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一光，当代作家，现居深圳。著有长篇小说《我是太阳》《我是我的神》等9部，中短篇小说百余篇。小说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国家图书奖。

邓一光：我对我的移居地有着强烈好奇

2008年，邓一光来到深圳，并非计划中的选择。他原想去海南或珠海，因为朋友劝告，还有孩子的意见，最终落在深圳。海洋性气候，空气干净，植被比人多，这是他选择的标准。

早年做记者时，文学是邓一光与现实间离的一种手段。他曾经是报社最好的记者，获过全国新闻奖，主持创办过新报纸，包揽了报社几乎所有社论。可是夜幕降临，他写下的小说却完全不关照现实，“作为一种存在，现实指涉非常苍白，是一种倒着成立的文学思维。那以后进入历史写作，身处的世界完全不见了。”邓一光说，到深圳后，现实成了严肃的生存环境，他需要重新确立与它的关系，需要面对现实。

他开始写个人的“城市”，建立“我的城市史”。

年轻时写过都市题材，中年以后易地写作的都市题材，有何不同？邓一光说，青年时期有太多按捺不住的念头，行动力强，急匆匆的，自己和自己纠结不休。中年以后易地生活，满眼陌生，行动力丧失，反而给了自己抽身观察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可能。

十年间，邓一光创作、发表深圳题材中短篇小说四十余篇。“它们持续不断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陪伴我度过了十年，让我觉得生活始终在变化着，有无穷无尽的迷，有意义。”

中华读书报：深圳也有代表性的城市文学样本，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你不可改变我》《深圳，我多么想把你叫作深渊》——您如何评价这些三十年前的作家和诗人留下的文学样本？

邓一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思想涌动的年代，你提到的那些作家诗人他们都很年轻，恰好生活在一个靠着不顾一切突破禁忌挤出一条未卜道路的年轻城市里，个人生命因为前所未有的改变而别开生面，精神冲突远比尚处思想启蒙的内地同行激烈。不久前，我去银湖看望陈国凯先生的夫人纵姨，她谈到那个年代。陈国凯先生的《我应该怎么办》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正在创作长篇《大风起兮》，当时是《特区文学》主编，旗下聚合着一批思想非常活跃的青年作家和诗人。无论过去文学成就怎样，这些青年作家诗人都在历史变革的第一现场，不但快速完成了现代性思想启蒙，而且亲历着西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汹汹来袭，面对当代文学最早的现代性焦虑和人类价值思考，争论的全是人类终极问题，所以，早在内地伤痕文学余热尤在、寻根文学灼手可热，多数人尚不知道现代化为何物时，他们就在书写现代性之于时代和个人的困境和突破意义，是最早在精神上，而非仅仅在文本实验上的先锋派。那是一个流星划过天际的时刻，可惜，他们存在的时间太短，文学史来不及理解和研究他们，连同你说的代表性文学样本，而他们曾经生活过的那座城市，也很快把他们遗忘了。裴亚红在《民治·新城市文学》当主编时，我建议她设立一个“经典再现”专栏，重刊这些作家诗人三十年前的作品。她真这么干了。朱铁军和费新乾接手《特区文学》后，我也给他们提了重新梳理深圳建市初期文学文本的建议。我觉得他们是这座城市孤独的思想之光，应该被人们认识。

中华读书报：曾经有过深圳写作经验的作家诗人，刘西鸿去了法国，梁大平去了澳洲，谭甫成、石涛等人先后离开，徐敬亚改行做了农庄设计师⋯⋯您如何看待深圳文学的这种现状？

邓一光：深圳建市时，原住民人口，包括非土著33万，现在常住居民超过两千万，没有任何一座内地城市比它更具有典型的移民城市特质。这座城市有个著名口号，叫“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是一个善意的愿望，你可以把它看作好客者的邀请。实际上，人们不是来了就定居了，就能定下居，成为每个家族在这座城市的开埠祖先。“深圳人”的成本很高，付不起高成本，创业失败，经不住生存挤压，或者别的地方有什么更吸引自己的地方，来了又走的人远远不止两千万，暂时留下的大多数也仍然是“外来人员”，有过深圳经验的多数人最终无法成为深圳人，包括作家和诗人，这种情况，恐怕在具有某种切合人们心魔的地方都一样。

