批评各位编辑，毕竟我在写作这个行当里还是新手，我也不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作者。

在杂志社这边碰了壁之后，退而求其次，我开始尝试着在网上连载，以前没这么干过。出乎预料，在豆瓣阅读频道连载一个月，就拿了他们一个最佳连载奖，几乎是同一时间，十几家图书公司通过豆瓣给我发来了邮件，表示想出版这部作品。我对图书市场不太了解，随意挑了其中一家，签了合同，然后很快就拿到了预付款。前面的环节太顺利，后面的事情我完全没想到。直到合同到期，这家图书公司也没能拿到《九月火车》的书号，他们转述说，出版部门给的答复是三观不正。我不服气，又从此前发来邮件的图书公司里选了两家。于是让我更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和第一家公司如出一辙，我先后轻松地拿到了他们的预付款，也先后收到了他们类似“三观不正”的答复。事不过三，我开始不自信了，开始自我怀疑了，直到收到《时代文学》这边拟用的通知。

压抑了四年之后，终于等到了曙光。如您所说，我真是高兴坏了，收到消息的当天晚上，我一个人，自斟自饮，狠狠地喝了一顿酒。无巧不成书，收到《时代文学》通知的第二天，此前签约的三家图书公司中的两家，在相差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一前一后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说书号已经不成问题，愿意马上续签合同。但此时我对出版已不再迫切，还是让《九月火车》先开回山东老家，开进2017年冬天，开进《时代文学》吧。

王祥夫：你是如何想到要创作这样一部作品的，酝酿了多久？另外，以我对你的了解，《九月火车》这部小说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很多人物应该都是有原型的吧？

周朝军：关于创作，我有一个观点，我想很多人都能认同，您也能认同：不管是大作家还是小作者，不管他一生中的创作是何等的丰富，他的审美趣味、文学观都会受到他成年以前的经历和阅读的深刻影响，而审美趣味、文学观会不自觉地渗透到一个作家的创作中，并将或大或小地影响他一辈子的创作。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部书是《平凡的世界》。承认《平凡的世界》是影响我最大的一部书，一定会让某些人失望。如果我搬出一部外国作品，尤其是那些在国外也十分冷门、十分小众、十分前卫的作品，在众人面前，我立马显得学问渊博高深莫测起来。当我说出一部非洲东部地区某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某个八流作家作品的时候，我相信，即便是我的同行，也会立马对我另眼相看，我甚至能够想象到他们假装也看过这部作品时那心虚的表情。尽管《平凡的世界》发行量无与伦比，影响过千千万万的人，但在文学界，它得到的评价和它的影响力却极不匹配，说的直接点，《平凡的世界》在文学界评价不高。然而恰恰是这部作品，使我走向了写作的道路，并深深地影响了我23岁以前的写作。为了向路遥致敬，也为了尽早放下路遥对自己的影响，我写了这部我自己心中的《平凡的世界》——《九月火车》，算是向以前的自己告别，向路遥告别。有意思的是，在创作《九月火车》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我一直以来可能高估了路遥施加给自己的影响，或者说，我再一点点摆脱路遥的影响。这正是我想要的——一个有野心的作者是不该站在前人的背影里写作的。所以，《九月火车》虽被读者谬赞为当下版《平凡的世界》，但我还是写出了自己的风格，《九月火车》就是《九月火车》。

写作《九月火车》我大概只用了40天，但是细究起来，我足足酝酿了6年。一开始萦绕在我脑海中的只是一些模糊的人物形象，或者一些碎片化的情节，直到2013年春天，这些人物，这些碎片化的情节，才一点点在我的word文档里串起来。

说到小说的原型问题，我坦白从宽，《九月火车》基本算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男主人公周鹿鸣、周剑鸣很大一定程度上就是我性格的不同侧面，现实中的我和他们有着一样的家世。我兄弟姊妹6人，出生六个月就被父母过继给了我单身的大舅。小说中大舅的形象完全照搬现实，一丝一毫的虚构都没有，连名字都一样。还有像小说中的水芬小姨、佴志全、胖三等人物都确有其人。

王祥夫：我注意到一个非常经典的女性形象——水芬小姨。与你小说中的其他女性形象相比，水芬小姨这个角色显然更饱满，更符合我对女性的审美期待。可否简单的谈一下这个人物。

