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国华获得第八届冰心散文奖单篇奖后，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记者：请谈一谈您的这篇获奖作品吧，看名字就知道跟宝安有关。

王国华：是的，《我不认识铁岗村的人》是我写的深圳系列中的一篇。最先刊发在2017年第12期的《读者·原创版》和《海燕》杂志上。

最近两年，我一直在持续地写一个深圳系列。以散文（非虚构）方式呈现，短则两三千字，长则一万多字。我来深圳快八年了，感觉已逐渐和这个城市融为一体。最初那几年，我对深圳抱着一点神秘感，加上一点点戒备心理，还有一些不适应并说服自己去适应的心理，各种心理掺杂在一起。某种意义上，我更像一个深圳的客人，对它不远不近，因此也没法描述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个城市越来越了解，越来越爱，感觉用文字来呈现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最初我给这个系列命名为“在宝安”，就写自己最熟悉的事物。文友李双鱼听说后告诉我，他也写过“在宝安”，作家晋东南好像也在写。我说，这是好事，大家都写身边人、身边事，互为补充，“宝安”的见光率越来越高，这就是我们为这个地域做的贡献。

我先后写了西乡河、宝安公园、城中村、街头小店，越写越需要外延，像涟漪一样一圈一圈扩散开来，逐渐成了深圳系列。现在写了十多万字，年内将由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暂定名为《街巷志——深圳体温》。

记者：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系列？

王国华：在这个城市待的时间长了，有点百味杂陈的感觉。我看到了深圳的活力、旺盛的生命力。跟内地城市比，它更讲规则，各种服务更好。同时我也看到了它的浮夸、焦躁以及概念化。我希望自己的文字能赋予它一些东西。比如深圳缺少忧伤，忧伤是一种高贵的情绪，我能否通过自己的文字赋予其忧伤？因为经济的发展，某些深圳人的优越感似乎越来越强，我能否通过自己的文字让这种优越感变得优雅一些？当然，这样想可能有些不自量力，但我愿意做这种尝试，也愿意看到更多的文友一起做这件事。

接下来我会往纵深写，也许会越写越难。但没关系，做好自己就行了。本土作家谢宏先生曾善意地提醒我，这种单一性写作，对文学创作也许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此前有人已经这样做过，并没什么反响。我很认同他的观点。不过，我还是想继续写下去，直到撞到自己的天花板。毕竟现在还处在热情之中，这种热情以后自动消失也未可知。而文友们的提醒和鞭策将为我做好自己提供更多的养分。

记者：请谈一谈您的个人创作历程吧。

王国华：写作其实是分圈子的，诗歌圈、散文圈、小说圈、杂文圈、读书圈等。我上学时一直是校园诗人，大学毕业之后，发现写诗不能挣钱，不能养家，而那时生活压力非常大，娶妻生子，养老人，这是非常现实的考虑，就开始写一些随笔和杂文。最初我写的都是一些所谓青春美文，感悟类的随笔。因为容易刊发，发表量很大，在国内报刊几乎天天见报，也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每年的《读者》《青年文摘》《意林》等杂志上都会出现易水寒和王国华这六个字。

大概在2005年、2006年左右，生活相对安定了，那时候开始大量阅读，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野史笔记之类的，至少读了一二百本吧；另一方面是民国期间的作家作品。其实，阅读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这期间混的主要是“杂文圈”和“读书圈”。

我到深圳来之后，写作上出现了一段迷茫期，不知道应该写什么。这时候生活更加安定了，也没有什么生活压力。我身边有大量的诗人，像樊子、阿翔、远人、居一等。我和他们耳鬓厮磨，在同一个饭桌上吃饭，写诗的心就被慢慢找回来了。

在写诗的同时，更多精力是写散文。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我报文学创作职称，报的是散文系列。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个想法：很多貌似高尚的走向，可能源于一个非常世俗的由头。我记得作家陈再见谈到初心问题的时候，也讲了类似的原因。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创作上是用心的、执着的、痴迷的。相反，一个世俗的原因，让我们的追逐有了具体的目标，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个过程，是美好的、舒畅的、乐在其中的。

记者：获得这个奖项对您意味着什么？接下来还有什么打算？

王国华：获得这样一个大奖当然高兴。颁奖当天我曾发了个微信，“在这里要郑重感谢一下：感谢文坛前辈们的提携和奖掖，感谢文友们兄弟般的帮助和鞭策，感谢先后供职过的几个单位领导们的包容和关照，尤其要感谢亲人无私的爱与支持。我会一如既往地努力。”这些感谢都是发自肺腑的。写作的道路上，感觉好人都让我碰上了。

当然，我更要感谢中国散文学会，感谢冰心散文奖评委会，感谢各位组织者。以前，我也零零星星地获过一些奖项，但这个奖项更具权威性。不过，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文本说话。奖项、职称之类的，有时候可能是负累，甚至影响到作家的写作。所以我希望尽量减少奖项对我负面影响的同时，希望它给我另一个层面的意义，即从此之后，我写下的每一个文字，是否对得起“冰心散文奖获得者”这个称呼。我会用更高的要求来完成自己的文本，用更高的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言行。