我和深圳新时期之后每个阶段的作家诗人都有接触，唯有你提到的这批作家没有过接触，因为他们大多离开了，或者隐居在某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徐敬亚因为编一套诗歌丛书，我们接触过。王小妮和吕贵品在一个摄影展上见过一面。仅此而已。让我略为不解的是，除了你提到的这些作家，燃情岁月时代结束后，还有不少作家在成名之后选择离开这座城市，在青春消逝后与这座城市渐行渐远，多数人再没有连续写作，这和我知道的内地城市不一样。也有走了又回来的。前段时间，一个文学平台推出两位作家，他们在离开一段时间后又回来了，从媒体报道看，他们基本是在忆旧，分享过去的城市经验和感慨。实际上，他们不知道，这座城市不接受忆旧，甚至忌讳谈到近在咫尺的前史，而是希望人们立足当下，放眼未来。

主体存在是作家找到并呈现自己价值的前提，如果没有找到，呈现不了或呈现得不被关注，离开就很正常了，这个离开包括居住地，也包括书写经验。我被这件事情困惑住，直到前两年，在内地朋友家见到一位当年在深圳生活过的作家，他告诉我，深圳使他蜕变，它的经历难以替代。我问，经历不是作来接续和覆盖的吗，为什么要替代？他不愿往下谈，一副“看月不妨人去尽”的疏离，倒是热闹地说了一些隔着深圳河的香港文人的轶事，和我知道的大相径庭。今年结束长篇后，想起这件事，我有点放不下，写了两个短篇，写来了和走了的人，他们与这座城市，与曾经来过又走了的父辈命运纠缠不休的关系。我有一种直觉，这座城市上空漂荡着一些和命运纠缠不休因此不肯去三千大界歇息的灵魂，光阴如梭，它们老了，没人在意，也许有一天，我会为它们写一部书，和它们聊聊。

中华读书报：您陆续推出“深圳人系列小说”，主编“深圳短小说8大家”文丛、“深圳新城市文学理论”文丛、主持策划“深圳新锐文学（12+1）”文库等，如此大规模大阵势地推介深圳，您觉得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

邓一光：深圳以开放著称，经济、商贸、金融、科技、教育乃至地方法行业的外向型特征非常明显，与之比肩的大陆城市不多。可是，除了上星台，深圳传统文化传媒南不下新界，北不上广州，基本不出东江地区。官方说深圳有五万十万写作者，我到深圳后，却只在国内一线刊物上偶尔看到那么三两个。外界熟知的“打工文学”，有不少代表性作家和诗人，多数在他人命名与个人风格的困惑中苦恼着。数量最大的是栖身商业文创平台的写作者，他们路数多样，类型多元，海量创作，大量推文推案，快速变现，非常活跃，社会影响也大。深圳有中国数量最多的讲堂，连街道都设长期讲座，特别热衷于请各地学者专家名流来讲课，有朋友几乎每个月飞深圳，活动季隔几天就来，反而是，那些花大力气从国外和内地引进的中青年学者，来了就锁进大学校园和研究所，鲜少发声，这不正常。出于这些原因，我编了几套书，就一个目的，在地发声，自我呈现，个人样本，成系列推出。只是，这种事耗精力时间，做不到持续。杨争光现在开始编书，他比我强，是工作室性质，有丛书计划，成体系的，我希望他能够坚持下去。

中华读书报：能谈谈您到深圳十年的感受吗？对于深圳，您有怎样的感情？

邓一光：迁居生活都一样，生活环境变了，会有全新的体验。最初几年生存压力比较大，得把家人安顿好，花了很长时间，这两年慢慢从容了。我对我的移居地一直有着强烈的好奇，可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经验和情结的人，谈不上对一个地方有血缘和谱系上的情感，也许现实生活会逐渐加深我与这座城市的岁月联系，但我更依赖写作帮助我建立某种个人化的地域情感。