周朝军：我刚才有提到，水芬小姨这个人物现实中却有原型，但是考虑到当事人的隐私问题，这里我不便多说。但有一点可以谈，就是水芬小姨这个人物确实代表了我对乡村女性的美好想象，她是我心中真、善、美的化身，但很不幸，现实中的原型比小说中的水芬小姨命运还要悲惨，她三次丧夫，至今孑身一人。

王祥夫：如果我们单从题材出发，把《九月火车》划归青春小说，那么你觉得，相比于图书市场上其他的青春小说，《九月火车》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周朝军：我个人觉得，最大的不同还是在它的整体气质上。青春小说也好，网络小说也罢，他们与严肃文学产生差异的根由，不是传播媒介，不是题材，不是受众，而是作者本人的文学观决定了作品的定位。我是在严肃文学的浸润下走向写作的，所以无论我书写何种题材，我的写作初衷都是严肃的，与那些带有快餐性质的青春小说还是有着本质不同的。

另外我还是想强调一下，一部作品严肃与否，和题材本身没必然关系，如果说书写青春就意味着不严肃，那么像《雾都孤儿》《哈克费恩历险记》《城南旧事》等儿童视角的作品，以及像张炜老师的《寻找鱼王》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品又该如何划分？

李浩：还是应该先恭喜你，朝军。我是在九月的火车上读完《九月火车》的，老实说，因为此前对你的中短篇作品已有一个大体的把握，所以这次看到《九月火车》时候，我还是有些惊讶的。好像一个拍惯了动作大片的导演，突然放弃了各种特效老老实实一招一式地真打了，让我看到了你内心真实的一面，看到了你这一代人的担当。另外。我注意到《九月火车》的电子版在网上很受欢迎，据说卖出了8万多册，这个数字如果放到图书市场上，算是相当畅销了。你连载的网站在宣传这部作品的时候，给了这样一个广告语，“当下版《平凡的世界》，小城青年的青春挽歌”。的确如此，小说中周鹿鸣这个人物，他身上那种朴实，那种坚强，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路遥笔下的孙少平，给大家谈一谈路遥对你影响吧。

周朝军：浩哥，您和祥夫老师真是默契，您两位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路遥对我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小说前言中有过清晰地表述，其中关于路遥的那两三个段落，我至今能够背诵，如果您不嫌弃，我背给您听：

十四年以前。

十四年以前我还是一个初中的学生。某个傍晚，在小镇的一家旧书店，看到了一本名叫《平凡的世界》的小说，知道了一个名叫路遥的家伙。随后两天，我逃课，躲在一条小河边的大树上，沉醉在故事中，忘乎所以。我把自己当成了那个叫孙少平的年轻人，我们一起笑，一起哭。同样是一个傍晚，当我再三确认，我确实读完了这本书的时候，我从树上跳下来，把头埋在冰冷的河水里。我要忘记整个故事，然后重新阅读这本黄土高原上两对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 但是，我不能。

十年后，我在西安，我依然不能，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书中的每一个细节。那个傍晚，一个两天里只吃了一顿饭的我，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却不知说给谁听。我大吼着，在学校那条四百米的跑道上跑了整整二十圈，却依然毫无倦意。夜幕四合，我躺在没及膝盖的草坪上，面对着满天星斗，放声大哭。当我不久后得知这个叫路遥的家伙已经死去多年的时候，我悲痛得说不出一句话。那一刻，我决心成为一名作家，写一部当代版的《平凡的世界》，然后死去。我希望，多年后，能有一个少年，像我一样，躺在绿油油的草丛里，面对满天星斗，放声哭泣。这些年，我看了很多，也写了很多，发表的作品堆起来，也有了厚厚的一沓，偶尔也会有人把我称作青年作家。但我始终不曾忘记当初的那个愿望。十年了，我没有写过一篇自己喜欢的小说。十年了，我一直在等，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开始我笔下的故事。十年了，我仍不知时机是否成熟，准备是否充足。但我知道，我必须写，哪怕一塌糊涂。每天晚上，我回到家，面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面目可憎。越不过这道坎，我再也不愿拿起笔，写下哪怕一个字。我知道，不能再等了……十年后的那个傍晚，我打开电脑，将键盘再三擦拭。

李浩：小说中有一个“贾先生”，我注意到这是他在你的小说中第三次出现了。前两次是在《山东毛驴与墨西哥舞娘》和《沂州笔记》中。这个人是确有其人，还是你虚构的一个古典侠士形象？他是否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你心目中的古典主义理想人格？

周朝军：感谢浩哥提了这么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我的回答很简单：是，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心目中的古典主义理想人格。