中华读书报：您笔下的城市，既残酷又温暖，尤其是情感描写，细腻真实地表达了都市人脆弱不堪的情感。您书写深圳的素材一般来自哪里？

邓一光：基本来自个人生活。比如《离市民中心二百米》，是我刚到深圳租房时的感受，想租而没租成的房子，变成了故事里的场景。《深圳河里有没有鱼》，写我一个没完成的计划。《深圳在北纬22°27′〜22°52′》，写我一个梦。有一段时间，我睡眠严重不好，老是凌晨出门看星星，看着看着就写了《要橘子还是梅林》。有一次，我和儿子在梅林教堂过马路，马路中间躺着一条被车辗过的流浪狗，我儿子特别受打击，过不去，有点崩溃，那一年我做了两件事，为被辗过和没辗过的流浪狗们写了《如何走进欢乐谷》，做了一个流浪猫狗收容中心的提案。我去一所学校，见到一群合唱团孩子，以后写了《你可以让百合生长》。《坐着坐着天就黑了》是写给我的工作室的，我在B栋3A借住了两年，离开时，突然挺感谢它，想给它写篇东西，就写了。《香蜜湖漏了》是和一些作家在香蜜湖吃饭，他们的移民经历比我早，饭局上交流时全是曾经的历史，我心里一动，说要写这顿饭局，第二天就写了。不过，这些小说的内容，和真实发生的事情基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你说了，是素材，它就是素材。

中华读书报：在中短篇写作上，您有何独特的经验？

邓一光：经验是用来更迭和超越的，持续不断的好奇比经验更重要。

中华读书报：关于深圳题材，《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深圳蓝》《深圳在北纬22°27′〜22°52′》《亲爱的，我们去北大》《出梅林关》等都翻译成英语、德语等语种。《我是太阳》版权也有输出。作品走出去的过程，是被动地接受还是有主动出击的状况？这些作品的输出，使得深圳文学走向世界。您觉得呢？

邓一光：我是海底附着物，没有流线型身体，没有鳍和漏斗型口腔，没有纤毛和鞭毛，没有主动迁徒的能力。版权输出由发表刊物或出版社方面代理，通知我用哪篇，我就写个授权。

我的写作不代表深圳文学，只代表我。

深圳有一流翻译家，翻译外文版精典作品，在地作家版权输出的情况却很差。盛可以大概是唯一例外，有美洲和欧洲的讲学邀请，作品在法兰克福书展和纽约书展上有正式推广，《北妹》是企鹅出版，亚马逊有上架保证，印数应该不错。其他作家基本是少量语种译介，包括我在内，一本书印几百册千把册，谈不上走向世界。

杨黎光，高级记者，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曾获得第一、二、三届“鲁迅文学奖”，第一、二、三届“中国报告文学‘正泰杯’大奖”，第一、四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新中国六十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中国改革开放优秀报告文学奖”，首届“冰心散文奖”。出版有《杨黎光文集》（十三卷）。

杨黎光：用26年的时间孜孜不倦地记录时代的变迁

杨黎光，无疑是深圳乃至广东最有代表性的作家，而且一直坚持了20多年的高产。他1992年初来到深圳，用26年的时间孜孜不倦地记录着我们这个改革时代的变迁，至今笔耕不缀，几乎每隔一二年就有大部头的作品问世，先后已出版了20多本著作。在今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他又有一部思辨体长篇报告文学《危城再造——对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病”治理的思考》出版。

杨黎光第一次到深圳是1986年，他对深圳最初的印象是“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给人一种激情澎湃的感觉。” 1991年，当他再赴深圳采访时，被深圳朋友的邀请所打动，决定赴《深圳法制报》工作。

此前，杨黎光在《法制文学选刊》编辑部任副主任，同时进行文学创作，此时已有两部长篇小说问世。他生活稳定，并未设想改变自己的生活。

1992年的元月8日，他的家乡刚刚下了一场五十年不遇的大雪，当他从冰天雪地的老家辗转到深圳罗湖火车站下车时，发现马路边上竟然开着绚丽的扶桑花。

那一年，在平均年龄只有26岁的深圳特区，38岁的杨黎光在报社从普通编辑做起，很快他做到了《深圳法制报》的副刊部主任、报社编委。就是在这时，他有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即觉得火热的特区，已经无法让他安静地伏案写小说了，他开始转入了以新闻与文学结合的报告文学创作，而且一直都是利用工作之余，此时他有了一批中短篇报告文学在各报刊上发表。

1994年初，杨黎光调到了深圳最大的报纸《深圳特区报》总编室工作，又是从夜班编辑做起。工作之余，他没有停止自己的创作。晚上夜班，白天采访写作。这时，他创作了轰动一时的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王建业特大受贿案探微》。从那时开始一系列长篇报告文学问世：《打捞失落的岁月——死缓犯人曾莉华狱中自白》、《美丽的泡影——一个经济畸人的悲剧》、《伤心百合——一个好男人的真实故事》、《梦醒魂不归——深圳“7·11“大案探微》等。其中《没有家园的灵魂——王建业特大受贿案探微》、《生死一线——嫩江万名囚犯千里大营救》、《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连获三届鲁迅文学奖，后其创作的长篇小说《园青坊老宅》入围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著名评论家贺绍俊认为，杨黎光是一位思想型作家，“他是以思想为钻头，对所书写的对象进行深入的钻探，开采出最有价值的思想金矿。”

中华读书报：初到深圳时，您感受到怎样的变化？

杨黎光：那种热火朝天的氛围使你有激情，与自己家乡的那种四平八稳，暮气沉沉形成强烈对比，让人的精神状态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实初到深圳物质生活并没有多少提高，记得刚到报社，我拿了三个月的试用工资，每月只有380元，当时的待遇就是报社发了一辆自行车，分给了我6平米的一间房，是城中村出租屋中的一间没有空调的房间。半年后我妻子和女儿也来到深圳，仍然是这6平米，房间里只能放下两张床，报社一直没给解决。试用期满，工资才拿到了800元，直到后来我担任了副刊部主任、报社编委，工资才慢慢地有所提高。那时我女儿都上小学四年级了，一家人还是在6平方里，又离学校太远，后来无奈搬到朋友单位一间放杂物的仓库住了四年，直到分了新房。

到了深圳，有一个特点，只要你努力，日子总是一天比一天好。这是个移民城市，不排外，很宽容。那时的深圳人，对明天都有着一个美好的期待。我也是。

中华读书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与深圳有关的作品？

杨黎光：我是1992年元月到的深圳，紧接着就是邓小平同志南巡。那时邓小平到深圳并没有见报，大家并不知道，印象深刻的是，那天我正在报社上班，接到一个读者电话，说邓小平到深圳国贸大厦了，我亲眼见到的。那时我还没有预感到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3月26日，《深圳特区报》率先发表了“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的报道，接着又是系列评论，集中阐述了邓小平南巡谈话的要点内容。这时，我已经感觉到那种热火朝天的改革，已经不能让我静下心来构思小说了。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开始了报告文学的写作，1993年以后开始写深圳。十几年后才写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就是《园青坊老宅》。

中华读书报： 1994年，您的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引起极大的轰动。今天您怎么看待这种轰动？

杨黎光：核心的一点是，我是把贪污犯当普通人来写的。一开始只是为我当时所在工作的《深圳特区报》写连载，像新闻报道一样，每天1000多字。但是在发表过程中就停不下来了，因为轰动效益，广大读者参与进来了，每天都接到很多读者的电话，他们和我一起讨论，我又把这种讨论写在第二天的连载中，这样就更拉近了和读者的距离，这是一种报告文学创作中很少见的现象，因此一时洛阳纸贵，全国很多报纸开始转载。这样的写作坚持了很长时间，一直到跨年都停不下来，再到狱中去采访已经在服刑的当事人，接着又写续篇，所以它的轰动效益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中华读书报：此后您的报告文学创作不论题材还是风格都一直发生变化？