李浩：读《九月火车》，我能感觉到你是非常喜欢音乐的。谈一下音乐对你的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周朝军：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虽然没和别的写作者交流过这个问题，但我很肯定，一定有很多同行像我一样，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尤其是在作品的开头部分，他们一定会播放一些和自己的心境或者作品的氛围相对契合的音乐，借此来寻找创作的感觉或者说状态。在创作《九月火车》的时候，我栖身在西安建国路附近的一栋破楼里，一年内先后八次把老板炒了鱿鱼，身上揣着一两百块钱和早已残破的理想。为了忘记现实的窘境，或是修补自己对未来的憧憬，我把自己关在不足30平的出租屋，一边循环播放着许巍，一边把电脑键盘敲打得噼里啪啦响。像各位所看到的那样，整部小说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理想主义气息，我觉得这股气息和许巍是分不开的，说得准确一点，和2013年春天我所听到的许巍是分不开的。

管季：很荣幸能与两位大咖一起来完成这次访谈，感谢朝军，感谢《九月火车》。应该说《九月火车》是一部比较典型的双主线小说，主线之一呢，是围绕周鹿鸣、水芬小姨、乔雅、大葫芦老汉等人展开的乡村图景，主线之二是以周剑鸣、苏野、关琳、佴志全、唯佳等为主的小城青年成长史。在阅读的过程中，无论是哪一条主线上的故事，都让我感受到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让我对自己曾经的生活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我不禁有一种想重新活过的冲动，尤其是想重读一次大学。但是，在临近小说结尾的几个章节里，小说中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周剑鸣，他在经历了女友的母亲——也就是高干凌九凤女士摆下的家宴之后，突然就冷却了下来，选择了“逃避”（请允许我使用逃避这个词，也许对他来说，离去未必是逃避），对此，我有点难以接受。但是周剑鸣的结局又似乎只能这样……就这一点，我想听一听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周朝军：博士到底是博士，火眼金睛，第一个问题就抓住了周剑鸣这个人物的核心。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小说中借凌九凤之口对周剑鸣有过一个简短的概括，她说，“周剑鸣是飞在天上的人，可是飞在天上的人终究还是人，一旦落了地，就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不能把女儿交给这样的人，他可以是一个不世出的天才，却一定不会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他是一个完全精神化了的人……”。对于这样一个人，任何带有烟火气的结尾都是无法承担这个人物的结局的，所以如你所说，周剑鸣的结局只能这样，只能是离开。

管季：我读过你的不少中短篇小说，现在又读了这部长篇，对你整体的创作，我有三个问题想问。第一，与同龄作者相比，你的小说语言是出类拔萃的，你是如何训练自己的语言功底的？第二：紧跟第一个问题，我注意到，你的语言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好像随着不同的作品一直在变换，但是似乎又都能看出某种相同的气息存在，请解释下这点。第三：除了语言之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你的知识面，在阅读你作品的过程中，尤其是阅读你部分短篇小说的过程中，我感觉到自己的知识储备在被你无情地碾压。我十分好奇，你是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这样一个庞大的知识储备过程的？

周朝军：管博士，你这不是提问，你这是对我赤裸裸地表扬啊，我无法拒绝一个女博士如此真诚的赞美，我全盘接受了。

第一：关于语言，我没有过刻意的训练，但是从我开始写作到现在，写作这些作品的过程，无一不是一种训练。最初的训练应该是在中学的教室以及宿舍里完成的，记得那时候我的语文老师要求学生每周完成一篇周记，几百字就可以，但是我往往两三天就能用光一本日记本。什么都写，但多半是半途而废的小说，而且还是长篇的架构。我的老师曾经在课堂上说，看我一个人的周记比看全班同学的周记工作量还要大。我中学几年写过的不成型的作品，远比我已经发表的作品要多，从这一点上来看，我属于笨鸟先飞的类型，以前的我还是挺用功的。

第二：语言风格的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每一部作品都该有它自己独特的气息，语言应该尽可能的去服务、去契合这种气息，所以在不同的作品中变换语言风格是必须的。另外，同一个作者，他在不同环境、不同心理状态下的感觉也是不同的，比如我在家里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是比较放松的，写作速度会很快，但是在广州，我很难沉下心来，往往处于一种焦灼的状态。不管是放松还是焦灼，这些都会渗透到你当时所写作的作品中。再者，比如我前面和浩哥谈到的，比如音乐啊，或者你当时正巧阅读到的某部书籍的气息啊，这些也都会影响到你正在创作的作品。也就是说，一部作品的风格是带有它的偶然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说，我们明明构思的是这样一个东西，但写出来的却成了那样一个东西。但是，一个作者自身的气质是很难改变的，作者自身的气质是决定一部作品气质的关键。所以，一个作者的风格无论如何改变，你总是能感受到同一股气息的存在，这是肯定的。