杨黎光：我认为一切艺术创作最怕的就是不断地重复自己，我力求不断地改变。我的报告文学创作基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92年至1998年，基本是写人物的命运，《没有家园的灵魂》写的是一位官员，《打捞失落的岁月》写一位国企女老总，写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人的异化。这个阶段的创作特点和此前的小说训练有关，精心地讲故事，写人的命运，写人的情感。《伤心百合》是另一种风格，写的是深圳第一人民医院的一位病故的护士长和她的丈夫的情感故事。第二个阶段，从1998年到2008年，转入重点写大事件，1998年全国三江洪水发生后，我写了《生死一线》，2003年初春，我是在第一时间里投入到抗击“非典”一线的采访，写了短篇报告文学《守护生命》。接着，我又用了7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我的第一部思辨体长篇报告文学《瘟疫，人类的影子》，对刚刚过去的“非典”疫情的发生，进行了深度的反思。后来，我又写过汶川地震。第三个阶段是从2008年开始，一直到今天。那一年所有的中国人几乎都把注意力放在奥运会上，而忽视了一个节点，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从那个时候，八年中，我完成了三部以“思辨”为特色，以“追寻中国的现代化脚印”为主旨的长篇报告文学。其中《大国商帮——承载近代中国转型之重的粤商群体》，追溯的是“一条线”，探索的是粤商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现实意义；《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考察的是“一条路”，研究的是民国时期提出的“实业救国”之路的意义与成败；《横琴——对一个新三十年改革样本的五年观察与分析》，解析的是“一个岛”，分析的是改革向纵深发展后的试验点“自贸区”的创新与局限。这三部作品，被称为“追寻近代中国现代化脚印”三部曲。

中华读书报：您的“思辨”体报告文学，都带有“宏大”的主题，以思想性见长。包括您最新创作的《危城再造——对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病”治理的思考》。

杨黎光：最新完成的《危城再造》，记录的是“一个点”，核心是深圳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的原由和意义。深圳罗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出发地，而新中国这一轮改革开放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发展，对于这一片土地的关照与省思，在今年的历史节点，有特别意义。

深圳建市史还不到40年。如今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现代都市”。令人目眩神摇的“城市化”步伐，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城市发展的种种“外部性”问题，比如人口膨胀、畸型发展、环境污染、交通拥堵、违法搭建（在国外即是贫民区）、环境压力、卫生难题和安全威胁等等，并催生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即所谓的“城市病”的产生。

中华读书报：《危城再造》特别注明：为改革开放四十年而作。以亲历深圳的飞速发展，在写作中您有怎样的感受？

杨黎光：刚来深圳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它充沛的青春气息，以及它堪称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几乎每天它都会给我带来不同的变化与惊叹。我觉得深圳这座城市总是朝气蓬勃日新月异。

但当我接触到罗湖“二线插花地”，并以此为契机，对进入更新计划的深圳各个小区、厂区进行观察时，我才发现，即使建成时间很短的城市，在时间演进的主宰下，它也很难逃避，类似于人类生老病死的生命形态的刻蚀与冲刷。

作为深圳最早的建成区，罗湖自然正是这种城市生态的典型缩影，而“二线插花地”在这更是扮演了“缩影中的缩影”角色。年轻的深圳，也会有自己的生命节律的，而且它是以一种加速度的节律，将其他地方现代城市两三百年的时光，在自己的身上迅速演化，但历史也是公平的，在快速生长的同时，也快速地将生老病死的生命节律，堆放在深圳身上。

中华读书报：《中山路》获第四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横琴》获《中国作家》第九届“鄂尔多斯文学奖”大奖，《大国商帮》获得广东省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图书类优秀作品奖。对于大题材的书写，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杨黎光：大题材的创作，首先就是思想，你首先要想明白，你的主旨是什么？你讨论批判的是什么？你站在历史的哪一个高度上。所以才叫“思辨”。它和你所写的以事件、人物为主的不同，它的核心是思想。这一点，很重要，也不容易。没有境界写不出好的作品，尤其是作品的思想和品质。为此，有时候我牺牲了故事的曲折和人物的精雕细琢，这一点是个遗憾。如果我还要继续写下去的话，要改变。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报告文学的“虚构”？

杨黎光：我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坚守不虚构的底线，但可充分运用小说的细腻笔意，让读者有阅读的欲望。比如说，报告文学能不能写心理活动？能写。在我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有充分的主人翁心理活动描写，你可以精心观察细节，利用旁人的叙述，让心理活动描写建立在真实的细节之上，报告文学也可以写出很好的可信度很高的心理活动。我通过大量细节和旁人佐证，描写了人物心理活动，没有人说我的报告文学不真实。报告文学创作，所有笔法技巧都能用，但就是不能虚构事实。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您对深圳的感情？您的作品中，书写深圳的占多大比例？

杨黎光：深圳给了我机遇，我对深圳充满了感情。在二十多年里，用我全部的精力回报深圳纪录深圳。早先深圳人最不愿意别人说它是“文化沙漠”，一大批文化人为深圳的文化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是一代一代根续不断。深圳这个城市很实际，重经济，重实利，给人机会。但直到今天我也不认为这里就是“文化绿洲”。在深圳有个“人才公园”，很大，很“豪华”，但我没去过。听说里面矗立着30位深圳杰出人物的星光柱，没有一位是文化人。深圳有个“文化艺术专家联谊会”，里面全是深圳一流的文化艺术专家，他们对此耿耿于怀。我觉得，这一方面反映了深圳这座城市一直重经济型人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深圳还不是“文化绿洲”。

杨争光，深圳市第四届政协委员。一级作家，影视编剧，深圳市文联副主席。1957年生于陕西省乾县，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诗歌、小说、影视剧写作。著有《土声》、《南鸟》、《老旦是一棵树》、《黑风景》、《棺材铺》、《从两个蛋开始》等小说，担任电影《双旗镇刀客》编剧，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编剧之一，《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总策划。

杨争光：我从来没有掩饰过对深圳的感情

从西安调到深圳并成为深圳人，是杨争光事先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

1997年中国电影“华表奖”评奖，杨争光作为评委，把宝贵的一票投给了反映深圳的电影《花季雨季》。后来这部电影获奖，而杨争光也与深圳这座新兴的城市有了某种潜在的关系。

“蓬勃、清爽、充满生气，没现在客观拥堵。特别是那条深南大道，绿草鲜花，宽阔舒展，就像铺展开去的精神和心情。”在《杨争光文字岁月》中，他如此回顾自己1998年初到深圳的印象。年轻的深圳似乎使杨争光获得了新的激情和活力，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从两个蛋开始》《少年张冲六章》及《驴队来到奉先畤》等小说作品，创作了电影剧作《杀手》《公羊串门》等，并扶持青年编剧创作了以深圳为背影的电视连续剧《爱是双人舞》《有你真好》等。

”喜欢深圳的生气。喜欢那个时候的深南大道。喜欢它包容的精神，敢于试错的勇气。“杨争光用排比表达对深圳的喜爱。他从来没有掩饰过对深圳的感情，深圳的朋友们使他真切地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体温。他说”我可能不会再调动了吧。如果不再调动，深圳就是我最后的归宿。“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哪年开始写诗的？陕西师大推出您的诗集，是第一次单独出版吗？时间跨度有多久？可否具体谈谈？

杨争光：上世纪中期上大学前。在农村修水库，在山沟里，从沟底的小河里挑水到山沟的半坡，帮厨。有闲暇时间，就写了一首关于小溪的诗，受到了县文化馆老师的鼓励，就继续写。那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竟然写过几百行的长诗。真正开始学习写诗，是1978年上大学以后，写诗，天天写，直到1988年，就是我过去说过的曾经对诗产生过十多年的迷恋。那时候的梦想就是当一个诗人。88年写了最后一组诗《交谈或自言自语》。这时候我已经开始写小说了。写了这一组诗之后，就在小说和电影剧本写作来回折腾，不再写诗。曾经想给自己编辑一本诗集，甚至写了一篇序，但没有编成。到深圳之后，受一位朋友的怂恿，真的编辑了一本诗集，朋友请十位朋友每人写了一篇序，还有朋友给它起了个名字：《一个人的诗和一座城市的文字》，如果真能出版的话，大概会成为一本序文比正文还色彩斑斓的诗集。很遗憾，没有出版。2012年出版文集，其中有一本诗歌卷，因为是文集的组成部分，朋友们写的序文就没有收进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诗集《屋檐水》，是三本书中的一本，是从文集里边的诗歌卷里选出来的一部分，时间跨度十年。这本诗集也没有收进朋友们写的那些序文，是因为有了新的想法。从前年开始，我又恢复写诗了，都在笔记本里，没有公开发表。我想将来再出一本新的诗集，从旧有的和新写的里边挑一些能看得过眼的，自认为有些价值的，再把朋友们写的那些序文收进去，争取不辱没朋友们的文字。即使我的诗没有价值，但对我，至少是友情的典藏。