第三：关于知识储备这个问题，如果扯开了谈，那应该是一部专论。简单的说，我认为一个人成年以前的阅读是最可靠的，它构成一个人知识结构中最坚实、最基础的一部分，成年以前的阅读，吸收得快，记忆稳固，往往能铭记一辈子。我成年以前的阅读确实比一般人要多，这么说吧，如果一本书以30万字计，我中学期间，每周能读两三本，周末的时候，一天能读一本。你可能要问，你不用上课吗？哈哈，我高中阶段还真是基本不上课。坐在课堂上，别人上课，我看小说，回到宿舍，别人睡觉，我打手电继续看小说。有时怕打扰别人，我躲在厕所里看，往往是快天亮了，我才回到宿舍睡觉。睡两三个钟头，到课堂上继续看。到了高三更疯狂，上课时间我直接爬到操场上的树上去看。这得感谢我的语文老师，是她对我的班主任说，“这个孩子你别管，他有他的目标。”感谢我的语文老师，好人一生平安，哈哈哈。

管季；你在前言中所说，《九月火车》不是一部爱情小说，但小说中也还是写到了几对恋人，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几对恋人，无一例外地是男小女大。另外，我看到此前有读者给你开玩笑，问你是否有寡妇情节（好尴尬呀），比如小说中的水芬、陈丽云、芳姐、姚雪然全部是寡妇，这是巧合还是一种写作中的“无意识”？

周朝军：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你这是揭短呢，哈哈。我不避讳，因为个人的身世原因，我对母爱有一种极度的渴望，这导致我在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女主人公都或多或少的被赋予了一些母性的光辉，几对恋人中，基本都是男小女大，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表现，可以为弗洛伊德心理学提供很好的范本。至于说寡妇情节，我是没有的，这不过是男小女大设置中的一种偶然，有过婚姻经历的女主比没有过婚姻经历的男主年龄大，这很好理解。

管季：小说中周鹿鸣兄弟俩实际上是兄妹6人，小说中对其他4人并未提及，能解释下是为什么吗？另外，小说中“大舅”这个角色让我深深地感动，但是在小说中“父亲”的位置上为何安排的是大舅，请简单解释一下。

周朝军：这依旧是个人身世问题，我个人现实中就是兄弟姐妹6人，我6个月大就被过继给了我的单身的大舅，我不知道父母之爱是什么，我小时候只有大舅、二舅、二姨、三姨这些人疼我。

管季：这部小说完稿于2013年的西安，在你另一部小说的前言里，你说起过你在西安的生活，那一年你先后8次被老板开除，和前女友一起过着十分窘迫的生活。我想问一下，窘迫的生活对你这部小说的创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周朝军：三位老师真是默契，你们的好些问题都比较接近。前面谈过，写作时的环境和心境都会投射到作品中，2013年的我，只能用窘迫形容，我想不出别的词。这种窘迫投射到作品中，可能就是周鹿鸣那种坚韧的性格，可能就是“高干子弟爱上装卸工”这种带有意淫色彩的恋爱模式。这就好比有过劳改经历的张贤亮，他的小说中，男主总是在女主那里得到精神和肉体的救赎。有学者概括这叫“落难才子遇佳人”模式，古典小说中很常见，比如《李娃传》《红拂女》、《西厢记》，再比如《聊斋志异》中那些穷秀才与美丽的狐仙、鬼女的爱情。

管季：你对汶川地震的描写，让我想起了评论家杨庆祥对80后作出的一个评价，他说80后是没有历史感的一代，直到汶川地震发生，这个事件凝聚起整个这一代人的历史感和责任感。读你的小说我就有这种感受，小说中那些不羁的年轻人，也都是80后，他们好像在震后突然就成熟了，就开始重新思考了。汶川地震那年，你应该刚刚成年，谈一下汶川地震对你和你的这部小说的影响吧。

周朝军：我写汶川地震是比较刻意的。你说得对，我笔下的人物不能老是那么的激扬青春，他们要成熟，要认识人生，认识社会，我要让读者看见他们的担当，于是我就把汶川地震写了进来。当然这也是无法回避的一个事件，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从2006年到2011年，08年汶川地震，那么大的事，任谁都回避不了，必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