中华读书报：直到现在，大家谈起您的作品，《老旦是一棵树》还是令人津津乐道。能谈谈您早期的文学创作吗？经历了哪些阶段？

杨争光：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客串写过短篇小说，写的第一篇，就发表在《山东文学》上，那一年的第一期的头条，也得了奖。但那时候，是想当诗人的，并不热衷小说，虽然没有发表几首诗。后来还写过几个短篇，都发表了，依然应该是客串。也就因为这几篇小说的发表，有朋友以威逼为鼓励，怂恿我写小说。那时候是1986年，我作为陕西省扶贫工作队的一员，在陕北的一条稍沟里，一口气写了七个短篇小说，就拿着它们参加了那一年《中国》杂志在青岛举办的笔会，记得那一次笔会有许多青年名家，比如徐星，迟子建和后来的格非。《中国》杂志和青岛的《海鸥》分别发表了我的那七篇小说，就有了许多朋友的溢美与鼓励。《人民文学》组织1987年一二期合刊，负责编辑部工作的朱伟向我约稿，努力与期待让我感动。我写了三个短篇，竟然没有辜负他的期待与鼓励。从此，我就多写小说而少写诗了。1988年初，干脆停止了写诗。1980年代文学热，编辑家与作家都有着对写作艺术的激情与真诚，也能够拥有众多的读者。朱伟对我的鼓励，至今让我不能忘怀，也不会忘怀的。他确实是非常厉害的编辑，是那一个时代中国文学的亲历者。前段时间他写了一本书，写的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的作家作品与文学事件。他对小说艺术的审美值得信赖，是许多浪得浮名的所谓小说艺术批评的名家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真正懂得小说艺术的像他这样的编辑家，在中国不能说是唯一，说寥若晨星应该不是过头话。由于他的热心鼓励与推荐，我把小说写作坚持了下来，后来就有了《黑风景》《老旦是一棵树》《棺材铺》等等。这个时候，我又开始写电影了。电影剧本的写作给我写作小说，带来了未曾预料到的好处。有朋友担心，写剧本会“坏”了写小说的手，我也担心过，但似乎没有坏。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创作中，影视作品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比如《双旗镇刀客》《五魁》，作为《水浒传》的编剧和《激情燃烧的岁月》总策划，您当年在影视界也是风云人物。可否谈谈的这段生活？

杨争光：我肯定不是影视界的风云人物，但确实亲历了上个世纪末十年以及其后许多年中国电影电视的演变历程，也算是一个当事人吧。是当事人，也是局外人。在文学也是这样的，写诗写小说与文学有关，与文学界关系却不是很大，当然也有很多朋友，都是我很敬重的作家。如果要用一句话说我这一段时间的写作生活，我愿意说我是一个把小说和电影电视写作真当一回事来做的散淡人。由于真当回事儿，就会认真，自己较劲，不管是小说写作，还是电影电视剧的写作，都一样的，有汗水也有心血，就和种庄稼的人把种庄稼真当一回事儿一样的，扯不到什么高尚，也扯不到比写作以外任何行业的人更辛苦。

中华读书报：在平衡写剧本、写小说、写诗之间的关系方面，您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小说也好，剧本也好，都得保持诗心，作品才有弹性。这种“弹性”，是很难把握的吧？

杨争光：说诗心与弹性，可能与我自己写故事有关，不见得就是什么真理。但我确实是比较注意弹性的，不管是一首诗，还是一篇小说，最好能像弹簧一样，具有好的弹性。要获得这种弹性，需要表达的技术，也需要对人物对事件的感受力。更需要立意。立意往往会决定作品的品质，然后才是表达。表达很好，立意不高，或者含混不清，是对才情的浪费。立意与理性判断有关，诗心与表达的弹性有关。

中华读书报：您的小说语言简洁凝炼，这和诗歌训练有关吧？您在语言方面有怎样的追求？

杨争光：也许有关吧。我希望我的作品，诗也罢小说也罢，哪怕是电影剧本，在表达上都能努力做到准确与简洁。准确的表达是首先的。准确的表达，也往往是简洁的表达。学术文章也许只有他这一套表达吧，我不懂。就文学的表达来说，我总觉得我们不如我们的古人，无论是文章还是诗词，精准，简洁，生动，诗意，弹性，白话文以来的作家作品，包括诗人诗作，少有能与我们的古人比肩的。也许，白话文与古文相比，还远未成熟，是我们比不过古人的一个原因吧。还没有成熟，多作践而少建设，在当代的作家作品中睁开眼就能看出，网络写作彻底摧毁了所谓作家诗人们的文坛，对汉语的作践也更甚，有自我作践，也有被迫作践，很悲哀的。

中华读书报：在文学界有一种误解，总认为严肃的作品才是“纯文学”，但是我觉得您的作品很好地融合了故事性、文学性。可否谈谈您的文学观？

杨争光：有人说，只有好的和不好的电影，不存在什么纯粹的和通俗的电影。我基本同意这样的说法。就算存在纯粹和通俗的文学之分，也很正常，不同的作家各有所写，不同的读者各取所需。文学也是一种社会存在，丰富也庞杂，一律纯粹，会把文学纯粹到死的。我们有过这样的教训，也很惨痛的。

中华读书报：2012年《杨争光文集》（海天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您的作品首次全面结集，被称为深圳出版史上的一次标志性大事件。您如何评价自己的文集？

杨争光：我当然很感谢海天出版社。我一直不主张出文集的，因为在中国作家中，我实在不算什么。但出一套文集，对自己做一个检视，也许有益于继续的写作，所以也就编辑了这一套文集，竟然还有读者喜欢，听说已经买不到整套的了，这倒让我有一点欣慰，没给海天出版社丢人。

中华读书报：关于深圳，您似乎只写过一部舞剧？您还有意对深圳有继续的书写吗？

杨争光：是的，写过一台舞剧剧本，以深圳的从无到有为原型的，起了一个名字：《关于一座城市的舞蹈》，想法是整台舞剧，利用现代舞台声光电的技术，以国标舞为主要表现手段，兼容现代舞与街舞，拒绝芭蕾舞。当时主要的想法就是这个，写得也很顺利，也通过市文联在协会申请了文化基金，但后来听说，排演的不是我写的这个。我当然希望我能写和深圳有关的东西，也有过准备，但至今没有写。原因大约是，这座城市的光鲜与靓丽，睁眼就可以看见。但何以光鲜，何以靓丽？原因会多过满城的勒杜鹃，证据及其说服力也如莲花山和西丽湖一样确实。但这就是这座城市，从起始到庞大，从小水洼到音乐厅，从荒地到中心书城的全部真相么？与光鲜和靓丽相杂糅的，也有汗水与血泪，有牺牲，有戕害，有掠夺，其强悍与掠夺，是否残酷到丧失人性？其证据说服力是否也和它光靓亮丽的证据说服力一样多，一样确实？人类建造城市，应该是要让人类有更好的生存，更美好的人性。文明的路径上，生长的不仅仅是光鲜与靓丽，应该也掩蔽着血腥与罪恶。如果我要写它，我该怎么写呢？我不知道。一座城市首先是一个人性的世界，人性的世界不会是单一存在。至今没有写，首先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对自己的审视与掂量，能不能书写？有没有足够的智慧？还是干脆承认了吧，到现在为止，我依然没有书写它的勇气和自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喜欢热爱这个城市，也许更意味着我对这座城市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